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非主流经济学最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与非论文,经济学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主流经济学的现代性“宿命”
就像经济活动是人类现代性事业最辉煌的一幕场景，经济学亦成为现代诸类社会学科中理论疆域最广大、现实影响最深远的一门“显学”。经济学从诞生至今几百年发展过程的每一次转折和演进，无不伴随人类现代理性旋律的变奏与律动。理性主义从近代以来形成了欧洲大陆与英伦本岛两个分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秉承柏拉图“逻各斯”中心的智慧传统，以超验的逻辑化的“理念”世界作为现实“此在”的经验世界的本源和人类认识的对象，形成了由笛卡尔直到黑格尔的“唯理论”一脉。英伦岛上的理性主义则更注重亚里士多德对“质料”存在的感观直觉，发展了一种根植于对实际经验归纳而不是对抽象概念推理的经验理性主义。培根作为经验理性主义的领军人，影响了英国学术传统几百年，而且传承出跨越海峡、走向欧美大陆的经验实证主义思潮。现代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受理性主义上述两个不同分支的交叉影响，显示出它无法逃脱的现代性“宿命”。
1.经济学的逻辑理性主义传统
用数理逻辑演绎推导经济学原理最早始于德国经济学家戈森。戈森模仿牛顿用数学方法揭示物体运动的统一力学规律，建立了类似的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戈森第一定律证明：不同物品消费的边际效用相等时，总消费效用最大。第二定律则证明：劳动边际负效用等于劳动边际产品的消费正效用时，劳动总效用最大。戈森进行边际分析的数学方法正是牛顿发明的导数方法。在戈森之后，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都在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方法。特别是瓦尔拉斯，运用统一数学公式，建立起涵盖全部经济活动（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这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具有摹本意义的公理化理论体系。瓦尔拉斯亲自挑选数理功底比较好的帕累托作为由自己创始的瑞士洛桑学派的继承人。帕累托承袭瓦尔拉斯的理论衣钵，在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区分、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概念提出、个人效用增进与他人效用增进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经济学的数理逻辑构架。又经过艾其沃斯、阿罗、弗里德曼、索罗等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发展，数理经济学最终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和主流讲坛上占据垄断地位的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是一种立足于少数几个基本假定之上的完备的公理化体系。它假定：(1)经济人动机自利；(2)自然资源和消费品稀缺；(3)信息完备并对称；(4)交易成本为零。在此假定之上，推导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规律。由于数理经济学不是从事实中归纳出一般理论结论，所以它的真确性不依赖于具体经济事实，而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与合理性之上。虽然一些数理经济学家也诉诸经验检验，但经验数据只是作为辅证手段。其次，数理经济学各部分内容之间具有逻辑自治性，遵循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现实经济活动中许多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旦纳入经济学分析范式，就变成了齐一的东西。与经济学假定和推断不吻合的经济事实就被抛出或被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再次，数理经济学具有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凡是从现有理论推导出来的新的结论，都被认为具有相同正确性而纳入现有理论体系。经济学对数理逻辑方法的过分倚重，尽管加强了它的理论内生性和完备自足性，并使它表现出一种概念清晰的科学化风格；但同时也使它越来越只顾“自说自话”，逐渐脱离开千变万化的经济现实，成为一门如科斯所指责的“黑板经济学”。
2.经济学的实证经验主义倾向
经济学并没有成为逻辑理性主义一家的地盘。它虽然一方面沿抽象逻辑盘旋上升趋近纯粹理性的天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时俯瞰脚下变幻不居的经验的大地。当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迷恋于经济学抽象逻辑构架的和谐与美之时，英伦岛上的经济学家却在沉醉于对农场种植、手工工场生产、海外贸易等各种经济现象的观察与解释。亚当·斯密就是通过对大量经济现象的细致分析，得出了市场交易范围与分工关系、经济人行为动机、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等经济学基本原理。皮古也是一位惯于从实际经济生活捕获灵感和发现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不固守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既有理论结论，又发现市场主导下的经济活动存在大量外部性，导致经济活动的福利后果在个人与他人之间分配的天平出现了倾斜。科斯在经验主义理性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他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于不顾，倾心于具体经济案例的原创性研究。他发现商品和产权交易过程呈现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可以量化为数量不等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活动的规模及其与市场的交互边界。
