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化与论文,海外论文,关系论文,明至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0－0005－07
注重域外史的撰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但是这个史学传统，到了明至清前期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具有了更多的世界性意义。这是因为，明至清前期，正是世界从分散逐渐走向整体这一过程的开始时期。其时，随着地理大发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p51）。对于中国来说，早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之前，明承元朝之后，因政治势力及商贸活动的发展，已逐渐与海外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并反映在当时的史学之中。从这以后，一直到清朝的前期，随着两个皇朝不同时期海外关系的发展变化，相关的史学现象也不断有所变化，构成不同时期有关撰述在思想旨趣、史料采择以及内容侧重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宣布纶音往夷域”
“宣布纶音往夷域”［2］（《纪行诗》）， 是明朝初年海外政策的基本特点。当时，明廷一方面在传统朝贡的模式下，以皇朝为中心构建海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关系；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格限制私人海外贸易活动。从明太祖屡屡谕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3］（《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戊》），到明成祖明确宣布， “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并“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3］（《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都是这种对内实行严格海禁政策的体现。这种貌似矛盾的海外政策，其实质正是当时强化的君主集权的政治意志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而这种海外政策的特点，也给当时的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作为明朝海外政策第一方面的体现，明太祖朱元璋一俟登极，便“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通告新皇朝的建立，同时恢复因元末战争而中断的与当时已知范围各国及地区的外交联系，重建传统的朝贡体系。史载当时“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4］（《艺文考·暹罗》）。 计东方有朝鲜、日本、琉球等国；南方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刺加、爪哇、三佛齐、浡泥、苏禄、琐里、古里等国；西方有撒马儿罕、哈烈、拂菻等国。其中除了一些中亚内陆地区外，更多的是当时所谓“东西洋”的地区或国家，呈现出明初海外关系发展的最初盛况。
明初的这种“锐意通四夷”，“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对外政策，在永乐及宣德初期达到极盛。这时由郑和领导完成的“七下西洋”的世界历史空前的航海壮举，不仅将中国与海外的外交联系进一步扩展到了今天的印度洋地区，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史学活动。当时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等，在航海归国后，分别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及《西洋番国志》等三部记述海外国家或地区的史地著作，在留下中外交通史重要资料的同时，也揭开了明至清前期海外史地撰述的序幕。
《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回族，他是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即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行“下西洋”的。《瀛涯胜览》，也是这三部海外史地著作中成书最早的著作，约完成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即这次航海结束后的第二年。《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字公晓，江苏太仓人，原是太仓卫戍军。他是以军士的身份，于“年至二十二，永乐至宣德间，选往西洋”［5］（《自序》），先后四次参加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因为宣德时期只在五年（1430年）至八年（1433年）间进行过一次“下西洋”的活动，所以费信参加的是第四、五、六、七次“下西洋”航海。费信的著作约完成于正统元年（1436年），这时距最后一次“下西洋”航海的完成已经二年了。《西洋番国志》的作者巩珍，南京人。同费信一样，巩珍也是以军士的身份参加“下西洋”远航的，但他只参加了最后一次航海活动，当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注：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云：“宣宗章皇帝嗣登大宝，普赉天下。乃命正使太监整合、王景弘等兼督武臣，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时愚年甫出幼，备数部伍，拔擢从事于总制之幕。往还三年，经济大海。”明制，男十六出幼成丁，可服劳役。）从《西洋番国志自序》看，该书的撰述是在宣德九年（1434年）的二月，距离最后一次航行还京的时间，仅仅四个月。
