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今文经学三大师对《春秋》经传的议论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文论文,经传论文,经学论文,清末论文,得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6年9月初，由山东省孔子学会和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发起，在淄博市召开了《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以及港、台和日本、德国、美国、以色列等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对《春秋》及其三传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到会的资历较深的专家学者反映，这种高层次的把《春秋》经、传，齐学、鲁学放在一起进行研讨的大型学术会议，至少自辛亥革命以来是第一次。从本期起，我们首先发表杨向奎等先生为大会提交的论文，以后将陆续选择部分论文在本刊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也想把这个“经学论苑”栏目继续办下去，希望专家学者赐稿。
皮锡瑞，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公元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颜其室曰“师伏堂”，学者因称“师伏先生”。年三十三，举光绪壬午科顺天乡试，尔后三应礼部试，皆报罢。皮既困于甲科，遂潜心讲学著书。光绪十六年，主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后二年移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先后七年。江右故宗宋学，偏重性理，或流禅释，皮以微言大义教导学者，一时俊秀集其门下。清朝甲午战后，朝野倡言变法，皮以为“宜先清内乱，严惩贿赂，刻绳赃吏，实事求是。且必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俗”。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殉难于京师，皮有诗吊，复以参加南学会，为忌者所诬，廷寄革举人，交地方官管束，皮遂以布衣遭党锢。
皮以经学名，光绪五年，年三十，始治经。更三十年，著书百卷，卓然成家。光绪十三年，始为《尚书大传笺》，后更名《尚书大传疏》，凡七卷。自序谓“殚精数年，易稿三次，既竭驽钝，粗得端倪。原注引郑，必析异同。辑本据陈，间加厘定。所载名物，亦详引证。冀以服孔门之微言，且伏学之梗概”。皮治《尚书》服膺伏生，宗今文说，故颜其室曰“师伏堂”也。
皮所著有《师伏堂骈文》及《师伏堂诗草》。中年讲学江右，专治经学，著述刊印行世者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师伏堂丛书》，善化皮氏师伏堂辑印，计十八种。此外尚有各种经学著作刊行。（以上参考皮名举《皮鹿门先生传略》）
在皮氏所有著作中影响较大者，当推《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及《王制笺》三书。《经学历史》曾经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注释。周先生在序言中说：“皮锡瑞《经学历史》是经学入门的书籍，可以说是‘经学的导言’。”这是正确的评价。周先生又指出原书有几种不同的地方其中周先生以为荒谬的地方，是“孔教救国”之说。皮氏在第一章中说：“后之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周先生以为：“今文学者，尊崇孔子，以为他怀抱着伟大的政治思想……但不论时代，不论地域，以他主观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应用来拯救现世，这不是很危险的吗？”周先生的批评正确，但在封建社会，经师们的救国之道，只能在经学范围内找出路。今文经师尤其是公羊学派，自西汉以来，本来以孔子为救世主，为素王，不是把孔子当作一位思想家或者是哲学家，他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王者有资格议礼、制度、考文，孔子素王，故亦为后王议礼、制度、考文。这主要以《春秋》为代表，而《公羊》有所发挥。晚清今文家仍持此义，同时三经师——皮锡瑞、廖季平与康有为都是以孔子为教主，为救世主。在三位经师中，皮锡瑞还是最谨严的今文学家，未若廖季平之多变，尤不似康有为之海阔天空。
《经学通论》及《王制笺》的性质，可当于廖季平之《知圣篇》、《古学考》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但不似廖氏之泛滥无所归及康氏之枝叶扶疏，放言高论。皮氏在《经学通论》自序中说：“锡瑞窃以为尊孔必先名经，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撰《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大旨以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言《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治经者……而用汉人存大体玩经文之法，勉为汉时通经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与迂而无用疑经矣。”
