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183;意#183;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文献论文,语言论文,方法论文,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4)05-0074-08
经典诠释活动必须要面对一个要解决的难题，那就是时间问题。由于经典文本、诠释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时间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对经典诠释活动的挑战。朱熹在他的《四书》学中，是如何通过“文献——语言”的诠释方法来统一经典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鸿沟的呢？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本来就是先秦儒家学者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本，它们是以语言——文献的形态保存下来的。那么，对《四书》的诠释，首先就是对这几部历史文献及其表现形式即语言的阅读、理解与解释。然而，朱熹以毕生精力精研《四书》，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等一系列《四书》学代表著作，其原因当然不是一种好古、玩古的历史兴趣，而是一种既要承传儒家传统文化又要开拓现实王道事业的人文使命。他在许多地方均阐述了自己诠释《四书》在承传儒家道统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由于《四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授受的道统，到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家先圣先师的《四书》系统中得到保存与弘扬。但是，孟子以后，道统“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甚矣”（《中庸章句·序》）。而二程、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传承孔孟道统，开拓王道事业。
当然，经典是产生经典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的历史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文献，“《六经》皆史”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历史文献，它所记载、描述的总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活动、某个历史时期的制度以及那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观念、心态等等。那么，诠释经典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也就是还原以“文献——语言”形式存在的经典所记载的那些历史活动、典章制度，尤其是那个时代及其先圣们的思想、观念和心态。历史已经过去而不可复现，留下来的仅仅是“文献——语言”的历史文本。因此，理解、诠释经典的活动，首先就是整理历史文献，阅读语言文字，从而还原经典中的历史经验，理解经典中的历史意义。
但是，经典诠释者又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不同，他个人的人生经验不同，他所具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不同，因此，诠释者所作的经典诠释也就具有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特点。尽管他面对、阅读的经典是一种“文献——语言”形式的历史文本，但是他在阅读、理解这一历史文本的时候，总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总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总是用他所处时代的生活经验、社会环境来还原、复制经典中的生活经验、历史情境。总之，诠释者对经典所作的诠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这样，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之间的差异就构成诠释活动的基本矛盾，而诠释方法就是试图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手段与桥梁。朱熹的《四书》学诠释方法，首先就是要通过对“文献——语言”的阅读理解而搭筑连接这种时间性鸿沟的一座桥梁。他对如何诠释儒家经典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朱子文集》卷42，《答石子重》）朱熹认为诠释活动是通过这样三个环节构成的，即：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而这三个环节正是他通过对《四书》这一历史文本的诠释，从而沟通经典历史性与诠释者时代性之间的鸿沟的桥梁。
首先，我们来考察“先达之言→圣人之意”的环节。这个环节的提出就是要实现对经典文献的历史还原。阅读、理解经典的目的是要思考、理解经典作家的本意——“圣人之意”，但是，“意”只能存在于“言”中，那么，记载先圣言行的经典、历代儒家学者对经典的训诂传注，均是直达“圣人之意”不可缺少的手段和途径，而且，它们均是保持经典诠释的“历史性”的依据。所以，朱熹那么强调要忠于原典，忠于历史，而反对将自己的主观意思强加到经典文献之中去，其目的是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希望通过“文献——语言”的途径与方法，实现还原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历史。
故而，朱熹强调经典作为历史文献在体现“圣人之意”上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宋代一些学者为了强调“圣人之意”的高妙，往往喜欢脱离经典的历史文献，而一味“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朱文公文集》卷75，《中庸集解序》），由于他们“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传注”（《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他们所追求的“圣人之意”即失去了历史文献意义上的经典依托，故而必然产生学风的空疏、社会的流弊。那么，“圣人之意”应如何推究？朱子认为，惟一的途径就是回到经典，阅读文献。他说：