从这三部海外史地著作看，虽然都是私人撰述，记述的内容详略有别，文字的表述也妍媸各异，但是所谓“宣布纶音往夷域”的共同政治使命，决定了三部史著显扬天朝国威的共同旨趣，以及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恢宏气度与自豪。例如费信《星槎胜览自序》云：
夫万物无不覆载者，天地之统也：万邦无不归顺者，圣人之统也……圣人以一人之身，处乎九重之上，舆图之广，生齿之繁，亦何以见其统哉？……是以际天所覆，极地所载，莫不咸归于德化之中。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罔不悉归于涵养之内。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鼎定金陵，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彝伦，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礼乐明备，祯祥毕集。仁宗昭皇帝，法祖宪天，行二帝三王之道。宣宗章皇帝，守成继统，体二帝三王之心，迨至皇上仁智天锡，圣道日新。任师傅者，皆伊召之德：居廊庙者，尽稷卨志贤。圣圣相承，绍继大统，岂不谓天地圣人同其至焉？［5］一再强调“是以际天所覆，极地所载，莫不咸归于德化之中。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罔不悉归于涵养之内”，即诸邦无不在大明的德化恩泽之下“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此外，又如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说：“钦惟太宗文皇帝继圣守成，代天理物。声教洋溢乎四海，仁化溥洽于万方。制作谋谟，腾今迈股。永乐之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著当代之盛典……宣宗章皇帝嗣登大宝，普赉天下，乃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6 ］马欢《瀛涯胜览自序》曰：“太宗文皇帝敕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渔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俾属目者一顾之顷，诸番事实悉得其要，而尤见夫圣化所及，非前代之可比。”［2 ］这些都体现着皇朝统治者以大中华为核心构建海外关系的政治意志，也可以说是明至清前期第一阶段有关海外史地撰述的基本特点。
海防·商贸·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航行的结束，明初以来，以“宣威柔远”为目的建立的海外关系，也随之进入它的萎缩时期，不仅“下西洋”的远航活动没有再进行，而且海外朝贡的国家也大大减少。例如，据《明孝宗实录》记载，从弘治元年（1488年）到弘治六年（1493年），明初所规定为15国进出口贸易港口的广东，海外朝贡的国家只有占城和暹罗各一次。［3］（《弘治六年》）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海外史地的撰述，自然也不能得到大的发展。这时比较重要的有关海外史地的撰述，只有黄省曾编纂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左右的《西洋朝贡典录》。但是这部著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仍基本上保持着明初海外史地著述的特征，而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新的史学特点。
然而这种情况在正德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随着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也逐渐地活跃起来，调整早已不现实的朝贡海外贸易体制，开放对私人商贸的海禁的呼声逐渐高涨。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明初一度被打压下去的倭患问题，又在沿海地区突出出来，并且与是否开放私人海外商贸的问题交织到了一起。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开始与中国发生直接的接触，先是葡萄牙人，其后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活动，以及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掠夺、侵扰，都使中国在对外问题上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而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浸浸东来的侵略和商业活动，西方天主教会也开始了“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7 ］（利玛窦语）。从1579年起，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不断随西方商船到中国，展开积极的传教活动。其中以1583年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为标志，一股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西学，也开始传入中国，形成继汉魏时期印度佛教文化传入后，中西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交流。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海外关系，终于使得该时期有关海外史地的撰述改变了明朝初年的格局，表现出新的海外关系的特点。
