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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以及政府建设“和谐世界”政策的提出，国内学界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不断深化，但与以往的综合国力研究成果相比，软实力研究中明显缺乏定量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对软实力的定量衡量，因此有关中美软实力比较的研究难以深入。鉴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衡量软实力的方法，并以此衡量中美两国的软实力差距，分析形成差距的原因，最后提出关于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思想。
中国既有软实力研究的成果及不足
中国学者已经从多种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研究。据总结，2007年以前中国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可归为四类：“soft power”的汉译问题、软实力的由来与发展、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和软实力理论的缺陷。其中关于软实力基本内涵的讨论最多，学者们在软实力的定义、来源、分类、特性、作用及其与硬实力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①2007年软实力问题依然是研究热点，诸多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和报刊都登载了讨论软实力的文章。②2007年的重点集中于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软实力的内涵问题，即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其次是关于增强中国软实力途径的讨论，其中强调政治要素为主和强调文化要素为主的两派观点不一。
虽然中国学界对于软实力的研究热情不减，但研究明显停留在软实力性质的讨论上，关于软实力程度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有人认为，软实力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概念，因此软实力的程度研究是不可能的。如有的学者称：“软实力很难用某个或数个指标进行量化，也就很难衡量其数量上的大小。”这是因为“软实力的效果更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国家的国民会根据他们对某特定国家所拥有的信息形成其主观印象，然后他们才能判断和决定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③有的学者虽然采取了实证方法分析中国的软实力，如王京滨的《中日软实力实证分析——对大阪产业大学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考证》，但由于他以对大阪产业大学大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为依据比较中日软实力，也就是以人的主观感觉作为国家实力的判断标准，因此缺少客观性。具体讲，日本大学生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反映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更不能说明中国软实力弱于日本。巴基斯坦学生对伊朗的印象比对美国好，但这不能证明美国软实力弱于伊朗。
也有学者认为软实力的定量研究是必要的，但找不到定量衡量总体软实力的方法。有学者说：“研究我国的软实力需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但他承认“源于定量分析的难度，目前的软实力研究均采用定性方法”。还有人意识到研究软实力需要考虑程度问题，但却没有提出如何进行定量研究的具体方案。④有的学者认为，软硬实力不可截然分开，同一种力量，有时表现为软，有时表现为硬，因此要对软硬力量进行动态分析，包括力量软硬程度的横向和纵向变化，以及相对性等。⑤遗憾的是这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软实力研究需要定量分析，但他们在研究中国软实力时仍只做了定性描述。
由于缺乏对软实力的定量研究，因此对中国与他国软实力的比较研究也是停留在主观感觉上而不是客观分析上。有的学者对中美两国软实力进行了哲学性的比较分析，如讨论了两国软实力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独立性和相关性、政府主体性和非政府主体性、因果性和构成性，等等，⑥但这种分析并不能使我们知道中美两国软实力的差距有多大，甚至不能知道不同性质的软实力何者效力大。例如，有人将中美两国软实力分成政府主体性和非政府主体性两类，这种区分并不能证明哪类主体性软实力的强或弱。冷战后，日本的软实力也是非政府主体性的，但其软实力并不比中国强大。事实上，即使不对中美软实力做这种性质上的比较，非专业人士也知道美国的软实力强于中国。再如，有的研究列出了中国软实力的多项构成要素（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国际组织中的定位排序），却没有提供衡量和比较这些要素的方法。例如，这项研究提出了在国际组织工作中的地位排序和“发展模式”是软实力要素，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⑦然而序数是不能用来进行程度衡量的，发展模式这一概念也不能使我们知道中美两国何者的发展模式吸引力更大。可见，只讨论软实力构成要素是无法判断中美两国软实力差距的。
由于缺乏定量衡量，无法比较中国与他国软实力要素的强项和弱项，因此许多学者提出的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⑧例如，有学者认为“软实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际交流”，于是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外资引进政策”，“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发扬光大民族文化”这三项能促进人际交流的战略，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⑨这类建议没有明确的针对性。1978-199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年，但其软实力并无明显提高。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不亚于中国，但其软实力却不如中国，世界上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数量远远超过学日语的。冷战期间，苏联在政治开放、企业国际化和保持民族文化方面都不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但其软实力至少不比它们弱，也许还要强些。这表明不做定量衡量，就无法观察国家开放程度和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国家软实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此外，缺少定量分析的基础还导致提高软实力的政策建议缺乏有效性。有学者提出，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一种手段。⑩制度的吸引力的确是软实力的一个指标，但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仍处于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对世界上多少国家产生吸引力是该项政策确立的前提。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制度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在国际环境和中国制度两者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制度国际吸引力上升的根据是什么？一些学者建议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使之成为国际主流文化，从而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这种想法很好，但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是社会发展长期自然积累的结果，国家政策对提高文化国际吸引力的作用微乎其微。
软实力要素及对中美软实力的衡量
