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民间借贷与农村居民贫困*
王君健 费梅苹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 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居民贫困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依然存在。机制的探讨则表明，民间借贷是互联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使用不仅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民间借贷水平，而且可以通过民间借贷改善农村居民贫困状况。因此，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设施与促进互联网使用的普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民间借贷水平，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民间借贷；农村居民贫困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事关我国精准扶贫与全面脱贫的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打响。目前，“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规模与贫困发生率均不断下降。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166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行百里者半九十，解决贫困问题依然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现有贫困人口大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攻坚越往后成本越高、难度越大。可见，研究如何解决农村居民贫困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6年10月，中国有关部门制定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作用。值得欣慰的是，据2018年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网民约有2.5亿人，这意味着我国平均每四个网民中就有一个农村网民。农民使用互联网可以更便捷地了解到相关惠农政策、学习新兴技术与加强亲友联系等。因此，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对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国是一个人情关系型社会，由亲朋好友构建的社会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社会资本能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2］高梦滔等研究表明，向亲戚朋友借款的策略对于贫困农户抵抗风险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亲友间的民间借贷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3］而互联网作为重要的沟通工具，在亲友关系维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由此推理，民间借贷可能是互联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重要渠道。
鉴于此，本项研究使用最新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构建Probit与工具变量法（IV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会对农村居民贫困产生何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互联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机制。厘清上述问题，对寻求解决农村居民贫困问题的方法与实现我国全面脱贫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需要对施工管理机构进行完善，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需要将施工的质量安全责任层层分解，并且落实到每个施工人员，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施工责任制。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中，还需要做好施工方案审批以及施工组织计划等方面的工作，并且建立严格的施工规范标准，保证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制度可以顺利的实施，进而提升公路桥梁施工的质量。公路桥梁施工的竣工验收阶段，需要将施工原始记录提交给有关部门，包括自检数据、试验数据、施工变更等资源，这样才能够做好科学有效的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3]。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学者们对互联网与贫困的关系看法不一。部分学者肯定了互联网对贫困的积极影响。黄和考克斯（Huang and Cox）认为缩小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使低收入者能够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对于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向上流动具有重要意义。［4］帕帕佐普洛斯（Papadopoulos）等以澳大利亚最贫困的社区之一为例，研究了“有线社区”项目的影响，发现那些独居的、身体不好的以及不会说英语的居民通过接受和使用互联网而大幅改善原有贫困的生活状况。［5］赵秀兰认为具有分享、远程、快捷等特点的互联网可以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提升精准扶贫服务水平、提升贫困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三方面对农户脱贫致富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6］朱燕指出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的嫁接和融合，具有以市场和效果为导向的特质，符合扶贫开发的根本出发点，是贫困地区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途径。［7］冷晨昕等从金融视角分析了互联网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发现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降低传统金融服务中的交易成本，缓解金融排斥，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至关重要。［8］殷俊和刘一伟系统地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与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概率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水平，改善其贫困状况。［9］
从上文分析可知，民间借贷不仅对农村居民贫困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可能是互联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本节首先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民间借贷的影响，然后再分析民间借贷对我国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具有显著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涉及民间借贷对居民贫困的影响，但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国外学者主要从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的视角研究民间借贷对贫困的影响。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的格莱珉银行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典型代表。格莱珉银行不需要抵押品和信用审查，向数百万孟加拉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30年来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耗费2.3万亿美元的外国援助项目。［14］凡科尼（Fanconi）等指出小型创业者是小额信贷的主要客户，他们是小额信贷资金的最终获得者，成功的小型创业者可以送子女接受教育，制定疾病预防措施，并平滑消费。［15］然而，一些学者对微型金融的减贫效应质疑。纳瓦贾斯（Navajas）等发现民间借贷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增收与减贫效应。［16］许（Hsu）基于社会学理论和中国农村实地调查结果，指出小额信贷无法减轻贫困，因为这些贷款实际上并没有用于生产活动，可能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以帮助人们度过贫穷或歉收所带来的冲击。［17］
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中，仅有数篇文献对民间借贷与农村居民贫困的关系给予了关照。譬如，孔繁荣等研究发现民间借贷在农户住院费用的筹集中发挥着突出作用，有助于防止农村居民因病返贫与因病致贫。［18］张宁等指出，民间借贷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不平等，而且有利于抑制贫困的增长。［19］胡金焱基于实证分析指出，民间借贷对于增加农户当期收入的作用较为显著，但其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并不明显。［20］许庆等讨论了健康冲击下民间借贷对农民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民间借贷能够缓解看病的资金约束，从而缓解因病致贫的困境。［21］
