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与生产力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发展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放才能发展，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对此人们早已达成了共识。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全球化浪潮，将人类开放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的特点。电子商务的出现，网络经济的形成，这一切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的来临，也从更深意义上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特点
在系统论中，开放意味着系统有可能从外部环境输入负熵流，从而打破一个封闭系统自发形成的向熵增加方向演化的趋势，促使系统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开放代表着人们的交往活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是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狭隘的范围之内，遵从着内源式的自然演化规律，而是与外部世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使个别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在“整体历史”的干涉作用下发生某种变形，呈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开放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标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类交往活动进行的深度、广度和频率的指标，是较高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类交往活动普遍化的反映。
从历史上看，在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不同阶段，开放呈现出不同特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物。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带动了整个世界和各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换代，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分工和资金、技术、信息及商品的全球大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革命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电话经过电子计算机到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道路消除了国疆和地域的壁垒，把整个地球在经济、政治、艺术、哲学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日益联为一个整体。所谓全球化，概括地说就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在各个领域的普遍联系，它标志着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具体说来，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相对以往个别的、偶然的开放，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具有整体性和必然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人类生活于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这在西方的庄园经济和东方以农户为基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充分体现。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首先在几个古老的民族那儿获得了独立的起源，并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下取得了相应的生存方式，人类各大文明圈之间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交往极少，其转变和发展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只有少量的商队活动于各大洲之间，充当着沟通文明的使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一时期游牧民族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同时也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侵略或劫掠的自然倾向，使战争成为人类早期交往活动的主体。战争一方面破坏了一个地区原有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使落后民族有机会接受和采用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跳跃式向前发展。总之，这一时期，开放是个别的、偶然的行为，并通常采取战争这一暴力形式。
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核心组织生产的，而资本的本质就在于运动，也就是说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为自己带来价值增值，资本家不过是执行资本职能的人格化符号而已。“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世界市场的形成消灭了以往各国，各民族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和孤立隔绝状态，“使每个民族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由此资产阶级开创了崭新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以暴力和血腥手段进行赤裸裸的殖民掠夺，这体现为第一次殖民扩张高潮；第二阶段是资产级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进行商品输出，这表现为第二次殖民扩张高潮；第三阶段是以资本输出为特点的，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历史形成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开放依然称得上是个别、偶然的行为，因为开放只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是通过战争这一暴力手段实现的，对于最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来说，开放是被动的无奈的选择，是资产阶级通过战争和殖民征服强行塞给他们的。闭关锁国状态的终结，并没有给广大前资本主义地区带来经济文化的起飞，反而使他们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成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牺牲品。
20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生产的协作愈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而向全球范围扩大。同时，一些国家生产的专业化愈益发展，使许多工业产品成了国际分工的产物。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加强和深化，促使世界经济市场愈益扩大，国际贸易获得空前发展，从而加深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最早的论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这一时期的开放是以资本输出为特点的，原因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成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正负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些国家纷纷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由此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资本”的投资场所。可见，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全球化背景下，开放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广大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开放不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的整体选择。
其次，相对以往以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是全方位、多领域的。
全球化的形成是基于资本运动的本性，所以开放最初集中于经济领域，即以资金、技术、设备、劳动力和商品的交流这些经济内容为主，整个世界在经济上日益联为一个整体。经济一体化带动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联合和融合。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打开国门，自觉参与全球生活，开放从经济领域辐射出去，形成了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一般社会生活的全球化。
