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教育改革的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中国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5－0022－11
教育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社会改革和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我国教育改革也稳步推进、不断深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教育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教育体系和结构更加合理，各级各类教育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升，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职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终身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日趋完善①。这些教育成就的取得，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贯彻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结果，是教育领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创、不断进取的结果，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爱国敬业、脚踏实地、勇于实践的结果。基于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领域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回顾我国教育改革基本历程，总结概括我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理解和积极宣传教育改革的“中国模式”，展望我国教育改革的未来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分期
从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看，观察教育改革历史发展的坐标有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维度，即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二是纵向的维度，即教育改革历史展开的生动过程。在横向维度上，人们可以观察到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之间的共生和互动现象：一方面其他社会改革中的教育需求推动了教育改革，提供了教育改革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又构成了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重要条件，影响着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预期成效。在纵向维度上，人们可以观察到教育改革的连续性、积累性和阶段性。30年来，教育改革是一个未间断的过程，前一阶段的改革为后一阶段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一阶段的改革又继续解决前一阶段改革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时提出新的改革目标，教育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利用这样一个坐标来观察，着眼于教育改革的阶段性和同一时期教育发展的总体特征，我们尝试着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历史时期。
（一）教育改革酝酿与教育恢复发展时期（1978—1984）
“文化大革命”当中，教育是重灾区。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的影响，教育的性质反复遭受政治上的拷问，学校也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学制缩短；大批教师受到批判，不敢钻研业务；高等院校停止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学校中纪律废弛，学生不好好学，文化程度很差；课程内容选择片面地根据政治标准，内容单一；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大幅下降。针对这些情况，1975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1](P2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立即着手在教育领域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全力整顿和恢复教育工作秩序，同时从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格局出发，酝酿教育改革的新构想。1977年5月24日，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话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1](P25) 在这次谈话中，他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好风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P27)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重申“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处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P29)。在这次座谈会上，他重点阐述了对十七年（1949—1966）教育路线的估计问题、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关于体制和机构问题、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关于学风问题等。这些问题，不管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是宏观的体制问题还是微观的学风问题，都是当时教育界拨乱反正所急需澄清和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这些谈话和讲话，对于当时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云见日的作用，可以看成是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奏响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先声和序曲。1983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简称“三个面向”）。“三个面向”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工作及8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
这一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工作的重点是普及小学教育。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80年代在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把普及小学教育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下，普及小学教育依据“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展开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了尽快培养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大量人才，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2](P62) 1978年教育部公布《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此后一批重点中小学相继产生。中等教育方面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恢复高考、理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调整高等学校学科和专业结构、开始建设重点大学等方面。高考的恢复对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恢复和增设了普通高等院校169所，其中，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中确定第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88所。这一时期也是研究生教育的恢复时期，高校开始重新招收研究生。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公布，规范和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教育事业秩序全面恢复，真正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为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二）教育改革起步与教育稳步发展时期（1985—1992）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任务”[3](P37)。1985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要求创设良好的改革环境，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既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又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面对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了”[4](P2)。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决定》是一个里程碑，以此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②。