4.控制变量。本文将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首先，农村居民个体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女=0，男=1）、婚姻（已婚=0，未婚=1）、健康（不健康=0，健康=1）、受教育年限与组织成员（否=0，是=1）等。一般而言，不同性别的户主对贫困的认知不同，面临的贫困风险更不同，男性农户可能在家庭决策与家庭物品购买等方面更开放，更可能采取规避贫困风险的措施避免家庭陷入贫困。不同年龄的农户，由于经济行为不同，对家庭贫困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已婚的农户要承担家庭的重任，无论是家庭投资风险还是社会参与状况，均与未婚者不同。受教育程度不仅与收入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还会影响农户的其他方面。农户如果参加了某一组织，意味着农户受到风险冲击时，该组织将可能提供帮扶。
与此同时，互联网使用与民间借贷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010年以来，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联系日益密切。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较为宽松的政策共同引发了互联网金融的爆炸性发展。［22］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戚、朋友以及同事等“熟人”之间，交易范围有限，通常以人际关系信任为借贷信任机制。互联网具备的跨时空、大数据、高效率等优势，可以延伸民间借贷的交易范围，驱动民间借贷信任机制逐步由人际关系信任向制度信任、系统信任演变，提高民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23］克劳特等（Kraut）和林（Lin）针对互联网和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24，25］因此，在人情社会中，使用互联网能够巩固并拓宽个体的社会资本，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民间借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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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作为本文的另一个关键解释变量，我们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将民间借贷操作为从亲朋好友筹借的资金等。具体而言，主要选取了亲朋好友借出金额与贷款金额，并将二者求和作为民间借贷的代理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借出金额主要是没有归还的余额，借款金额主要指代民间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金额，在分析时将民间借贷取对数进行处理。
1971年，Cattrall[2]首次直接将含有难溶盐的聚合物涂覆于铂丝表面，取消内充液制备了全固态离子选择性电极(ASS-ISEs)。1997年，Pretsch等[3]进一步提出了离子通量的问题，推动了全固态电位传感技术的研究。全固态离子选择性电极不含内充液，有效避免了离子通量对电极膜层的影响，具有检测限低，易于微型化设计等优点。在最近十余年中，全固态电位传感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已在环境现场检测[4]、农药残留快速检测[5]、疾病自诊断[6]和可穿戴设备[7]等方面已展示了它的优越性。因此，本文对近十余年中全固态电位传感技术的发展状况做一简单介绍。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研究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不仅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而且找到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路径，从而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另一方面，本文利用最新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稳健性检验，并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期求出互联网使用与民间借贷对农村居民贫困影响的净效应［26］。
其次我们要学会深度倾听：所谓深度倾听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沟通中，听比说要重要的多；二是我们不仅要听对方在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觉察对方话语中表达的情感、需求和期待等问题。深度倾听会起到一种“共情”的效果，让对方感觉到被重视，被信任，从而更容易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是中国大型微观调查数据。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作为一线单位进行调查，主要收集了城乡社区、城乡家庭与城乡居民个体三个层面的数据，该数据的主要内容有城乡社区基本情况、城乡家庭的收入与消费等情况、城乡居民个体的年龄与健康等基本情况。该调查覆盖了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的目标家庭数有1.6万户，并对这1.6万户家庭全部人口展开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起始于2008年，当时分别在广东、上海与北京三个地区开展试点调查，以2010年为基期，正式开始追踪调查，并将2010年的调查对象作为永久性追踪调查对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儿童问卷、成年人问卷、家庭问卷与社区问卷，并根据调查与访谈的可得性，采用实地访问、电话访问等形式进行调查。本文主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农村样本，并选取了最新的 2017年9月发布的2016年数据（简称“CFPS2016数据”）。由于有些调查样本不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剔除了无效样本与不符合研究需要的样本，本文最终保留了CFPS2016数据中的2244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1.农村居民贫困。在198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一些群体、个体与家庭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活动机会与政治资源等，那么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更有学者直言，贫困就是个体或者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因此，本文也将收入水平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标准。按照国家贫困的标准，如果该农村居民年收入低于2300元，则认为处于贫困状况，本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在使用的样本中显示农村居民贫困的占比为14.5%。
2007—2016年，东营市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水平整体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2016年经济系统得分达到 0.022 6，是 2007年得分0.0123的1.84倍，由此可知，东营市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人均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率除2009、2015年受经济形势整体不景气影响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整体来看经济系统得分波动较小。
2.互联网使用。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状况，本文将农村居民是否上网操作为互联网使用，将上网的农村居民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此外，为了检验本文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我们采用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样将农村居民使用手机上网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基于此，本项研究提出假设3：民间借贷可能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重要渠道。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民间借贷有利于缓解农村居民贫困。
其次，农户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社会资本（家庭礼金支出对数）、集体土地（否=0，是=1）与重大事件（否=0，是=1）。 通常来说，农户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家庭的收入与消费支出也可能更多，共同分担风险的人数也较多，自然会影响农户贫困状况。中国是一个人情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在农户的家庭经济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农户贫困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生活在农村的农户，如果家庭发生了重大事件，比如婚丧嫁娶等，直接影响农户的收入与支出，进而影响农户的贫困。