以上所谓“六当知”，乃《经学通论》之要旨所在。第一，他以为“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乃今文家常言。孔子删诗行礼乐之说，相传已久，我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亦详论之。经书出于孔子及儒家整理删定增补，是可信的。如果没有儒家，不会有经书，儒家与经书结成一体，丰富了儒家的思想内容，充实经学中的思想性。此后儒家经学成为中国传统中的正统学派。所谓“华夏文明”，抛弃儒家与经学，将无从谈起。中华民族之陶冶，教育制度之形成，以至中华民族性格之“极高明而道中庸”，都与儒家之教育陶冶不能分。就此而论，皮氏之“一当知”可立。“二当知”即“一当知”的申述，以为汉人说孔子作经为有据。说孔子作经，未免离奇。《书》为史，不能由后人作；《诗》为歌，不能由后人作；《易》为卦，不能由后人作；《礼》为制度，不能由后人作——后人加工整理则有之。《春秋》为孔子作，三传乃后人对《春秋》之注解，而《公羊》更为今文经学之大宗。“三当知”后汉古文乃所以“尊周公以抑孔子”。此为今文经学之宗派言论。古文学派并没有尊周公抑孔子，周公是宗周事业的奠定者，是古代礼乐文明的开拓者，没有周公的事业，也就难有孔子的成就，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后来说孔子是“集大成”的人物，是“大成至圣先师”，就是集周公以来的“大成”，没有周公，不会有后来孔子之大成。“四当知”晋、宋以下古文经突起，而今文派之微言大义不彰。其实东汉郑玄已混合今古，这是经学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退却。东汉许慎、郑玄等所谓汉学，学风谨严，开一代科学治经的新学风。晋宋以后至隋唐经学，都沿此途径发展，以至有许多卓越的经师，这些经师往往具有深邃的科学知识，可以说东汉六朝经学是使经学走向朴实而科学化的时代。以此今文经之谶纬学说遂见绝迹，《公羊》失传，微言大义逐渐沉沦。盖经学之道，一今一古亦互相激励，互相影响，而互有消长。“五当知”以为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亦有特见。其实宋元经学未衰，理学家不废经学，因经学固理学之来源而杂以佛老。朱子曾注释经，而宋元诸儒“春秋学”更出色当行，他们抛弃三传而别有新解。《公羊》、《左传》之今古经传，俱在不亲不疏之间，非不信古文经也。“六当知”清朝经学复兴，乾嘉以后，今文经兴，窥见圣经微旨而微言大义明。今按：清代汉学实宗郑玄，今古不分，但对伪古文经如《伪古文尚书》，阎若璩、惠栋辈用全力攻其伪，其功甚伟。而新的注疏，如胡培翚之《仪礼正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以至清末孙诒让之《周礼正义》，乃注疏中前无古人的著作。而常州学派振兴，遂使《公羊》学至晚清大盛，皮与廖平、康有为乃今文派之三大家，以至维新变法，而“通经致用”说成为史实，盖经学实与封建社会相终始者！
我们说《经学通论》有似康、廖两氏之著作，今就其目录言亦可见其一斑。比如原书（三）《三礼》类：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信《周官》之证；论《周官》当中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驳。（四）《春秋》类：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二帝三王本无一定；论异内外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义；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谷梁》，杜预《释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作；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以后之陋见谬解；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并疑《公》、《谷》，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驳正之。
从这个目录看，皮氏有驳刘歆斥《周官》处，有论《王制》为素王之制议论，有论三统、三世诸说，内容广泛，固不失《公羊》正统，而有似于廖、康两氏之有关著作。比如《经学通论》三《三礼》类，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信《周官》之证。
晚清今文经师大家皮、廖、康，盖皮氏受廖氏《王制》为今文说的理论的影响，而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而康氏受廖之影响，遂由平分今古，而尊今抑古，转而影响廖氏，又有《古学考》及《知圣篇》，三人互有影响，而康氏说恣肆，廖说善变，皮氏说较谨严。
皮氏有《王制笺》，其始云：
俞樾曰：“《王制笺》，卢植谓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然据《史记索隐》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则非今《王制》也。郑康成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此亦以意有之，无所据。”
“愚谓《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篡集而成此篇。”锡瑞按：俞说近是。郑驳《异议》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则已知《王制》之出于孔门，又以《王制》为多引殷制，引《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则已知《王制》之通于《春秋》，特未明言为素王之制耳。”
《王制》为廖平及皮锡瑞所重视，而康有为主《礼运》，皮氏之《王制笺》颇有精义，如于《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笺云：“《白虎通·爵篇》云：《论语》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所以听冢宰三年者何以为？冢宰职在制国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国用。所以名之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记》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禄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亲卿，《周官》所云也……则殷制冢宰为天子之大夫明矣……故下封公侯篇，引《别名记》司马顺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为民除害，所以全其生，卫其养也。故兵称天，以司马为天官，则冢宰非六卿之长，其爵但如大夫耳……古文说与今文不同……自今文说渐逸，人但知有《周官》冢宰，以为《王制》冢宰亦同，非《白虎通》无以知其异矣。”
