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健将论文,文坛论文,气豪笔健论文,文自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寂寥仅仅说《玉君》——杨振声为何长期声名不振? 新时期以来，杨振声并未像许多老资格的现代作家一样重振声名，而仍寂寞无闻。虽然有些文学史也会提他一笔，偶尔也有研究者探讨他一下，如讲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及新潮社员杨振声之名、论及初期小说创作时略说其小说《玉君》，但这往往并非为了杨振声，多是因了鲁迅对《玉君》的评价，至于杨振声此后之作为，则几乎从文学史里销声匿迹了。 比较而言，对杨振声的评述不那么蜻蜓点水的，是下述两部文学史著。 一部是唐弢主编、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该书对杨振声早期的小说创作成就有这样一段评述—— 文学革命初期，在小说创作上取得光辉成果的是鲁迅。在鲁迅等文学革命先驱者带动下，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等小说作者也在《新潮》渐露头角。……杨振声(1890—1956)的短篇如《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等篇，虽然都属速写式作品，却表现了“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进步倾向。一九二五年写作的中篇《玉君》，在人物创造和生活描绘上体现了作者“要忠实于主观”的创作主张，存在着过分“把天然艺术化”的缺点，但小说的情节曲折，文笔洗练，构思精巧，意趣盎然，使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 这个评述虽然采用了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观点，但有所修正而不乏肯定，较诸此前此后的许多文学史用笔之吝惜与粗疏，已算难能可贵的大方和中肯了。 另一部是钱理群等合著、1998年修订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不仅在讲“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新小说创作时，提到新潮社员杨振声在《新潮》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渔家》以及他稍后的长篇小说《玉君》(实为中篇小说)，而且还讲到了他在三十年代所写表现渔民生活悲欢的短篇小说《报复》《抢亲》《抛锚》等，并且特别强调说—— 有资深作家杨振声，其时主要精力虽已不再用于小说，但他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组织作用，使得他的创作精神远播，起到不断凝聚京派内部的作用。加上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个京派文学沙龙，把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作者松散地组织起来，几代的京派文人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朱光潜编)这些重要的北方文学报刊上，于是，京派虽无明确发表宣言或结社，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有别于左翼，又与海派对峙的一个鲜明的小说流派。② 如此明确肯认杨振声对北方文学的组织作用和精神影响，真是别具慧眼的洞见，只可惜这种看法并没有引起多少研究者的注意——真正引人瞩目从而被后来的研究者特别发挥的，乃是所谓几代京派文人雅集于文学沙龙、一道同风地致力于优雅文学之创造的匀质化观点。此后十五年来的京派文学研究，也就在这样一道同风的主导观点下顺利开展，而被树为京派文人典范的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朱光潜、林徽因等，赢得了学界热情持久的关注和趋之若鹜的研究，他们的选集、文集、全集接连出版，研究论著令人应接不暇。至于杨振声，则似乎仍是京派文学大观园里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人，只被顺带提一笔而已。关于他的研究专著，迄今只有一部孤零零的《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其作者季培刚也并非文学研究界中人，而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他编撰这部书可能缘于乡谊——季培刚也生长于蓬莱，是杨振声的小老乡——如果没有这份乡谊，则未必会有这部书吧。 