首先，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讲，明代中后期的整个对外关系，包括海外关系，已开始从积极开拓转向了退缩保守。反映到史学，则有关海外史地的撰述，已没有了明初的那种充满“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俯仰堪舆无有垠，际天极地皆王臣，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的豪迈气度［2］（《纪行诗》）， 而是在字里行间透出对于国家命运的忧患，以及经世致用的史学意识。例如蔡汝贤在他的《东夷图说·东夷图总说》中便说：
……爪哇戕我天使，佛朗机猎我华人，夷而
矣，退之示创也。日本横于海上，其心叵测，沿边二十六郡忧殷哉……然则所图之意何？居夷之盛衰，中国安危之系也……粤有香山濠镜。粤向为诸夷贸易之所，来则寮，去则卸，无虞也。嘉靖间，海道利，其饷自浪白外洋议移入内，历年来渐成雄窟，列廛市贩，不下十余国。夷人出没无常，莫可究诘。闽粤无籍窜入其中，累然为人一大赘疣也。昔伊川被发以祭，识者忧之；五胡内讧，江郭交章欲徙，况迟速大小之说又可镜诫，有经世之责者试思之。［8］从中表现出对日渐东来的殖民主义势力、倭寇不断侵扰等问题的担忧。此外严从周撰述的《殊域周咨录》，也说他是考虑到“古之善谋人国者，莫不以鉴于成宪为急务。故魏相好观故事，苏环多识旧章，至富弼则请选官将三朝故典分门别类，编为一书，俾为模范，皆是意也，况于制御夷狄，其关系治道尤大，能不遵先王之道而可无过者否矣”，而“继志述事”，“谋保金瓯之万全”，“为天下九经中柔远人怀诸侯之模范”的旨趣，［9 ］（《殊域周咨录序》）而编纂的包括海外诸国的史地著作。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史学家历史编纂的问题意识。
明代中期以来，以倭患为核心的海防问题，可以说是当时海外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严清在《殊域周咨录序》中说：“予因论国家纤疥之恙，在东南莫狡于日本。”［9］表达了当时人的普遍认识。 因此人们在关注海外问题时，必然会关注到所谓倭患之源，即日本国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当时出现了一批有关日本国史地的历史著作。除一般海防著作，如题胡宗宪撰的《筹海图编》，涉及到“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等日本国情国史外［10］（《筹海图编》提要），还有专门记述日本的史地著作，如郭光复的《倭情考略》、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郑若曾的《日本图纂》、薛俊的《日本考略》、叶向高的《日本考》、杨一清的《日本传》等。此外综合史著中涉及日本史的还有王世贞《弇州史料》中的《倭志》、徐日久《五边典则》中的《倭国》、郑晓《四夷考》中的《日本考》、罗日褧《咸宾录》中的《日本》、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的《日本传》等，说明当时人们在海外关系问题上所关注的焦点，及其对于史学撰述的重大影响。
就在倭寇对沿海地区构成军事威胁和破坏的同时，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表现出突破明初海禁政策蓬勃发展的趋向。一些沿海地区甚至出现“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的历史现象。［4］（《小引》）早在弘治时期， 大学士丘濬就提出取消对私人贸易的海禁、发展海外自由贸易的观点，他认为：一、因为海外贸易可获得重利，“利之所在，民不畏死”，与其禁而无效，不如因势利导，开放海外商贸。二、不必担心“招惹边患”，因考诸前代史册，“海上诸蕃”，除日本外，其他如暹罗、爪哇等国，“自古未有为吾边患者”。三、国家可以征稽海外商贸税收，增加国家收入，“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业，其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11］（《制国用·市籴之令》）经过朝廷激烈的争论和利弊权衡，特别是在嘉靖末期，经俞大猷、戚继光等将领的努力，基本平息了困扰沿海地区多年的倭患问题的情况下，明廷的统治者，终于在隆庆元年（1567年），批准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疏请，决定开放对于私人商贸的海禁，“准贩东西二洋”［4］（《饷税考》）。这种对外政策的变化， 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标志着“一种连接东南亚的双针路贸易网络，即所谓东西洋网络，正在开创运作”［12］（p14）。这一海外关系政策的转变，对于明末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称：“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4］（《周起元序》）在这种情况下，史学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出现了一些具有商贾“通商指南”性质的史学作品，其中张燮的《东西洋考》就是这类史著的典型代表。
张燮字绍和，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燮自21岁中举后，有感于明末政治的腐败而无心仕途，以寄情山水，“游览天下名山”为志，除与当地名士文人交往外，当世著名学者陈继儒、曹学佺、徐霞客、何乔远与之亦有所交往。关于《东西洋考》的撰述，王起宗的《序》、周起元的《序》以及萧基的《小引》都有详细的说明。其中王氏《序》云：
