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殖民现代化的质疑和批判——以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创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为例论文,时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5)01-0147-07 无论是研究日据时代的台湾历史，还是讨论这一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政权在台湾强制推行的“殖民现代化”，究竟是殖民地的福祉，还是民众命运的灾难?是美丽的神话，还是真实的谎言?日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手段与台湾的殖民化过程扭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殖民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与艰难调适，又造成了台湾民众怎样的精神困境? 事实上，1895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推行的现代化，是以扩张领土和掠夺经济为目的的，其实质是一种以殖民为前提的现代化。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毫不掩饰占领台湾的要旨：“一则以本岛作为将来展弘我版图于对岸之中国大陆及南洋群岛之根据地；一则在开拓本岛之富源，移植我工业制造，垄断工商权利。”[1]当日本帝国主义穿着“文明”的靴子践踏台湾的土地，用军刀大炮建立殖民者军事统治的时候，殖民地人民是以被剥夺了主体性的方式进入了现代社会，受尽了殖民制度的压迫、奴役和凌虐；当殖民者为了掠夺需要而进行某种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的时候，殖民地人民是以被扭曲的方式进入了“强制现代化”的过程，不得不吞咽“殖民性”的苦果。殖民者给台湾带来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现代性”事物，诸如创办制糖工业、改善卫生、发展教育等，主要是为了促进日本资本主义体制之完善而强行规定的台湾现代化，其实质正如陈映真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铺设铁路、开公路，是为了殖民者能深入殖民地‘开发’，掠夺殖民地资源，并且把母国的商品无远弗届地扩散到殖民地各角落；开发交通，有重大的支配、统治、抑压叛乱等军事价值。改善治安，是镇压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副产品。日本人在台湾发展的医学……主要是为了研究热带殖民地的疾病，便于保护从寒温带来的殖民官吏、军队、商人、传教士的健康。殖民统治，主要是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劳力。改善殖民地公共卫生，促进医学，是为了必先有健康的劳动力，才有剥夺劳动力的可能。说教育吧，劳力的知识品质提高，才能增进劳力的生产性。”[2] 总之，“日本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以来，以牺牲亚洲为代价所达成，亦即以日本殖民地为牺牲的结果。”[3] 回到日据时代台湾的历史语境，面对“现代制糖业”、“生活改善运动”、“台湾博览会”为代表的殖民现代化手段，台湾新文学作家顶着政治高压创作，以其犀利而辛辣的嘲讽笔调，真实而深刻的文学再现力量，揭穿了这种“现代化”背后的殖民主义内幕，从中寄寓了强烈的反殖民现代化精神。 一、现代制糖业：“台湾蔗农之穷困，产生台湾制糖会社之隆盛。”[4]47 在殖民地的背景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由农业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变迁，并非在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作用下，表现出历史本身的连续性，而是受到殖民统治的外力推动，按照殖民政策的需要和规定得以被动的发展。