推究起来，杨振声之所以如此被当代学界和文坛冷落，大概不外这样几个原因吧—— 其一，杨振声去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较早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俗语云，“人一走，茶就凉”，文坛和学界其实也难免这种势利眼，而研究这样一个较早去世的老作家，显然是既费事又“无利可图”之事，所以后来的学术界对杨振声的关注和研究自然也就比较的少了。其二，由于文学研究的重心长期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封闭性欣赏，因此对杨振声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以至新文学教育方面的贡献等，也就不免忽视了。其三，除了早期的中篇小说《玉君》外，杨振声的其他作品长期散佚于旧报刊，直到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该书编选颇下功夫，但限于篇幅和当时的条件，其实遗漏不少并且在校订上不无疏失，而此后坊间虽然也不断有杨振声的“选集”“代表作”“文集”“随笔”之类的书籍出版，但大都照抄孙、张之选，所谓因人成事、率皆无足多者。既然杨振声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如此不尽如人意，怎么能指望对他的研究有较好的进展呢! 而最后的却可能关系最大的，则是一个更为耐人寻味的原因，即当代学界精英的文学趣味之变化——近三十年来学院知识精英的文学趣味显然日趋唯美而竞赏风雅，所以他们日渐偏爱京派主流文人的精致丽靡之诗文、风雅作达之风度，可谓啧啧叹赏之不暇、津津乐道之不足，至于像杨振声这样始终严肃坚持为人生的文学宗旨、不愿“咸与风雅”的作者，则成了京派文学大观园里的另类，故而不被当代学界精英所看重，不也在意料之中吗?最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京派的扩大化叙述已成不可抗拒之势，作为过来人的萧乾则在犹豫不定中肯定了一点——1933年后实际并无公推的“京派领袖”，如有“应是杨振声”，③但京派研究者却对萧乾的这个肯定置之不理。应该说，学界如此忽视杨振声在京派中的地位，这也在无形中“反证”了杨振声与京派阵营之间若即若离、未尽一致的复杂关系。 事实上，当京派被扩大到涵盖整个北方文坛，则萧乾所谓京派领袖杨振声也就等同于北方文坛的领袖了。的确，不论就其个人的文学成就而言，还是从他对北方文坛的组织以及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推动而论，杨振声都是卓有贡献的北方文坛健将、非比等闲的现代文学角色。 三十年的坚持与拓展——杨振声的创作历程及其成就 纵观杨振声的创作，总量虽不算大，却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始终，而且写作态度严肃、不断有所拓展，在小说、散文、批评等各个方面都颇有贡献和建树。如今回头看，杨振声从“五四”新文学先锋到北方文坛健将，踏踏实实地走过了一条持之以恒、不断拓展、颇有创获的路，这在同辈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因而特别值得后来的研究者珍视和重视。 作为最早呼应《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的北大新潮社主要成员，杨振声乃是率先创作新文学的先锋之一。他从1919年就开始致力于小说创作，二十年代前半期先后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李松的罪》等短篇小说，并精心推出了中篇小说《玉君》(当时称为长篇小说)。杨振声的短篇小说无疑深受鲁迅的启发，多是揭露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而又取材于家乡的生活经验，所以也带着乡土小说的风味，显然超出了那时一般青年作家醉心抽思人生问题或竞写恋爱悲欢的小说之水平。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特别赞誉“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指的就是他的这些短篇小说。 可是，杨振声随后的中篇小说《玉君》却是写恋爱的，鲁迅的评论就贬多于褒了——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蹠：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④ 看得出来，鲁迅是用写实主义的标准来批评《玉君》的，但小说创作是不可能独尊写实主义的，浪漫主义也有存在的余地，所以鲁迅的批评也就不免有些苛求了，并且他对《玉君》的自序也有所误解。