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反思及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未来发展论文,思维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0）02—0010—04
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无论是本土的儒家、道家学说，还是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均衡互补，源远流长。儒、道、佛三家思想或是在显性的社会政治层面，或是在隐性的民众意识中，经历了长期的磨合积淀，或轻或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心理结构。
一、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特点
思维方法主要是指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思考模式和遵循的思维理路及倾向。一个民族哲学的文化传统可以从心理结构和态势上，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经历时间的磨合整理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观念，从而形成一定规范化的模式结构。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要是指先秦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佛家学说虽以宗教形态由印度传入，由于它从整体上的出世精神与中国本土的非主流的道家学说有相合之处，也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家文化。这三家文化在历史实践的沧桑巨变中虽各具特色，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从其思想内涵上，我们仍可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维特点：
1.重直觉了悟的整体思维
在中国哲学中有关宇宙观的论述和如何知的方法，说明了这一特点。宇宙观即世界观，它是关于宇宙世界本原究竟是什么、如何生成的理论。中国哲人最初提出此学说的是老子，他用“道”来概括宇宙间一切生成演化的过程。道为何物？老子以为道为天地之先，万物之母，在《道德经》中，老子这样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曰大。”在关于道和天地万物的关系上，老子认为道为形而上而非实有可见，却又有象有物有精有信。“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为宇宙之根本，它如何生成万物，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盅气以为和。”至此道由无形而变成有形的天地万物。
从老子的宇宙生成之根本“道”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是形而向上的，是“非目视耳闻手搏所能及”（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第19页。）。在对“道”的把握上， 不是人的感觉器官所能察觉把握的，而是超乎感觉经验的直觉思维的产物，即“体道”。
南宋的哲学家陆九渊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他以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即认为宇宙万物之理皆在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缩影。而王阳明是此学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一切皆依附于心，一切皆在心内；无心则无一物，心是宇宙的主宰。”“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第69页。）既然宇宙即“大我”，那么对宇宙根本的把握“尽心”即可。
“体道”也好，“尽心”也好，它们都是直觉的方法。
在佛教哲学中，用“缘起性空”来解说世界的生成变化。“缘”是万物生成的各种条件的聚和；“起”是缘的成就和功能，“缘起”是一切事物所赖以生成的因缘。“性空”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即认为世界原本虚空，并无绝对的实有，因缘成就万物，缘散则归于虚空。一切万有之现象皆是五蕴合成，是没有真实实体的，无实在自性，其构成无外是色、受、想、行、识和合而成。宇宙之本体究竟涅槃，即本体寂静安然，它在“无常”变化中生生灭灭流转不息。
对于佛教宇宙观的把握，在思维方法上强调具有“般若智慧”，讲究参禅修心悟道，这种方法和道家的“坐忘”、“体道”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通过个体的感受活动直接和外在事物的本质沟通的一种直觉了悟的方法，是一种反观内求，由内向外的思维趋向。
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中国哲学思维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是整体的直觉了悟而非具体的部分的分析，体现在空间上，无有边际，涵盖宇宙万象；从时间上，它不是一天一时的点滴认识，而是人们借助经验，对宇宙万物本质的一种当下领会体认。
这种“尽心”、“体道”、“由内反观”的思维特点形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社会、人生的思维趋向。
2.由天道推及人道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境界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最终将归于人道论中，天道自然观和人道社会观没有本质上的矛盾隔障，终将归于合一的境界。
“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地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物我本属一体，内外原无判隔。”（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第69页。 ）“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 〕第6页。）道家的老庄之“道”，除了体现宇宙本体之性， 还显示出它人道的一面，“形而上的‘道’渐渐下落，落实到生活层面，作为人间行为的指标，而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处世的方法了。”（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第12页。）即为“德”。 它和宇宙观中“道法自然”相吻合，“德”也体现“自然无为”，柔弱、不争、居下、慈、俭、朴的特性。
“道”和“德”的合一就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佛家文化中，体大道、悟宇宙“缘起性空”、“诸法无常”、“究竟涅槃”的根本，世界是这样，世人也如是。由人悟得宇宙万法推而广之，人的心性也如此。“人自性原本虚空自在，形同世界虚空，但能含万物万法，一切世间法、自然法皆在自性中流过，但世人不取不舍，变染不著，心如虚空。”（注：《坛经》〔M〕第54页。 ）人如虚怀万法，又不滞于万物，缘起缘落，胸中流过，以有识空，以空见有，这般境界为人道之最高境界。
由此可见，佛道两家都是由天道推及人道，自然与人并无滞障，把“天人合一”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种自然与人合一的思维倾向是和西方人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一开始就把世界一分为二，“自我”和“非我”，自然是人的对立面和征服物，主体在征服客体中发展起来，而中国人把客体作为好朋友，主体融合在客体中，所以，中国少有实证科学知识体系，一切只是为善和圆满人生。
