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学视角下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地理学论文,视角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地理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迄今为止，虽然国外的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金融地理学，但是对该学科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将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类也是很困难的，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的工作是有关在金融学的研究中是否有必要纳入地理要素。第二部分的工作多为实证研究，在分析金融现象时强调了地理因素。第三部分的工作集中于货币地理学。第四部分的工作集中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金融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研究金融问题的全新视角和方法论。
金融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一是强调历史、地理环境的演化，其二是采用时空结合法分析问题。因此，金融地理学在区域问题的分析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拟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浙江、山西的金融成长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之所以选取这两省来分析，主要考虑到案例的典型性，浙江有良好的金融传统和满意的经济增长率，属于东部地区经济和金融成长的成功典型；山西在历史上也曾一度出现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那么，为何山西未能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反而被锁定在落后状态呢？在落后的群体中，是否能产生创新呢？这些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去考察东中西部金融成长差距的原因。文章中也涉及到河南的金融发展状况。河南与山西同属于中部城市，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点，加之史料与数据的缺乏，因此着墨不多，但是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与作为资源大省的山西在地理环境和演化路径上仍然存在差别，因此对两者的不同之处，本文也作了一定的比较分析。
一、浙江、山西与河南的金融成长差异
我们知道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撑。居民储蓄的增长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低的储蓄能力必然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历年的年鉴数据来看，不论是存贷款总量还是相对增长速度，浙江都居于领先地位，而山西不仅远远落后于浙江，而且与同属中部城市的河南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山西省存款量的相对低下必然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贷款量的相对落后，也会导致投资引诱不足的问题，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低收入会进一步造成低储蓄。
三省的保险收入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从1997年到2001年，浙江省的保费收入依次高于河南与山西，只是2001年到2002年之间河南的保费收入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河南的这种超常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其良好的增长态势，其2002年全年的保费收入比上年增长了3.6倍；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保险市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平均说来，浙江省保险市场的总体实力仍然居于首位，而山西省的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却明显滞后，从1997年至2001年始终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只是从2001年开始，其保险收入才有了一个相对明显的增长。
对不同区域金融成长的比较，显然不能忽视证券市场的发育状况，我们利用金融地理学的区域证券市场发展潜力模型[1]，并采用最新数据对三省的情况加以比较分析，可以得出浙江、河南与山西的潜力系数分别为2.68568,2.10003,1.21426。
从证券潜力系数可以看出，浙江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深厚潜力，河南居于中位，而山西的潜力系数较低。
显然，通过若干量化比较，在金融成长方面，浙江省的领先地位是不容质疑的，而山西虽然个别指标的值优于河南，但是在总体实力方面还是稍逊一筹。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疑问：为何浙江的金融发展态势远远领先于中部省份？为何曾有着辉煌票号发展历史的山西省却一蹶不振？不同区域的金融成长差异是有规律可循，还是不可知的混沌？因此，需要我们利用新的分析工具对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二、区域金融成长差异原因分析
笔者主要侧重于从三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地理因素、金融人格和自组织。
（一）地理环境的差异
金融地理学在有关金融学的研究中是否有必要纳入地理要素这一问题上是存在争论的。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O'Brien,1992)。然而更多的学者强调金融发展中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Martin(1994)认为，新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将取代、重塑旧的“位置空间”(space of places)，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步入“地理已死”的阶段，它并没有削弱区位(location)和位置(place)的重要性。尽管对地理因素、地理环境的表述方式不同，如Putnam将其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Amin和Thrift将其称为“制度氛围”(institutional thickness),Markusen将其称作“粘性空间”(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但均强调了地方环境的重要性，金融的发展当然不可能不考虑地理因素。
