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法后王”说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法后王论文,说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诸子，几乎都喜欢挟先王以令当今。因此，“所谓‘先王’一词，不仅是政治上的盛世，伦理上的模范，而且是立论的出发点，推理的大前提，更进一步，对于衡量一个时代，批判一个人物，分析一种制度，莫不以先王为最高尺度。”（赵纪彬：《困知录》上册第6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而荀子在主张“法先王”的同时，却提出了“法后王”说，这在先秦思想史、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犹如“苍头军突起”，颇为人们注目。荀子所谓“后王”指什么？其“法后王”有何意义？前贤今人有三种较为流行的说法：一是认为“后王”系“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从汉代的司马迁到唐代的杨倞，都持此说〔1〕。评法批儒以来，此说大为流行， 至今许多论者仍认为“荀子提出‘法后王’的口号来反对子思、孟轲一派所谓的‘法先王’”（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262页）， 肯定其为厚今薄古的社会进化论。二是以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因此，断定荀子的“法后王”与孟子的“尊先王”是一回事，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清人刘台拱首创其说，王念孙、冯友兰、郭沫若等都以为是。“文革”后，此说又复兴，而港、台学术界，持此说者更盛。甚至有人说：“荀子的法先王或法后王均构不成一个理论命题，前后矛盾，混乱不堪”（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第41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三是以为“后王”即有位或无位的圣人——王或素王，是一位虚悬的期待中的将来的王天下者。此说源自章太炎〔2〕， 后经梁启雄《荀子简释》阐发，也颇有影响。荀子“法后王”的真相如何，是评价荀子社会政治思想，正确理解其历史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
《荀子》一书载有“后王”说的共有六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本文研究归纳出其“后王”的真实意蕴。
《不苟》篇说：“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此“近”与“远”对举，“百王”与“后王”对举，“始”与“今日”对举。可知在时间上，“百王”应属于“远”、“始”；“后王”应属于“近”、“今日”。“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说明“后王”决不是虚悬的期待中的王天下者，否则，君子又何以能“审”、能“论”呢？
《非相》篇说：“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3〕。故曰：欲观圣王之迹， 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后王”在“圣王”之中，是其迹“灿然”之“圣王”，是在位的“天下之君”。从时间上而言，“后王”属于“今日”，属于“近”；从与荀子等同时代人的关系来讲，是“己之君”；从“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来看，“后王”又是“周道”（即周朝的政治制度，治国原则）的代表。
《儒效》篇批评俗儒说：“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又说：“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此“法先王”与“法后王”并提，可知“后王”并非“先王”，其所指另有一定之义。“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二句语意相关，“后王”应属于夏、商、周三代之内，与《非相》篇的“欲知上世，则审周道”对照，可知“周道”确指周朝之道，“后王”为“周道”之代表不虚。“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说明“后王”之道与百家之说（以《非十二子》篇所批评的十二子之说为代表）是相对立的，从“及”字看，两者在时间上也有先后之分。在诸子百家产生之前，“后王”早就产生了。所以，“后王”既不会晚于春秋，更不会晚于战国。在荀子的眼中，“百家之说”是邪说，“后王”之道是正统，这与“后王”是“天下之君”、“己之君”、“圣王之迹”、“其灿然者”有关。
《王制》篇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王制》为荀子理想的治国蓝图，其“王者”为荀子所理想的将来能用“仁术”统一天下的圣王，确属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他“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可知“后王”决非将来的王天下者，而是现实中早已有之的人物。不然，“贰”又如何谈起呢？
《正名》篇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又说：“此制各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正名》是荀子以正名主义为原则阐述名、实关系的一篇力作。荀子认为，“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这就是说，当今之世，圣王已消失了，泯灭了。制名的原则被轻慢了，各种各样的奇异之辞兴起，名与实的关系被搞乱了，是与非的界限不清楚，即使是守法的官吏，遵守礼制的儒生，也都被搞糊涂了。因此，就需要有新的圣王出现，重新进行制名工作。此即荀子所谓“王者制名”。由此可见，所谓“王者制名”与“后王之成名”是不同的。“王者制名”是“若有王者起”的理想，是“王者之制”的内容之一，为虚悬之事；而“后王之成名”为“已没”之“圣王”之为，为已然之事，在荀子时代已被“慢”、被“乱”了。“成名”已成为“旧名”，与当今之“奇辞”、乱名正好相对。而“王者制名”“必将有循于旧名”，即必将有循于“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后王之成名”，“王者”与“后王”既然是“循”与被“循”的关系（从反面讲，就是“贰”与被“贰”的关系），“察”与被“察”的关系，那么，“后王”就决不可能为“虚悬的理想中的”人物。