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中见曲折——略谈索莱达#183;普埃托拉斯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拉斯论文,曲折论文,中见论文,平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70年代末西班牙兴起一股女性文学的浪潮，一批40年代末50 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 如安娜·玛利娅·莫伊斯（Ana Maria Moix，1947）、罗萨·蒙特罗（Rosa Montero，1951）、卡门·列拉（Carmen Riera ，1948 ）、蒙塞拉特·罗伊格（MontserratRoig，1946）、埃斯特尔·图斯克斯（Esther Tusquets，1936 ）等在西班牙文坛崭露头角。索莱达·普埃托拉斯（Soledad Puértolas ， 1947）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同她们一样，这位“68年代”（注：“68年代”指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起至1950年左右出生的一批作家。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磨难，因此与“36年代”及“半个世纪派”不同，这些作家不再直接描写内战的灾难及人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感受，而是将它作为文学创作的背景，远距离地思考内战的影响及后果。同时在他们大学学习阶段正逢1968年法国学潮，这批作家大都参加了国内反佛朗哥独裁统治、追求民主政治的学生运动，所以被评论界称为“68年代”。）成员出生于西班牙萨拉哥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四岁时随家人移居到首都马德里。她在那里攻读了新闻专业，并于1972年至1974年同丈夫一起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75年回国后，当过记者，教师，文化部官员，出版社主编，同时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三年旅美期间普埃托拉斯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深受英美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黑人小说在她后来文学风格的形成上留下很深的烙印。弗吉尼亚·沃尔芙、西蒙·波娃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英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新西兰。代表作有《幸福》（1920）、《花园中的晚会》（1922）。）等英法女作家也为普埃托拉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视野和理论基础。1979年她的处女作《双重武装的强盗》获西班牙“芝麻”文学奖（El Premio Sésamo），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 随后她又陆续发表了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一种道德疾病》（1982），小说《波尔多》（1986）及《人人都撒谎》（1986）。而最终确立普埃托拉斯在西班牙文坛一流作家地位的是她的代表作《留下黑夜》。这部小说摘取了1989年西班牙奖金最高的“行星”奖，成为1975年佛朗哥去世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西班牙女作家。除了上述创作外，她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其中论文学及创作的散文集《隐秘的生活》1993年被授予阿那格拉马（注：阿那格拉马是西班牙战后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总部设在巴塞罗那，它为西班牙新小说的复兴和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普埃托拉斯的大部分作品均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散文奖。至今普埃托拉斯已出版了七部小说，五本短篇小说集，三个散文集。
在普埃托拉斯的作品中重要的不是世俗观念或等级，而是内心的情绪。她用“空气”、“光线”之类的关键词来表达人物的心绪及周围的气氛。揣摩这些人物微妙的、难于把握的心态决定了她小说的氛围：就像光线和空气一样，渗透一切，但无法抓住或触及它们。作家本人也认为：
完美的小说，应该像《王宫侍女》那幅画一样：展现笼罩在一幕神秘的生活场面四周的空气、光线和时间。总之，是某种从书本和生活中逃逸出来的东西，或是深入生活，为她染上一层新的光线。这一理想小说的形象体现在一幅画上，表明了文学语言自身固有的不足。（注：《隐秘的生活》，第21—22页。《王宫侍女》（Las Meninas ）是西班牙著名画家贝拉斯克斯（Velázquez，1599—1660）于1656年创作的一幅油画，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El Museo de Prado）。）
