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基金收支平衡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支平衡论文,方案设计论文,城镇职工论文,基本养老金论文,基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复日期：2016-02-24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6)06-0077-09 2016年4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20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将中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提高6.5%，这是自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第12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其中2005-2015年间的平均调整比例更是达到了10%。连续较大幅度调整基本养老金，对改善企业退休人员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中国的养老金调整只是特殊时期的一种临时性政策，属于行政命令式的调整，幅度过大，部分年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其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不足，这种调整方式也不符合《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中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可见，当前亟需建立养老金调整的常态机制。养老金调整方案的设计既要考虑到“保基本”，又要兼顾“可持续”，即养老金调整既要以保障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为目标，又要考虑到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收支平衡问题。鉴于此，本文将设计出数套养老金调整方案，并利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对调整方案进行检验。 二、文献回顾 当前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当前养老金调整机制的批判以及对养老金规范调整的讨论。屈川认为中国养老金调整机制存在不规范、功能被泛化等问题，并指出养老金调整的基本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偿因物价上涨导致的养老金引起的贬值；二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指出现在的养老金调整实际已超出这一功能范围[1]。郭爱晔等认为中国的养老金调整机制没有制度化，缺乏稳定性，调整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调整办法不科学[2-3]。丁建定等认为中国当前的企业职工养老金调整存在调整时间和调整基数的非同步变迁、调整比例确定方法的蜕化、特殊调整覆盖范围缺乏公平性，并提出养老金的调整应该以上年度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作为调整基数，将名义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养老金调整比例[4]。郝勇等提出以养老金替代率为目标，以工资增长率为依据，分别按照上年养老金水平和上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两种方式调整养老金，并利用3年移动平均工资增长率确定养老金调整幅度的适度标准[5]。谭中和认为中国当前的养老金调整存在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总体差过大，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调整有机制但不正常，出现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待遇“倒挂”现象，并且各地调整的具体政策不统一，并进而提出了普调与特调相结合的结构性调整思路[6]。阳义南等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物价指数、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双重参照系数及其临界值的启动机制，提出了一个以物价指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双挂钩的调整比例公式，提出以各地平均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本人基本养老金共同作为调整基数，从而构成中国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的系统方案[7]。吕志勇等运用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精算模型，对山东省当期和长期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各变量进行了分析[8]。王鹏等从待遇调整的视角来研究新农保未来全覆盖的优化问题，认为激励适度普惠型模式是未来新农保的优化选择，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待遇可以提升至贫困线的40%左右[9]。 关于养老金调整的国际经验，德国的养老金调整指数一直是基于总工资指数来确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德国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陷入财政危机，从1991年开始德国对养老金调整指数进行了改革，先后基于净工资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2001年以后逐步确立了基于“净工资增长”、“缴费率”、“可持续因子”和“制度平衡”的调整机制[10]。日本在2004年以前基于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养老金调整，在2004年的养老金改革中日本引入了自动平衡机制，利用工资增长率、物价指数和浮动调整率对养老金给付进行动态调整，浮动调整率根据公共养老金参保人员减少率和平均寿命的增加程度来确定[11]。英国在建立正式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后，上调幅度主要采用国家平均工资增长率与零售价格指数中的较大者，此后为了削减养老金开支，养老金水平按照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为了应对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下降，英国的养老金改革将逐步建立根据平均收入增长率、零售价格指数和2.5%三者中最大的进行调整的“三重保护机制”[12-13]。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对养老金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养老金调整方案的研究，包括对养老金调整的启动机制、调整比例、调整基数的研究，但大都缺少对养老金调整方案的实证检验，而探索养老金调整对基金收支平衡影响的研究则更少见。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养老金调整方案，并利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来测算不同方案下养老保险基金短期和长期收支平衡问题，并提出与之对应的政策建议。 