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新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论文,新经济论文,直接投资论文,贡献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3）11-0005-02
一、导言
美国最早使用“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11月）对新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是：新经济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的死亡，而只是强调出现了两种趋势或面临着重大变化的时代：即商务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新经济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黄金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也经历过网络业的冷酷寒冬，多年来，经济界对其概念、特点、作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经济已客观存在。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为主导，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以网络为载体，以周期弱化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其涵盖范围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环保，航空航天，地球、空间及海洋工程，核应用技术等），还包括一些利用高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的风起云涌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技术层面来看，以IT业为龙头的新经济相关产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其内在与外溢效应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从更深层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资本层面来看，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投资取向发生深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之一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写为 FDI），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信息、生物工程等的科技革命导致的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并购重组，对各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FDI与新经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我国新经济的成长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利用外资的绝对数量上来讲，我国自1993年以来就长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至2000年利用FDI总量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5％；从外商投资项目分布结构上看，近年来也有了很大改善，在外商直接投资重点——制造业中，以高新技术项目为主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幅显著。但是，由于对新经济概念与表现、FDI对我国新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的认识存在众多争议，客观的、实证的学术评价还不多。本文以新经济概念为出发点，参考国际经合组织（OECD）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与我国的实际国情，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及经验分析方法，试图从量的角度得出FDI对新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初步结论。
二、评价理论与测算方法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简述
有关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跨时比较优势解释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索洛模型）；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研发（R&D）、人力资本积累和外部性的作用（罗默——卢卡斯类型的模型）。
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在生产未来消费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把资源从当前消费品生产中转移出来用于资本品生产、建设及其他提高未来社会生产能力的活动中所得到的回报率很高，因此吸引了那些相对目前生产能力而言拥有高生产率投资机会的国家到该国投资，获取高的资本回报。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资源导向（resource oriented）型到市场导向（market oriented）型并将过渡到效益导向（efficiency oriented）型的历程。由于充裕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我国早期的FDI大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机电、加工制造等产业，随着我国劳动力素质的逐步提高和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强大的加工能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大批的FDI投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过激烈的竞争“大浪淘沙”，我国的FDI必将过渡到以效益为导向的时期。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FDI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就业、出口、消费和储蓄等宏观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不仅影响投资水平，而且影响投资质量。其对东道国的宏观影响效应主要表现为：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和技术缺口、提供一定就业机会、增加出口数量和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有利于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管理和技术升级。因此，FDI的流入通过更为有效的技术、广阔的市场渠道、管理技能以及资本实力，可以对东道国技术、设备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FDI产生的许多“外部性”会使国内公司受益。FDI在给东道国带来资金的同时，还伴随着不同程度上的技术、管理与组织能力、市场网络等生产要素的转移。尤其是技术与管理等“软件”要素通过极化效应、扩展/群聚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扩散，使国内企业在“与狼共舞”的游戏中汲取营养，锻炼本领，增强实力。如上海浦东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如苏州昆山）的外商投资（极化效应）；东莞等地区外商对计算机硬件投资建厂的大量增长，使当地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电脑资讯产业群（扩展/群聚效应）；在与外资企业学习与竞争的过程中，我国企业更新了研发、人才、质量、包装等一系列观念，也进一步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竞争能力（示范效应）。这些都被称为FDI的“外部性”或者“溢出效应”，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使FDI的作用得到了全新的评价。
（二）模型方法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多少主要由其潜在的和现实的市场规模、盈利机会、城市化水平和偿还外债的能力决定。就我国而言，现阶段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受制于现实的市场规模，并与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本文使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型——索洛一斯旺模型，将FDI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到扩展的增长方程当中。另外也可以在扩展方程中增加其他辅助变量，比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利率差额等，然后通过估计来检验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变量不显著，本文之后的实证分析中没有引入其他的辅助变量）。
为了简化，将时间下标省略，基本的扩展方程如下：
三、数据选取
产出y为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劳动h为我国新经济产业年底的从业人数；d和f分别为可比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部分和利用外资部分。由于现有统计资料未能直接提供这两个指标的详细数据，故指标d和f的部分数据仅能根据相应比例推算而得。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以及其他资金等5项。由于利用外资既包括对外借款又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因此需要把外商直接投资分离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