今文学家而有如此精彩的考据，实罕见，自何休与康成相互辩论起，何休已有入室操戈之感。如今皮氏可以为今文派张目，是以太炎于皮氏亦有肯定处。上文只是粗略引用，考证有关冢宰职位，今文古文不同，今文中之冢宰不过一大夫职，而古文以为卿，《王制》之冢宰不同于《周官》之冢宰。《王制》为素王改制书而《周官》为赝鼎。《王制笺》中多斥《周官》而主《王制》的议论。又如：“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笺云：“郑注《匠人》云：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以《诗》、《春秋》、《论语》、《孟子》论之，用制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此三代所以别也。锡瑞按：孔疏以古者以下至夫圭田无征并非周法，盖以其与《周官》不同。《王制》一书，与《周官》不合，与《孟子》多合，孟子言仁政，以为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据孟子说必无周公立法，反征关税禁泽梁之理。盖此等苛政始于春秋……故著《周官》者著为定制，何休以《周官》为六国阴谋之书，正指此等而言，刘歆乃以为突出周公，而郑君从之，其诬周公实甚，当以《王制》、《孟子》为正。”
今文家说《周官》有是处，有不是处，是处是否定其为周公书，而以为出于六国时，因而有六国制度掺杂其间。不是处是否定《周官》中有宗周之政典。实际《周官》一书有宗周时代之典章制度，亦有战国时代的政典及编篡者的理想在内。《王制》则多理想制度，以为王者之制，理应如是云云。就此而论，说《王制》为后王改制书，但不必出于孔子，更不应有素王说，《周官》中之有宗周制最著为井田制。郑注《匠人》以为周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而周制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有此分别，我们从中探讨宗周之国野制度，国为士君子所居，士有田，但不出劳役而服军役为甲士；野人居邦国野外，出劳役地租而不出贡。此野人多为殷之遗民，实处农奴地位，而文化水平比周人高，故有“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论语·先进》）之语。但经师以为助属殷法，或殷人服助法之讹，而夏属贡法，或周为夏后之故也。实际助法酷于贡法。野人出助而服兵役为徒卒，无甲无车，实降士人一等。皮氏以六卿为《周官》古文说，而三公为《王制》今文说，在《王制笺》司空条云：“此以上皆说司空事，以下说司徒、司马。”此经以司空、司徒、司马为三公之明证。宗周无六卿制，《周官》六卿，当出于后人之整齐百家言。五等爵制亦如此。而《王制》三公制亦无据，但宗周有三事大夫，如解作司空、司徒、司马，可用于解释宗周官制，但此说亦无据。总之，《周官》有可信处，有不可信处，而《王制》为理想中制度，很少与宗周或夏殷制相合者。今文家利用之以为素王改制书亦可，一如后来康有为之利用《礼运》。
至此我们明白：晚清三大今文经师，廖与皮主《王制》，而康有为主《礼运》，此其大别也。使《王制》、《礼运》与《公羊》结合，丰富了《公羊》的内容，而活跃了《王制》与《礼运》。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初名登廷，号四益，继号六译，盖自述所学。生于清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卒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年八十一。以同治甲戌（公元1874年）补诸生，食禀饩。光绪己丑（公元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改教职，历龙安、绥定教授，是年六月应张之洞之召赴广州，出都至天津谒王恺运，王留之谈今古学。七月与俞樾相见于苏州，称其《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作。至广州居广雅书院，南海康有为得《今古学考》，引为知已。时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学舍，先生以《知圣篇》、《辟刘篇》示之。说者谓“于是康乃尽弃其学而学焉”（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公元1889年）。翌年（公元1890年）11月29日返家。在途时闻江翰得俞樾书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已成书。”《年谱》云“盖即本先生之《辟刘篇》而失其宗旨。康说粗豪狂恣，书既出，天下震动。”（见1892年，39岁年谱）
《公羊》学派多变，廖平的学说变化更多，以至有“四益”、“六译”之说。在《今古学考》中，虽学分今古，但不以古学为伪学，而以孔子早年、晚年学说之不同判断今古。他以为“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孔子晚年说，学者以为定论……故笃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习久不察，各是所长，遂以偏说群经，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以为宗派者也。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反，惟闻孔子从周之言，以后改制等说，未经面领，因与前说相反，遂疑鲁弟子伪为此言，依托孔子……故笃守前说，与鲁学相难，一时隐君子习闻周家故事，亦相与佐证，不信今说而攻驳之，乃有《周礼》、《左传》、《毛诗》之作，自为朋党，树立异帜，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说。此古学派为远于孔子，兼采时制流为别派者也。其实今学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当从古。凡解经者苟今学所不足，以古学补之可也。齐人闲于二学之间，为乡土闻见所囿，不能不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绳尺，不惟用今学所无，并今学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异杂入古说，今不为今，古不为古。”（《今古学考》卷下）