政治反映经济的需要。在封闭状态下各国倾向于用战争解决问题，而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必然要求他们以对话代替对抗，以谈判而不是战争作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手段。政治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种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设立，出现了联合国等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这些机构运用各种国际机制介入各国政治，协调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形成了超国家权力的新的权力体系和机制。政治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对话和合作，在协调各国利益、化解冲突和危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普遍交往。因为它最感性，最贴近大众生活，也最易为人们感知。首先，在文化领域，由于电视、卫星、计算机网络等新的通讯手段的出现，文化得以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迅速传播和交流，以致形成了流行音乐、流行服装、流行食品甚至流行话语这样的全球文化景观。另一方面，在普遍交往中，各国、各民族文化，尤其是东西文化产生了碰撞、交流，并出现了融合趋势。其中，东方文明中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在农业时代是导致社会超稳定发展的文化心理，而在反对个人主义，消解信仰危机、生态危机，呼唤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却焕发出无穷魅力。同时，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弥补了东方文化科学精神和个性发育的不足。东西文明在碰撞中取长补短，从而催生出新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文化代表一个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和价值取向，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般具有稳定的结构，很难认同和接受异质文化。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危机、粮食危机、环境污染危机、资源能源危机等全球化问题的出现，要求人类必须冲破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以开放的胸襟，从整体和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意识”、“地球文化”产生了。
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构成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与封闭相连的是排斥异己，夜郎自大和惟我独尊。全球开放的结果不仅仅是人们生活于一个开放的物质世界、一个现代传媒、信息高速公路贯通的网络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已日益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这表现为多元性、异质性和理性的宽容态度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人们在采取和接纳多种多样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并不反对他人采取与己相异甚至相反的生活方式，并对其表现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当然，真正的、全面的理解和宽容的文化环境的形成是一个艰难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对“后殖民主义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东方“尚和”传统的推崇，都已初显开放这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端倪，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
开放的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是信息科学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把全球联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网络文化。网络的开放性不仅在于任何一个终端都与全球相连，网络四通八达，构成了人类“对象化”的神经系统，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网络文化注重个性选择和个性创造；网上信息的透明性，打破了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管理结构，提高了人们的社会自治能力，从而促使社会权力的分化；最后，网络进一步冲淡了空间距离造成的地域聚居群体观念，使“地域”、“民族”这一传统文化的内核得以消解。所有这一切，都将促成普遍主义的全球文化的形成，从而根本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
二、开放与生产力发展
开放是人类交往活动的普遍化，而生产和交往则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所以说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在于交往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的交往中学习先进民族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减少重复劳动的耗费，从而加速度、跳跃式向前发展。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尼斯说过“人类的经验证明，一个社会文化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越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越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临近的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注：转引自俞新天：《机会与限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马克思对此也有类似的论述，他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一些偶然的原因，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因此，“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保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这一点从地理因素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变迁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历史上，地理因素一度是决定一个民族或地区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那些住在高山深谷、戈壁荒滩的民族往往保持着落后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便在交通手段发达的今天，地理因素依然在起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就可以看出，现代化一般是从海岛、半岛向大陆腹地推进，最后波及整个地区。地理因素的作用就在于它是否限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
第二，开放带来了发展的外部压力。在地理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人类能否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它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最有可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如果不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互相接近的可能性就会带来被同化或消灭的危险。反之，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没有被淘汰的压力，它们会原封不动地生活几千年而鲜有改变。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奋发图强之路，从正面提供了一个外来压力变成动力的例证，而澳大利亚、南北美土著在殖民者入侵后几近消失的事实，则从反面说明人类社会同样遵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
第三，开放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冲出了狭隘的地域范围，活动于更大的“场”中，当外来生产力与当地落后的生产关系产生剧烈对抗时，促使原有生产关系产生剧烈嬗变，从而使落后民族跳跃式、跑步进入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例如，历史上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当地先进的生产力交互作用的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跨越了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的“移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双重作用，指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奴役和剥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传播了先进的技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研究了西欧社会的发展，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形态，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一序列看作所有国家和民族发展必须经历的唯一进程和必经阶段。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和俄国问题时，更侧重从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角度去观察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单纯从一个社会内部寻求发展道路，这就把一个国家的发展置于广阔的背景和视野之中，同时也捕捉到社会发展新的特点。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20世纪是高扬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世纪，是追求独立、自主、多样化发展的时代，跳跃式追赶现代化成为世界性潮流，这一切源于开放格局的形成。普遍的交往，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一个全球互动的体系，在先进国家的示范作用下，广大落后国家能够发挥后发展优势，利用最先进的生产力，跳跃式步入现代化行列。
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于总体历史考察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从总体和长远的角度看，开放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人类整体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它们情愿与否，或早或晚，都将自愿或被强力拖入世界历史体系。但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对于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发展来说，开放带给他们的并非全是“福音”，历史上印第安民族和澳洲土著的几近湮灭，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贫困，以及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状态的形成，都源于资本主义开放的“馈赠”，使他们沦为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牺牲品。为了使自己不再作为发展的“代价”，民族国家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积极主动地开放，自觉融入世界历史，紧紧追随现代化潮流发展自己，这一点在广大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已经达成了共识。