3.实用理性——知行合一的思维方法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由于中国重人伦道德生活的特点，使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得以充分施展。“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为一片。中国哲学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中国哲学探求真理，目的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在生活中。”（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第5页。）
儒家学说体系原本就关心国家政治、人伦道德之事，它的思想学说主要的目的不是求知求真，而主要是以知到行为实践，达到国家得以治理，道德生活、人生理想的日臻完善。
道家文化中强调“道”和“德”的统一，意在修炼人性，使人性自然无为，顺应事物自身的状态而自由发展，从而知行合一，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
佛教文化到唐代形成八大宗，其中最具现实感的禅宗在民间流行极广，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禅宗强调“佛法不离世间觉”，契合中国人重生活实践的实用理性的特点。以上可知，中国自古强调知行合一，解行合一的实用理念，在中国人实际社会生活、人生道德生活中影响颇深。
4.重人伦政治道德的人生价值理想规范了中国人的思维取向
儒家学说自先秦初建，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以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扩展延续，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所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也简化为：一是德性修养，二是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为此，“内圣外王”构成了中国人最古老深远的做人的理想思维标准。
5.中庸中道的平和谐调思维特点
中国儒家传统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中庸又言时中，蓋人事中之中，乃亚利士多德所谓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册第448页。）。就人之性情而言、既主张“率性求真”又主张以“教”“修”之。“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册第452页。）人的性情发露是自然真性，但要使之“发”而无过不及。中庸之道即要求人做事做人懂得节制、谐调、中和，避免偏执、过度。
佛教中的中道思维强调超越二边对立合二为一的如是方法，但它并不否认是非、善恶、邪正之分别，是和事实相合一的最如实、非偏执一端的思维，它和中庸有相同之处，即谐调、适中、平和、不偏执；又和中庸有别，强调超越二边与事实相吻合。只是中庸之道由于儒文化的主流地位而被人们广泛接受，而佛家的中道思维较少被人把握认识。西方人由于一开始就一分为二地划分世界“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这种分析理性形成了他们二边、偏执的思维特点，和中国人中庸中道的思维有明显的不同。
二、“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现代转换
鸦片战争，西方用炮火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张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面前。”（注：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M〕第9页。）至此，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正视自我民族的弱点，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思。但是，“反思的开始阶段，仍然是一种顺向性的反思，即仍然是企图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克服缺陷，以谋求传统文化体系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的自我完善。”（注：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M〕第11页。）
五四运动拉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它可以说是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以激烈的甚至是偏激的情感攻击封建礼教，并以一种彻底的逆向思维对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展开批判，从而倡导人的尊严和价值，把人从虚饰伪善的封建道德礼教下解放出来。在反传统中，力图重塑中华民族新的灵魂。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们张扬了批判精神，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西方文化参照系的引入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也开始了中西文化比较大战。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甚至是矫妄过正的偏激性，真正触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心理结构。但这实际上是不够的，“五四”运动由于它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性，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新文化的构建都没能深入下去。这些仍然是近代的课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在理论层面已开始做实际深入的功夫。
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沧桑多难，文革十年又使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1978年国门再次打开。这次是我们自愿的，西方文化再次进入，使我们在中西文化的参照系中又开始了比较成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
回顾这段历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冲击，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崇拜的心理，取而代之的是怀疑、质疑和反叛。之后的文革十年，以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取代一切的单一思维模式，压抑了文化的生长和发展，可以说是文化的断代。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又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西方文化，这引来了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的综创论和张扬重整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趋向。无论哪种，它都已深入到了文化的深层。另外一个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冲击，面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和高科技水平，中国人的自尊自强意识在社会发展层面再一次唤起并由此想寻找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这一次不象鸦片战争的被动而是自觉主动的意识。以往的国人在反观自己的国家优劣时总是遵循把社会的一切弊端归于“人心不古”的道统失落，“国家的落后，不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落后，不在于科学理性不健全，不在于制度的弊端和文化观念的陈腐，而在于没有把先贤先哲这些圣人的古训贯彻到底。”（注：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M〕第27 页。）而现在人们又重新认识“科技是富国之本”，国家富裕了，经济繁荣了，国家才能强大起来。至此，科学精神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提到了首位。这也可是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次大转变。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又一次经历了冲刷洗礼，发生了如下变化：