以上为廖季平在《今古学考》中对今文学派及古文学派的详细分析，以为古学出于孔门燕赵弟子，早离师门，惟闻孔子早期从周之说，以后改制等说，未曾面领，故有《周礼》、《左传》、《毛诗》之作。而今学出于鲁儒，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闻孔子晚年学说。齐学则不今不古，可入于杂家者。据廖著《年谱》谓廖平于1889年7月与俞樾相见于苏州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作，至广州居广雅书院，南海康有为得《今古学考》引为知己，时有为讲学于长兴学会，先生以《知圣篇》、《辟刘篇》示之，说者遂谓“于是康乃尽弃其学而学焉”。1890年11月闻俞樾云《新学伪经考》已成书，《年谱》云：“盖即本先生之《辟刘篇》而失其宗旨。”此一学术公案，至今未决。1935年出版，由张西堂先生校点的《古学考》，张先生在《序》中指出：“井研廖季平先生是清末的一位经学大师，他在1886年（清光结绪十二年丙戌》刊行所著《今古学考》，隔了八年之后，在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因为他的《今古学考》历经通人指摘，他又作成这一部《古学考》来辨明古学之伪。这书主张今学传于游夏，古学张于刘歆；今学传于周秦，古学立于东汉，此今古正变之分，非秦汉以来已两派兼行也。这样子一反其旧说，其态度略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相同（康书刊于1891年），且有两处（本书页19、29）明用康氏之说的。”
张西堂先生明确指出《古学考》受有《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且有两处明用康氏之说。而晚近今文学派大家钱玄同先生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也说过：“……康有为不是很尊信今文经吗？他不是经今文学家吗？他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辨古文经为伪书，他的话可信吗？今文经真是真书吗？古文经真是伪书吗？有人说他是偷了廖平的成就据为己有，有什么价值可言！抱这种见解的人，我总疑心他有没有看过《新学伪经考》，或者是虽然看了，但因为有怀疑今文经说或厌恶康氏的成见在胸，所以觉得他说的话总是不对的。我以为康氏政见的好坏，今文经说之然否，那是别一问题。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康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忘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的混乱思想的代表，和‘考证’、‘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结不上。”（见1932年6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
这些议论引起陈德述先生的反驳，他指出张西堂的话有两点含混其词：第一，没有指明《古学考》和《辟刘篇》的关系，第二没有指明《新学伪经考》与《辟刘篇》的关系。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旨在否定《新学伪经考》对《辟刘篇》的渊源关系。继而张西堂对廖平《古学考·跋》中的一段话加以评论。廖平说：“广州康长素因《古学考》而别撰《伪经考》牵涉无辜，持论甚固，殊知《左传》既已不祖周公，而《周礼》今亦符契六艺乎？”对此，张西堂的案语说：“康有为《伪经考》撰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而廖氏此书则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康书之成明在廖平之前。且《古学考》中明用康氏说，又已用《伪经考》说，称《左传》为《国语》，而廖氏必谓康氏因《古学考》而别撰《伪经考》，殊非事实，读者心知其意也。”可见张西堂的结论是：康有为因袭廖平的《古学考》不是事实。张西堂不知是果真不知道廖平1888年撰《辟刘篇》，1894年改名为《古学考》这一史实呢，还是有意掩盖康有为与廖平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呢？我们认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总之，钱玄同、张西堂等学者在对待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渊源上，不是严肃的学者所应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见《廖平学术思想研究》第七章）。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是1987年8月出版的一本新著，是以知关于廖、康两氏的学术源流问题至今争论未息。廖、康是同时代人，年龄相若，同为清末进士而具有相似思想的经学大师，他们之间的问题，如同17、18世纪间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数学之争。事实证明，他们同是这一门科学的发明者而没有抄袭问题。廖、康今文经学之争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引起波澜而经久不息也是意料中事，但也是该作结论的时候了。好在廖、康两氏的著作俱在，出版年月清楚，他们之间的学术影响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在学术思想发展次第上，廖、康的进程都是清楚的。在《廖谱》中，以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年到十二年丙戌（1886年）为廖平学说的初变时期，丙戌（1886年）出版了他的《今古学考》，在此书中，他以为今文以《王制》为主，而祖孔子；古文以《周礼》为主，而祖周公。