日本殖民当局推动资本主义入侵台湾的“基础工程”之一，就是按照“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压榨台湾”的规划，通过对农村掠夺性的开发建设，把台湾作为自己的粮食和原料供应地。日据时期台湾的新文学作家，对上述殖民现代化的过程有着清醒的警觉，他们的作品多以批判、抗拒的姿态，来质疑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剥夺的历史真相。株式制糖会社背景下台湾蔗农的穷愁潦倒，即成为新文学作家们特别关注的内容。 “台湾经济的殖民地化，是从移植现代化制糖业而正式展开的”[5]。这也是殖民者炫耀自己在台湾的“治绩”之一。事实上，制糖会社为了掠夺台湾的砂糖资源，一是巧取豪夺，大量侵吞农民耕地，把土地资源掌控在日本财阀手里，到“昭和十二年，日本人拥有的耕地面积，占台湾总耕地的21％”[6]，且皆位于台湾的田园核心地带，土地丰饶肥沃。二是发展扩大甘蔗种植面积，保证制糖原材料来源。或自营农场，或强迫台湾农民多植甘蔗，减少稻米耕种；到1917年，甘蔗耕种面积超过十五万甲，占全岛耕种面积的28％。三是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糖业保护政策，1900年成立“台湾株式制糖会社”，1909年已建成新式糖厂15家。日本人引进夏威夷的新蔗种，加入制糖机器设备和化学肥料，建立大小糖厂，铺设运送甘蔗的铁路，互相购拼，资本高度集中。到1917年，日本制糖会社的收入已经高达一亿三千万元，占工业生产额的80％。然而，这个完完全全在台湾养大的日本糖业资本，其发展却是建立在殖民者对台湾蔗农的残酷剥夺上。遭受日本制糖会社和地主双重压迫的农民，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最为困苦的底层人群。 为了抗议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土地的掠夺，赖和①曾于1930年创作了长达295行的诗歌《流离曲》，这是台湾新文学中篇幅最长、感人至深的一首诗。它以殖民当局将3886甲土地廉价批售给370名日本退职官员、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的事件为背景，来表现农民在洪水中九死一生的“生的逃脱”，在沙石荒埔上拼死拼活重建家园的“死的奋斗”，以及他们在良田被抢夺时发出的“生乎?死乎?”的哀号。失去了土地命根子的农民，一下子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生与死的挣扎苦不堪言。 日本制糖会社侵吞台湾农民土地，往往动用国家权力，与警察携手共谋。他们或以利诱、欺骗为手段，或以威慑、胁迫、关押、刑罚作为后盾，巧取豪夺，强迫农民就范；稍有不从者，还会殃及身家性命。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屡屡揭示了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乡村。 蔡秋桐②的《四两仔土》中写到的农民土哥，家中原有二三甲地在潭底，随着潭底那几百甲官有地被日本制糖会社霸占，土哥夹杂其中的私有地也在劫难逃。为了强制收买农民的土地，制糖会社把农民召唤到私设的拘留所，由K厅长宣判说：“会社要买收你们的土地，你们要卖他，九则畑甲当(每甲以……计算)百零五元，十则六十五元，池沼五十元，原野十五元。”如是，承诺者使之回家，不承诺者关到承诺，不使他回去[7]。由此，失去土地的土哥从自耕农沦为佃农，不是在租田里当牛做马，就是到会社农场出卖苦力，穷得五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故有了“四两仔土”那样令人心酸的别号。 杨逵③的小说，也多次写到土地大量流失的悲惨情景。《模范村》的农民憨金福所“开垦的那块土，父子两代，费了多少功夫，下了多少本钱!家里的东西全部卖光了不说，还要天天到镇上挑大粪，载垃圾来做肥料，好容易把这块满是石头的荒地弄成了熟田”[8]。可那么好的水田，却被地主强行霸占，转租给日本糖业公司。憨金福在日本殖民者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最终被逼得贫病交加，抛尸于荒山野岭。 《送报伕》中杨君的遭遇，更是在日本财阀强行掠夺土地背景下发生的典型悲剧。小说主人公杨君的父亲因为抗拒日本制糖会社低价征用土地，被定为“阴谋首领”的罪名。“拖出去，这个支那猪!”日本警察大声吼道。父亲被抓到警察局六天后，带着满身伤痕含恨而逝。