其实，杨振声之所以强调“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乃是因为《玉君》后半对玉君的恋爱走向之处理，采取了比较理想化的态度，给予主人公比较完满的结局，然则杨振声为什么要采取那样比较理想化的处理呢?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更希望“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以便给追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时代青年一点光明的前途和积极的鼓励。诚然，鲁迅以其过人的深刻看出了青年婚恋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限制，因此有婚恋悲剧小说《伤逝》，但他未必有理由要求所有的恋爱小说都必须是悲剧性的，即使从现实性上讲，也不能绝对认定那时的恋爱只能是悲剧而不会有比较美满的结局，其实那时的新青年们经过艰苦斗争获得恋爱成功、事业有成者也大有人在，连人到中年的鲁迅不也和许广平恋爱成功、过上了幸福生活吗?谁又能说这些都是侥幸?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杨振声在《玉君》自序里所谓“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的说法，不过是强调小说乃是出于作家的艺术想象而非作家的自叙传——这其实是担心《玉君》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可能招致读者误解故而预先声明，此种误解在当年的读者中确实发生过，连鲁迅也对此颇感无奈，然则鲁迅怎么能够因为杨振声的这些预防性的申说，就据此认为《玉君》全是用“假话”雕琢而成的“傀儡”呢? 实际上，《玉君》的绝大部分描写都颇有真实感并且很讲究艺术分寸，尤其出色的是对玉君和她的男友杜平夫及“我”(林一存)三人关系的逆转性处理，没有落入三角恋爱之俗套，而且对林一存在角色逆转前后的复杂心理之解剖，对杜平夫这个新青年心灵深处残存的传统男权意识之暴露，也都颇有深度、很值得玩味，加上杨振声写作态度严肃，曾虚心征求胡适等人的意见而反复修改，遂使整部小说行文讲究、语调从容、结构整饬，所以在那时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玉君》远较他人的作品如王统照的《一叶》、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等为优。难怪陈西滢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里，对它格外地刮目相看—— 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可是《玉君》并不在这里备一格充数的。你尽可以说它的结构有毛病，情节有时像电影。你尽可以说，他的文字虽然流丽，总脱不了旧词章旧小说的气味。甚至于你尽可以说，它的名字的主人，玉君，始终没有清清楚楚的露出她的面目来。可是只要有了那可爱的小女孩菱君，《玉君》已经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创作了，何况它的真正的主人，林一存，是中国小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人物。他是一个哲学家，可是并不是言语如木屑似的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可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书呆子!他对朋友的义气，对女子的温柔，对强暴的反抗，对弱小者的同情，以及种种——例如喜欢同无论什么人发议论的——癖性，都使他成一个叫人忘不了的人物。要是他生在法国，再多活三十年，也许成了像法郎士的Sylvestre Bonnard一流人。可是林一存是少年的中国人，而且就是林一存。⑤ 这个评论颇为中肯，特别是指出林一存才是《玉君》的真正主角，确是有见之言。回头再看鲁迅对《玉君》的否定，其实不无与陈西滢以至胡适叫板的意味。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曾说，“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⑥按，上面所引陈西滢的话，乃是他对《玉君》的全部评语，其中并没有“因为做得‘长’”所以给予好评之语。其实，鲁迅的这个记忆“失误”折射出他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之讨厌，而他竟因此刻意挑剔陈西滢所推举的杨振声小说《玉君》，这也不免有些意气论事而失却公正了。 二十年代前期，杨振声留学美国，专攻心理学和教育学，大约在1924年年中获博士学位，遂启程返国。