最后，社会特征主要包括医疗保险 （否=0，是=1）、养老保险（否=0，是=1）、政府补贴（否=0，是=1）与社会捐赠（否=0，是=1）。社会保障作为规避风险的一项制度，具有保障的功能，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直接影响了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贫困状况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2.稳健性检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开始在农村地区普及，手机上网成为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普遍方式与更为便捷的途径。因此，我们利用“手机上网”作为衡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另一种方式，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表1 Panel B的模型（1）中，手机上网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计算可得相比于没有采用手机上网的农村居民，使用手机上网的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降低了25.1%。模型（2）至模型（4）分别添加了个体层面变量、家庭层面变量与社会层面变量，手机上网均在1%的显著性统计水平下负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以模型（4）的回归结果为例，相比于没有使用手机上网的农村居民，使用手机上网的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下降约25.7%。因此，通过稳健性检验可知，无论采用电脑上网还是手机上网衡量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均能起到减贫效应。
首先,在确定风机布局的基础上,根据迎风向的首台风机的输入风速和风向,通过复杂尾流效应模型计算考虑每台风机尾流效应的风速。然后,根据风电机组的功率输出特性曲线,得到每台风机的输出功率,从而建立可靠性模型。其流程如图3所示。
公式（1）中poori= 1是被访者家庭贫困状况，Interneti 是互联网使用，为二分虚拟变量；xi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主要包括包括个体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等；α1、α2分别表示回归系数；α0是常数项；ε是回归残差项。
三、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分析
1.基准回归检验。表1 Panel A报告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模型（1）中，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互联网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降低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影响回归结果，我们在模型（2）至模型（4）中，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无一例外均在显著性水平下负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以模型（4）的回归结果为例，相比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降低了22.8%，这种影响即使在控制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与社会特征变量的情况下仍然有效。由此可见，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下文将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机制，在此不做过多分析。其他变量对农村居民贫困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婚姻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说明已经结婚成家的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较小。家庭规模与农村居民贫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家庭规模越大，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大。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贫困呈显著负相关，该发现与诸多研究发现一致，原因可能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规的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穷人的资本”，起到了经济保障功能。相比没有集体土地的农村居民，有集体土地的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更低，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功能，也具有保障功能。“家庭是否发生重大事件”这一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说明家庭发生重大事件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层面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农村居民贫困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农村居民贫困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本文主要通过Probit模型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
3.内生性处理。互联网使用与农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我国“提速降费”的改革一直在进行，然而由于上网费用尤其是互联网接入所需要电脑设备等价格依然昂贵，贫困家庭可能仍然无法支付，因此那些富有家庭的农民，更有能力购买上网设备及接入互联网，从而导致基本模型估计时会产生偏差；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农民收入与贫困，如农民采用互联网收集信息、从事网上商业行动等均可能影响其就业和收入等，从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为了克服内生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参考殷俊、刘一伟、周洋等人的研究，选取与被访者居住在同一地区其他人的平均网络使用状况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27］表1 Panel C的回归结果表明，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后，互联网使用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的可能性。
易错点提示：①注意歧化反应和归中反应中电子转移(得失)数目的问题分析,如Na2O2、NO2与 H2O 反应;Cl2与 H2O、NaOH的反应。②注意变价金属参与的反应,如Fe、Cu与S、Cl2的反应。③注意原电池、电解过程电子的转移,如电解AgNO3溶液、CuSO4溶液等,分析该类题目时还要注意反应产物、可逆反应以及过量计算问题。
独活种子在采收时，应把植株分成上部、中部、底部3个部位分别采收，优先使用上部和中部的种子，弃用底部种子。在独活留种田管理过程中，应在独活末花期摘除植株底部分枝上的花序，使植株全部营养集中供给上部和中部种子，有助于提高独活种子质量。
表1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
（二）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机制分析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对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科维（Covey）指出虽然各国政府、捐助者以及第三部门组织都积极倡导互联网对缓解贫困带来的好处，但互联网的发展也让扶贫资金有了更便捷的转移渠道，进而导致互联网缓解贫困的真正功效值得怀疑。［10］詹姆斯（James）基于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和贫困问题，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使用与贫困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11］加尔珀兰（Galperin）等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认为互联网的减贫作用具有局限性，并指出互联网使用虽然能够帮助缓解贫困问题，但是其作用要比使用前的乐观估计至少降低了五成。更进一步，他指出必须对居民进行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并和互联网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减贫的作用。［12］加尔珀兰（Galperin）等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发达经济体从互联网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对欠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贫困地区，互联网的收益回报仍然是不确定的。［13］