自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软实力的讨论十分热烈，但学者们并未能就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达成一致。(11)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它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继而认为这种权力由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曰政治价值观）和国际制度所构成。(12)但据此难以通过操作化来衡量比较两国软实力差距。为了对软实力进行定量比较，我们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13)（参见图1）
国际吸引力是指一国吸引别国自愿效仿和追随的魅力。国际吸引力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模式的吸引力；二是文化吸引力。国家模式的成功会使一国在国际上树立一种样板效应，吸引别国自愿效仿该国的国家制度，自动向该国政策靠拢。文化吸引力有两个来源：一是该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同质性，它会使文化同质国家之间产生一种亲和关系，使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容易站到一起；二是该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即这种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广度，这能使异族的人了解、同情和接受其文化观念。
国际动员力是指一国为了使别国接受本国的建议和要求而对别国运用非强制力所产生的影响力，它主要来自于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和所拥有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一国拥有较多的战略友好关系，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就容易争取到较多国家的支持；掌握较大国际规则制定权，则有较大机会促使他国接受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立场。
国内动员力是指一国使用非强制性手段所能动员起来的国内政治支持。当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立场得不到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时，其政策主张就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一国政府能否动员起国内的政治支持，直接关系到其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政府的动员能力可分为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和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两个方面。
图1 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明确了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后，我们需要将这些要素概念转化成可量化的指标，然后才能对中美两国的软实力进行定量比较。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的量化指标：
·国家模式吸引力：相似政治制度国家数量比
·文化吸引力：〔相同民族文化国家数量比＋（电影出口额比＋留学生人数比）/2〕/2
·友好关系：军事盟友数量比
·国际规则制定权：〔联合国安理会盟友比＋（世界银行投票权比＋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比）／2〕/2
·对国内社会上层的动员力：议会中执政党议员所占比例
·对国内社会下层的动员力：执政党党员占成年人比例
根据上述定量衡量规则和方法，我们得到如下衡量结果：
（一）中国的国际吸引力不足美国的1/8。本文软实力定义中的第一个变量是国际吸引力。我们可以通过操作化对中美两国的国际吸引力进行量化比较。国际吸引力来源于国家模式的吸引力和文化吸引力。从国家模式吸引力角度比较，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与美国不相上下，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认可程度高于对美国模式的欣赏。然而，国家模式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此我们以国家政治制度吸引力代表国家模式的吸引力。国家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可以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程度为标志，也就是世界有多少国家采取某种相似的政治制度。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准，2007年世界上与美国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为146个，与中国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为23个，这意味着，中国政治模式的国际普遍程度约为美国的15.8%。(14)
从文化吸引力角度讲，我们可以从文化同质性和文化传播力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中国民族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美国是一个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2007年世界上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为5个（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朝鲜），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为84个。以国家为单位，儒家文化的国际普遍率约相当于基督教文化的6%。这意味着中国与他国的文化同质性远小于美国。文化传播力可从外部影响和内部影响两个方面衡量比较。以电影出口额为文化外部传播力指标，以外国留学生数量作为文化内部传播力指标。2006年，中国（包括香港）和美国的电影出口额分别约为2亿美元和258亿美元，(15)吸收的留学生分别约为12万人（不包括短期留学生）和56万人。(16)中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等于美国的0.8%和21.4%，两项指标的平均值约为11.1%。将中美两国文化在同质性差别(6%)和传播力方面的差别(11.1%)做平均值计算，中国的文化总体吸引力约为美国的8.6%。
将中美国家模式吸引力的比例(15.8%)和文化吸引力的比例(8.6%)做平均值计算，得出中国的总体国际吸引力约为美国的12.2%。
（二）中国的国际动员力约为美国的1/3弱。本文软实力定义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国际动员力，我们可以军事盟友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作为比较中美国际动员力的指标。军事盟友是一国最可依赖的国际支持者，因此也是一国国际动员力的重要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执行不结盟政策，理论上没有军事盟友，因此我们以举行成建制、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为军事盟友的标志。以此为准，2007年美国有38个军事盟友，中国有6个军事盟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朝鲜）。中国军事盟友的数量约为美国的15.7%。
就国际规则制定权而言，我们选择了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分别作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标志。2007年，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势均力敌，美、英、法三国是盟友水平，中、俄是盟友水平。这意味中国的国际政治规则制定权相当于美国的2/3，约为66.7%。同年，中美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别为2.81%和16.41%，中国的投票权相当于美国的17.1%；中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别为3.66%和16.79%，中国的投票权相当于美国的21.8%，两者的平均值为19.5%。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1/5。将中美政治规则制定权的比例(66.7%)和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比例(19.5%)求平均值，则得到中国的总体国际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43.1%。