三、养老金调整方案的设计 (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启动机制 自2005年以来，中国每年都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进行了调整，但根据国际经验，养老金的调整并不是每年都需要进行的，只有在达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物价变动率或工资增长率达到一定的比率)才进行调整，这就需要建立养老金调整的启动机制，来决定什么时候该调整养老金。中国目前的养老金调整没有制度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要是依据消费者物价指数、工资增长率变动情况的主观判断而进行的决策，没有一个量化的参考标准，因而建立养老金调整的启动机制，就需要建立一个量化的参考标准，当参照指标达到或超过自动调整的临界值时，就启动调整机制，当参照指标未达到自动调整的临界值时，则不启动调整机制[7]。参照国际经验，养老金的调整一般依据消费者物价指数、工资增长率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本文在制定养老金调整启动机制的参照标准时主要依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工资增长率这两个指标。 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参照标准，主要是保证养老金不因物价上涨而导致退休者购买力下降，从而影响其生活质量，这里选择物价变动率(用P表示)作为指数，当物价变动率达到某一临界值m时，就启动养老金调整机制。要保证退休者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则必须保证养老金的调整比例至少不低于物价变动率。选择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简称实际工资增长率，用g表示)作为参照指标，能使退休人员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保证退休者不因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过快而导致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这里之所以选择实际工资增长率，是为了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避免指标的重复考虑。当实际工资增长率达到某一临界值n时，则启动养老金调整机制。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必须小于实际工资增长率，当养老金的调整超过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时候，就会陷入过度平均的困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启动机制如表1所示。
参照国际经验，养老金的调整频率一般采取不调整(未达到启动调整机制的条件)，或者调整1次(达到养老金调整启动机制的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则启动应急调整机制。国际上养老金调整的时间为每年的1月和7月；自2008年起，中国养老金的调整时间由每年的7月1日改为1月1日。笔者支持养老金的调整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因为此时的养老金调整在一个日历年度内，便于年度管理和财务核算。鉴于物价变动率、工资增长率等指标要等到每年的2月份以后才陆续发布，笔者建议在启动了养老金调整机制并确定出养老金调整方案后，采取补发养老金的方式来解决统计指标发布时滞问题，即不管养老金调整方案是3月份出台还是5月份出台，养老金调整都要从每年的1月1日算起，之前应调而未调的月份要补发。 (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基数与调整比例 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基数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第一种以当地上年度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作为调整基数；第二种以调整前一年退休人员个人月平均养老金作为调整基数；第三种为前两种调整基数的一定比例之和。当前中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基数为第二种，本文的调整基数同样采用的是第二种，即以调整前一年退休人员个人月平均养老金为调整基数。 启动机制解决的是什么时候该调整的问题，调整比例则是该调多少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养老金调整比例(用f表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一个客观量化的标准，导致养老金的调整产生了许多问题(养老金“倒挂”现象)[7]。该调多少主要取决于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和调整基数，根据国际经验以及中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调整比例主要取决于物价变动率和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两个指标，但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养老金调整比例的解释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要既保证退休者生活质量不下降，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又不能造成过度平均而影响经济效率，则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必须大于物价变动率而小于实际工资增长率。因而，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应该是物价变动率一定比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一定比率之和，即：
由于在实际检验过程中α和β的具体数值并不好确定，鉴于养老金的调整底线是保持退休者的基本生活质量不下降，本文选择在不低于物价变动率的基础上分享实际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率，以x表示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分享比率，则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公式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8-2014年间中国物价变动率的几何平均数为1.88%，基于未来物价变动率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考虑，本文假定2015-2050年的物价变动率
=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1998-2014年中国年均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1.59%，这一比例显然不符合未来增长的可能。从图1中可以看到，1998-2014年中国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吻合，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来说，其实际工资增长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而变动，基于中国经济日趋走向成熟的考虑，本文将利用2015-2050年经济增长率来代替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