表2模型（1）报告了互联网使用对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民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民间借贷的概率提高了42%。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互联网具备社交功能，互联网的普及、手机上网的便捷性使农村居民可以随时随地使用互联网与亲朋好友进行互动与联系，有助于其积累社会资本，而中国保险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且正规信贷市场的缺位现象也非常普遍，各种基于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网络的非正式风险分担安排比较普遍，当其面临困难时，能够及时从亲朋好友处得到资助，使其成为平滑家庭日常消费、规避家庭风险与解决家庭贫困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推进民间借贷时空分离及外向延伸，驱动民间借贷信任机制从人际关系信任向制度信任、系统信任演变，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民间借贷的交易范围，降低传统民间借贷的交易风险，提高民间借贷交易。
1．1 一般资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住院的265例新生儿为观察对象。其中包含238例新生儿窒息患儿，排除母亲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妊娠期糖尿病，母亲孕期用药和患儿生后用药的、生后已进水乳的，先天性梅毒及有先天畸形的。窒息患儿中早产儿167例，足月儿71例：胎龄分别为27～42周，出生体重1．01～4．35kg范围 。生后1min Apgar评分1～3分的32例，为重度窒息者；4～7分206例，为轻度窒息者。另选39例无窒息，足月健康新生儿作为对照组。3组新生儿胎龄，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模型（2）和模型（3）汇报了中介效应的检验与估计结果。根据中介效应测量方法，测算可以得出中介效应为21.15%，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效应中有21.15%的比例来自民间借贷。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民间借贷促进农村居民摆脱贫困风险。那么，为什么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民间借贷影响农村居民贫困？
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农村居民通常因贷款额度小、缺乏有效抵押品，很难从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贷款，从而诉诸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有助于农户获取信贷资金，缓解信贷约束，并成为保障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暂时贫困的最重要方式，进而开展脱贫致富活动。事实上，具有道义属性的农村居民通过民间借贷筹集医疗、教育、生产活动等所需资金更多的是一种零利息互助性借款，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应用与民间借贷市场的深度融合将有效降低农村居民进行借贷的成本，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概率，通过借贷可用性的提升逐步缓解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开展脱贫致富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表2 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机制分析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贫困问题关系到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与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当前，互联网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较快，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扶贫政策方案，农村居民如何搭上互联网发展的快车，实现脱贫致富，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本项研究首次从互联网使用的角度，采用最新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居民贫困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采用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依然存在。第二，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民间借贷概率，且民间借贷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改善农村居民贫困状况可以归因于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民间借贷水平，即互联网可通过影响农村居民民间借贷，进而缓解贫困。本文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让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是我党解决农村社会发展矛盾的突破口。在解决农民贫困方面，互联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事实上，互联网能够提高农民民间借贷水平，进而提高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农民收入风险。那么，作为精准扶贫主要推动者的政府，如何就“互联网+精准扶贫”作出规划呢？本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尽管现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宽带接入，但互联网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与城市相比还存在巨大鸿沟，贫困地区尤其如此。贫困地区错过了工业化发展的班车，不能再错过信息化发展的高速列车。因此，秉承互联网普惠共享的理念，政府应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电脑、手机、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应用，充分发挥互联网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更好地帮助农户增收与减贫。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应积极利用互联网交流迅速便捷的优势，增强亲朋好友间的联系，不断积累社会资本。
第三，民间借贷的发展意味着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政府应该大力推动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发挥分散贫困的功能。目前，中国还缺乏针对贫困群体的借贷机构与接待项目，但是不同贫困群体的生产特点各不相同，且贫困起源也不相同，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根据不同贫困的特点，组建相关针对性的借贷机构，并出台相关的借贷模式与借贷项目，满足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例如，发挥互联网金融的长尾优势，开发适合农村居民的金融产品及服务，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借款难”、“融资难”等难题。
第四，明确非正规金融的定位，并提供政策支持，而不是采取一味的抑制策略。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与发展源于正规农业信贷的政策扭曲与执行低效率，农村金融抑制与市场分割以及正规金融本身的制度与功能缺陷，是为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而自发创造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金融法制制度创新。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村金融供给缺口，为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困缓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长期存在与角色尴尬并存，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可以将非正规金融视为改善农村居民贫困的“造血”工具，积极引导合规的非正规金融加入精准扶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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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9）05-0063-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18BSH153）
作者简介： 王君健（1978—），河南永城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博士生，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经济；费梅苹（1964—），上海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刘一伟博士的建设性意见。
（责任编辑 张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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