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网络对城市贫困人口身心状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贫困人口论文,身心论文,状况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身心状况一直是人类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影响人类身心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人们开始研究人际关系中的社会支持对人类身心状况的影响，在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支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支持网研究是在社会网络分析基础上探讨个人的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人借以获得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所以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也涉及研究对象得到的帮助支持，但更加注重研究提供支持的人构成的网络的结构特征：网络成员的总数(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个人特点的差异(异质性)、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个人特征的相似性(趋同性)等。
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通过若干指标来测量社会支持的质与量，然后探讨社会支持的质和量对人的身心状况的影响，这类研究以戴博诺·范德伍特、凯伦·米勒和贺寨平的研究为代表。
范德伍特(Vandervoort D.，1999)通过分析美国两个大学的280名学生的调查资料，研究了社会支持的质量和数量以及隔离(Isolation)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社会支持的数量用调查对象的儿女、亲属和朋友的总数来衡量，质量用调查对象自述的自己与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及他人的关系的亲密度和满意程度的汇总分测量。最后的结论是：关系的质量对健康的影响要大于关系的数量对健康的影响，关系质量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要大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范德伍特的研究区分了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其新颖之处，但也有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对支持的数量和质量的测量上，由于是利用他人数据库的二次分析，所以社会支持的数量测量太过间接，而质量测量则过于单一。
凯伦·米勒(Karen Miller)的研究涉及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的主旨是确定社会支持和宗教成熟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他也将社会支持的测量分为质量和数量两部分。质量部分用的是沃克斯的社会支持评价问卷(Social Support Appraisal Scale)，主要测量家庭成员和朋友对调查对象的亲密程度、尊敬程度、关心程度、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程度(Perceived Support)。社会支持的数量部分包括朋友的数量、每月与朋友接触的次数和提供工具性支持的朋友的数目。经回归分析后，米勒发现，社会支持的数量对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质量则有显著影响。米勒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支持的数量只包括朋友，没有包括配偶和子女的数目，质量的含义过分狭窄(Miller，Karen J.，1997)。
在国内，贺寨平对山西老年人社会地位、社会支持与身心状况之间关系的论文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该研究将支持网中有无配偶、子女和朋友的数目作为测量社会支持数量的指标，而社会支持的质量包含两个指标：一是关系强度，用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密切程度得分的均值来测量；二是网络资本，即每个网络中各成员的平均经济资本、职业资本和教育资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的数量指标中，有无配偶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身体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儿女的支持只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朋友的数目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身体健康状况都没有显著影响。在社会支持的质量指标中，关系强度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关系；网络成员的经济资本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身体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职业资本和教育资本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没有显著影响；网络资本的影响大于关系强度(贺寨平，2002，2004)。
第二类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支持网的结构出发，研究社会支持网的各种结构指标对身心状况的影响，这类研究以海因斯、赫尔伯特和赵延东为代表。
海因斯和赫尔伯特探讨了网络结构对心理状况的影响。研究的数据来源是菲舍尔主持的北加利福尼亚社区调查。该研究主要探讨了自变量网络规模(Size)、紧密度(Density)和异质性(Diversity)对因变量心理压力、心理抑郁和得到支持的影响。该研究将样本分成男性部分和女性部分，然后在控制个人特征的相关变量后，作多元回归，研究表明，网络规模、紧密度和异质性的各指标对各个因变量的影响有所不同，但相当多的指标都有影响，而且男性和女性有显著不同。但总体来看，这些因素对于因变量并不具有很广泛的影响，比如异质性指标对心理抑郁的影响，只有地理距离异质性是显著的(Haines，V.& J.Hurlbert，1992)。