图1 1998-2014年中国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图 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预测：2011-2020年中国每年平均GDP在7.7%左右，2021-2030年为5.5%，2031-2040年为4.3%，2041-2050年为3.5%。2014年中国的GDP增速为7.4%，2015-2020年中国GDP增速将不会超过7.4%，因而本文将2015-2020年的GDP增速修正为7%，2021-2050年的GDP增长率则采用吉姆·奥尼尔的预测数据[14]。 本文把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分享比例x设为0、20%、40%、60%、80%、100%。将
和x的取值代入式(2)，可以得到六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具体如表3所示。
将吉姆·奥尼尔对中国2015-2050年GDP增长率的数据(近似等于实际工资增长率g)代入到表3养老金调整比例的各套方案中，即可求出2015-2050年各方案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比例，具体数据见表4。
四、养老金调整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 (一)前提假设 第一，假定2015-2020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逐步达到全覆盖，2020年后保持全覆盖率；第二，假定中国在2020年启动延迟退休方案，按照每两年延迟1岁的原则，在2028年男性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女性延迟退休年龄至55岁，即2015-2019年男性60岁退休，女性50岁退休，在2020年、2022年、2024年、2026年、2028年各延迟1岁退休后，2028-2050年男性65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第三，假定参保职工平均就业年龄为23岁，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持续缴费直至退休，不考虑断保情况，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男职工统一为37～42年(考虑延迟退休)，女职工统一为27～32年(考虑延迟退休)；第四，假定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打通使用，不考虑财政补贴以及管理费用；第五，“中人”①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假定“中人”在1997年以前的月平均缴费工资指数均视为1；第六，对100岁及以上的“老人”忽略不计；第七，假定过渡养老金的计算全国采用统一模式。 (二)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 i年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收入额=缴费率×i年的城镇职工缴费人数×i年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以C表示缴费率，
表示i年的城镇职工缴费人数，
表示i年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月标准，g表示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e表示偏差率，则i年的养老金收入总额
为：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的规定，“新人”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中人”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三部分组成。以
表示i年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表示i-1年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月标准，a表示参保年龄，b表示退休年龄，b-a表示缴费年限，则单个职工退休时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
的计算公式为：
由于国家没有通行的“中人”过渡性养老金的计算方法，参照各地通行的做法，以
表示i年的视同缴费指数，
表示i年的视同缴费年限，h表示养老金过渡系数，则“中人”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
的测算公式为：
表示i年的养老金收支差额，代表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平衡的情况。当
＜0时，表示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出现赤字；当
=0时，表示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养老保险基金实现短期平衡；当
＞0时，表示当年度养老金收大于支，养老保险基金短期实现盈余。当
＞0时，表示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大于支，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实现盈余，这表明养老金缴费过高，要适当降低缴费率；当
=0时，表示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实现平衡，养老金的利用率较高，是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最理想的状况；当
＜0时，表示养老金长期收不抵支，养老金出现长期缺口，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财政压力和支付危机。 (三)基本参数假设 1.缴费率、缴费年限和偏差率。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比例是职工所在的企业缴纳工资总额的20%计入公共账户，职工个人缴纳工资的8%计入个人账户，本文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打通使用，因而总的缴费率C设定为28%，个人账户缴费率
设定为8%。本文假设职工23岁参加工作，2015年到2019年，男职工60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约占女职工总数的10%[15]，为了避免模型过于复杂，本文将女干部55岁退休的情况忽略，统一视为50岁退休)，从2020年开始延迟退休，每两年延迟1岁，到2028年完成男职工65岁退休，女职工55岁退休，即延迟退休前，男职工缴费年限为37年，女职工为27年，延迟退休后，男职工为42年，女职工为32年。偏差率是指实际养老金收入与理论养老金收入的偏差值，由于职工缴费以实际工资收入缴费，很多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通常低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因而造成以实际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基数的实际养老金收入通常低于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础所计算出来的理论养老金收入，这就需要利用偏差率对理论养老金收入进行调整。2003-2013年养老金收入偏差率的平均值为0.73(见表5)，因而本文假设2015-2050年的养老金收入的偏差率为0.73。