土地被霸占，生活无着落，不断有村民跳塘自尽，家破人亡的悲剧时有发生。杨君的弟弟姊妹也相继夭折，母亲最终含恨自杀，给远在东京“九工一读”的儿子杨君留下绝命书。 特别可恶的是，日本财阀这样掠夺台湾的土地资源，逼死无辜的农民，他们却口口声声宣称是为村民着想，并制造出一套殖民者的强盗逻辑：“公司的这次计划，彻头彻尾是为了本村利益。对于公司底计划，我们要诚恳地感谢才是道理!……公司选定了这个村子，我们应该当作光荣的事情。”而对于不肯就范的村民，日本警察则吼道：“听说一部分人有‘阴谋’，对于这种‘非国民’我是决不宽恕的。”[9]透过这个场面，人们看到的是殖民话语的霸权。明明是强行买卖的公开掠夺，却要让强盗逻辑合法化；事实上是殖民者剥夺了农民的生存权利，却要诬蔑农民“犯上作乱”；原本是为日本制糖会社牟利，却要打出给殖民地造福的招牌，还要让台湾农民对他们感恩戴德；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等级分明的位阶关系和尖锐的对立关系，日本统治者对台湾殖民地历史的扭曲和篡改，令人触目惊心。 一旦失去土地，农民大多沦为制糖会社或地主农场的佣工。殖民当局实行“原料采收区域制度”，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指定的糖厂，价格由厂方规定。种植甘蔗和制糖业的经济利益，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日本财阀所垄断。正如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所指出的那样：“台湾蔗农之穷困，产生台湾制糖会社之隆盛。”[4]47 台湾许多作品写到蔗农的悲惨境遇，不仅灾荒年景生活无着，即便丰收季节，蔗农照样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存命运。赖和《丰作》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蔗丰伤农”的悲哀现实。在蔗农添福的计划中，喜获丰收的甘蔗原本可以得到制糖会社超额生产奖励，任凭怎样扣除租金、生产成本投入，至少还有五百元赚，年终给儿子娶媳妇总算有望。但是制糖会社却公布了条件苛刻的新采割规则，以此克扣蔗农收成的百分之五。蔗农种植的甘蔗只能卖给会社，而会社在过秤的时候，有意使用不正确的磅秤，明明一万斤的甘蔗，经过了会社的磅庭，竟然变成了四千斤!被会社欺骗和剥夺的添福，不仅得不到奖励，还在这样的七折八扣中丧失了自己应得的果实，到头来收获寥寥，农家的生活希望亦化为泡影。在赖和的《一杆“秤仔”》、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杨守愚的《升租》、剑涛的《阿牛的苦难》、徐玉书的《谋生》、张庆棠的《鲜血》等作品中，农家遭受制糖会社和地主双重压迫，不管荒年、乐岁都要交纳“铁租”的事实比比皆是。林越峰《好年光》也写到丰年谷贱、田租升高，导致农民破产的乡村凋敝；马木枥的《西北雨》，则沉痛地揭示了农民的真实境遇： 虽然他们年年纳着水租，但是为的三年轮作的铁则，两个年的中间只好是隔水闻香，管不得田里有水或无，在当局原想叫人插甘蔗，无如谁也不愿意。 “插甘蔗给天杀的占便宜!” 因为蔗价被所谓天杀的估计得极其贱廉，尚且种种刁难和扣除斤量。 无理的挨延采蔗期间，种种七除内外扣，所流到掌里的除了纳些杂种税金以外尚有什么?[10] 台湾蔗农的痛苦命运，犹如诗人吴新荣《烟囱》所云：“啊!榨出甘甜的甘蔗汁，流出腥腥的人间血”；故在台湾民间，才会有民谣《憨人歌》四处流传，以抒发愤懑不平之气：“……第二憨，种甘蔗给会社磅。” 二、“模范村”：“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回事。”[11]229 1920年代开始，日本殖民者以“现代化”的名义推行殖民主义，在台湾农村大搞“生活改善运动”，一时间，“文化村落”、“新兴市镇”、“模范农村”纷纷出现，至1937年以后的“皇民化运动”，这种强迫同化的政策与举措达到高潮。究其实质，它是殖民者出于优越心态和掠夺需要而制定的，这种乡村样板给警察大人和一方富人带来的是炫耀、升迁的资本和台阶；而对于台湾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去享受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劳民伤财的苦役、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传统文化脐带的断裂，农民别无所获。 