赵延东(2008)的论文讨论了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个人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对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此外，社会网络对健康的作用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以上两类研究中，第一类实际上是从社会支持的传统进行研究，虽然贺寨平的研究已经涉及网络资本的影响，但还没有对于网络的结构因素如趋同性、异质性予以考虑。第二类的研究，都是对他人数据的二次分析，所以导致他们的测量只能因陋就简，测量指标过分简单，影响了测量的效度。比如海因斯等的研究中，异质性只有职业和网络成员的地理分布。赵延东的论文中网络异质性只测量了职业异质性，而且研究主要局限于中西部省市。另外也没有考虑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本文试图弥补他们的缺陷，既要考察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对身心状况的影响，也要研究社会支持网络结构指标，而且在测量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时，增加指标的数量，以避免以偏概全的问题。并以作为沿海城市之一的天津市为主要的调查范围。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未见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身心状况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研究将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对身心状况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数据来源和理论假设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对天津市贫困人口的调查。研究总体为天津市6个城区中所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①，其中包括63个街道，下设1，096个居民委员会。多段抽样的步骤如下：(1)在天津市6个城区中随机抽取12个居民委员会。(2)在每个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约45户家庭。(3)在每个家庭中选取成员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并且生日最接近于调查的开始日5月1日的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
调查员由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部分师生组成，共24人，在调查前，对所有的调查员都进行了培训，调查目的、调查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解释。调查时间是2007年5月1日-2007年7月1日。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并回收问卷540份，剔除一些回答不完全的问卷，共得有效问卷528份。
就理论假设来说，首先应考虑的是社会支持的数量，社会支持的最初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支持的数量与质量不进行区别，倾向于认为个人的网络越大，对个人的身心状况越有益，但后来的研究则发现，网络规模跟死亡率之间有一种非线性关系，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多不一定就越好。根据戴博诺·范德伍特、凯伦·米勒和笔者以前的研究，社会支持的数量如以网络规模作为衡量，则对人的健康没有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网络中的人数对于人既有提供支持的方面，也有可能增添麻烦，惹出事端。所以特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1.社会支持的数量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影响；
关于社会支持的质量，戴博诺·范德伍特、凯伦·米勒和笔者以前的研究发现，其对人们的身心状况有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的网络中的成员社会地位越高，就越可能从其得到帮助和支持，比如一个人要借钱，从富人借来的钱可能会更多，而从职业地位高的人那里，更可能获得就业方面的支持。因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2a.社会支持网中成员的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
假设2b.社会支持网中成员的平均职业等级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
此外还有一个衡量质量的重要的指标，是网络中关系强度的平均水平。如果社会支持网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职业等级决定了网络提供支持的实际能力，网络关系强度则决定了提供社会支持的主观意愿，因此网络关系强度也应是影响城市贫困人口的身心状况的重要方面，所以有以下的假设：
假设2c.社会支持网中成员的平均关系强度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在社会支持网的网络结构方面，海因斯等人的研究表明，网络的异质性大多对被调查对象的心理抑郁没有影响，只有地理分布的异质性例外，对男性居民有降低抑郁程度的作用。而赵延东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的网络的职业异质性只对精神健康有负面作用，对身体健康没有影响。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城市贫困人口，由于贫困人口首先解决的是衣食住行等十分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常不是由“核心网络”能解决的，需要的是工具性而非表意性的支持。按照林楠等人的研究，工具性的关系往往来自于弱关系，因此有一个相对异质性高的社会网络，可能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心理和身体状况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因此我们假定：
3a.社会支持网的收入异质性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
3b.社会支持网的职业等级异质性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
3c.社会支持网的收入趋同性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身体越不健康；
3d.社会支持网的职业等级趋同性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身体越不健康；
3e.社会支持网的收入高于调查对象的人的比例越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
3 测量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使用的是Diener等人的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量表(Diener,E.D.et al.,1985)(Pavot,W.& Diener,E.,1993)，该量表由五个问题组成，得分在5-35的范围内，分数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在国外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在翻译问卷时咨询了相关的心理学专家，保证了内容效度。在完成调查后，做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因子解释的总方差约68%，五个题目的因子负荷值分别为.855，.842，.851，.790，.777，都比较高，且比较接近，说明此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经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878，说明该量表信度良好，适合对中国贫困人口进行测量。