2.城镇职工人数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015-2050年的在岗职工人数根据基于“六普”数据的中国城镇人口预测获得，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保持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2014年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 779元，以此为基数来预测2015-205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月标准。 3.银行利率。个人账户收益率以及历年养老金累计收益率都涉及到银行利率问题，根据国家规定，养老金收益率按照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本文将未来历年养老金收益的银行利率假定为r=3.5%。 4.养老金计发月数。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可知，延迟退休前，男性60岁退休，养老金计发月数为139，女性50岁退休，养老金计发月数为195，2020年延迟退休政策启动后，每两年延迟一岁，养老金计发月数也将逐步发生变化，直至2028年延迟退休完成，男性65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男性的养老金计发月数为101，女性的养老金计发月数为170。
5.视同缴费指数以及视同缴费年限。本文假设“中人”1997年以前未缴费，1997年开始缴费，从其工作之日起(即23岁时)到1997年的时间视为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期间的月平均缴费指数(视同缴费指数)均视为1。 6.过渡系数。过渡性养老金的过渡系数全国各省均不同，从0.8到1.4不等(见表7)，本文为了便于计算，将全国过渡性养老金的过渡系数统一，选取使用最多的省份的过渡系数1.3，这些省份中包含河南、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6]。
(四)中国城镇职工与退休职工人数预测 本文主要采用人口预测中最为常用的队列组元法对中国2015-2050年的城镇人口规模进行预测，人口规模的变动主要受生育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本文的需要，本文将基于“六普”数据对中国2011-2050年的城镇人口进行分年龄、分性别的动态人口预测。本文的人口预测模型主要设定五个参数，即初始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出生性别比、迁移水平[17]442-459。初始人口设定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死亡率的预测主要运用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生育率的预测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测数据；对出生性别比的预测假设未来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下降并逐步回归到正常水平103～107的范围内；假设中国的城镇化率能够反映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速度，对净迁移率的预测则转化为对中国城镇化率的预测，而对城镇化率的预测，本文选取薛惠元2012年所提出的城镇化率的时间序列模型[18]。本文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人口预测，把相关参数带入人口预测模型，即可获得2015-2050年中国分性别、分年龄的城镇人口预测数据，进而可以得到城镇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人数(见图2，单位为千万)。
图2 2015-2050年中国城镇职工人数和退休职工人数预测 五、模型测算结果与分析 将相关参数代入式(3)、式(10)～(12)，可以计算出2015-2050年间六种方案下“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数额。从表8中可以看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不同的调整方案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会产生重大影响。总体来看，从方案一到方案六，养老金支出逐步增加；方案一到方案二养老金增加比例较大，方案二至方案六之间养老金增加比例比较平均。方案一是为了保证养老金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是为了保证城镇职工基本生活质量的底线，方案二至方案六是为了保证城镇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比例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影响的大小不一。
另外，从养老金支出结构来看，养老金的支出人群包含了“老人”、“中人”和“新人”三类群体，养老金的支出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办法”的规则发放；“中人”在1997年改革以后工作的部分按照新办法发放，改革前的部分发放过渡养老金，“老人”、“中人”和“新人”在发放时间上实现了良好的衔接。根据表8的模型测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2028年，养老金的领取人群主要是“老人”和“中人”，从2029年开始第一批女性“新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本文假定23岁为初始工作年龄)，养老金的领取人群包含了“老人”、“中人”和“新人”，从2039年开始第一批男性“新人”开始领取养老金。到2037年，男性“老人”群体基本结束领取养老金，到2047年，女性“老人”群体基本结束领取养老金(100岁以上的“老人”忽略不计)。 从图3可以看到，六种养老金调整方案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平衡均产生了影响。六种调整方案下，在一段时间内，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能够实现盈余，在某一拐点过后，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出现亏损，并且短期缺口逐步扩大。在第一种调整方案下，2015-2042年，养老保险基金能够实现短期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且在2028年达到盈余峰值，达6.84万亿元，从2043年开始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出现缺口，且缺口逐步扩大。在第二种调整方案下，2015-2036年能够实现基金短期盈余，同样在2028年达到盈余峰值，达5.5万亿元，2037年基金短期收支出现亏损，且缺口逐步扩大。在第三种调整方案下，2015-2035年养老保险基金能够实现短期盈余，2028年达到盈余峰值4.95万亿元，2036年基金短期收支出现缺口。在第四种方案和第五种方案下，基金短期收支出现缺口的时间依次提前1年，第四种方案在2035年出现缺口，第五种方案在2034年出现缺口，都在2028年达到盈余峰值，分别为4.35万亿元和3.69万亿元。第六种方案在2028年达到盈余峰值，盈余额达2.98万亿元，并在2033年出现收支缺口。 总的来看，六种养老金调整方案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都能够实现盈余，且盈余额缓慢上升，在达到顶峰后，盈余额急速下降直至出现短期收支缺口，且缺口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由模型测算结果可知，无论实行哪种调整方案，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都将出现缺口，所不同的是不同的调整方案下基金短期收支出现缺口的时间不同。