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仔细看，亦是如此。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语，真能穷究透彻无一不尽，如从孟子肚里穿过，孟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孟子！（《朱子语类》卷19）
他认为，要深入了解孔子、孟子的“圣人之意”，就必须阅读《论语》、《七篇》的儒家经典，并且做到能对这些文献“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穷究透彻无一不尽”，那么，你就可能深入探讨领悟“圣人之意”。
朱熹强调了儒家经典作为历史文献对表达“圣人之意”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肯定了对文字的训释、文献的考辨的重要性。经典是历史文献，即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形式的文献，阅读文献也就是训释、理解经典的语言文字。所以，朱熹认为，一切有志于学的儒家学者，“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朱子语类》卷19）；并强调“圣人之意”只能存在于经典之言中，“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朱文公文集》卷81，《书中庸后》）由于朱熹认定经典的文字是理解“圣人之意”的关键，所以，他对经典文字的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方面的基础工作十分重视。他也十分尊重汉魏以来诸儒在章句训诂方面的基础工作，他在《四书集注》中还大量引用了他们的学术成果。总之，朱熹的解经方法与原则，就是在章句训诂的基础上阐发义理，他主张：
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朱文公文集》卷31，《答教夫孟子说疑义》）
他还经常说到自己在注释《四书》时对文字训诂的态度，认为“某所集注《论语》，至于训诂皆仔细”（《朱子语类》卷11）。总之，这一切均体现了朱熹对经典的传注训诂的重视。
朱熹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对“文献——语言”方法的重视，体现了他尊重历史、尊重原典的历史主义态度。注释经典，阐发经典，其首要前提是学习经典，了解经典，懂得经典在“实谓”层面上究竟说了什么。朱熹以“文献——语言”的方法诠释经典，故而主张对经典文本的阅读理解必须以文献的清理、文字的训诂为前提，所以，朱熹在自己的《四书》诠释活动中也像汉魏以来的诸儒一样，提出了对“文献——语言”的要求：
本人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或敢偏废也。（《朱文公文集》卷75，《论语训蒙口义序》）
朱熹所以要坚持这种通训诂、正音读、细细阐发章句之义，就是希望能够借助于历史文献、语言文学的诠释方法，以实现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和对圣人之意的领悟。因为他相信，“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历史的本来面貌、圣人的本意，虽然是过去发生了很久的事情，但是仍然存在于作为“文献——语言”形式存在的经典之中。
其次，再论述“圣人之意→天地之理”的环节。“天地之理”所代表的是诠释经典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论。但是，这个“天地之理”是否真由“圣人之意”上达而来？也就是说，站在现代学术史立场来看，朱熹所诠释出来的“天地之理”，究竟是宋儒引入到《四书》体系之中呢？抑或是如宋儒所言“天地之理”本来就蕴含在《四书》之中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此作出解释。但是，朱熹希望从“圣人之意”而上达于“天地之理”，却鲜明地体现出他在《四书》学的诠释活动中的时代性要求。确实，如果说“先达之言→圣人之意”环节旨在强调诠释对象——经典的历史性的话，那么，“圣人之意→天地之理”环节却在客观上强调了诠释主体的时代性。
朱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的宋学思潮，其历史使命是要为儒家伦理的价值体系寻找形而上的依据，而朱子学派倡扬的“天地之理”则正体现了这一学术文化思潮的时代特征，是宋代义理之学的发展结果。汉唐儒家经学的主要特征是对经典的章句训诂，宋儒批评这种学问“专己守残之陋”，而他们则开拓了一种新的学术道路，即注重阐发儒家经典的道德义理，并以一种形而上之道、天地之理作为这种道德义理的本体论依据。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均是倡导以义理解经、阐发心性义理之道的学者；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也是强调“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阐述了经典与圣人之心、性命之理的关系。当然真正建立系统的天地之理的形上学说，将儒家经典与“圣人之心”、“天地之理”统一起来的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五位理学家。他们通过对《周易》、《中庸》、《孟子》、《大学》、《论语》的重新诠释，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太虚”、“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宋学的思想体系注重“天地之理”的理论建构，一方面是儒学思想体系往更高理论层次发展的时代呼唤，另一方面也是有意汲收具有精深宇宙论的佛道学说的结果。所以说，朱熹将诠释儒家经典的目的确立为“天地之理”，其实正体现出诠释经典的时代性要求；而“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的诠释过程，也就是经典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过程。
问题在于，经典诠释者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诠释经典的历史性要求与时代性要求的密切结合？怎样将还原为历史本义的“圣人之意”与体现为时代精神的“天地之理”统一起来，以连接因时代差异而导致的历史鸿沟？显然，朱熹在“文献——语言”方面的诠释方法正是连接这一历史鸿沟的关键途径。
这首先体现在朱熹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重新选择。