由于难以从目前的统计体系中获得新经济的相关指标，本文联系我国基本情况，并参考国际经合组织对（OECD）高技术产业的界定，选取下述行业GDP指标为计算对象：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邮电通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共七个产业的分类GDP之和，从业人员数可以直接从各年年鉴的分登记类型和细分行业全部职工人数及工业各行业职工人数中获得数据。
新经济产业各年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I[，sum]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基]为分“国民经济各行业按建设性质分的基本建设投资”中相应行业的投资；I[，新]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按建设性质分的更新改造投资”中相应行业的投资。
新经济产业固定资产利用外资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I[，协议]为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统计的“批准签订外商投资协议（合同）分行业统计表”数据，求得的相应行业协议金额。K为实际利用外资系数，即当年实际利用外资与协议利用外资之比。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表1的数据，对总量指标进行估计，OLS估计结果如下；
计算结果及分析：
①1990～2000年间，FDI的产出弹性大约为6.3％；FDI的边际产出平均为国内投资的1.56倍；FDI对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5％。
②FDI和国内投资边际产出的倍数随时间在逐渐下降。到2000年，前者约为后者1.56倍。主要原因为：①FDI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使得边际产出递减；②新经济的“溢出效应”与FDI的“外部性”使我国相关行业竞争能力大为提高。
③在多种投入要素中，技术进步对新经济发展的贡献为43％，主要得益于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浪潮中，我国顺应潮流，把握良机，使新经济相关产业有了一个相对较好的起点，但这一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90年代末期科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占80％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因为FDI自身也会带来先进技术，而且它的许多“溢出”效应，可促进新技术发展与应用，降低企业的内部管理成本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使新经济产业的生产率大为提高，所以技术进步贡献中的一部分应归功于FDI。
④由于1996年后专用设备制造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出现负增长，而增长模型又主要以劳动力数量为投入要素来衡量其对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以最终计算结果显示：劳动力的贡献率约为-5％；必须指出的是，新经济产业知识密集的特点更着重于从素质上衡量人力资本质量。多年来，我国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各项素质均有了相当的提高，成为支持我国新经济的进一步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⑤由于目前对新经济认识上的差异，现行的统计指标还不能准确提供相应的指标数据，加上我国部分相关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导致预测的准确性有所降低（R[2]=0.75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增长方程在研究与政策分析当中运用极为广泛，然而该方法在分析FDI对新经济增长贡献时，很难对FDI间接效应进行数量上的准确衡量，因此，通过增长方程估计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资本部分”对新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分析，FDI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为间接效应比直接效应有更大的潜在影响：FDI的流入，能够引导、借鉴和推动经济体制的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并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效应，如：知识的外溢效应、人力资源的外溢效应、新产品的引导效应、社会观念更新效应。因此，FDI的真正贡献是动态的，有可能比生产方程的估计结果大得多。
尽管如此，增长方程仍是一种有意义的量化FDI对新经济增长的方法，该方法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议：
（一）以入世为契机，提高FDI的利用质量，推进我国以信息化为主体的新经济发展
从前文的分析结果来看，FDI对我国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5％，这与同期FDI对其他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要大得多。我国已明确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这将为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我国加入WTO后，进口关税的下降，使中国企业和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更好、更廉价的信息产品，这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国外资本的进入和相关服务市场的开放，为中国信息、网络、传播等领域的开放和发展创造了制度环境。此外，我国企业在面临全球竞争的同时也应放眼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使我国新经济的发展拥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制定完善我国利用FDI风险资本政策，提高新经济产业全球竞争力
新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新经济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因此，相关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较为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在努力规范我国主板市场的同时，应努力为开放二板市场准备条件。在内地二板市场尚未开放之前，应积极利用FDI风险资本，促进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因为FDI能够加速相关产业发展中亟需的国际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信息的流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同时，应逐步制定、规范和完善风险投资的形成机制、运作机制和退出机制，创造出有利于新经济产业快速、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提高我国相关行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
（三）从“以中场换技术”退步过渡到“以竞争求技术”
本文计算结果的时间背景为我国加人WTO以前，全球企业投资中国，意为在争夺全球最大且最有潜力的市场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政府提出并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即以我国市场为筹码，通过提供一定的市场准入机会，要求外国企业向我国转让先进技术或在华投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项目，以加速国内技术进步。加入WTO后，我国政策不再能够以市场准入机会要求外国企业提供先进技术。因此，我国必须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探索新的技术引进战略，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变上述静态技术进步战略为“以竞争求技术”战略，即将市场平等竞争的压力，变为企业不断进行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既促使外国投资不断将最先进技术与产品同步应用于中国市场，又迫使中国企业在“与狼共舞”中迅速锻炼成长起来。
综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FDI对我国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资本”形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表现（尤其在质上）要优于国内投资。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经济发展表明，我们必须重视新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现有与潜在影响，制定完善相关战略与政策，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与间接作用，全面提高我国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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