图3 六种不同方案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短期收支差额(单位：万亿元) 从图4可以看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余额呈现出先缓慢上升然后急剧下降的过程。在方案一下，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余额在2015-2050年间能够一直保持盈余，并且在2047年达到盈余峰值，此后盈余额急速下降；在方案二下，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余额缓慢上升，在2039年达到盈余峰值，此后盈余额急速下降，并在2050年出现缺口；在方案三下，养老保险基金滚存余额缓慢上升，在2038年达到峰值，此后急剧下降并在2048年出现缺口；在方案四、五、六下，养老保险基金滚存余额分别在2036年、2035年和2034年达到峰值，在2046年、2044年、2042年出现缺口。 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平衡的动态趋势来看，方案二至方案六下的养老基金收支动态平衡基本都呈现出一个趋势，即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余额首先呈现增长趋势并达到盈余峰值，本文称之为养老基金收支的“成长期”；在养老基金收支盈余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直至滚存余额为0，本文称之为养老基金收支的“衰退期”；养老基金收支出现缺口以及缺口逐步扩大的时期，本文称之为养老基金收支的“枯竭期”。基于养老基金长期收支平衡的数据以及各时期临界点最先出现的原则，本文将2015-2034年划分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成长期”，2035-2046年划分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衰退期”，2046年以后划分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枯竭期”。将养老基金收支动态平衡机制引入养老金待遇调整设计过程中，即为了维持养老基金长期收支平衡，养老金待遇调整需要在养老基金收支的“成长期”、“衰退期”、“枯竭期”进行动态调整设计，动态调整设计主要反映在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分享比例上。
图4 六种不同方案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差额(单位：万亿元)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对六种调整方案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短期和长期收支差额进行测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养老金调整政策会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出现时间的影响上，不同的调整政策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出现的时间不同。按照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变化趋势，不同调整政策下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将会经历“成长期”、“衰退期”、“枯竭期”三个阶段，不同的调整方案进入三个时期的时间节点也不同。通过引进养老基金收支平衡机制，养老金调整方案的设计需要在养老基金收支平衡的框架下实现最优选择[19]。养老金调整方案的设计既要考虑到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也要保证退休职工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在养老基金收支相对充裕的“成长期”，可以实行较高的经济发展成果分享比例，在“衰退期”和“枯竭期”可以不断降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比例。 (二)政策建议 第一，养老金的调整要考虑在物价变动因素的基础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定比例。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养老金调整机制，首先要坚持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即养老金的调整要“跑赢”CPI；其次，养老金的调整在考虑物价上涨因素的同时，还要让退休人员分享到一定比例的经济发展成果，以达到使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逐步提升的目的。对于分享的比例则要坚持适度原则，比例过低，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明显的提升；比例过高，不仅会造成过度公平，影响社会激励机制，还会对养老基金收支平衡造成巨大压力。 第二，养老金的调整中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比例应该实行浮动调整。养老金调整方案的设计既要保证退休人员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又不能给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造成过大压力，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不同方案下养老基金的收支趋势都要经历“成长期”、“衰退期”“枯竭期”三个阶段，“成长期”养老基金收支结余相对丰裕，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比例应该尽可能提高，以保证退休人员能够较大辐度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衰退期”和“枯竭期”，养老基金收支压力逐渐增大，应该逐步降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比例，以缓解养老基金的收支压力。建议在2015-2034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比例在100%～60%的区间内由高到低浮动，2035-2046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比例在60%～40%的区间内由高到低浮动，2047年以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比例在40%～0的区间内向下浮动。 第三，建议开源节流，采用多种方式来应对未来的养老金缺口。根据前文的研究，养老金的调整方案并不能对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缺口的大趋势产生影响，所能影响的只是缺口出现的时间。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城镇职工人数在长期也将保持逐步减少的趋势，这将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缓慢，而基金支出却出现加速增长趋势，基金缺口也将日益扩大。无论是养老金调整政策还是延迟退休政策，对基金缺口只是起了延缓的作用。努力缩小基金缺口，增加基金累积额，还得通过其他措施在长时间内进行消化弥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加大各级财政补贴、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划拨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发行养老彩票、开征新的消费税种等；另外，从长期来看，还需调整生育政策，以维持合理的人口结构。 ①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件)，本文中的"老人"指的是1997年及以前退休的职工；“中人”指的是1997年及以前参加工作，1998年及以后退休的职工；"新人"指的是1997年开始工作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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