将上述中美两国的军事盟友数量比例(15.7%)和国际规则制定权比例(43.1%)作平均值计算，可得到中国的总体国际动员力约为美国的29.4%。
（三）中国的国内动员力约为美国的9/10。本文定义的软实力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政府国内动员力，我们可以从政府对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两个方面的动员力来比较中美两国政府的动员力。我们可用执政党议员在国会议员中的比例来代表政府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执政党议员的比例越高，政府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小。2007年，在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985名代表中，中共党员2178名，占代表总数的73%。(17)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席分别为49席和202席，共占美国参院100席和众院435席总数的46.9%。(18)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国内社会上层的动员力约为美国的155.7%。2006年美国共和党党员人数约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30.8%。(19)同年中共党员为7239.1万人，约为中国9.35亿成年人的7.7%。(20)这意味着2006年中国政府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约为美国政府的25%。将中美两国政府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比例(155.7%)和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比例(25%)作均值计算，中国政府的国内动员力约为美国的90.4%。
（四）中国总体软实力在美国的1/3上下。依据上文对目前中美两国国际吸引力比例(12.2%)、国际动员力比例(29.4%)和政府国内动员力比例(90.4%)的衡量结果，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理解中美软实力差距。(1)如果只从国际层面比较中美的软实力，即只做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两项比例的均值计算，其结果为20.8%。这意味中国的软实力仅为美国的1/5强。(2)如果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考察，即将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这三项比例做均值计算，其结果是中国的软实力约为美国的44%，即2/5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强于美国。(3)如果将这两个结果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总体软实力水平处于美国的20.8%-44%之间，其中间值约为32.4%，即约为1/3。不同观察方法得出的结果约有23.2个百分点的误差，这说明为什么人们对中美软实力差距的主观认识有着较大差别。而这个中间值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准超级大国。
从上述衡量结果看，中国的文化吸引力不及美国的1/10(8.6%)，是软实力诸要素中与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一项。中美文化吸引力的差距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与国家的政策没有相关性。例如，中国民乐与西洋音乐的性质差别决定了民乐的国际影响力小于西乐，这是由两种音乐性质决定的，政府调整政策也缩小不了民乐与西乐在国际吸引力上的差距。这个例子说明，即便我们找到中美文化吸引力差距的原因，我们也难以找到能较快缩小差距的办法。因此以提高民族文化吸引力为提高中国软国力的主攻方向，有事倍功半的可能。
从国际动员力角度观察，中国国际动员力中的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4/5强(43.1%)，盟友关系约为美国的1/6(15.7%)。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提升受经济实力增长的影响较大，因此提升国际规则的制定权非短期努力可以实现，但增加盟国数量、扩大友好关系则是能通过人为努力和调整政策在短期内做到的。如果中国与更多国家建立盟友水平的战略友好关系，则能较快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动员力。
对国内动员力的衡量结果表明，中国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差别主要源于中国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弱(25%)。有鉴于此，中国从加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入手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就能较快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政府的国内动员力。
增强中国软实力的策略
根据上述对中美软实力的定量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只要加大软实力建设的政治投入，以提高国际动员力为策略重点，从国内社会公平正义制度建设做起，就完全有可能在未来3-5年里显著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一）确立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原则制定软实力建设规划。硬实力和软实力任何一方严重不足都会严重影响综合国力的性质和效力。科学发展观的中心思想是全面协调、统筹兼顾，(21)因此国力要素平衡发展原则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为了使各职能部门理解增强软实力与增强经济实力对民族崛起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需要采取“百花齐放”的方法来讨论综合国力基础问题。只有改变迷信“经济实力决定一切”的社会思潮，才有可能避免为增强经济实力而牺牲软实力的社会习惯，使软实力建设得到全民的重视。
（二）以增强国际战略信誉为切入点。国际动员力是以国家的战略信誉为基础的，故此，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应以提高中国国际战略信誉为切入点。为此，我们可考虑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身份，扩大中国与他国在身份上的同质程度。在经济上，中国可定位为新兴现代化国家，界于发达与不发达之间；政治上，中国可定位于民主化国家，界于民主与威权两类国家之间；文化上，中国可定位于儒学国家，界于宗教与非宗教国家之间。以上的三个身份定位既符合中国当前的特点和实际，也有助于明确中国与哪些国家有共同利益，从而增进互信程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动员力。
（三）以增加战略盟友为软实力建设的主攻方向。中国只要能与较多国家建立盟友关系，就能较快地提高自身的国际动员力。在联合国体系下，盟友多少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中国有必要重新考虑不结盟政策，通过发展实质性的盟友关系，扩大盟友数量和提高盟友质量，特别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如能加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战略合作，中国则能较快增强国际动员力，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四）以建立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软实力建设的政治基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国际影响都是以一国内部实力为基础的。没有世界第二大外贸国的实力，就没有中国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力；没有2002年以来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没有中国今天对国际维和事务的影响力。同理，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影响也得以政府国内动员力为基础。建立和谐社会是提高政府对全社会动员力的根本，而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公平与正义。(22)当我们的国家制度、社会道德规范、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都以公平与正义为行动指南时，中国政府的国内动员力必将超过美国，这同时也将大幅提高中国国家模式的国际吸引力。