此后的十余年间——从1926年到1937年，杨振声辗转任教于南北多所高校，逐渐成为民国高教界的高层人物，承担一些院系以至学校的领导之责，从事创作的时间自然有所减少，但也并非如鲁迅所说“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了。鲁迅显然有所疏忽，而推原他之所以会如此疏忽杨振声这十余年的创作，还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杨振声属于以胡适为主导的《现代评论》派(《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至1928年12月终刊，其后身是1932年5月创刊的《独立评论》，出至1937年7月终刊)，而《现代评论》派恰是鲁迅所不喜而力加排斥者，因此连带地对杨振声的创作有所失察，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这十余年间恰正是杨振声在小说创作收获不菲、趋于成熟的时期。他陆续奉献出了《瑞麦》《阿兰的母亲》《小妹妹的纳闷》《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以上均为1926年所作)，《她的第一次爱》(1927年)、《济南城上》(1928年)、《抢亲》(1932年)、《报复》(1934年)、《一封信》(1934年)和《抛锚》(1937年)十个短篇小说，足可以出一个集子了。⑦这些小说的前一半延续了“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创作倾向，后一半则有可喜的新拓展。如表现山东人民抗日爱国情怀的《济南城上》，成功地刻画了两个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的壮行，读来令人深为感动；《抢亲》《报复》和《抛锚》三篇，乃以作者对其家乡蓬莱岛上的渔家生活观感为基础，着力叙写北方渔民的生活悲欢和豪爽强健的民性，更让人过目难忘。 即如《抢亲》里的辛大爱上了孙家的姑娘小绒，提亲不成，索性就去抢来，“过了三日，小绒脸上也见了笑容。辛大便是这样成了亲”；《报复》里的姑娘小翠先后被母亲许给高二和刘五，高二先下手抢亲成功，不甘心的刘五伺机欺侮小翠，高、刘二人从此结下梁子，可是在刘五遇上海难时，高二还是毫不犹豫地救了刘五，而当刘五看到高二被贼打劫时，他也尽心出手救助了高二，二人因此结成了换命的好兄弟；《抛锚》里的穆三乃是一个欺行霸市、偷窃鱼货的无赖，因此招致渔民的公愤和报复，穆三侥幸逃脱，气愤的渔民将他的相好何二姑抓来装入麻袋、准备抛入大海，此时穆三却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命换回了何二姑的命—— 穆三冷冷的道：“用不着动手，你们放了她，绑起我来。好汉作事好汉当，偷鱼的是我一个人，并不是她!”说完他背转身去，把两手交叉在背后，让他们绑。 大家呆了一呆，翕然的过去把穆三绑了。穆三一动也不动，也不再说一句话。 他们把装何二姑的麻袋装好了穆三，又缠上一块石头。四人扛到一只船上。驶到海心，呐一声喊，扑通一声，麻袋掷入海中。海水激起一个大波，随后是一圈一圈的浪纹向外开展着，消散着。终至于浪纹消失，海水若无其事的恢复了它的平静! 众人散去，落月照着何二姑，僵石似的坐在海岸上，呆然望着海水。⑧ 这些作品以简练明快的文字、克制叙事的风格，将北方渔民伉爽强健的性格和质朴侠义的风俗，刻画得力透纸背而又收束得干净利落，给人格外爽健的美感。应该说，在三十年代的新文坛上，杨振声的这些描写北方渔民生活、渔家风俗的短篇小说，确是难得的佳作。 与此同时，杨振声在散文尤其是杂文的写作上也别有所获。检点他这一时期的散文，抒情记事者颇有特色，但不过五六篇，而杂文则多达二十余篇。杨振声的这些杂文与陈西滢的“西滢闲话”、梁实秋的“骂人文章”等一道，表明“杂文”并非《语丝》派和左翼文人所独擅，自由主义的学院文人也同样不输此道。按，由于杨振声留学时期学的是教育，回国后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1932年后半年辞去青岛大学校长之职后，又受命主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所以他三十年代的杂文多针对教育问题而发，如《也谈谈教育问题》《女子的自立与教育》《识了字干吗?》《养材与用材》《小学与小学国语》等，都是深有感触、立言恳切之作。看得出来，杨振声虽然属于《现代评论》派，但他的杂文其实未尝不受鲁迅的影响，甚至不无与鲁迅相呼应之处。比如，《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一篇，痛心地批评中国民族性因受所谓南朝风雅的影响，乃竞赏才子佳人，“而这民族从此也就衰弱下去，对外族侵略毫没抵抗能力，只伸着好头颈让旁人来砍罢了，其唯一征服外族的方法，是让他们入居中土，同受腐化。及至他们中聪明点的都变成才子佳人，他们也就完事一桩，不足有为了”，进而强调—— 我们并不要什么军国民主义，只不要病国民主义就算得。大家本不妨弄的健全点，我想一个粗大的男子，不应当在女子跟前自惭形秽，女子也不应当见了他便吓一大跳。