余备员清漳，谬司榷饷之役。盖漳，海国也。其民毕力汗邪，不足供数口。岁张艅艎，赴远夷为外市，而诸夷遂如漳窔奥间物云。同寅如城萧公署郡篆，每与余蒿目相将，图维舶政。间进商民，细询其疾苦。暇则粗及岛外事，时有新语，霏霏不绝。惜乎莫有善画者莫能图，而又窃讶诸国罗峙涨海外，大率尽此；局舶人所称引，何以从来多未通中国？乃先代贡夷由闽粤来朝者，又何以贾舶不至者多？意必传呼之讹，乃纪载阙然，良以增慨。谁为合之，又谁为分之乎？萧公谓余曰：“于其图之。”已，稍稍闻前令陶君尝礼聘孝廉张绍和，载笔从时，功未及竣。时孝廉方灭景山栖，余强出之，俾竟斯局。自秋杪至冬终，凡四阅月，考既成而锲劂亦随就。［4］这些序言表明，到了16世纪中叶，沿海地区私人海外商贸的发展，已使这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发出“纪载阙然，良以增慨”的感慨，因而提出编纂有关海外史地著作的要求。《东西洋考》也正是这样一部应社会要求而编纂的史学著作。
《东西洋考》共12卷，根据内容分为《西洋列国考》、《东洋列国考》、《外纪考》、《饷税考》、《税珰考》、《舟师考》、《艺文考》、《逸事考》等，不仅囊括了有关漳州地区海外商贸的各个方面内容，而且还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东南亚人民掠夺和奴役的历史，以及西方殖民主义者屠戮在东南亚商贸、生活的华人的历史等，揭示西方殖民势力开始侵犯中国利益的事实，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关注。因此，这部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在当时海外关系发展的情况下，不仅出现了《东西洋考》这样的反映海外商贸的专史著作，而且一些私撰的纪传体当代史著作，如郑晓的《吾学编》等，也专门列出《四夷考》反映有关海外的史实，甚至一些沿海地区的方志，如戴璟《广东通志初稿》、黄佐《广东通志》、郭棐《广东通志》、何乔远《闽书》等，也都列有专门篇章记述有关海外关系的史实。可以说，这些都是以往史学所不曾有的、或发展极不充分的史学现象。
这时期值得提出的史学现象，还有中西文化交流对史学的影响。在明至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过程中，晚明是最盛的时期。清末王韬曾叙述说：“西洋葡萄牙国自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始与我国通商立埠于广东之澳门，由是欧洲各国接踵而来，不但贾舶商棲相继不绝于道，而传教之士亦复怀铅椠而至，挟其天算舆地之学，与名公巨卿相交际，争以著书立说以自鸣高。于是我中国始知地球为圆体，天算格致，于焉日起。西学之入中国，实自此始。”［13］按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著作，方豪据西方文献指出，仅比利时教士金尼阁（P.Nicolas Trigault）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一次就携入“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的各种西籍七千余部。“这样数量的书籍，是欧洲一个巨型图书馆的规模，几乎包括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学科的所有知识。”［14］所以方豪感慨道：“近人论中国之宗教，每盛称浮图经藏，而于基督典籍之不可多得，则深致其叹惜之意。孰知三百年前，以四五十载之短时期，入华天学书籍，竟有万部之富耶！”［15］可以想见这些完全异质的，代表西方文化的图籍传入，对于当时知识界思想上的冲击之大。史称当时士大夫见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16］（卷34）。李贽、焦竑、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叶向高、王徵、韩霖、沈德符、杨廷筠、瞿式耜、虞淳熙、方以智等许多学者，其中也包括一些史学家，都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有过交往，一些人甚至受洗入教，成了中国第一批天主教徒。
当时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反映在史学中最突出的影响，是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的刊印，使有关世界地理的知识与地图传入，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地理观念，使当时的知识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以外的完整的世界。这幅地图，在晚明先后被刊印过12次之多，其中给王圻《谥法通考》作序的赵可怀，及《经世实用编》的作者冯应京等，都主持过这部地图的刊刻。而曾撰述了《续文献通考》等史著的史学家王圻，在他编纂的《三才图会》“地理”类中，不仅摹刻了利玛窦传入的“坤舆万国全图”（王圻采用的是利氏图的原称“山海舆地全图”），而且还转述利玛窦的解说曰：“地与海本是圆形，而仝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曰：“又以地势分舆地为六大州，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北亚墨利加，曰南亚墨利加，曰墨瓦腊泥加。”曰：“欧逻巴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利未亚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江海仙劳泠祖岛，西至河摺亚诺沧……”。［17］（卷5 《地理一》）此外章湟《图书编》亦有同样的说法。［18］（卷29《地球图说》）除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外，当时由西方传教士以中文撰写的史地著作，还有主要由意大利人艾儒略（Julio Aleni）编纂的《职方外纪》。这部著作成书于天启三年（1623年），是第一部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述的史地著作，全书共五卷，分五大洲叙述各国的风土、民情、气候、名胜以及哥伦布等远航新大陆事，并附有《万国全图》和各洲分图。