1.实用理性的充分发挥
中国自古就有“知行合一”，重实际生活的理念，经历了“五四”运动反封建礼教和“尊重人性”的精神洗礼、文革十年的对人性的灭绝摧残以及西方高科技物质文明的展现、市场经济的全新观念冲击等，这使得传统的实用理性为生活道德完善的思维转换为经济，为物质的繁荣发展，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这一方面契合了中国的时代特点，使这种实用理性承担起完成中国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过渡的重任；另一方面在张扬科技、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中国人的理性更为实际而急功近利。
2.多元化的价值思维趋向
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带动实用理性充分展开，一方面人们对“利益”盲目无规矩的追求，使传统道德观念流失导致道德滑坡。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道德完善、仕途为官的“内圣外王”的单一理想标准转为对人的“才能”的多元道德趋向和对人的价值多元选择的认可。也就是说，对一个社会来说，无论是圣贤求道，还是仕途为官，或从商或从事科技事业，非孰优孰劣，对一个国家民族同样重要。
这说明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在社会的发展中呈多元化态势，人的思维标准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化。
3.科技精神和民主法制意识带来了中国人思维视角的大转变
如果说“五四”时“科学、民主”的倡导只是给国人一种观念的启蒙，当今，“科学、民主、法制”，西方人十分强调的科技精神和法制观念已逐渐成为国人理性的认识。使传统的道德说教在当今开放趋于多元发展的社会中定位于对法律的补充。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自“五四”以来反观传统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是国人对西方法制社会带有合理公正性的共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正在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是就传统而言，重道德人生的人文精神仍是社会发展的支柱和基础，一个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科技精神和民主法制思想势在必行。
三、中国思维方法的未来发展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立体坐标中求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中国的，一个方向是西方的，还有一个定位：时代性，即在当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中。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固守传统，或是中道超越的综合创造，都将在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历客观无情的筛滤。思维方法也是一样，纯粹西方的思维对庞大深远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西方人在现代化的进程后反观自身时也意识到了它的局限，并试图讨教中国，而纯中国式的思考也不再是中国的实际选择，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渗入必然带来中国思维方式的改变，但它到底改变了多少，成没成为思维主流的一部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论怎样，中国传统思维的现代转换已经开始，但对具体的人来说，这种转换是现实具体而具有自主选择性的。同时，我们看到，西方文化已渗入进来，国人已走出去，如何更好地完成这种转换，人类共同的理性以及实践本身将是裁判。为此，我们做如下思考：
1.实用理性科学的发挥
中国式的实用理性在当今社会得到了应有的发挥。我们反思传统，理论学说和生活迁善的结合对人类发展并非无益。传统的发挥目的是为了道德完善、理想人生，而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功利性、有用性，这容易使人滋长主观任意而为的贪欲而唯利是图，从而丧失人对终极理想的关注。所以要有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科学理性的客观性、适度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制度。这种限制将扬弃纯粹的为道德人生理想的虚幻性，同时又避免在张扬务实精神中的急功近利性。
2.创造思维的发展
中国古老的文化历史使中国人负累艰行，封建的礼教“遵从”、“崇古”朝拜心理根深蒂固，创造意识长期以来是压抑而残缺的，西方人张扬的创造意识、独创性将冲击释解中国人的压抑性、循规蹈矩性。创造思维将在长期的发展中成长壮大，将在不断张扬个性的进程中，在较少负累的新一代青年中表现出来。
3.中国传统道德理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现代社会虽然在价值趋向上有多元走向，“德、才、能”表现出人的多种价值都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人们不仅仅只在德上做工夫，也更主动地关注人的才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德性”仍在人们的价值标准中占据重要位置。我们可以丢掉封建虚设的礼仪道德，但不能舍弃作为人的德性观念。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诸如忠孝礼仪、慈悲信达等在经历了西方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冲撞后，它仍是构成现代人精神风貌的主要资粮。它将在现代人的社会实践中以新的适合现代社会的姿态重新确立。
科技精神在未来中国社会将会带来重大变革，但人文精神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在支撑。科技精神和人文精神互补均衡发展，才能使人类的发展更为健全完善。
4.由中西思维方法融合互补开拓未来世界
未来世界将是一体的，中国文化将对未来世界做出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天道人道合一的思维理想将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取代人和自然对立的观念。但这包括人对自然的充分认知而不是停留在主观理想的天人合一境界层面。
科学法制观念对社会发展并非包罗万象的唯一灵丹妙药，中国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将与其互补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资粮。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觉整体的思维习惯将与西方分析、实证的理性思维互补融合，在人类思维发展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收稿日期：1999－07－28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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