同样的一个健壮的女子，不应当在男子跟前感觉踧踖不安，男子也不应当见了她便向后转。男子并不是专生给女子看的，女子自然也不是专生给男子玩的。色虽是天性，但美丑只是人下的定义。病态也许有一种美，但那只是病态的嗜好。况且生物的责任，第一得先能自保，第二才是传种。种且不保，传于何有?其实，人生在男女之间，本可成立一种健全的美感；男女之外，也还有更要的生存问题。这只是一个顶自然的人生观念。而环境移人，小孩子是无成见的。 今后粗男壮女，会不会代替了将来的才子佳人?那全在社会的观念改不改。而民族复兴中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一念上头。⑨ 如此立言持论，不仅与鲁迅自“五四”以来批判国民性弱点、改造国民精神的观点相一致，而且与三十年代鲁迅重新发掘民族脊梁、重建民族自信的立场相呼应。并且从此文还可以看出杨振声杂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善于以切身的生活经验来说明比较重大的问题—— 记得幼时有一次放学回家，在路上碰到另一群小朋友拦住了去路，一个紫黑脸，生力充足的小子挺身出来挑战，其余的在后面呐喊。我记起家训与校训，只好低下头绕路向前走。谁知不行，他们呐喊赶上来，还杂以笑骂。怒，也许是生物可贵的性能吧?我一怒就把一切的“训”都给忘掉了，记起来我那时读了最得意的武松鸳鸯脚。于是我撒步作个跑势，那紫黑脸小子一头撞过来，我回身享他一脚。那知再抬第二脚时踢个空，我就摔在平地，那小子也蹲在那里捧了肚子叫妈妈。而那一般乌眼鸡似的观众可满了意，也就一哄而散了。这事本来就算完结，谁晓得竟会有人报告我的父亲，说我在外打架。这打架二字的罪状，会气得我的父亲不问理由就要惩罚。幸而那次又是祖母保驾，我藏在祖母背后半天不敢探头。不过奇怪的是，我记得很清楚，在吃晚饭时，我的父亲酒吃到有些陶然之后，他自己笑了。他笑着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不弱，只那一跤跌的丢脸。” 是的，我相信人不会为有自卫能力得罪父亲的。高兴的是本性，不高兴的是这衰老民族积弱的一种习惯，这习惯要你斯文，要你少年老成。要你戒之在斗。这习惯会积渐养成个唾面自干的民族，对外不抵抗的民族，就使会生气，也是无精打采的不得不生，而且又健忘。一般衰老的象征!⑩ 这里没有意气用事的讥嘲和危言耸听的高调，而是诉诸亲切生动的儿时回忆，从而提出恳切的批评，所以读者在感同身受、莞尔一笑之余，自然对他的批评也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抗战及四十年代，杨振声担负着繁重的行政事务，再加上艰窘的战时生活和生命的渐入老境，都不免使他的小说创作渐趋减少，但这位文坛老将仍老当益壮、黾勉从事，奉献出了《荒岛上的故事》《黄果》和《他是一个怪人》等小说。这些小说或在大后方遥想沦陷区的故乡人民不甘奴役、奋起杀敌，张扬起不屈的民族意志(《荒岛上的故事》)，或倍感痛切地反映大后方人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困苦生活(《黄果》)，感慨系之地叙写高级知识分子与被迫为娼者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相互关情(《他是一个怪人》)，表现出关怀现实民生的良知与道义。更令人欣叹的是，这一时期杨振声的散文写作渐入佳境，诚所谓“文章老更成”也——从1939年到1944年他撰写发表了多篇知性散文，如《拜访》《被批评》《批评的艺术与风度》《邻居》和《书房的窗子》等篇章，将洞达入微的人情世态以精警透辟的语言表而出之，确然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出类拔萃之佳作、足以传世之名篇——这个不妨留待后文再作申说。 杨振声与北方文坛之重振——兼谈京派的兴衰及其限度 说到杨振声的文学组织活动，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北方文坛及京派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交互重叠、相当复杂，也就难免被一些研究者简单化了。盖自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京派越来越重视，而渐臻于扩大化和夸大化之阐扬，如此一来反而把京派阵营和北方文坛简单地一体化和匀质化了。其实，三十年代的北方文坛聚集着各种文学力量、暗含着复杂的交集与博弈，京派也只是北方文坛上较早的一支，而杨振声恰正是不满此前的京派之所为，才介入北方文坛之重振与重整的，并且北方文坛在三十年代中期之重振以至突破早期京派之藩篱，既有赖于来自《现代评论》-《新月》一系人马之加入，也得力于来自上海的左翼-准左翼文学的力量之介入。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就以京派的兴、盛、衰为线索来重做检讨——不待说，京派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故此不赘，这里侧重检讨其问题和限度。 