台湾新文学作家表现上述议题的时候，往往采用反讽的笔调，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现代化”幌子背后的殖民主义真相。 杨逵的《模范村》，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建造所谓“模范村”的描写，揭露了“共存共荣”样板背后上演的台湾农村悲剧，并特别表现出抗日志士阮新民在阶级反抗和民族反抗方面的双重斗争。“阮新民出外留学将近十年，怀着很大的抱负回到了故乡，没想到刚回到家，就像走进了神经病院一般，被成群的疯子包围了，他非常失望”[8]254。故乡农民的贫困、病弱、衰老，地主父亲的为富不仁，还有日本殖民当局大肆制造“模范村”的荒唐和疯狂，都让归乡的阮新民心情沉重。 小说中，殖民统治者为了夸耀现代化给台湾农村带来的所谓恩德，便由泰平乡的日本警察和大地主阮固互相勾结，出面打造“模范村”。强权者把村民编成“保甲民”，随时随地无偿地征用劳动力。他们先是在一大片良田里强行修筑一条十多米宽的“保甲路”，又开辟了与其交叉成十字的20米宽的“纵贯道路”。“模范村”的样板路换来了那些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的驾驶者和他们的主人的衷心称赞，换来了木村警长的地位升迁，而给农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小说写道：“在各十字路口立起‘牛车禁止通行’的禁牌时，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开的路，不让我们的牛车走!’”[8]237 为了追求所谓“模范村”，殖民当局还命令村民整理周围环境，创造“生活样板”。不仅水洼要填，杂草要除，竹林超过屋顶高度的部分要剪掉，就连房屋附近的凤梨、香蕉，也都残忍地被砍掉。他们强迫农民自家出钱建造铁窗栏和修水沟，购买日本神牌和“君之代”的挂幅，这对于贫穷的农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作为农村小人物的憨金福，他的土地有着父子两代人的血汗，现在却被地主阮固霸占，再作低价转租日本产业公司。面对不公不义的现实，憨金福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杀身亡。“模范村”成就的“模范业绩”，上演的是台湾农民的乡村悲剧，殖民当局伪造的谎言昭然若揭。 作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新文学作家，蔡秋桐对殖民地台湾的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洞悉。他以“愁洞”笔名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乡土小说，如《夺锦标》(1931)、《新兴的悲哀》(1931)、《理想乡》(1935)、《四两仔土》(1936)等作品，以铁的事实颠覆了殖民当局所倡导的“锦标”、“新兴”、“模范”等“现代观念”。这其中，在“生活改善运动”的背景下呈现台湾乡村无从改善的经济凋敝，在“放屎百姓”的名号下表现台湾农民“愈做愈穷”的生存困境，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脉络里发现日本警察的既得利益，是蔡秋桐戳穿殖民主义假面的锋芒所向。 《夺锦标》描写的，是牛庄联合会在日本警察A大人的命令驱使下夺得“文化村落”锦标的故事。打着保护台湾百姓健康、扑灭寒热鬼(疟疾)的旗号，A大人指派保正、甲长当监工，强令乡民们全员出工，从刈竹刺、填窟仔、搬草堆、盖鸡舍鸭舍，到造桥铺路，住宅不得围甘蔗叶，墙壁一律抹白石灰……乡民们无偿地搭工费时、出钱出力，还要面对A大人的动辄谩骂与罚金，“竹刺没刈到丈半高，罚金。竹节没修到光滑，罚金。竹根没掘起来，罚金。窟仔没填平，罚金。草(堆)要搬出庄外，不，罚金”[12]298。全村人劳民伤财花去了三万元，“累得放屎百姓足足做了一个多月‘无钱工’，什么番薯、甘蔗、田稻……虽然荒了许多，但，牛庄却居然成功了一个文化村落了”[12]302。接下来的日子，川流不息的视察团，让牛庄的乡民不断花钱提供烟、茶、果子；A大人也因为文化村落的功绩而一跃高升，少不了乡民们还得按照“惯例”为他设宴送行。蔡秋桐以辛辣的嘲讽笔调揭示了这种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真相：在殖民当局所推行的“农村文化”、“文化村落”、“模范部落”的幌子下，台湾农民是以被野蛮剥夺的劳民伤财的代价，来成就日本官吏的“功绩”与“荣迁”。