儒家经典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概念，它的外延是一个不断变化、扩张的过程，故而有所谓“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以及“四书”等等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从时代性特别是其思想特质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系统，即《五经》系统与《四书》系统。《五经》系统主要是指《诗》、《书》、《礼》、《易》、《春秋》的经的部分，它们的内容主要是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先王之政”的历史记录。《四书》系统则是指春秋战国儒家学派产生以后的学术思想著作，主要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书，它们的内容主要是以三代历史文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包括政治、伦理、教育、宗教、哲学等内容在内的思想学说。故而《五经》系统主要是历史文献，而《四书》系统则主要是学术论著。从战国到两汉是儒家经学的奠基、形成阶段，但这段时期的经学研究重点在《五经》系统，由于年代久远，也由于《五经》系统本身作为历史文献的特征，使得两汉以来的经学主要体现为对《五经》的文献考证、文字训诂。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虽然也重视《五经》，留下了十分重要的诠释《五经》的经学著作，譬如朱熹本人对《诗经》、《周易》等均有独到的研究，但是，朱熹等宋儒要承担起建构“天地之理”思想体系的任务，他们深知作为伦理、哲学的学术著作的《四书》体系要比作为历史文献的《五经》体系的学术资源更加丰富。宋儒希望能够更加直截、方便地从中引申、阐发出他们所要建构的“天地之理”，所以，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选择了最能体现、阐发出“天地之理”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作为宋学进行经典诠释的主要对象，这一点，朱熹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
《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14）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以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朱子语类》卷67）
朱熹看到了《四书》系统与《五经》系统在体现时代性要求的“天地之理”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别。《四书》直接包含着“天地之理”的思想，事实上，宋儒许多重要的思想范畴、命题，诸如天、理、性、命、心、诚、已发未发等等，均是来之于《四书》系统；而作为历史文献的《五经》系统，其思想资源相对稀薄，特别是还得经过更多的文字训诂、文献考据的工夫。故而朱熹总是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卷19）“《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19）朱熹重点选择《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为自己诠释经典的主要对象，确是他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既要依据历史原典，又要体现时代要求。而程朱等人从文献上确立《四书》学经学体系，就明显地体现出他们希望在文献上首先实现经典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其次，又体现在朱熹对《四书》中多样化思想观念的训释和整合。《四书》虽然均是先秦儒家的学术著作，但是它们仍在时间上有先后，尤在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上有差异。作为经典诠释者朱熹，则必须建立一个内部思想体系完整、逻辑层次合理的“天地之理”的思想体系，故而，他必须将《四书》学体系加以整合，对它们作出完整、一致的思想诠释。所以，朱熹在诠释《四书》时，需要确定并系统化它们的学术主旨、思想观念。譬如，《四书》在关于天道、人性、本心以及修身工夫方面各有不同的侧重或不同的观念。《论语》中孔子少谈“性与天道”，而更多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道德观念与修养方法；《孟子》倡尽心、知性、知天，注重道德主体精神的扩充；而《大学》则主张格物致知，强调了修身工夫中的知识学前提；《中庸》则既有以诚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又有以慎独为重点的修身工夫。朱熹在面对《四书》学体系中种种各具特色的思想学术主张时，尽可能地充分挖掘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他在经典诠释中采取了“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既保证了建构“天地之理”的时代性要求，又尽可能忠实于先秦原典的本有思想，从而实现了经典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所以，尽管《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的学术内容、思想主张各有特点，但是，朱熹都以“天地之理”的时代思想并将其体系化。这时，他强调《四书》是一个有机整体。《语类》载：
或云：“《论语》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无异。《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圣贤所说只一般，只是一个‘择善固执之’。《论语》则说‘学而时习之’，《孟子》则说‘明善诚身’，下得字各自精细，其实工夫只是一般。”（《朱子语类》卷19）
在他眼里，《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无论是“天地之理”的宇宙本原，还是“择善固执”的修身工夫，均是一个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因此，朱熹对《四书》的诠释，就包含着整合《四书》的思想资源、建构时代思潮——“天地之理”的任务。当然朱熹诠释经典时，向来反对对原典作牵强附会的解释，而主张以“虚心”的态度尊重原典，他说：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朱子语类》卷11）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朱子语类》卷11）