为此，她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主观现实主义”。普埃托拉斯特别注意叙事的角度和口气，她比较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主人公惯以追忆往事的形式回顾自己过去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远距离地观察周围人的生活，冷静分析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一个以他／她为中心的独特世界。这些叙述者——主人公在与家庭和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很少主动采取行动，而是充当旁观者，为他人画像，但避免将他们肤浅地分类，同时尽量避免自我感情的流露。在许多作品中甚至不知他／她的名字和相貌，叙述者——主人公在隐姓埋名的状态下寻找自我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注：普埃托拉斯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的长篇小说有《双重武装的强盗》、《人人都撒谎》、《留下黑夜》和《一个意外的生活》。）而在用第三人称叙事时，那位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则尽力靠近主人公，从他／她的角度来演绎故事。普埃托拉斯曾说：
在我运用第一人称的场合时，我尽量使他／她的叙述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不让叙述者掺和到他／她奉献给读者的世界里（至少在感情上）。叙述者议论，评价，但总是设法留有自由和怀疑的余地，让读者自己去决定，评论……当我采用第三人称时，我趋向于定位在中心人物的视角上，很少从同一距离来观察所有的人物。我的第三人称是相当个性化的，而我的第一人称则相当地非个性化。 （注：《隐秘的生活》， 第286—287页。）
与其他女作家一样，普埃托拉斯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见闻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部分素材。她宣称文学与生活的界限不是截然分明的。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和人物，经作家改头换面之后便走进了她的作品中。这使得她的小说基本上以中产阶层的生活、情感和追求为蓝本，善于从他们平淡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立意。平铺直叙、貌似简单的故事情节里往往隐藏着出人意料的结局。该期选译的三个短篇小说《反抗福尔帝内易》、《冷漠的夏娃》及《往事》（注：《反抗福尔帝内易》和《冷漠的夏娃》选自《一种道德疾病》，《往事》选自《海湾潮流》。普埃托拉斯曾从事过电台记者的工作，《冷漠的夏娃》便是这一经历的产物，但绝非自传式作品。）讲述的都是一些看似平常的故事，但其中人物命运，关系的转折突变却让读者领略了作家的不凡构思。
她的小说情节一般是开放式的，有时几个情节围绕各自的主人公展开，互相间不连贯，只靠一些次要人物来做些松散的联系。而且作家有意留下许多空白和省略，不告诉读者人物的最后结局，像《波尔多》和《阿雷那尔的日子》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时在叙事技巧上她更倾向于联想、暗示、含蓄、适当的距离。许多场景细节点到为止，往往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形象，避免细致的铺陈。在这点上普埃托拉斯深受电影艺术手法的影响，讲究节奏感和流畅的对话，传统的长篇景物描写被舍弃。另外她的许多人物在不同的作品里连续出现，给人以生活的跳跃和延续感。如《留下黑夜》里神秘的卡罗利娜夫人和她的庄园生活这一次要情节在《阿雷那尔的日子》里得到再现和突出；而《阿雷那尔的日子》里的另一位次要人物奥尔加在《一个意外的生活》里则成为女主角之一。《人人都撒谎》更是基于短篇小说《欲望的起源》（这是普埃托拉斯为数不多的几部自传体小说之一，收录在《一种道德疾病》里）里的人物和情节扩展而成的。
普埃托拉斯与其他女作家不同的是，她喜欢从男性的视角来描写女性人物的感情和生活，这一方面拉开了她与小说人物的距离，避免许多女性文学作品被对号入座的误解；另一方面更加客观地塑造了女性形象，揭示出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和遭遇。如《双重武装的强盗》和《人人都撒谎》都是透过一个年轻男性的目光来观察、审视、分析他周围的女性世界以及她们对他情感成熟的影响。《冷漠的夏娃》也是从一位男作家的角度描写一个职业女记者。他对夏娃印象的戏剧性变化衬托出这位女性人物的内在魅力。
普埃托拉斯的小说大多笼罩着一层忧郁的情调，她笔下的人物常常与孤独相伴，因不知人生的意义何在而彷徨，因无法直面充满敌意的世界而逃遁在个人封闭的天地里，但内心还保留一丝幻想，期待生活能给予他们一个意外的馈赠。男女人物之间的关系脆弱、复杂，苦于沟通的艰难。她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貌似强大，在女人面前充满优越感，实则比女性人物更软弱，更渺小。这些男性人物基本上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留恋童年的美好时光，而对现实不满和绝望。有些人盲目地反抗，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有些则对人生采取消极观望、玩世不恭的态度，如《双重武装的强盗》、《波尔多》和《人人都撒谎》里的男主人公。