这部著作虽然充满了西方宗教观点，但是“其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19］（《刻职方外纪序》），对当时的知识界仍有很大的震动。著有《四夷考》的史学家叶向高即曾为之作序，称誉此书“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可谓坱圠之极观，人间世之至吊诡矣，而其言皆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衡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19］（《序》）。此外，艾儒略还用中文撰述了《西方问答》，对欧洲文化及各种制度进行了介绍。［19］（《校注前言》）当然，中西文化交流也不是单向的，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的史学撰述，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这些史学撰述中最有影响的，就是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它是利玛窦根据他在中国传教期间的经历与见闻记述的《札记》，经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增补而成的历史著作。
明正德以后海外政策的变化及海外关系的新特点，有力地推动了这时期海外史地研究、撰述的发展。
倒退的海外关系在史学中的反映
然而，晚明这种开放性的海外政策，随着清政权在全国政治统治的确立而骤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较之明初更为全面、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发展为迁海政策。先后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 十三年（1656年）、康熙四年（1665年）、十一年（1672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发布迁海令，多次发布相关法令。“当是时，诸臣奉命迁海者，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凡三迁而界始定。坠县卫城廓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逾期者以军法从事，尽燔卢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著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败于觉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严，奉行恐后，于是四省滨海之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流离于四方者，不知几亿万人矣。”［20］（《粤游》）清皇朝这种严厉的禁海政策，不仅使得整个海外关系大幅度后退，而且也严重影响到史学的发展，使得一度活跃的海外史地著作的撰述，陷入相对的低潮。当然，在整个清前期，从皇朝官修史著来说，还有《皇清职贡图》等专门记述海外关系及民族关系的历史著作，而且作为记述胜国历史的《明史》，也对明代的海外关系作出了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反映西方殖民国家情况及与明朝关系的佛郎机、和兰、意大利亚诸传，反映了明皇朝时期海外关系的新格局。但是这些毕竟反映的是官方的意志。至于反映海外关系的私人撰述，近二百年来，除陈伦炯《海国闻见志》、王大海《海岛逸志》及谢清高口述杨炳南（一说吴兰修）笔受的《海录》等少数著作外，几乎就没有出现什么可以称道的著作，形成了与晚明同类史著发展的鲜明对照。
就在海外关系大规模倒退的同时，清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因种种原因而几经周折。
入清，顺治、康熙及乾隆初年，朝廷曾任用一些西方传教士担任内廷官员，在侍讲、翻译西方学术的同时，还令他们参与历法制定、地理勘测、舆图绘制等工作，一些学者亦通过与传教士的交往，了解到一些西方的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但是总的来说，清初诸帝对于西方传教士一般只是在技术上使用，对于天主教的传播则是加以限制的。构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这时的西方传教士放弃了利玛窦“合儒补儒”，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宽容态度的传教路线，恢复天主教严苛的宗教排他本性，在教会内部挑起所谓“礼仪之争”事件，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罗马教皇甚至不顾中国的禁令，指示中国教徒不得祭天、祭祖、祭孔，并派使臣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到达北京，求见康熙皇帝，要求由教皇管理在中国的传教士并按照教廷的规定来接受中国教徒。由于罗马教皇的这些活动有损于中国的主权，所以遭到了康熙皇帝的拒绝，并令大臣传谕罗马教廷的使臣曰：“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此后，清廷对传教之禁，时紧时松，最终在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正式下达禁教谕令。于是晚明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开始陷入了低潮。