如何能够既以“虚心”的态度尊重经典的历史性，又能够充分实现诠释主体的时代性使命？朱熹采取了“以经释经”的方法。譬如，《论语》所载孔子之语大多较平实，不语心性、天道之类的高深道理，和宋儒热衷于建构的“天地之理”颇有差异。朱熹在注释《论语》时，往往是将《孟子》、《中庸》、《大学》、《易传》中有关的观念加以诠释，从而使得《论语》的哲理化更加突显。如《论语》不讲“心”，而《孟子》则大讲“人心”、“求放心”、“尽心”，对彰显“天人合一”的理论极其重要。所以朱熹解释说：“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第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朱子语类》卷19）不仅是心，在人性、天道等方面的观念均是如此。台湾学者黄彰健在谈到朱熹了解《论语》的方法时所说：“程朱对《论语》的了解，是透过《孟子》一书，以《孟子》一书为主，然后再融会《易传》与《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乐记》等篇的。”（注：黄彰健：《了解〈论语〉的方法，并简论汉宋学派对〈论语〉的解释》，载《周公孔子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333页。）另外，《孟子》、《中庸》、《大学》中一些思想观念也有明显差异，朱熹在为它们作训释时，亦以建构“天地之理”的思想系统为宗旨，采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建构统一的学术体系。如《孟子》中的“尽心”、“养气”说，自有其注重道德人格及其主体精神的特点，但是朱熹更认同《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对人格形成的作用，所以他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来诠释《孟子》中的“养气”、“尽性”。他说：“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诐、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朱子语类）卷52）朱熹以《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观念诠释《孟子》，既保证了他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尊重态度，维护了文献典籍的历史性本色；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他为实现时代性要求而建构以理为本的学术体系。
综上所述，朱熹用“文献——语言”的途径与方法来诠释经典，力图解决经典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之间的时间鸿沟，以实现“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的目的。确实，朱熹运用上述方法而完成的《四书》学诠释，应该说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一目的，达到了一种经典的历史意义与学术的时代使命的统一。首先从时代性要求来看，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因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术思想体系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古代中国主流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于此同时，朱熹理学还流传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对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均证明了朱熹的《四书》学诠释体系充分体现了唐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其次，朱熹《四书》学对“圣人之意”的追求也同样具有还原经典文献的历史性本义的价值。当然，对于这一点，清代以降的学界大多是持否定意见。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建构与《四书》学诠释或者被看做是对佛、道学说的“窃取”，或者看做是对先秦儒家历史文献的偏离或篡改。但是，我们也看到，朱熹在诠释《四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包括天道论、心性论、理欲论、修身论等等，均是早期儒家经典中早已存在的思想学说。朱熹在经典诠释过程中，依照那个时代的要求，对这些思想观念作了更加哲理化、精深化、系统化的思想阐释与学术建构。但是，朱熹所做的这一系列的经典诠释工作，均是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中庸章句·序》）为其学术宗旨的。而朱熹所言的“千载不传之绪”，也就是他在理学、《四书》学中所津津乐道的心性之学。通过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应该是比汉唐诸儒更准确地抓住了先秦儒学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宗旨和历史本义。这一点，从新出土的儒学典籍中可以得到证明。90年代在湖北荆门发现的郭店楚简，包括大量因秦火焚书而早已失传的早期儒家著作。这些著作被认为是“中国的死海遗书”，能够帮助今人重新认识理解原始儒学的思想本旨，并重建先秦儒学思想的谱系。（注：《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见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原典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向来被认为是宋儒偏爱或发明的心性之学，却是这批失传的早期儒家典籍的重要内容。譬如，关于心、性、情之间关系，是朱熹的《四书》学及理学的重要思想。朱熹所反复阐述的“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孟子集注》卷11，《告子上》）以及“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朱子语类》卷20）等，这些观点常常被认为是朱熹的创发，或者是对先秦儒学的修正，但是，在郭店楚简中却有不少与之非常接近的思想。如《性自命出》篇中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这就说明朱熹的《四书》学诠释确有其历史文献学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说确是承传了先秦儒家的“千载不传之学”。这一点，正如郭沂先生所肯定的：“如此看来，宋明理学家宣称他们重新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孔孟道统，在学理上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们的许多思想是在没有竹简文本凭依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种创造性再发现。”（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也就是说，新出土的历史文献，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实了朱熹《四书》学诠释方法中历史性要求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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