从历史上看，山西票号的兴起与其地理环境是紧密相关的。例如明清时期，帐局就发轫于山西省，帐局不产生于江南而产生在北方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京师、天津、张家口和恰克图等市场发展的需要；二是北方远离丝茶、棉布商品产地，贩运路线长，交通不便，商品周转期长，所需经营资本增加；三是北方是山西商人活动的重要地区，本身对经营资本困难感悟较深，所以是山西商人率先创办帐局。江南地区水系发达，交通方便，又不受季节影响，因而商品周转快，需要资本相对比北方少。即使在粮、棉、丝收获季节，商人收购需要资本较多，发生资本困难，当铺低利放给一些款项也就解决了，所以迟迟没有帐局的设立。[2]可见初始地理环境对山西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正明先生提出晋商在明清时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明初北方边镇市场的形成，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这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地理条件；雍乾时期随着北方商路的拓展，晋商得以从旅蒙商发展为国际性商人；山西明代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山西省南部地狭人稠，是晋人外出经商谋生的原因之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交通、区位等地理要素对山西金融业崛起的重要影响。
既然山西占有良好的地理区位，为何这种优势未能保持下去呢？这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地理因素并非僵化固定，而是不断变动的。正如Doel(1999)所说，地理是活跃的、前进的、多元的和多旋律的。因此，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造成的“有形区位”，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阶段或者成为优势，有利于经济活动；或者成为劣势，不利于经济活动。如海洋曾经妨碍人们的经济往来，临近海洋的区位则为劣势；当航海发达时，海洋是重要的通道之一，表现为区位优势。在相同的社会经济阶段或条件下，相同的区位也会因为时序不同而或优或劣。
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山西省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而濒临海洋的浙江省越来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自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成为东南沿海一带的金融中心，浙江省成为一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省城杭州，“居民稠密，钱铺较多”；宁、绍等地钱庄业在清代已有很强大的实力，它们在上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宁波帮或宁绍帮。从地理上看，宁绍平原面向辽阔的海洋，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人们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远胜于其他地区，因而也孕育了大批金融人才。[3]
从历史上看，地理环境的差异先后为山西、浙江的金融发展提供条件，而河南则长期居于金融的落后状态。河南有着广阔的平原，土地资源丰富，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农业经济结构。[4]这种农本文化型的社会带有传统的自然经济色彩，较少与外界联系，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和封闭的生活。农民安于现状，满足于温饱，商品意识淡漠，外部非农产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此类地区所造成的冲击尚不足以打破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因此经济处于传统的低层次循环状态，金融发展的动力不足。
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这方面，Shuming Bao等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5]他们将地理因素纳入区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计量分析，证明仅仅地理因素一项就可以解释省际间增长差异的60%。作者在文章中强调，”我们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然而我们不想不经过统计检验就忽略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在市场改革和开放政策下，沿海省份在空间和地形上的优势得以显现，实验支持了作者的假说，证明地理因素在解释中国区域差异方面存在统计的显著性。
可见，影响区域金融成长的因素或许多种多样，但是地理环境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要素之一。
（二）金融人格与金融创新
所谓独立的金融人格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自主性、风险与收益对称性和金融意识。所谓自主性，是指经济主体能够从事独立的企业化运作，而无需外界的特定指令和直接干预；风险与收益对称性是指金融主体受到利益与风险的双向激励，利益独享，责任自担，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金融意识则是金融主体理性、能动、积极地参与金融活动的重要前提。它包括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价值观念、思想态度和行为模式。
为实现金融的成长，必须塑造独立的金融人格。一方面，独立的金融人格推动金融创新的实现，这种创新不单单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引进与发明，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金融成长的内生机制，产生良性循环的反馈作用，促进金融成长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正是在创新过程中，锻造和磨练了金融主体，使其金融人格更加完善。因此金融创新与金融人格之间存在双向的互促共进关系。两者推动着金融成长度的提高，而反过来高金融成长度又为金融主体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显然，金融创新、金融人格与金融成长三者构成了良性互动的反馈环。