对实际经济现象的重视还导致计量经济学的诞生。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与方法是，从大量离散分布的经验数据中寻找经验自身的变化规律。它不诉诸或完全放弃理论的逻辑真确性，认为任何经济学理论及其逻辑推导结论都应符合实际经验结果。它发明了一整套从经验数据中发现规律并用经验数据检验经济学规律的计量技术。
现代经济学发展一直在逻辑理性主义与经验理性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左右逢源，维持着一种颤抖的均衡。它既坚守对逻辑理性的虔诚信念，又不得不面对经验事实可能的诘难。它沿逻辑的天梯不断创登理性的高度，然而又始终无法拔弃与经验事实相连的基根。经济学在逻辑与经验理性之间尽管陷入迟疑与悖难，不得不作各种折中与取舍，但始终不改它的现代性基本特征：(1)理性一元论的独断话语结构。现代经济学始终不渝地追求建立以“理性人”为基本公设的统一理论框架，追求建立以理性解释一切经济现象和行为因果的“宏大叙事”体系。与该理论体系相容的理论学说，都被纳入经济学“主流”受到追捧；而与该理论体系相龃龉的理论学说则长期受到贬弃和忽视。在经济学主要杂志和讲坛上，非主流经济学家几乎失去了话语权。(2)对理性原则的绝对尊崇。现代经济学不仅将理性原则贯穿于理论体系的结构与方法，而且视理性为人的经济行为选择决定的基本准则，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是精确计算的、力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支配行为，非理性行为几乎被当作与疯癫相同的反常现象而长期不被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与经济学非主流方向的最新发展
如同主流经济学无法逃脱它的现代性宿命，同样也不得不面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种种诘难与追问。后现代主义不是独立的学科或学派，而是体现在20世纪中期以后文学、艺术、哲学等各门学科中的与传统现代性理论立场、思维视角、逻辑方法相对立的普遍性思潮。现代理性主义以一种终极和绝对的态度面对世界的“真”和关于世界的“知”，当理性以此种立场追问自身时，却陷入无法超拔的自我悖难。理性对自身的绝对之“知”是：无知；对世界绝对之“真”的解案是：失真。现代性包含的终极追问摧毁了自身立足的基点。后现代主义正是从现代性核心的晦暗处逐渐弥散开来，以一种新的对世界的摹画取代了现代性世界图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如下：(1)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知识立场。福柯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对理性一元论的知识观进行了解构，对近代几百年来理性知识以“真理”名义压迫、驱逐各种非理性认知活动、特别是迫害疯颠、痴呆的历史作了深刻的挞讽，对理性话语权力的历史合法性给予了追问；表现出关于知识话语的歧义性、多元性、相对性的全新立场。(2)非本质主义的现象学态度。胡塞尔关于“现象既本质”的命题和对现象背后之本质存在的“括弧”处理方法，是后现代主义者一致奉信的“圭皋”。海德格尔对人生理性本质的放逐和同时对人真实生存过程的“思”与“体验”的关注，体现了非本质主义的现象学的人生哲学。这种非本质主义态度在自然观方面的反映就是承认随机偶然性为自然之一本相，同时承认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仅是对自然过程的主观建构与模仿，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内在本质的对人的完全敞开与显现。(3)“碎片化”、差异化的方法论原则。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对事物的整体主义认识原则，反对采用包揽一切的“宏大叙事”结构。认为认识的目的不是获得事物的同一性，也不是用一张概念之网将对象无所不包统摄于其中，而是认识具体事物的相互差异。德勒兹认为，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合法性的统一结构，“存在就是差异”，主张“将事物劈成碎片”。利奥塔宣称研究的目的是探求“悖谬推理”和“歧见”在各自条件下何以形成，认为“共识是一条水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甚至挥笔疾呼：“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激活差异。”后现代主义摈弃一般性的总体知识话语，注重对具体社会历史案例和特殊人生情态的深入分析，对一些十分鲜见的小概率事件（如疯癫）也给予与大概率事件相同的理论关注，并善于从中探求出与常规和成见相悖的具体知识。(4)解构主义的理论思维取向。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内在的客观性的本质结构。结构主义者对事物结构的终极探索却导致一种使自身立场发生180°逆转的发现：任何结构的主观人为性——这成为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维特根斯坦首先用人为约定的“游戏规则”来解释交流语言的内在结构。此后，利奥塔遵循同样的解释模式对社会、历史、法律、道德等的内在结构进行解释，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法律、道德结构并非有自身的先验合理性与客观性，而是同样来自主体间的相互约定。这种人为建构主义的结构观，使一切结构的客观自在性顷刻间瓦解。在结构主义看来是稳固的客观的东西，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则纯粹是人为的、可以随意设造的物件。后现代主义几乎全盘采纳了后结构主义对结构客观性和稳固性的消解态度，以致最终丢弃了结构主义这种分析方法。即使是处于后现代主义最保守阵营的哈贝马斯，也完全用主体交往达成的一致约定（“交往理性”）作为社会结构性规则的基础。
如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对现代性特征之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理性主义进行了反叛与解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这种超越与批判，在20世纪后期对整个人类现代性事业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描述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18世纪那样，来自中世纪的一切宗教信仰和世俗权力与制度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现在可以看到的一幕类似的情景是，现代理性与科学二百多年来所经营建构的事业，也无可逃避地面临一种新的历史性的检视。作为现代科学理性家族成员之一的经济学，又怎么可能继续独行故我，逃避后现代主义这位新历史判官的质难？经济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直面回应和由此引起对经济学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论结构的反思，必然使其自身发生某种异变。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明现，表现为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异端经济学理论相继出现，并最终酿成2000年开始于巴黎随后迅速席卷欧美大陆主要国家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