三、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陷阱
人们常说的“高风险，高机遇”这句话用来描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可谓再恰当不过。合球化造成的全球“紧密接触”为落后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全球互动体系的形成使这种风险被极度放大了。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已不存在单纯的国内经济、国内政治，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都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并受国际环境的制约；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沟通和交流变得容易，但也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人们被淹没在信息之中，这使得主体的鉴别、判断、选择和设计变得尤其重要，同时也尤其困难；当代社会生活的高速度，快节奏以及全球的互动和相干性，使得一个国家政府的任何一个举措都会被迅速传播、放大，从而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带来一系列的反馈效应，这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必须非常慎重，因为一些小的失误就有可能将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引入“泥潭”，从而走上一条不断下滑的不归路，全球化背景下失误的代价增大了；最后，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太平，落后国家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求发展，其艰险堪比在“钢丝绳上跳舞”。所以，当我们在欢呼和庆幸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机遇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冷静地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存在的各种“陷阱”。具体说来，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陷阱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模式陷阱。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包含的最大的陷阱。19世纪晚期，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兴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以及后来的帕森斯等社会学家，根据西方工业国家发展的过程，提出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发展模式问题。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体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共同趋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蓝本的现代化社会是传统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这种经典的发展理论体现了自19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西方经济学家后来给落后国家开出的种种现代化“药方”，无非是这种发展观的变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的大溃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反映了西方对这种发展观的乐观心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大力宣扬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在宣传“全盘西化”，这是我们应当注意警惕的。
与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相反，马克思把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实践是人类能动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在实践中始终包含着人类能动的、自觉的选择，所以，相对于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是自主发展论。落后国家在探讨后发展问题时，也曾提出和实施过不同的模式，例如“依附论”、“中心—外围”模式，以及东亚各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惨痛教训，一个总的经验教训就是：成功有经验可循，但无固定模式可守，最重要的是结合本国实际，走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后发展才有可能。
第二，效益陷阱。后发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容易犯“急性病”，这表现为以经济效益或GDP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忽略或低估发展的社会效益，造成了“无发展的增长”（弗·佩鲁）。要反对单纯注重经济效益的片面发展观，就必须注重发展的文化价值，坚持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速度陷阱。后发展急性病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一味求多、求快。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外来生产力植入本国，必须经历一个磨合阶段，需要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复杂，因为它不仅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新生产力植入后还会产生新的矛盾。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所有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在一起，需要一个缓释期，这要求开放必须分阶段，分层次，有步奏，有计划地稳步进行。片面追求高速度，使内外矛盾积攒过多，容易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第四，利益陷阱。开放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引发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后发展国家在追求高效益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对此若处理不善，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第五，制度陷阱。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步伐都是由政府启动的，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节最早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并能收到良好效果，但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的深度，政策的表层调节效用就发挥到了极点，此时渐进改革应由过去的单兵突进转为整体均衡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这时也就提上了日程。由于自主发展，后发展国家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有利于在落后国家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深层体制上取得突破，加快建立一个有活力、有效力、有应变力、有承受力的新体制，以新体制来推促问题的解决和一系列新机制的生成。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健全的、完备的、富于创新性的制度体系是它走向瞬息万变、风云变幻的世界的安全阀，这也是“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但是，这样的制度体系又不是凭空而降的，为了坚持高起点的制度建设，就必须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以开放促进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保证开放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使这么做在短期内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从长远和全局的利益看，它将“减轻和缩短分娩的阵痛”（马克思），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进入WTO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世界历史”是在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全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历史，我们今天所讲的全球化则是指由于交往和开放行为的普遍化造成的全球各国、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了一个全球互动体系。由此可见，全球化距离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这条路上充满了艰辛、斗争、曲折和反复，绝对不是一首轻快的田园牧歌式的前进。资本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绝对不会放弃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追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试图控制落后国家的发展，妄图把全球化变成“全球西化”，因此，控制与反控制、殖民与反殖民、霸权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将会持续下去，并且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同时避开全球化的各种陷阱，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摆在广大落后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面前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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