随着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起伏周折，有关的史学活动，也表现出不同的学术特点。其中介绍西方史地知识方面，在康熙朝仍大致继续着晚明时期的学术格局。当时由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述的史地著作中，以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的《坤舆图说》和利类思（Ludovico Buglio）等撰述的《西方要纪》等最为著名。 其中《坤舆图说》成书于清康熙朝，共二卷，“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10］（《坤舆图说》提要），被人称“为明清间世界地理书之双璧焉”［21］。而《西方纪要》也大致成于康熙初年，内容则“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等问题［10］（《西方纪要》提要）。值得注意的是，这时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展开，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风俗文化、舆地知识的同时，对于中国历史的介绍也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例如，1658年，司铎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曾在德国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史初编》（Sinicae Historicae decas prima）。在此之前的1654年，卫匡国还以拉丁语出版了一部记述满清代明的历史著作《鞑靼战争记》（De Bello Jartarico Historia ）。又供职清廷的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Maillac），曾以六年时间将《通鉴纲目》翻译为法文，于1777 －1783年在巴黎出版。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曾将《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一部分译为法文， 于1730 年在北京出版。 此外， 教士张诚（Jean-Fran C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等，均有介绍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出版。［22］（附录《中国文化西渐之介绍者》）这种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急于了解的积极态度，与当时中国士大夫以天朝自居，不屑了解西方历史的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虽然在入清以后因对外关系的退缩，使得中西文化交流在清前期陷入低潮，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新的进展，但是晚明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对于清前期的史学发展仍然存在影响，而这些影响则使得清前期的史学与晚明以来的史学形成一定的学术联系。
晚明以来展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清前期史学发展的影响，相对集中地表现在西方的天文、历算学对于考据之学的发展方面。承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力推介的成果，经明清之际的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发扬，到了清前期，研究天文、历算之学俨然已成了显学，并影响到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当时的一些著名经史研究学者，如江永、戴震、钱大昕、阮元等无不精于此学。例如著名的经学大师、音韵学家江永，编著有《翼梅》一书阐扬历算之学。江永该书的《自序》谈道，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他将从北京南归，友人梅珏成曾经亲书一联相送。该联云：“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对此江永说：“此循斋先生（梅珏成号）微意，恐永主张西学太过，欲以中夏羲和之道为主也。先生之诲我者深矣，顾尝阅历代史志，深知此事之艰。四千年积智无逾郭若思，至今日而此学昌明，如日中天。重关谁为辟，鸟道谁为开，则远西诸家，其创世之劳，尤有不可忘者，或亦平心之论也。”［23］（《自序》）透露出西学对他的影响。江永等这些乾嘉考据大家，或通过经史研究推步历理的变迁，或以历理研究的成果解决经史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的带动下，渐渐使得历算之学成为了研究经史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晚明以来曾经活跃的中西文化交流，毕竟随着清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实施，以及罗马教廷推行的严厉排他性的传教路线的影响而逐渐偃息，从而影响到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的开展，形成清前期学者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局限。这种局限可从阮元编纂的《畴人传》得到令人深思的消息。编纂于嘉庆四年（1799年）左右的《畴人传》，曾以四卷的篇幅为西洋的历算学家立传。这种史学现象，对于当时来说，本是一种史学进步，但可悲的是，它所记述的内容，仅仅至康熙时期的几个传教士而止，而近一个世纪的西方历算之学的发展，竟然一无反映。中外文化的闭塞，由此也可窥见一斑。事实上，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要迟到1840年国门被殖民者强行打开之后，在救亡图存，了解西方的动力推动下，才逐渐在新历史条件下再次展开，同时，史学中的西方文化影响也开始渐渐增大。但是，这时中国的历史及史学史则已经进入了它的近代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