1.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核心研究纲领的批判
经济演化思想在马歇尔理论中就早已有所蕴藏。当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的时候，已经清楚地感悟到经济运行过程更类似于生物演化而不是机械运动。但是，牛顿物理学在当时的巨大成功造成数学物理方法在科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全面入侵，马歇尔除了使用适合机械物理对象的数理方法外，并没有其他当下在手的方法可用来揭示经济过程的演化机理。方法上的局限使马歇尔关于经济演化的思维洞观没能够结出理论的果实。比马歇尔略早一些的凡勃伦却始终一贯地坚持了经济演化的理论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凡勃伦较少受到经典物理学方法影响与束缚。凡勃伦把经济过程视为随着适应性的因果互动的累积而演变的过程，认为物理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是不适用的，应该依照生物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原理来研究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变化。凡勃伦以后，经济演化思想几乎被经济学家彻底抛弃，数理经济学的巨大进展上使经济演化理论难以对经济学产生影响。熊彼特以企业家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演化理论虽然有相近的理论风格，但他也断然否认与演化学派有任何理论上的勾联。唯一继承凡勃伦理论衣钵，从而使演化论思想得以薪火相传的大概只有哈耶克。他对“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区分，以及对“自发秩序”所倾注的笔墨与心智，还有他对刻意理性的摒弃和对理性自负的惶恐，都显示出他骨子里演化主义者的本像。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则是在晚得多的20世纪80年代。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在书中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特别对它的两大理论支柱——最大化计算理性和经济均衡分析方法进行替代性的否证。他们重新整拾起凡勃伦、哈耶克所采用的演化主义分析传统，采纳了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立场，在此基础上，将达尔文生物遗传——变异的演化机理精致地移植到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纳尔逊和温特认为，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是通过不断“试错”寻求“满意”的适应性过程，而不是依靠精确算计对最大效用值的决断。企业一般是按照“惯例”从事生产，惯例是由既有的制度、技术、知识综合构成的企业内在的稳定结构，当企业对惯例下的利润水平不满意时，则会通过“外部搜寻”或“内部搜寻”来改变惯例。企业外部如果存在一种更好的制度、技术、产品、或市场，企业就会通过“模仿”来替代过去的生产惯例。如果外部没有比自身惯例更好的模仿源，企业就会依靠自主创新来获得一种可以替代惯例的新的技术、产品、管理制度与市场经营形式。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还认为，经济均衡只能是暂时的，非均衡才是经济的常态；无论企业还是市场都是在非均衡状态下随时间推移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受各种随机因素影响而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无法依据原先既定的前提条件来准确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如同生物演化受“基因变异”的偶然性支配，经济演化过程则主要受企业创新活动的随机性的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是一种概然性的随机事件，何时发生？怎样发生？结果如何？都难以事前预测推断。因此，企业与经济发展并不是可以由人们精心设计和预测的一致均衡过程。然而，在萨谬尔森、索洛等人综合完成的新古典经济学里，完全忽视了经济主体理性的局限性和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忽视了企业创新导致对制度、技术、知识等环境背景的改变，给予经济过程机械的、线性的、时间无关的、纯形式逻辑的分析解说。新古典经济学首先赋予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目标单一性、同质性、可测度性、可解析性。生产企业的目标被规定为利润，利润可以用含最大值解的最优化函数来表达；消费者的目标则仅是效用，效用可以测度并且可以用解析性函数来显示。但是在真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与消费者的目标总是多样的、复合的、变易的、非解析的、个体化的。在此基础之上，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和消费者决策作为在一个先定的行为集合中通过精确计算的选择过程；企业和消费者需要做的，只是运用各种理性分析和计算技术而已。按这种理论逻辑，经济过程是彻底机械决定论的，企业和消费者行为选择在理性算计之前就已被各种既定条件和逻辑因果所决定。