而今、古两家之说皆出孔子，鲁之今学乃孔子同乡宗晚年说，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反，惟闻孔子从周之言，以后改制等说，未经面领，故笃守前说与鲁学相难。自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至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凡十一年为二变时期，而有《知圣篇》及《辟刘篇》。廖季平的《经话甲编》中记载他和康有为的交往过程道：“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子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即《今古学考》），康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叔度广雅书局，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成，近万余言，斥为好古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樾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廖平又曾几次说过类似的话，如：“丁亥（1878年）作《今古学考》，戊子（1888年）成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庚寅（1890年）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矣”。（《经话甲编》卷二）又说“己丑（1889年）在苏州晤俞荫甫先生，极蒙奖掖，谓《学考》（指《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乃《辟刘》之议，康长素逾年成书数册。”（指《新学伪经考》），（同上卷一）在《经学四变记》中廖平又说：“……《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于此，《廖平学术思想研究》一书接着评论道：“廖平的《经话甲编》刊于光绪丁酉（1897年）仲冬……如果廖平记载的不是事实，康有为是会反驳的。康有为三十年保持沉默，说明廖平记载的确是事实。”（见原书186—187页）
在《廖谱》中又引廖平质问康有为的话道：“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之功为己功，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季之谤，每广庭大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以酬答，是吾两人皆失也。”有此诸说，于是《廖平学术思想研究》遂责备张西堂、钱玄同等先生在对待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渊源上，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应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初刻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七月，光绪二十年（1894年）遭清政府毁板。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再刻并进呈光绪，不久，又再度遭禁毁。以后，又相继出现万木草堂版（1917、1919年），北京文化学社、商务印书馆等版。（参考《康有为全集·新学伪经考》案语）其问世在《今古学考》后，而康有为于光绪戊子（1888年）得《今古学考》，就内容论由《今古学考》不会引申出《新学伪经考》，因为《今古学考》还是平分今古，而今文祖孔子，古文祖周公；今文以《王制》为主，古文以《周礼》为主。但廖平在《经话甲编》内说，他于光绪戊子年成书二篇，以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而于庚寅年（1890年）晤康长素于广州，逾年，即1891年而《新学伪经考》出。廖氏在《经学四变记》内说：《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而《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在内容上，这四部书是有相同之处的。据廖说，廖书之成又在康书前，康曾见廖书，于是长素乃季平之学术追随者。但廖氏两书，《辟刘篇》未见，而说为内容与《辟刘篇》相同的《古学考》刻成又在《新学伪经考》后，于是张西堂遂有廖氏袭康长素之书说。
我们可以继续分析此比较混乱不清的问题。《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曾经假定：《古学考》前后两部都是《辟刘篇》原有的，以后只是作过一些个别局部的修订。他们的理由是：廖平终始把《辟刘篇》与《古学考》等同看待，除在《知圣篇》提要中说：“初刻《今古学考》，说者谓为以经解经之专书，天下名流因本许可，翕无异议。再撰《古学考》，外间不知心苦，以为诡激求名，尝有人持书数千言，力诋改制之非，并要挟改制，似真有实见，坚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间，顿释前疑，改从新法，非庄子所谓是非无定者乎。”（《家学树坊》）所谓力诋要挟之事，指康有为见了《辟刘篇》和《知圣篇》之后对廖平提出的指责。此时康有为见到的是《辟刘篇》，不是《古学考》，而廖平却说“再撰《古学考》”云云，可见，廖平把《古学考》与《辟刘篇》等同起来。廖平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讲求实事求是的学者，如果他的《古学考》比起《辟刘篇》来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做了重大变动的话，那么，他绝不会把《古学考》与《辟刘篇》完全等同起来。（原书192页）以下还有几条说明都是关于《古学考》内容分析，非直接论证，这都是维护廖书的看法。（末完待续）
作者自注：本文根据拙著《清儒学案新编》中有关章节节略而成，个别文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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