这一时期基础教育改革以管理体制改革为主，逐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4](P3) 的体制，有力地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改善了办学条件。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开始试行小学毕业就近升入中学，不再举行升学考试。这一时期继续进行中等教育结构调整，通过普高改职高、增设职业教育课程及新办职业技术学校等途径，逐步形成了中等教育阶段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并行的格局。高等教育方面，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划分了中央各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管理高等教育方面的权限、职责。在试点的基础上，1990年国家教委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加强了对高校的宏观管理，调动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在高校招生制度上，“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4](P5)，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招生形式。在录取体制上将统一录取改为学校单独录取，试行“学校录取，招办监督”的新体制，并试招收中学保送生。在毕业生分配制度上，扩大学校的分配权限，试行“供需见面”的办法和招聘考核录用的改革试验，分配中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增加。继续推进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工作；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及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也在继续进行。为使高等学校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这一时期继续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三）教育改革全面展开与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时期（1993—1998）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都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对教育工作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5](P1)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5](P2) 在此背景下，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总结了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分析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国情和教育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提出了到20世纪末期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任务、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和重大政策举措，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的一部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志，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全面展开，教育事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开始提出要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实施素质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小学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基础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6](P164) 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基础教育改革涉及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发现和培养有特长的学生等各个方面。中等教育的结构得到继续调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动力，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新的依法治教阶段。到1997年，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比例，已达56.3％。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1998年通过《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进一步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确立了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通过改革逐步形成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开始通过共建、合作、合并、划转、协作等形式的联合办学，使高校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在招生制度改革上，1997年高等学校招生实现全面并轨，并逐步实行收费制度。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1998年高等教育开始扩大招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得到显著增加。在就业制度改革上，改变了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新制度。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科类和专业结构调整，实施国家“211工程”，酝酿“985工程”，加速推进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也有了快速的发展，改进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生导师的审核办法，加强质量监督和评估制度，大力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
（四）教育改革持续深入与教育质量意识全面提升时期（1999—2008）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些动向预示未来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应当及早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而“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7](P107) 因此，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教育改革，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以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政策公布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持续深入和教育质量全面提升时期。
这一时期，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是酝酿和实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2005年已在全国推行。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继续推进“以政府办学为主，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8](P66) 的办学体制改革。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对基础教育的社会力量办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也是这一时期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8](P62)，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推进山区、牧区和边境地区等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实施和质量提高工作。为减轻农民教育负担和控制一些地方和学校的乱收费现象，先试行农村“一费制”改革，在此基础上试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并于2008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推进教育公平事业取得突出成就。这一时期，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重点是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地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8](P112)。原有的职业大学、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和部分高等专科学校要通过改革、改组和改制，逐步调整为职业技术学院。同时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9](P782)，“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10](P773)。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从1999年起，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经过连续9年的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现已超过23％，进入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高考制度也在进行相应改革，首先是逐步废除了全国统一考试，逐步实行各省统一命题或联合命题；其次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科目逐步实行3＋X方案；再次是部分高校实行自主招生等。另外，高等教育教学推进“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并实行五年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继续推进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逐步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从1999年起，开始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从2007年起，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留学计划。
二、理论分析
“教育改革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是理念、政策和体制结构、历史和文化的大杂烩。”[11](P186) 教育改革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受到理念、政策、体制、历史和文化等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也概莫能外。回顾中国教育改革30年历程，人们能够充分地观察到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要想全面地分析这些因素，需要很长的篇幅，需要补充更加详尽的资料，需要进行更为精致的分析。这里研究者试图总结概括其中的若干重要因素，并加以简略分析和讨论，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期望能得到教育界和教育学界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一）教育改革的性质定位
如何看待3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的性质？是站在教育领域内还是站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来讨论教育改革？是把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相分离还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美国的教育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el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研究美国教育改革时提出，“各种教育改革运动由于拒绝深入考察经济生活中财产和权力的基本结构而踉跄前进。关于实现一个促进经济平等和个人圆满发展的社会的可行性，我们确实乐观。但我们懂得，其前提是广泛的经济改革。只有当教育系统为实现充分民主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平等地分享经济活动成果而培养青年时，它才可能是平等的和自由的。”他们明确地指出，“压制性、个人的无能为力、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机会的不平等，都不是历史地起源于教育系统，也不是由今天不平等的、压制性的学校所产生。压制性和不平等的根子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功能之中。”[12](P19) 因此，当美国教育改革与社会经济改革相脱离时，是不能取得改革者们所期望的良好效果的。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