既然“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后王之成名”已被搞乱，那么，“后王”也决非“当今之王”，更何况荀子之时还没有统一天下的王者。同时，“后王”也决非周文王、周武王。因为“后王之成名”既然“爵名从周、文名从《礼》”，那么，我们可想想：周文王时，尚为殷商之世，商王朝尚未被推翻，制天下爵名“从周”有没有可能呢？此处之“礼”字，我们可以理解成周代之礼制，也可理解成《礼经》（参见北京大学《荀子新注》第3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总之，指的是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鲁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国语·鲁语》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左传·哀公十一年》作“则周公之典在”。《论语·为政》载孔子语：“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损益者，当为周公。故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每每梦见周公。《尚书·洛诰》说：“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是营成周时尚用殷礼。《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隋书·李德林传》、《通鉴外纪》卷三引《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4〕可见，周礼成于周公、 成王之时，主要出于周公之作，周文王，周武王皆未及参加。制订刑名、爵名、文名、散名的工作，属于“制礼作乐”的范围，周文王死于殷末，固不足论；而周武王克殷两年后即死去，其时周政权尚未巩固，制名之事恐怕尚未排入议事日程。因此，“后王之成名”决非指他们。即使有制名之举，由于周礼尚未告成，也决不会“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成相》篇说：“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成不详。”“复”即恢复，踵武。“后王”之道被当今之统治者破坏了，搞乱了，故六“复”。如果没有中断，没有“今之圣王没”，又何来“复后王”之说呢？可见，这里的“后王”也非“当今之王”，更非将来之王。杜国庠说：“后王当指‘文武’，即承上第十三章‘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为’而言。”（《杜国庠文集》第207页）按杜说从《成相》篇而言可以成立， 但从《正名》篇看，显然有误。
从《荀子》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后王”有如下特点：一是“后王”同“先王”一样，都是“圣王”，都是在位的“天下之君”，其时代基本不出夏、商、周“三代”。二是“后王”又具有一些“先王”所不曾具有的特征：他们时间上距今人较近，其事迹“灿然”，又是“己之君”，是周道的代表。他们制“爵名从周”，制“文名从《礼》”，其“成名”“若有王者起”“不可不察”，其道今人可“复”。综合这些特征看，我们可知“后王”既非“今日之君”，也非虚悬的期待中的王天下者，当然也不应是周文王、周武王，而应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当今之王以前的西周时代的贤王。如要确指的话，可参考刘师培的意见。
梁启雄《荀子简释》于《非相》篇中引刘说云：“後，后古通。后，继体君也。盖开创为君，守成为后。开创之君，立法草创，而成文之法，大抵定于守成之君，如周之礼制，定于周公、成王是也。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王言，非指文、武言也。”〔5〕按刘氏以此“後”为“后”之通假字，并引《说文》以“后”为继体君，其说不确。从金文、《尚书》、《诗经》看，后即君，后为原始义，君为后起义。开创为君，守成为后，后为继体君说无据。“後王”之“後”字无需通假，其义为先後之後。刘说“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言”极是。周文王、周武王为开创之君，故荀子称之为“先王”，成王等西周盛世之贤君，后于周文王、周武王，故称“后王”。周之礼制，多成于成王之时。《史记·周本纪》说：“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黜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又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像成王、康王这样西周盛世之君的代表，荀子称其为“后王”，以其为圣王事迹之灿然者，为“己之君”，为“周道”的象征，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后王”指成王为代表的“守成之君”，其实也应包括周公。周公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在周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成王之治实即周公之治，周政权的巩固实得力于周公。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崩，其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周公摄政。所谓“救乱”、“克殷”、“践奄”，所谓“建侯卫”、“立七十一国”，所谓“营成周”，合诸侯，“迁殷民”，所谓“制礼作乐”，所谓创立嫡长子继承制，都是由周公完成的。所以，周礼、“周道”，都是由周公设计的，实即周公之制。荀子揭示了这种“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的事实，实际是承认周公曾称为周王。所以，说“后王”中包括了周公，这并不奇怪。
荀子的“法后王”说蕴含有三层认识，第一是后王先王同理论。其《非相》篇说：“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认为，根据人的一般状态去衡量个别的人，根据自己的情感去衡量个别的情感，根据同类事物一般情况去衡量其中的个别事物，根据言论来衡量实际的事功，根据事物的总原则“道”去观察一切事物，这在古代今天都是一样的。事物只要属于同类，不管时间相隔多久，它的规律（“理”）都是相同的。