京派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之际，最初的骨干乃是围绕在周作人身边的后期《语丝》社的几个现代风雅名士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等，稍后，北大以及清华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几个年轻校园诗人，既受《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之影响，又受周作人圈子里的现代风雅名士做派之影响，也可算是早期京派里的文学新秀。这个由北平学院里的现代风雅名士和文学新秀松散组成的早期京派，在新文学中心南迁之后于寂寞中支撑着北方新文坛，着意将世纪末文学诸思潮的流风余韵和中国固有的名士-才子之抒情-趣味主义的文学传统(即南朝的风雅、晚唐的美丽和明清的风流之类)相结合，表现出鲜明的唯美抒情趣味。如果说苦中作乐、风雅自得、努力把抒情主义的自我抒写提高到优美精致的新风雅境界，乃是早期京派文人的显著成就，那么孤芳自赏、作达作秀、驯致使新文学偏至到以文弱阴柔自居之病态和以唯美修饰自私之作态，也正是早期京派无可讳言的问题。 杨振声以及沈从文都没有、也不可能参加这个早期京派的活动，因为那时的他们都在外地(杨振声只是1928年后半到1929年前半的一年间在清华大学任教，随后就赴任青岛大学校长，并聘任《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等前去任教)，并且他们都对这个早期京派尤其是周作人的小圈子之做派持批评态度。即如沈从文在1931年7月就为文指斥周作人的小圈子“趣味恶化”(11)，而杨振声则自1932年后半年卸任青岛大学校长、重返北平之后，眼看到北方文坛的不景气，尤其是早期京派文学的纤弱病象，他也颇为不满，所以多次发为文章或讲演予以针砭。如他批评那种文弱的才子气的白话诗道—— 更根本使民族衰弱的，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观念。这观念的根柢太深，至今还不能斩除净尽。 提起才子，便会使人想到脸白得没有血色，腰弓得像只青(长)虾，活是一幅多愁多病身。最好是能写几句白话诗表示多愁，会吐几口血表示多病。这样才得到佳人的爱怜。(12) 这其实不点名地批评了包括京派诗人在内的象征-现代主义诗潮，这些诗人“为赋新诗强说愁”，糅合晚唐五代两宋的婉约诗词与西方象征-现代主义诗歌之格调，确实把新诗写得更“美”，但也更为文弱阴柔，所以杨振声称之为才子气的白话诗。而在杨振声看来，“中国今日之文弱，中国文学不能不负一点责任”，因此他严厉指斥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学观道—— 试问中国何以乃有今日?除了种种因素外，文学是不是也负了一部分责任?假使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新中国——这似乎是唯一的希望，文学当然的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这责任关系存亡，其重要使我们不能再行忽略。 说中国之有今日，文学得负一部分责任，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并不是看重了文学，而实是看轻了文学。以为文学者，不过几个文人墨客，花朝月夜，大发其牢骚而已，何关乎国家的存亡!殊不知惟其如此，才把国家闹到今日，才正是文学的责任呢。(13) 这个批评也并非泛论，杨振声针对的乃是资深京派作家周作人等。盖自二十年代末以降，周作人感到中国又到了类似明末的乱世，复兴无望了，文弱的文人只能遁逃于艺术。即如所谓“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14)随后周作人便大讲“文学无用论”，既以此对抗所谓新载道派的左翼文学，又以此为自己一派文人卸却对国家社会的责任。由此，一种守弱自适、独抒性灵、趣味低回的抒情主义新风雅做派，便在周作人引领下成为早期京派文学之风尚，算是当年北方文坛上比较抢眼的文学风景。 当此之际，卸下大学校长重任的杨振声回北平负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这新工作比较自由、不无余暇，于是杨振声决心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以推动北方文坛的变革。而机会也恰好来了：1933年9月，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报——天津《大公报》领导层意识到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太老气横秋，决心换上新文学界中人，他们找到了资深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杨振声欣然同意，乃将原“文学”副刊改为“文艺”副刊，并推荐沈从文参与编辑。