中国的教育改革与美国不同，一开始就是作为整个社会领域改革的一部分而开展的，教育改革的目标与社会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具体目标是相互协调的。邓小平一开始就是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教育问题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P25)。1984—1985年，当中央相继通过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他指出“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困，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173) 可以说，此后我国不同阶段的重大教育改革举措——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发布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再一直到2007年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实施——都是作为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一部分进行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目标。在众多教育改革的文献中，随处可见社会改革的主题和影响。服务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3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说还是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需求的政策表达。教育改革也因此不单单成为一项教育议题，而且也是一项政治议题。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P171) 关心、推动和领导教育改革因此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家们的强烈政治意愿和重要政治责任。
（二）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
任何的教育改革在展开之前都必须对教育当下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教育自身状况进行分析，把握诸多社会背景的变化所提出的教育需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教育提出相应的改革举措。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是教育改革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它不仅阐明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且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规定了教育改革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一般而言，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不是全景性的，而是选择性的。教育改革者们在描述教育改革面临的社会背景时，往往聚焦在那些他们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任务或要求，着力于分析这些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任务或要求对整个教育工作和青少年发展提出的挑战。至于哪一些社会发展趋势、任务或要求进入到改革者的视野当中，并被改革者作为背景参照或提出改革目标的依据，则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因素，如某些社会趋势的社会共识程度、某些社会任务的紧迫形成、实现某些发展要求的政治意愿以及它们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联程度等。
一个时期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直接地体现在教育改革政策文本的背景描述中。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中总会有一段前言性的文字。这些前言性的文字一般都致力于描述推动某项教育改革的宏观社会背景包括教育背景。阅读和理解这部分内容，是人们把握教育改革背景认知的基本途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4](P1)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改革背景的描述是“为了实现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战略任务，指导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制定本纲要。”“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都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对教育工作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13](P63)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则提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14](P36) 从这些表述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五大等提出来的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第二，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从十二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十五大之后知识经济的出现等等；第三，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教育改革30年来的背景认知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提出的客观要求。
受制约于这样的背景认知，教育改革明显具有一种外部驱动的特征：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形势的要求，教育需要作出相应的改革；反之，改革和发展教育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条件，教育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所有方面都以经济为基础，特别是牵涉到培养劳动力以及与别国竞争时更是这样。教育被描述为国家增进甚或是维持人们经济福利之能力的关键内容。”[11](P13) 例如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创新的水平，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是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创造性人才就成为实现现代化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成为当代教育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创造性从一种人文品质演变为一种劳动者素质，从一种传统上认为只有少数人才具有的特质演变为如今人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技能。虽然在教育改革的逻辑中，“经济基础肯定不是如今唯一作为教育改革重要原因而受到强调的。教育公平的目标至今仍然作为个人社会流动性和公民责权的保障而被引证，但天平明显向经济那边倾斜了”③。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
任何教育改革都有其特定的改革目标，为实现教育改革的目标而选择的特定改革道路即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容。从大的方面说，涉及到教育改革指导思想选择的问题，例如改革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究竟是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还是从改革者的主观意愿出发？从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改革目标的确定、改革意图的贯彻、改革舆论的制造、改革机制的建立、改革进程的推进、改革效果的评价、改革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国的教育改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们这里讨论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改革的路径就不再从大的即指导思想的层面入手，而是从小的即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层面入手。
回顾中国教育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受制约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我国教育改革基本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这主要表现在：每一时期教育改革的主体都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具体落实中央政府的改革设想，并为改革的成功创造必要条件；每一时期教育改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根据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提出改革目标，确定改革内容，设计改革进程；每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到保障机制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从学校到教师逐级传递，分级执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决策部门也逐渐重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意见和建议，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或征求意见会，但是总体来说，改革的核心议题不是由教育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们拟定的，而是由政府根据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确定的；改革的节奏不是由教育第一线的校长和老师们把握的，而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设定的。为了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政府往往借助于行政和舆论的双重力量进行动员和推进。行政的力量就是对改革政策执行不力者进行行政问责。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4](P7) 舆论的力量就是通过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进行宣传和呼吁，积极介绍正面的典型经验。2001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以后一段时间，主流舆论也将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呼吁教育领域的每一个人都热情支持这场改革运动，不鼓励、不提倡、不发表对改革本身存在问题的一些分析和讨论文章。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由上而下的、得到行政和舆论力量双重支持的教育改革路径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有密切关系，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统一变革，有利于改革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强化政府部门对于改革的责任感。