所以，创新性行为因其对常规和均衡状态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而一直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在演化经济学以前，虽然也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出现，如科斯以交易成本范式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论证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经济学，海萨尼替代新古典局部均衡的动态纳什均衡理论，但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和均衡方法依旧是认同的。而演化经济学却彻底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与均衡分析方法，用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变异—遗传”机理的“惯例—创新”范式，给经济过程以全新解释，不仅展示了一种完全独立的理论分析维度，同时也表现了对主流经济学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的后现代性格。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道义的或者合法性的基质层面的精神依托，演化主义者就可能失去直面挑战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勇气，其最好的理论命运也可能只是被新古典经济学略加改编后“招安”在麾下，像先前诸多具有叛逆性的非主流经济学最终的遭际一样。
2.实验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实验经济学是20世纪晚近出现的另一经济学流派。它跳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以存疑追问的态度和实验求证的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定及一些主要结论进行批判性验证。它对经济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以“直面现象”的实验验证技术替代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在于重新审视先前一切经济理论的解构批评倾向。在此之前，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只能在实际经济与社会案例中寻求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的经验支持，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为设计控制并且可以重复的实验来获取经验数据或验证理论结论。实验经济学依据“仿真”原则对实验情景、环境精心设计，对被测试者甄别筛选，防止非相关背景因素对真实行为选择的扰动，同时注意排除实验场境下的“戏剧性失真”效应，从而获得了一种在可控制、可重复实验环境下采集经验数据以检验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手段。实验经济学以大量试验数据为依据，对主流经济学一些重要理论假定和原理进行了否证，或者使之更精练化。如：实验经济学创始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密斯，通过“买卖双方叫价市场”的实验证明，在英国式拍卖叫价、荷兰式拍卖叫价、一级密封拍卖叫价、二级密封拍卖叫价四种价格机制中，只有英式拍卖成交价格在均衡价格附近密集分布，而其他价格机制下的市场均衡无法实现。法国经济学家阿莱，则通过一个彩票组合购买实验，证伪了冯·诺意曼期望效用理论关于偏好独立性、传递性、及替代性的公理化假设。实验经济学还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实验揭示了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严重缺陷：(1)经济行为人的实际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极致理性是无法达到的；(2)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价值偏好对理性算计过程会产生明显扭曲；(3)理性算计并不能使行为人完全摆脱对习惯、传统的“路径依赖”。近几年，实验经济学一方面继续在个人选择的理性机制、行为博弈、市场价格形成与均衡等传统研究领域进行更广泛深入细致的实验考证，另一方面把实验范围向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延伸扩展，如通过实验来探寻：政府政策对公众理性预期形成的影响，投资者“跟风”行为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联，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群风险偏好的差异，等等。如果说演化经济学主要是在研究视角与内容上独树一帜，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者，实验经济学则是在方法论上标新立异，用实验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重新加以清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公设、逻辑命题或得自局部经验直观的理论猜想，都被置于精心构制的实验场境中接受审视与测试。实验经济学不但从研究方法上完全摆脱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公理化传统，独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依托实验支撑的理论“蹊径”，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立场上显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歧异和对立。所以，国内外有不少经济学家把实验经济学视作“经济学革命”到来的信号，认为由弗里德曼、索洛、阿罗、德布鲁等精心设计完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架构，快将面临最后的终结。
3.行为经济学异军突起及其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质疑