那些代表了所谓“现代化进步”的举措，不是以台湾人民的诉求为出发点，而是从殖民当局利益着眼强加于殖民地人民的。 《理想乡》这篇小说中描写的日本警察中村，那个被乡民们以谐音念成老狗母仔大人的日本警察，他俨然以吾乡精神指导员和经济霸者的身份出现，不遗余力地驱赶农民投入“理想乡”的建设，造成乡村农事的荒废和经济的困顿。小说这样写道：“今日是美化日，庄众个个要去美化作业，庄的美化工程，是以钟声为号，如听着钟声一响，勿论谁人有着怎样重要的工程，亦要放掉而服从这美化工作!”[13]317老狗母仔大人和爪牙们坐镇监工，稍不如意，对乡民不是罚金，就是谩骂殴打。一面是打造乡村面子的美化工程，一面是农民乞食叔穷愁潦倒与牛同住牛寮的悲惨现实，而老狗母仔大人，却在那里大谈什么“为着要吾乡好，千辛万苦计划着”的“理想乡”远景。作者先以看似“褒扬”的笔法为老狗母仔大人描绘出一幅“功德”画像：在庄居住40年的日本警察，谙熟台湾话与乡土风俗的“老台湾”，眉毛粗、面相恶、会柔道、动辄粗口、力气盖庄的“草地皇帝”，以吾乡的恩公和慈父自居的“精神指导员”，建造可将全庄景象尽收眼底居所的高屋楼主，掌控全庄百姓生杀予夺大权与经济命脉的殖民霸者，准备在所谓始政40周年的纪念日完成“理想乡”建设目标的“施政者”。作为日本殖民者的象征，一个日本警察横行乡里的40年，不啻为一部异族侵略殖民台湾的历史；日本警察、保甲制度与殖民当局、“殖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内幕，在此尽可窥得一斑。小说结尾，作者笔锋一转，以辛辣的嘲讽口吻写道：“吾乡因老狗母仔奖励指导得力，能够建设如是之理想乡，众人也在议论要为他立功德牌了，将来要建他个铜像，或者是为他起庙奉祝!理想乡建设者老狗母仔大人!哈哈功劳者?哈哈理想乡?”[13]324由此可知，蔡秋桐“把‘殖民主义’以‘现代化’为名进行台湾农村生活改善/进步运动，而实际上是以农村传统文化解体、经济破产为代价的一面揭出，从而指陈了殖民主义的虚伪性格与剥削本质”[14]。 事实上，以“模范村”、“理想乡”“新兴市镇”为代表的“生活改善运动”，作为1937年“皇民化运动”的前奏，它们真实的面目在于：对于台湾农民来说，“模范村”里看不到乡村的幸福模式，“理想乡”并非台湾人的生存愿景，“新兴市镇”也不是现代化的生活趋向；因为殖民当局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不为台湾农民、不为台湾的社会进步考虑，反而是以对台湾的压榨和剥夺作为前提，以蔑视台湾的“文化落后论”作为理论根基的，这就是打着“为台湾”的幌子、实则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殖民现代化”的本质。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台湾新文学奠基人赖和先生基于台湾殖民地境遇的深刻清醒与痛楚：“时代说进步了，的确!我也确信他进步了，但时代进步怎地转会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里去，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啊!”[11]229 三、台湾博览会：“殖民现代化”的炫耀与欺罔。 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日本殖民政权举办长达50天的“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此为日据时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博览会，它以“产业的台湾、国防的台湾”为主题，开设十个会场一个分场，在40座展览馆同时布展，斥资142万日元，参观人次达275万人次，大肆炫耀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所谓政绩。“会场大型海报设计，以台湾低矮的庙宇和香蕉树为前景，高耸巨大的总督府为后景，此构图象征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高姿态”[15]。在这场由帝国装饰的华丽表演中，用“繁荣”、“昌盛”来炫耀“殖民地台湾进步之意象”，通过“凸显日本人据台前后各方面的差异，以更进一步宣扬其‘德政’”[16]，并在现代化、日本化、殖民化三者之间画上等号，不断制造“跃进台湾”、“文明岛都”的政治神话，以此混淆台湾人的文化认同，削弱台湾民众的反殖民意识。 