（四）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
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是指教育改革在酝酿、开展和推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某些价值观念的偏爱和追求。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决定着教育改革的目标、内容和具体的策略选择。纵观我国教育改革30年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指导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价值诉求主要有两种：第一，国家主义价值诉求。教育改革中的国家主义价值诉求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益的追求是教育改革的原动力，教育的每次改革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追求新的国家利益”[15](P360)。这种国家利益可能表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P26)；也可能表现为对创新型人才的渴求，“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7](P107) 这种教育改革的国家主义价值诉求充分表达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属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教育改革的国家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国家扩张主义、国家至上主义。第二，功利主义价值诉求。教育改革的功利主义价值诉求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奉行功利的价值原则，追求一种现实的功利或利益，特别是追求个人、社会物质需要与经济利益的满足；第二，在价值的辩护方式上，诉诸工具价值论。”[16](P226)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之一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明显地阐释为“工具—目的”的功能关系。高质量教育被看作能够保持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功利主义”）和科技进步（“科技功利主义”）的重要依据。这既体现为教育要伴随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也体现为对教育地位和功能的不断重新理解上。30年来先后提出的一些政策命题或口号，如“教育是基础”、“教育先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等最直接地表达了对这种功能关系的认识。教育改革中的功利主义价值诉求有助于说服和动员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提高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更好的思想、物质与舆论条件。
三、未来展望
基于对我国教育改革30年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外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参照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成功经验，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们对未来10到15年中国教育改革比较大的趋势提出以下可能的展望。
（一）教育改革的社会性质更加突出
过去30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改革互相配合、协调开展，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成就。这要归功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几代政治家们的高瞻远瞩和总体把握。未来的教育改革应该在继承以往教育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继续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改革保持积极的、良性的互动，认真研究不断深化的社会改革形势给教育领域提出的要求或挑战，并不断地变革教育观念、制度、内容和方式方法，以期为社会变革提供更好的文化、智力和人才支持。教育改革的社会性质会更加突出，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之间的联系会更加密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真诚交流、携手合作。一方面，政治家要担负起教育责任，用自己良好的言行教化社会；政治家要充分发挥自己对整个社会宏观把握的优势，继续从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视野出发把握教育改革的方向；政治家应该继续关心教育，将教育事业的发展纳入到政治议题的讨论中去，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教育家也要关心政治，要强化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了解和把握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认真分析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政治家要有自己的教育顾问，教育家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不过，在密切教育改革与其他领域社会改革关系的同时，未来的教育改革也应该意识到，教育实践活动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一般文化活动等在性质、目的和过程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教育改革尽管应该充分考虑其他领域社会改革的要求，但是不能简单地按照其他领域改革的模式来进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应该尊重教育的规律，遵循青少年发展的内在秩序，在高等教育领域，还应该有利于科学研究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成长。
（二）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会更加全面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发展经济对于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被优先考虑，教育的经济功能也非常突出。毫无疑问，这样来考虑教育改革是非常正确的，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因此也赢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告诉人们，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长期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的动力是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为人民所共享。发展不仅要考虑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或速度的加快，更要考虑到质的增长、效益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全面的发展代替片面的发展，以协调的发展代替发展中的冲突，以可持续的发展代替牺牲环境和社会团结的发展。随着新时期社会改革和发展任务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一般民生问题，教育改革的背景认知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要有更加宽阔的和综合的社会视野。教育改革的逻辑要从单一的经济逻辑到更加丰富的社会逻辑。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丰富联系将有可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著。未来的教育改革在背景认知方面，必将更加注重认知的全面性，如在充分考虑有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基础上，还要综合考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需求，把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信念和能力的公民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要兼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求，回应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与高度信息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挑战，培养既有开阔大文化视野又能够弘扬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精神的新一代；要从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直面发展不均衡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别，大力推进教育公平，积极培养青少年一代的平等和公正意识，把增进社会理解、社会互助和社会团结作为自己重要的使命；要高度关注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信息化、数字化生存的意识和能力，自觉抵制网络时代各种不良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教育改革背景认知愈加全面，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愈加提高，教育改革的社会功能愈加丰富，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愈加彰显。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会更加多样
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路径使各级政府行政官员特别是教育行政官员处于改革的核心、主导和主动的地位，具有很大的责任和权力，而将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及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从总体上处于边缘、依附和被动的位置。教育改革的推进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宣传动员，依赖于开会、发文件、抓头头、检查落实、典型经验学习、政府绩效评估等方式方法。这种改革路径的优点在于政策执行力度大、改革效率高、改革过程比较容易控制。依照中国的教育国情，这种路径选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较高程度的合理性。但是，一些改革实践说明，这种路径选择也存在一些无法规避的风险。首先，各级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不仅要为改革提供额外的、有足够吸引力的公共资源保障，而且还要承担可能的政治成本。如果一项教育改革措施不能够取得预期成效或者有损于一部分学生或家长的教育利益，那么政府就首当其冲地成为批评的对象，成为教育舆论的中心。在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如果政府经常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客观上会降低政府本身的公信力，极大地影响到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其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容易滋长下级部门、大中小学校和老师们“自主改革的惰性”，逐步丧失自主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有小部分教育一线的人员会参与到政策调研、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去，但是绝大部分教育一线的人员还是站在改革之外，等待改革的命令。