从“类不悖，虽久同理”的认识出发，荀子在许多方面都得出了“古今一也”的结论。其《议兵》篇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其《君子》篇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礼论》篇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一也。”“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正论》篇认为尧舜禅让的传说不可靠，说“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又说：“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万世不能易也。”对于“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言论，他直斥为“妄人”之说，认为是一种“诬欺”。
正因为“古今一也”，所以荀子认为“先王”、“后王”之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天论》篇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在荀子眼中，历代帝王之道都没有根本的变化，它们足以成为一个一贯适用的原则。这里的“百王”，既包括了“先王”，又包括了“后王”。《不苟》篇说：“百王之道，后王是也。”杨倞注：“言后王之道与百王不殊。”这与孟子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的认识是相同的。由此可见，荀子的后王先王同理论尽管有肯定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其固有规律的一面，但是他却主张这种规律在本质上是不变的，所谓“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不过是一种循环而已。这是荀子历史观保守的一面，从这一点来看，说荀子“所谓‘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法后王”说蕴含的第二层认识是法后王易，法先王难。既然“古今一也”，“法后王”与“法先王”是一致的，那荀子为什么又要在“法先王”的传统下提倡“法后王”呢？这有没有必要？对此，荀子在《非相》篇进行了回答。
荀子认为，“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圣王制定的礼法制度，乐的节奏，时间久了就会失传，消失。比如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以前，没有“贤人”的事迹流传下来，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因为太久了，这些“贤人”的事迹被时间的流水冲掉了。“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五帝期间，没有善政流传下来，也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随着悠久的岁月消失了。“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夏商的禹汤，他们的“善政”之所以不如周代的清楚详细，也并不是真的很少，同样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总之，“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论略”之事，如“先王”之道，学习起来自然就困难，“论详”之事，如“后王”之道，学习起来自然就容易。这一认识是合于客观实际的，是荀子之所以要提倡“法后王”的现实原因。
“法后王”说蕴含的第三层认识是以法后王而法先王。荀子认为，既然“天地始者，今日是；百王之道，后王是也”；既然先王之道“传者久则略”，后王之道“近则论详”，那么，要法先王，现实可行的办法就只有法后王，就只有“处于今而论久远”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对此，《非相》篇阐述得非常清楚：“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想要了解远古时候的情况，就要从今天的现实来观察。想要知道上世先王的所为，就要从近世后王的“周道”来考察，这种方法就叫做“以近知远”。所以，荀子的“法后王”说，实质就是一种由法后王而法先王的“以近知远”论。
尽管荀子“数今日”的目的是为了“观千岁”，“审周道”的目的是为了“知上世”，“法后王”的目的是为了“法先王”，但是这一提法却含有从近、今观察问题的思想，事实上将人们所效法的对象由上古的先王转到了近世的后王。这里，“先王”虽然得到了抽象的肯定，而“后王”却得到了具体的肯定。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今之后王自然就成了检验古之先王的标准。这样，必然就会导致与传统大相径庭的厚今薄古思想。韩非子有一名言：“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如果要寻找思想发展的逻辑环节的话，荀子的“法后王”说就是其间不可忽视的一环。
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荀子作为一个儒学大师，在心理认知、思维结构、学术承继上都不可能完全突破儒家的传统模式。而且在先秦，不但儒家，就是其它诸子百家也皆崇法先王，以先王为最高理想人格，以先王之世为最完美的理想社会。所以，荀子不可不在主观上尊崇先王。但是，荀子处在变化急剧的战国时期，其思想又接受了时代的影响，具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正是看到了“法先王”说在现实中的难以实行，看到传统儒学在乱今之世的艰难命运，所以，荀子试图“补天”，以“法后王”说济“法先王”说之穷，以便异途同归，达到复兴儒学、实现王道的目的。
由此可见，简单地肯定荀子的“法后王”说为社会进化论固然不合荀子的本意；简单地说荀子的“所谓‘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也不尽合事实；至于说“荀子的法先王或法后王均构不成一个理论命题，前后矛盾，混乱不堪”，则更是对荀子的误解。我们应在正确理解“后王”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才能对荀子“法后王”这一命题得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注释：
〔1〕见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荀子集解》、 《不苟》、《成相》、《非相》等篇杨倞注。
〔2〕见《訄书》初刻本《尊荀》篇。
〔3〕“极”下“礼”字从俞樾说删。
〔4〕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122、12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见该书第52页，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后引系刘师培《荀子补释》语。
〔6〕依王念孙校删“一”下“度”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