相比之下，女性人物更坚强，虽然遭受更多的磨难和不公，但在与男性人物的交锋中，女性人物总能反败为胜，这点在《反抗福尔帝内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一位出身低贱的女演员以惊世骇俗的行动回报了一位当地名流福尔帝内易先生对她的侮辱，维护了女性的尊严。另外，普埃托拉斯塑造的一部分职业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如《波尔多》、《留下黑夜》及《一个意外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她们喜爱外出旅行冒险，开辟新的活动天地，以逃避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在与丈夫、情人的关系上，一改传统妇女委曲求全、忍让顺从的惯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她们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对世俗婚姻提出质疑和否定。这些女性人物或主动提出离婚，或拒绝结婚，但从不放弃她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在婚姻和爱情上攻守自如的立场使普埃托拉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浓厚的现代妇女解放的色彩。
普埃托拉斯的小说还颇具国际化倾向。与西班牙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植根本土不同，她不喜欢在自己的创作中直接明确地描写本国的社会现实，像西班牙内战、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等，而是有意拉开距离，将许多作品的人物和地点异国化，着重反映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危机，人与人之间微妙冷漠的关系。这反映在小说空间上，就是分散、广阔，从欧洲大陆到英伦三岛，从北美都市到东方异国，到处都有普埃托拉斯人物的踪影。《波尔多》描写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几个上流社会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反抗福尔帝内易》则以一个英国小镇为故事发生的舞台，描写一对英国男女之间的特殊交锋。
她后期的创作逐渐回归故土，开始描写战后西班牙人的生活变迁。即便如此，像《冷漠的夏娃》和《往事》的主人公虽然都是西班牙人，但几乎没有交代具体的时空背景，也没有涉及人物之外的社会层面，只能从一星半点的细节上捕捉它们的历史氛围。普埃托拉斯不愿将自己的小说流于“半个世纪派”的那种公式化承诺文学，认为要客观地反映西班牙战后的生活，对她那一代作家来说，尚缺乏时间和距离。所以宁可暂时在创作中淡化外部社会政治背景，而着力挖掘当代西班牙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另外，她的语言空灵、清新、简练、含蓄，擅长以客观的话语描摹主观的感受，这点充分表现在叙述者——主人公身上。在他／她的回忆中，很少披露自己的内心情感变化。虽然小说描写了大量男女情爱之事，却没有任何过分的渲染，而是以抒情的笔调含蓄地处理。看似平淡，实则蕴意丰富。像《往事》中的女主人公，以相当克制、冷静的语气讲述一个恩恩怨怨的三角恋爱故事，不似一般女性文学作品那么激情肆溢。《冷漠的夏娃》里男女人物间的关系，在发展到高潮时，戛然停止，余味无穷。在这方面，她受美国黑色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很大，讲究节奏的紧凑，人物对话不拖泥带水，同时有意留下一些空白，让读者去想象，也因此而增加了作品的神秘色彩。
普埃托拉斯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如下分析：
关于我的风格，最初较具实验性，现在趋于平和。线形结构，现实手法。但这是一种关注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风俗小说。我不太做细微的观察或外部描摹，而是展示一种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和理念。我小说中的人物犹豫不决，含糊彷徨，有时无法适应社会，但总是尽力克服、超越人生的局限。（注：Zaragoza,Celia."Me fascina el azar." Familia cristina,No.21,1989.）
总之，普埃托拉斯小说的风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摈弃廉价的伤感；运用不事雕琢的语言；善于把握叙事视角；独特的内心情感抒发；贴近日常生活；注重反映以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问题。她的小说主题也多为爱情、友谊、死亡、孤独、岁月的流逝、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的缺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