1935年12月22日，面对殖民当局的一片喧嚣鼓噪声浪，就在台湾博览会刚刚结束一个月之际，周定山④即以“一吼”的署名，创作了随笔《无聊春秋》，发表于杨逵1935年12月28日创办的《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上。该文锋芒犀利，一语揭穿博览会的“人造景气”：“——台湾博览会，——借重债也要看吧!整四十个年，才有这一回?宣传的魔力就这么厉害，在台湾特别效果的!”[17]周定山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将参观台湾博览会的无聊景象尽收眼底：潮水般涌向台北的人群，拥挤不堪的车厢，频频爆满的熟人居所，艰难无比的如厕；加之展览会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展品，街上数台装饰奇样的花车如穿梭的示威，还有扩声机的喧声、商家广告的叫声、自行车的铃声、人群的嘈杂声混在一起的鼎沸声，都在制造“台博”的气氛。与潮水般涌向台湾博览会的人群相反，居住台北的人则出现了“逆向逃避”的情形。且看这位台北人的苦衷：“我被台博迫走，两天前才全家来这里避难!”“我月给不满四十元。台博开幕才十三天，友客就达五十三名。两个月的生活费，尚不够开销?每日还有数个亲朋向我强要借钱，真是爱莫能助。”一场台湾博览会展出下来，“小商工业者较常月的收入加多无几，友客却比大商家和富豪几乎多数倍?大都没有能力享受旅馆的滋味!所以费时失事，惨不忍睹——最暴利的，只有旅馆、酒楼饮食物和艺旦。”[17] 日本殖民当局以博览会来炫耀殖民现代化带给台湾的“繁荣昌盛”，民众被宣传魔力鼓动意欲享受参观博览会“幸福感”，而台湾的现实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1935年4月21日台湾发生伤亡惨重的“中部大地震”，夺走了2249人的生命，伤及12000人，余震不断，房屋倒塌，失业加剧，环境萧条。殖民当局在此背景下大搞台湾博览会，制造台湾“幸福生活”的幻象和经济繁荣的表象，这“不仅有助日本企业振兴，也拓展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但却扼制了台湾民间的经济活力，人民未蒙其利，反受其害”[18]。 1936年1月31日，朱点人⑤创作了以批判台湾博览会为主题的小说《秋信》。作品原定于发表在1936年3月3日印行的《台湾新文学》3月号，却不料遭遇“官检”被全文删除。《秋信》中的乡村老秀才斗文先生在各种力量的驱使下，勉为其难地去看台湾博览会，在此过程中受到强烈刺激，由此激发出来的反殖民现代化意识令人深思。 台湾博览会何以吸引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作者的笔锋直指事实真相： 当博览会未开幕以前，当局者都竭力宣传，而岛内的新闻亦附和着鼓吹，就是农村各地，也都派遣铁道部员前去劝诱，本来并不怎么有益的博览会，一经宣传的魔力，竟然奏了效果，引起狂热似的人气。 “去!到大台北看博览会去!” 凡是生长在台北以外的人们，谁都抱着这个念头，简直像一生中非看他一次不可的一件痛快的事情。[19]423 不仅如此，博览会的协赞会还以每人收费5元的劝诱方式来“招募”会员，乡村警察竟然强行押送节俭的农民去参观。台北，作为现代化的一个象征，也让“到大台北看博览会去”变成一时的社会流行语，变成台湾未曾有过的闹热。 隐居乡村的斗文先生，则始终抗拒北上去看博览会的诱惑。临摹文天祥《正气歌》，朗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浏览孙儿自上海寄来的国事周闻，这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日本巡查带有挑衅性的“鼓励”也好，乡民们参观归来的怂恿也好，都没有动摇文斗先生的抗拒，直到孙儿的同窗来信邀请之后，他才决定出行。 乍看上去，斗文先生是以传统坚守者的形象，进入与现代博览会对峙的语境。日本巡查佐佐木充满优越感的挑衅是那样强烈地触痛了他：“老秀才!你去台北看看好啦，看看日本的文化和你们的，不，和清朝的文化怎样咧?”[19]425 挤上北去的火车，“在车里的时装——和服、台湾衫、洋服的氛围里，突然闯进文斗先生的古装——黑的碗帽仔、黑长衫、黑的包仔鞋，嘴里咬着竹烟炊，尤其是倒垂在脑后的辫子——俨然鹤入鸡群，觉得特别刺目。”[19]426 抵达台北之后，原本熟悉的旧城故址，早已筑了博览会场，斗文先生的胸坎像被铁锤敲击： 十字路上高筑一座城门，他猛然看见城门上写着“始政四十周年纪念”，惊心骇魂的他即时清醒过来。