山西票号的繁荣有相当的成分是靠官商勾结以腐败的手段得来的，因此晋商从未具有独立的金融人格，政府的干预和压榨，也导致其金融自主性的丧失；正因为缺乏自主性，票号的出现与发展并非自组织，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外部制度的强制干预容易使制度的演化发生扭曲。
其次，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达官显贵的私蓄，这点较之东部的钱庄存在劣势，因为钱庄业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它们的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而票号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因此票号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不能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在新形势面前缺乏竞争力。
山西票号的最终衰落乃是发生了认知危机。金融体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信任结构的重建与整合过程，金融体制变革的绩效取决于金融制度是否与特有的社会信任结构相兼容。当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民众对这种带有很强封建性的制度产生不信任，挤兑的发生便是这种民众心理预期发生深刻变化的反映，因此可以说，认知危机的出现是导致山西票号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与之对应，东部的钱庄业却显示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它基本割断了与清政府的直接关系，适应性强，经营方式灵活，个人可以拍板，迅速做出决定；钱庄的经理都是行家，大部分从小勤学苦练，熟悉各项业务。这些商人具备一定的金融意识和金融思维，在经营实践中，又积累了大量金融知识，其金融人格日趋完善。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使东部的钱庄具有票号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而可以沿着自发的路径演化。
从上文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演化充满了不确定性。山西出现了一度繁荣的票号，却未能走上金融的良性发展道路；东部的金融发展史不像山西票号那样辉煌，却走上了一条自生自强的演化道路。演化的不确定性并非指事物是完全不可知的。事物的演变确实是有规律的，但这种规律性太复杂，仅仅一个初始条件不一定意味着事物必然会沿着这条道路演化。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事物的演进发生影响。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具备了经济系统自强化的前提——独立的金融人格，因此容易走上自加强的演化路径。这是山西未能继续其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目前东部民营银行蓬勃兴起的内在根基。
（三）自组织与他组织
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自组织理论的超循环论进一步说明了浙江金融兴盛的原因。因为任何系统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必须依赖于与其共生的系统。一方面，各自输入不同的资源，从源头上避免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各自产物交叉输入，实现互相补充的互利合作。综合集成上述两点，一个由相关系统构成、更高层次的超系统便由此诞生了。因此超循环论的提出，使开放成为必须。浙江省拥有相对高的经济开放度，广泛吸纳外来资金与资源，一方面导致其金融的迅速增长——进化发展的更快；另一方面其对环境扰动具有适应性，原则上具备“双稳态”或“多稳态”。在受到外来扰动后，处变不惊，稳定性更强。因此在面临区域金融风险时山西票号面临衰亡，从此一蹶不振，而浙江省在面临金融风险、挤兑风潮时，为了维护银行声誉而与民国政府的停兑令展开抗争，终于扭转大局；晋商衰亡了，而宁波帮自始至终都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后，在面临资金短缺时，较之中西部地区的等、靠、要，浙江民营金融却蓬勃发展，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非常活跃的领域。因此自组织理论为区域金融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三、结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区域金融的发展差距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地理因素是金融业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初始条件；其次，独立的金融人格是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成长的前提；第三，我们强调金融成长的自组织，强调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尽量减少外来的强制干预。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人的活动离不开地理环境，因此金融人格的塑造也离不开当地文化；独立的金融人格可以引发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推进金融成长；金融成长又为金融主体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强化了地理环境的优势；良好的环境进一步塑造独立的金融人格，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四、研究尚待完善之处
第一，我们可以借助金融地理学的地图表示法等分析工具.采用模糊聚类法，对多个区域的金融发展进行多种指标分析，看是否存在金融成长的块状结构。
第二，自组织理论是一门新兴的、较前沿的理论，如何将其分析方法应用到区域金融的研究当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察。
最后，在方法论上，金融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地理学、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相洽相容的。例如金融地理学强调的地理、历史的因素即演化所指的初始条件的分析；金融地理学强调的时空一致性是区域经济学常常采用的分析方法；金融地理学认为地理因素是跳跃的、变化的，而自组织理论同样强调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利用金融地理学和演化理论进行区域金融问题的分析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