另一个因变量是城市贫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主要根据调查对象对于自己健康状况的评分，取值在0-10分之间。
社会支持网的测量，采用姓名生成法(name generator)，具体问题如下：
情感支持：
(1)大多数人经常会和其他人讨论问题。在过去的半年里，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
经济支持：
(2)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向谁借？
就业支持：
(3)假如您需要找工作，您会找谁帮忙？
陪伴支持：
(4)当需要聊天、散步、逛商店、饮酒、下饭馆或打麻将、下棋等度过闲暇时间时，谁陪伴您？
要求调查对象就每一个问题列举有关的网络成员，并就其中的前五名提供性别、年龄、职业等级、收入、政治面貌以及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类型、认识时间、交往频率、关系密切程度等。
自变量中，社会支持的数量，主要是用网络规模来衡量，指为个人提供以上一种或多种社会支持的人的总数。社会支持的质量第一个指标是社会支持网成员的收入水平的均值，第二个指标是职业等级的均值，第三个指标是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强度的均值。
在网络结构方面，主要指标是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和趋同性。网络异质性是指个体网中网络成员之间在社会特征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差异性，在本文中选取的是收入和职业②上的差异。异质性指标所代表的是从一个群体中随机抽取二人，该二人在某一方面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概率。异质性指标的公式是：
其中P=i组中的数目占总体数目的比例。
调查对象和网络成员的趋同性是指个人与其网络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本文测量的是个人与其社会支持网成员在收入和职业等级上的一致性，另外还测量了网络中收入等级高于调查对象的比例。
还引入了几个控制变量，包括年龄，住房面积以及生活资源的缺乏情况，其中生活资源的缺乏情况主要是自评的衣、食、气、电的缺乏情况的总加值，每个问题都是四分的量表(经常、有时、很少、从未)，分数区间在4-16，分数越高，生活资源缺乏的越严重。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这四个方面的因子负荷值十分接近，表明这种简单相加是比较合理的。
4 研究结果
4.1 社会支持的数量、质量及网络结构对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1列出了各种因素影响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的普通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一主要包括一些控制变量，其中三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有影响：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住房面积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生活资源越缺乏，生活满意度越低。
在模型二中，又加入了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这四个变量作为一组加入以后，消减的误差在总体中具有显著性。其中，只有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的均值具有显著性，说明网络成员和被调查者的关系越密切，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在模型三中，又加入了网络结构的一组，这组五个变量纳入模型后，
增加具有显著性，说明网络结构整体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三个变量有影响：网络的职业异质性越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而收入的趋同性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但网络中收入高于中心人员的比例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
同时在控制网络异质性和趋同性后，网络中平均收入水平变得显著，即，网络中成员的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4.2 社会支持的数量、质量及网络结构对城市贫困人口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2是各种因素对城市贫困人口身体健康状况的普通线性回归。模型一中自变量主要是一些控制变量，这其中年龄和生活资源的缺乏状况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生活资源的缺乏对身体健康有负面的影响，这一点与前述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同。但年龄对身体状况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年龄越大的人，生活满意度越高，但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在模型二中，加入了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F检验有显著性，说明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对贫困人口的身体健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网络成员的收入水平对身体健康具有边际显著性(Marginally Significant)，说明社会支持网成员的收入水平平均值越高，贫困人口的身体越健康。同样关系强度的均值也和健康状况具有正向相关，说明网络成员和被调查者的关系越强，越愿意提供支持，因而被调查者的身体状况越好。
紧接着在模型三中，又加入了网络结构指标，为.319，F值变化为2.040，p＜.05，说明网络结构整体对身体状况的影响是显著的。这其中，具有显著性的变量只有网络中高于中心成员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被调查者的身体状况越差。同时网络的平均职业等级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变得具有了显著性。网络的平均职业等级越高，身体越健康。
5 分析和讨论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社会支持的数量即网络规模对贫困人口的身心状况没有影响。这个结论和戴博诺·范德伍特、凯伦·米勒和笔者以前的研究是吻合的。但和赵延东对于西部一般人群的研究结果不同，也验证了假设1。