沈从文是杨振声比较看好的青年作家——正是由于杨振声的提携，沈从文得以在青岛大学任教，随后并与杨振声一同回到北平，也参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撰。而此时的沈从文在文学上已摸索了将近十年，创作渐上轨道，并且富有编刊经验、办事热心认真，所以不久杨振声就放手让沈从文负责“文艺”副刊的编务。同时，杨振声还提携了更年轻的萧乾，此时的萧乾刚开始创作，受到杨振声的赏识和鼓励——萧乾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恩师，1935年萧乾又经杨振声和沈从文的介绍，进入《大公报》工作，协助沈从文编辑“文艺”副刊，到抗战爆发前一年萧乾南下上海，兼管《大公报》上海版和天津版两个文艺副刊的编务，成为独当一面的文坛新秀。同时，沈从文和萧乾还兼任《国闻周报》的文学编辑。 杨振声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借此机会将沈从文和萧乾推向北方文坛前台，无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学行为，借用军事术语来说，算得上是“战略性”的举措吧——由此，沉闷的北方文坛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户，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和血液，获得了迅速的拓展。然而，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和京派文学研究者论及于此，往往无视杨振声的贡献，而只强调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的影响，仿佛那时的沈从文在北方文坛上就一呼百应，从此引领京派风向，并误以为萧乾也全然有赖于沈从文的提携而成器。其实，1933年的沈从文还没有资望被《大公报》礼聘来当此重任，萧乾更是文坛无名小卒，真正把他们推向北方文坛前台的有力推手，乃是老作家兼高教界的实力人物杨振声。杨振声既不满当时吴宓主持下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之老气横秋，也不满周作人圈里的京派文人未老先衰而又作达作秀、卖弄风雅之做派，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沈从文和更年轻的萧乾则被他看中和看重，而杨振声之看中和看重沈从文及萧乾的，其实除了他们的文学天才外，更因为他们都出身社会底层并且都多少带有少数民族之“蛮性”——在杨振声看来，这种素质显然有助于为北方文坛注入刚健朴质的活力，恢复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传统。应该说，杨振声的这个企图基本上达到了。 进而言之，杨振声的努力并不是孤立的文学行为——时当三十年代中期，至少有两支人马开始介入北方文坛、努力推动其复苏和重振，而杨振声实乃其中一支人马的“先锋官”。 第一支即是以新文学元老胡适为后台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该派系人士自三十年初以来陆续返回北平任教于北大和清华等北方高校，自然不能不介入北方文坛。杨振声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并且是胡适在文学界最为倚重的“先锋官”，就像傅斯年是胡适在学术界的“先锋官”一样。事实上，杨振声1933年接编《大公报·文艺》，就是以胡适和《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为后盾的。在此前后回归北平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人员，就有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和沈从文等，连同早在北平的余上沅和“赋闲而不闲”的杨振声，大家齐聚北平，并与外地的陈西滢、凌叔华、饶孟侃等互通声气，再加上青年学人如1933年回国被胡适聘任于北京大学的朱光潜、1933年回国任职于胡适负责的中华教育基金会编辑委员的李健吾等，真可谓人才济济。于是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和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小圈子也就有了合作的意向和基础。