久而久之，在教育界就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教育改革是上级政府的事情，自己只是教育改革的“客体”。教育改革，哪怕是一些学校层面或课堂领域的改革，也要依赖于上级行政部门或学校管理部门的决定。再次，采取自上而下改革路径所面临的另一困扰是支持改革的理论、数据或信息的不充分性。这种不充分性一方面来源于改革行为自身的性质和改革调研范围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来源于调查或征求意见中当事人的“讨好”行为，未能充分地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施行改革，很容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实施素质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观察了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后指出，“有助于教育改革成功的三个主要有关方面：一是当地社区，尤其是家长、校长和教师；二是公共当局；三是国际社会。过去的许多排斥现象都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参与不足造成的。自上而下或从外部强制推进教育改革的种种尝试显然都失败了。”[17](P14) 在未来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在继续推进自上而下改革、解决宏观教育体制性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转变政府部门的观念，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改革本身的民主化程度，有更加多样的路径选择，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自上而下的路径相对应的一种选择就是自下而上的路径。比较起来，这种路径更加强调微观的教育变革，更加强调学校和教师的改革主体性、更加强调专业学会和社区的参与、更加强调具体问题的有效解决。只有当教育一线的老师和校长们形成了教育改革的自主意识并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学校发展和学生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变革学校的时候，只有当自上而下的改革致力于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更好的体制、制度和政策条件时，只有当教育改革成为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日常教育实践而不是一种社会运动时，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地从政治层面走向日常生活层面，才能不断增强整个教育体系的活力和适应性。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应该成为一种不断强化行政操控的过程，而应该成为一种不断增强学校自主性和向教育实践工作者赋权、提高他们革新能力的过程。不过，在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上，也不宜简单地走向反面，完全采用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解决不了一些宏观上的体制性问题，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深受具体时间、地点、人员和其他条件因素的制约，区域之间、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在改革意向、能力、主题、内容、方式方法上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是教育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在上下结合的过程中，有必要“强调公共当局的作用，他们有责任明确提出各种选择方案，并在同所有当事人广泛协商后，选择一种公众政策，这种政策为教育系统的任何结构指出方向、奠定教育系统的基础和确定要点，通过进行种种必要的调整对其进行管理”[17](P17)。
（四）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将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教育改革的国家主义及功利主义价值诉求是一种国际性的趋势④，在现阶段有其合理的一面，其本身也具有人文主义的意蕴。国家利益的实现、经济发展后劲的增强，为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良好条件。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仍然需要坚持这种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以赢得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支持。不过，教育改革中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诉求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扭曲教育和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忽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强化教育的依附性；就会遗忘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弱化人的多方面需求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最终不利于教育整体功能的实现，不利于教育、社会及人的和谐发展。这样的教育改革“往往注重外在形式，而忽视内在效果；注重现实利益的满足，而忽略未来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注重外在社会功利性目的的达成，而忽略内在教育品质和青少年发展质量的提升。”[15](P340) 因此，未来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应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功利目的的同时，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青少年学生的全面、和谐、多样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教育工作的核心位置，把创办适合于每一位青少年发展需求的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加以追求。未来的教育改革应该认真分析和研究急速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变革给青少年发展带来的诸多影响和挑战；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应该着力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建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念，弘扬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致力于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最终成为有健康和谐的身体和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怀、正当的价值追求和远大人生理想的人；应该在传授最新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良好的终身学习的习惯和批判性的思维品质，最大限度地保护、发展和提高他们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应该培养他们的平等、公正、责任、和平与环境保护意识，帮助他们正确地理解社会差别、文化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深刻地理解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唯一可行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深刻地认识到在解决种族冲突、贫困、环境灾难、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社会理解与人类合作对于当今和未来时代的极端重要意义。如果未来有一天中国教育改革的旗帜上能够赫然写上“为了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标志着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收稿日期］2008—07—16
注释：
①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最近认为，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概括起来包括“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和“教育科研的繁荣”四个方面。他特别强调教育观念的转变，认为它是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领域取得的“最大成绩”。他指出，在观念转变中有两点尤其重要，这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顾明远教授认为，这两点改变了我国的教育，也改变了我国整个的社会。参见顾明远：《解放思想，30年教育成就斐然》，载《中国教育学刊》2008年第6期。
② 邓小平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予积极评价和充分肯定。他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参见《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③ 莱文（Benjamin Levin）：《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项贤明、洪成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作宇教授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分析，也注意到了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economicism preference in higher education），将其概括为：“其一，在知识经济或所谓新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强化，由经济价值界定高等教育的目标。其二，由经济关系界定高等教育结构的外部关系。其三，由经济投入界定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其四，由经济利益诉求界定学术人员的行为驱动力。”参见周作宇：《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 进入21世纪，无论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2001）教育改革计划、英国的《2002年英国教育法》（2002），还是日本的《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彩虹计划，2001）、俄罗斯《2010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2001）、澳大利亚《网络世界中的学习——学校教育行动计划》（2000），都把教育改革看成是实现各自国家的发展目标、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美国总统G·W·布什还亲自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改革计划撰写前言，提出“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能承担起教育每个孩子的责任，我们就有可能在其他领域遭遇挫折。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教育了我们的年轻人，在全国和公民生活中将会有许多其他的成功接踵而来。”参见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组译：《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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