巍然立在前面的雄壮的建筑物，像在对他狞笑，他摇摇头想起“王侯茅宅皆新立，文武衣冠异昔时”的句，胸里有无限沧桑的感慨。[19]428 走进台湾博览会的教育陈列馆，听到日本大学生得意洋洋地说：“产业台湾的跃进，是始自我们”；看到日本人投来鄙夷的眼光，斗文先生的愤怒终于火山似的爆发了： “倭寇!东洋鬼子!”他终于不管得他们听得懂与不懂，不禁的冲口而出了，“国运的兴衰虽说有定数，清朝虽然灭亡了，但中国的民族未必……说什么博览会这不过是夸示你们的……罢了……什么‘产业台湾的跃进……’，这也不过是你们东洋鬼才能跃进，若是台湾人的子弟，恐怕连寸进都不能呢，还说什么教育来!”[19]430 事实上，“斗文与其说是一位守旧者，倒不如说是一位反现代化者。他对现代化的抗拒，其实是对日本殖民化的抵制”[20]。并不甘心于乡村隐居生活的斗文先生，他的内心，他的热血，常为同胞奔腾着。他虽然没有挺身去参加实际的反日社会斗争，但仍致力于对台湾的文化运动做出贡献。在殖民当局大力推行日语教育的时代，他纠合同志创立诗社，振兴汉文，坚信“台湾人与汉文有存亡的关系的!”[19]42面对台湾博览会巨大高耸的建筑物，他清醒地意识到，以台湾子弟的受害与牺牲换来的博览会荣耀，其实是台湾最大的悲哀。殖民现代化带来的恶果，还在于它对民族文化血脉的割断。因而，貌似传统的斗文先生是以自己的坚守方式，对台湾博览会制造的政治神话，表示了最强烈的抗拒和质疑。这在当时背景下，无疑是一篇具有大胆反叛精神和挑战意义的作品，难怪殖民当局马上动用殖民霸权的检查制度与机制性暴力，不由分说地把它打压下去。 由此可知，面对殖民现代化的社会现实，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是在殖民地的特殊条件下，顶着殖民政权的高压统治，或奋力疾呼，或曲笔嘲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他们对殖民现代化的警觉、质疑和抗拒，同时也凝结着他们创伤性的殖民地经验。本文透过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创作所揭示的，正是异族统治下殖民现代化的真相。 注释： ①赖和(1894-1943)，台湾彰化市人。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等。幼年习汉文，1914年毕业于台北医学校，在彰化开设赖和医院，加入如台湾文化协会，开始其毕生悬壶济世及抗日文化活动的生涯，曾两度入狱。作品包括新诗、小说、散文、随笔和评论，以小说《一杆“称仔”》《斗闹热》为代表作。其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现代意识，对日本殖民政权有着不妥协的反抗和批判；赖和亦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台湾的鲁迅”。 ②蔡秋桐(1900-1984)，台湾云林人。笔名有愁洞、蔡落叶等。公学校毕业后，曾念私塾，当过25年保正。参加台湾文艺联盟，当选为委员。小说有《放屎百姓》《保正伯》《四两仔土》《夺锦标》《理想乡》等。其小说素材，皆取自于乡下农人的真实遭遇，以无奈的笔法嘲讽日本警察和地方保正、甲长。 ③杨逵(1905-1985)，台南新化人，本名杨贵，另有笔名杨建人。公学校就读，1925年赴日，入东京日本大学文学艺能科夜间部。1927年应台湾农民组合之召唤回到台湾，开始他一生的社会、政治、文艺斗士生涯。日据时期被捕十余次，1949年因起草《和平宣言》监禁绿岛12年。杨逵拥有人道的、进步的国际主义思想视野，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社会的良心”，其代表作有小说《送报伕》《模范村》《鹅妈妈出嫁》等。 ④周定山(1898-1975)，彰化鹿港人。名大树，字克亚，号一吼，家境贫寒，坚持学习汉文，积极参加台湾诗坛活动。“二二八”事变后曾一度被捕，旋即无罪释放。代表作有小说《旋风》《乳母》《老成党》等，作品满蕴批判色彩和悲郁情怀，在台湾新文学创作中别具一格。 ⑤朱点人(1903-1949)，台北市人，原名朱石头，后改名朱石峰，笔名有点人、描文、文苗等。公学校毕业，参加台湾文艺协会、台湾文艺联盟。光复后加入台共地下组织，1949年被捕遭枪杀。小说有《岛都》《失恋者的日记》《蝉》《无花果》《秋信》《血樱》《脱颖》等。被称为台湾新文学的麒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