其次，社会支持的质量对贫困人口的身心状况有广泛的影响。在衡量社会支持质量的三个指标中，网络的平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自陈健康得分越高。网络的平均职业等级则只影响身体健康得分，即，网络的平均职业等级越高，贫困人口的身体越健康。同时网络成员与贫困人口的平均关系强度也有显著性。网络中的平均关系强度越强，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自陈健康得分越高。基本验证了假设2a、2b和2c。这些研究成果与笔者以前作的老年人的研究基本符合
再次，网络的结构对于贫困人口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都有影响，但不尽相同。就心理而言，网络的差别越大，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反之越低。具体而言，网络的职业异质性越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而收入的趋同性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但网络中收入高于中心人员的比例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网络结构的指标大多对身体状况没有影响，只有网络中收入高于中心成员的比例对自陈身体得分有负面的影响。前述研究假设三的几个子假设部分得到了验证。
最后，就各种因素影响身心状况的强度来看，与收入相关的几个变量影响最大，如，网络成员中收入高于调查对象的比例，无论对于生活满意度还是身体健康状况都有影响，而且较之于其它因素这种影响都是最大的，其次是网络的平均收入水平，影响强度仅次于前者。
以上研究结论与赵延东的研究结果不同，他的研究结论是，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有利于精神健康，反之，则有利于身体健康。而笔者的研究结果是：异质性低，趋同性高，不利于心理健康，但异质性和趋同性均与身体健康没有关系。这种不同首先可能与调查的人群不同有关，赵延东的研究的调查对象是西部的一般居民，而笔者调查的则是城市贫困人口，贫困人口首先要满足的需要就是生存的需要，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工具性的支持，而松散网络更可能出现比贫困人口收入和职业等级更高的成员，更有可能提供这种支持。其次，这种差异也可能来源于对网络指标的测量，赵延东的测量指标是从测量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改造、提炼的，因而指标比较少，比较单一，这样更容易形成整齐划一的结果。
此外，赵延东在他的论文里提出城市居民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则心理越健康。本文也发现，在贫困人口网络中收入比中心人物地位高的人的比例越小，则贫困人口的身心越健康。请注意这是在控制网络成员的平均收入、职业等级平均水平后得出的，即在网络成员的平均收入、职业等级平均水平相等的情况下，网络中比中心成员收入低的人越多，贫困人口的身心状况越好。同时网络成员的平均收入也与身心状况正相关，即网络成员的平均收入越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身体越健康。因此贫困人口的身心状况一方面有赖于网络中成员的平均收入高，另一方面网络中收入高于他们的人数要少。似乎存在着矛盾，其实是完全可能的。平均收入高，意味着工具性支持多。而网络中地位低的人多，意味着贫困人口的一种优越感，能满足他的心理优越感。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因素同时其作用，意味着真正对贫困人口身心有益的网络应是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即，在网络中有个别或少数人的地位(收入)高于被调查者很多，同时大多数人比被调查者的收入低。这样，网络成员收入的均值是高的，在需要支持时可以求助于这一个或几个地位最高者，而大多数在网络中的低地位者使被调查者感到优越或有一种“控制感”，当我们考虑到研究对象是贫困人口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只比他们富裕一点的人是很难提供帮助的。
另外，收入的相关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具有最大的影响，可能源于贫困人口收入低下，需要层次较低，因而更容易受到网络成员的经济状况的影响。
本研究值得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
(1)不是象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核心网络”有利于心理健康，松散网络利于身体健康，而是松散的网络对心理状况有好处，对身体状况影响不大。这种状况说明网络结构对身心状况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与测量方法、样本选择均有一定关系，需要以后的研究者针对不同人群、运用不同测量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2)本研究发现，一方面网络中成员的平均收入越高，身心状况越好，另一方面，网络中收入比中心成员的高的成员越少，身心就越健康。这说明网络中成员的平均收入高，身心状况越好，但前提是不要增加网络中收入比自己高的人的数量，也即要增加其“质”，也即网络中少数特别富裕的人对网络成员的作用是很大的。而网络中的收入低者则使被调查者感到优越或有一种“控制感”。这种矛盾的结论再次说明了网络结构对身心状况的影响具有的复杂性，值得以后的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3)网络中收入相关的变量的巨大影响，这是贫困人口的一种特点，还是共性，值得以后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4)本研究依据的样本主要局限于天津一地，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所有的城市，今后的研究者可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范围，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所谓的贫困人口就是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口，在本研究中采取此比较公认的定义。
②收入的测量是要求对每一个网络成员说明属于上层、中上层、中间、中下层、下层的哪一层。职业等级由高到低包括：1、高级(司局级)政府官员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总经理、大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拥有较多雇工的私营企业主、著名注册会计师、著名律师、表演艺术家等。2、中下级(处级和科级)政府官员或其他有行政级别的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经理、项目主管人员、技术人员的主管、拥有较少雇工的私营企业主、较小企业的董事、大学教师、主治医生、包工头等。3、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一般工作人员、一般技术人员、小雇主、小饭馆老板、小杂货店老板、企业一般管理人员、体力劳动者的主管、秘书、中小学教师等。4、技术工人、个体户或自我雇佣人员(自由职业者)。5、半技术体力劳动工人、售货员、列车员以及其他各类服务人员等。6、体力劳动工人、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有技术的农民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工(包括建筑工地与餐馆)、保姆。7、不在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