行为经济学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话语霸权”的另一支理论偏师。它与试验经济学几乎同时兴起，但主要倚重的理论方法不是“试验”，而是对经济行为过程的心理效用分析。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把效用作为理性世界之一“物”，假定效用可以测度、比较、运算，并且满足传递性、替代性、完备性等凸性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精致的行为理性方案。忽略了作为行为者心理体验的效用的主观性、个体性、变易性、复杂性。而这正是现代主义致力于以理性为工具认识、理解、对待人和人世间万物，企图建立理性在人与自然世界中的普适性统治在经济学理论中的表现。行为经济学拒斥主流经济学对于行为心理效用简单化的理性假定，深入到各种具体行为过程和不同行为情境之中，探究经济行为人真实的效用体验和策略动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发现，真实经济决策并不是在可行集下不同行为选择的期望效用计算、比较、求其最大的理性过程，而是受非理性的信念、情感、态度、习惯、偏见等因素干扰支配的结果。甚至人们从事金融交易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作为寻求刺激、娱乐、与人交往、排遣孤寂的一种方式。他还认为，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作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形成判断和决策往往依靠某种直觉、感悟和经验。例如，人们很难区分小样本和大样本经验均值的方差偏离，既使知道随样本规模扩大样本均值方差减小的“大数定律”，也无法具体把握。人们实际决策通常遵循“小数法则”，既按小样本经验均值来推断大样本中的随机概率。当投资者观察到一位投资经理在过去两年的业绩比其他人好，就会认为他的投资水平高，并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他管理。而实际上，这位投资经理在两年里的良好业绩可能完全凭借运气。卡尼曼提出“前景”理论来解释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许多行为规律。他的“前景”理论认为，相对于财富的绝对量，人们更关心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相对量的变化。财富的价值效用在不同区间呈现不同特征的轨迹，在盈利区间是凹的，在损失区间是凸的，形成以零点为拐点的S形曲线。在盈亏转换的零点附近，价值曲线陡峭，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随着财富远离零点，人们对财富增减的敏感性逐渐消失。乔齐姆·高德伯格进一步把人们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分为三类：一类是依赖本能直觉的不加慎思的仓促行为，另一类是受特定情境下的贪婪或恐惧情绪左右的冲动行为，还有一类是由过去的经验和习惯支配的固执行为。通过对上面三类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的分析，他得出结论：“只在很有限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才是理性的”。（注：参见乔齐姆·高德伯格：《行为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罗伯特·稀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则详细分析了股市涨落过程存在的催化、反馈、放大及连锁反应机制，认为，公众舆论、媒体信息、政府官员的言论，如果形成一种意向的迭合，就可能通过影响投资者的行为而成为股市暴涨或暴跌的诱因。概而言之，行为经济学对非理性因素在行为选择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发现，对坚持理性一元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又构成一次沉重的冲击。
4.震撼欧、美经济学界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
2000年7月，后现代主义思想活跃的法国巴黎的六百多名经济学专业大学生联合发表请援书，要求学校管理当局对现行经济学教学体系和内容进行改革。他们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独霸地位，要求经济学教学内容多元化，容许学生在“替代性”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防止学生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唯一合理的理论模型。7月底，法国二百多名经济学家公开签名支持学生的主张。这场被称为“Post autistic economic movement”（后我向经济学运动）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国教育部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对事情进行调查。巴黎发生的经济学改革运动迅速扩散到英国、美国、西班牙等许多国家。2001年8月，来自世界各地的75名经济学教授、研究员，在美国堪萨斯州密苏里大学发表了“堪萨斯倡议”，提出了经济学改革的7点主张。2003年3月，哈佛大学七百多名经济系学生联合发布请愿书，要求经济学基础课程在讲授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平行讲授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学生提供批判性而不是单纯接受的理论视野。
“Post autistic economic movement”的兴起，标志着对长期居垄断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已不仅限于理论自身的内容与方法，而且扩展到经济学教学、研究与传播的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在追求科学性的名义宗旨下，以“非科学”作为排斥其他理论“异端”的理由，并且以是否具有类似经典物理学的数学形式作为衡量一种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只有具有精致的数理结构，理论的科学性才能被承认。他们所坚持的科学主义关于科学唯一性和排异性的立场，又决定了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学领域不能容许对立理论共存，只能是最具科学形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独家天下。这是非主流经济学被现代科学主义的知识制度长期排斥在大学讲坛和主要媒体之外的基本原因。