本文虽然建立了一个关于软实力的指标体系和定量衡量方法，但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指标构成要素的简洁性和综合性之间的平衡还有缺陷，例如国际吸引力选了四项指标，而国内动员力只选了两项指标。有些指标的代表性强度还不够高，例如，战略友好关系应包括盟友之外的友好关系，而我们未能找到衡量非盟友友好关系的指标。本文实属抛砖引玉之作，希望本文能推动中国学界对于软实力研究的深入。建设一套更加完善合理的定量衡量软实力的方法，将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刘庆、王利涛：“近年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第38-43页。
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刊发了郑永年和张弛的“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我国软力量的观察”、门洪华的“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方长平的“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王京滨的“中日软实力实证分析——对大阪产业大学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考证”；该刊第9期发表了龚铁鹰的“论软权力的维度”。《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刊登了门洪华的“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苏长和的“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机制与中国的关系为例”、陈玉刚的“试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软实力的构建”、郭树勇的“新国际关系与中国软实力外交”；《当代世界》2007年第3期刊登了国林霞的“中国软实力现状分析”；《国际评论》2007年10月号刊登了郭震远、邝梅的“软实力：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时殷弘的“中国的‘软权力’与和平崛起”；《环球时报》5月22日刊登了阎学通的“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随后刊发了十多篇针对该文的讨论文章，8月2日以阎学通的“文化资源需要政治运用”作为讨论的总结。
③王京滨：“中日软实力实证分析——对大阪产业大学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考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30页。
④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21页。
⑤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我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8-11页。
⑥方长平：“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22-25页。
⑦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下）”，《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38页。不过，在“国际制度”要素中，门洪华倒是给出一个效果衡量结果。他说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排第八位，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排第五位。这就使我们可以衡量中国在“国际制度”要素上的软实力。
⑧我们并不否认有些建议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⑨王京滨：“中日软实力实证分析——对大阪产业大学大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考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35页。
⑩张战、李海君：“国际政治中的我国软实力三要素”，《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第46-47页。
(11)奈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篇文章和专著当中：Joseph S.Nye,Jr.,"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 1990,pp.153-171（此文已由门洪华译为中文，参见约瑟夫·奈著，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1页）；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 1990; The Paradox of Amerci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Soft Power:The Means Co Success L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2004.
(12)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06-110页。
(13)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者之间有相互影响，这就如同经济、军事和政治三个概念有多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了便于深入理解软实力的构成，我们需要将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进行分别观察。
(14)本文中的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小数点后一位的误差不影响读者对中美软实力差距的程度判断。
(15)祖国大陆的年电影出口额常年徘徊在10万—15万美元之间，加上香港的电影出口额共计约2亿美元。王国平：《中国电影出口门槛有多高》，www.ent.sina.com.cn/r/m/2005-05-27/1060735863.html；杨孝文：《美国电影06全球票房创新高票房增至258亿美元》，http://ent.sina.com.cn/m/f/2007-03-07/14261470144.html.
(16)《2006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又创历史新高》，http://csc.edu.cn/gb/readarticle/readarticle.asp?articleid=2560;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lment In U.S.Rebounds," http://opendoors.iienetwork.org/?p:113743.
(17)孙忠辉：“对党员在人大中双重身份的一点思考”，http://www.tjdjw.cn/system/2007/05/14/000177970.shtml.
(18)张业亮：“美国2006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内政外交的影响”，《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7-8页。
(19)PRESS RELEASES,"Democrat and Republican Affiliation Drops While Libertarian Party Numbers Surge," http://www.lp.org/media/printer_493.shtml.
(20)“截至2006年我国党员总数达7239.1万名”，2007年7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7-7/10/content_6352860.htm；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5年中国19岁以上的成人占总人口的71.95%，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
(2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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