后现代主义舍弃了笼罩在科学之上的唯一合理性的光环，视科学仍为世间诸般俗物中之一物，主张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之间互补共生的非压迫性关系，主张各种理论平等地共享“话语权利”。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价值指向，不再是发现一个普适性的绝对真理，而是探求个性化、差异化、边缘化的多维度理论空间；也不再企求朝向一个合法性的理念中心倾身皈依，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因缘际遇去经营各自独特的理论“小生态”。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放弃科学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艾克纳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科学》一文中，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作了详细分析与否证。经济学开始更多地被当作一种解释“文本”——而不是具有唯一性的科学“真理”，不同经济学派别仅只是诸多互补性的解释文本之一。正是思维背景框架的这种根本性转换，引致了非主流经济学的群起和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出现。
三、对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点启示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经济学发展的整体性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可以断定的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核心范式不可能超脱社会历史文化主流的制约与影响。就像经济学过去二百年发展演变深受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支配一样，要把握经济学今后发展演变的趋势，就不应该忽视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这一因素。因此，以下几点，对于认识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促进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1.要在一个更加宽厚的历史背景下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不仅要从经济学自身理论深化和逻辑扩展角度，把握经济学学科发展方向，而且要从历史时代思潮变化与转换来探求经济学变革的可能路径。过去，经济学发展主要限于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扩张，如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功能的发现，信息经济学对信息机制的分析，都使主流经济学内容更加丰富与完整。但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学科演变，出现了质疑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人”基本假定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倾向，这对经济学长远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密切关注。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以后，行为人在选择与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动机与认知模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习惯、信仰、价值观、文化偏好等非理性动机对行为过程的干涉与扰动，成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至为重要的论域。因此，经济学不再可能继续坚守一贯的理性纯洁性，非理性当被纳入经济学分析视野。
2.要注意跟踪研究最新出现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特别像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已经在西方国家经济学界形成了很大影响，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强烈冲击，有可能改变过去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百家争鸣”、多种理论学派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动态均衡格局。对上述学派的理论观点、方法、特征，应该认真研究，承认并吸收其合理的理论“内核”。
3.应对现行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体系作必要调整，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多元的教育与科研体系。既要保持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相对一致性和稳定性，又要改变照搬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做法。要安排一定比例的课程，向学生介绍各种非主流经济学体系，使学生可以在“替代性”的多种经济学体系之间自主作出分析选择。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应当结合我国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4.加强原创性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不一定要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可以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边缘地带或交叉地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面临重大理论变革的前夜，这种原创性理论研究就更为重要。原创性理论研究往往都是从问题研究开始，对实际经济问题的探索是理论创新的灵感之源。一个传统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很有可能引致对一种全新理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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