1933年9月杨振声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借此机会将沈从文和萧乾推向北方文坛前台，就是最初的成功尝试，而在该年年末又有“学文社”的酝酿，该社乃是以《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为基础，而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小圈子并未加入“学文社”，却与该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周作人1934年5月6日的日记就是见证：“平伯来，午，同往同和居，应学文社之招。主人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三君通通未到，共二席，下午三时回家。”(15)可见主客分明，表明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和与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乃是合作而并非“合流”的关系。 另一支来自以上海为基地的广左翼阵营——从1933年开始，上海的左翼阵营也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北方文坛。按，从1931年到1933年，左联逐步纠正其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过于重视政治思想斗争而忽视文学创作的偏颇，而由一些不太“红”的作家来编辑一些比较“灰色和中立”的刊物，广泛联络各派作家，积极推动新文学的深入开展。于是先有丁玲主编的《北斗》，随后又有傅东华、郑振铎出面主编的《文学》(1932年7月-1937年11月)。《文学》杂志乃是“一·二八”之后创刊而有意继承和发展《小说月报》传统的大型文学刊物，其背后的台柱子是鲁迅和茅盾，所以它实际上是带有左翼背景的刊物，但并不以左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走的是“商业化”道路，在文学上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吸引了各家各派的作家，并且坚持多年，不少三十年代文学名作就是它所揭载的，所以《文学》杂志在当年文学界的影响之深广，其实远远超过了同时的《现代》(施蛰存等编)和稍后的《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具有左翼背景的《文学》阵营也积极向北方拓展：它的主编之一郑振铎三十年代初北上任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积极联络北方作家，到1932年底郑振铎乃与巴金、靳以主编《文学季刊》(北平，1933年1月-1935年12月)，随后巴金和靳以又主编了接续《文学季刊》的《文季月刊》(1936年6月-1936年12月)及其姊妹刊《水星》……上海的左翼阵营向北方之拓展，就这样通过郑振铎和巴金的中介和中和，滤去了左气、弘扬了正气，遂与杨振声出面推动的北方文坛改革之举及叶公超等人推动的北方校园文艺活动相互呼应，从而大大改变了北方文坛的格局，为之注入了活力和生气。对此，当年就有人留下了及时的记述：“郑教授(指郑振铎——引者按)现在除在燕大教书外，还从事华北文学运动。华北文坛，自从他出刊了《文学季刊》而后，而叶公超等又有《学文》出现，一时颇为热闹。”(16)而晚年的萧乾也生动地回忆了当年的文坛新气象—— 1933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17) 萧乾以过来人的身份准确指证了1933年前后北方(北平)文坛的重大差异及其变动之所由，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萧乾强调的乃是1933年之后北方文坛在诸种力量交集合作之下的活跃，却并未像一般论者那样把1933年之后的北方文坛视为京派的一统天下。诸种力量的交集合作使北方文坛得以重振，具备了足以与海上文坛并驾齐驱的气势和实力。随后的所谓京海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而挑起论战的沈从文之底气，其实就来自重振的北方文坛，而并非狭义的京派，虽然京派因北方文坛之重振而得以复兴也确属事实，但二者的区别也不能忽视——学界不加区别地把复兴的京派等同于重振的北方文坛，是不符实际的。 这种交集与合作的良好态势在1937年前半年达到一个顶点：一方面，巴金、靳以主编的《文丛》接续被封禁的《文季月刊》而创刊(1937年3月)，该刊的编辑出版虽然都迁回上海，但联合南北各派作家的包容态势仍一如既往、有增无减；另一方面，标榜“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文学杂志》则于同年5月在北平创刊，该刊实乃继《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学文月刊》而起者，集中了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作家和以周作人为首的京派作家——这也算是北方文坛对海派作家邵洵美北上策应南北文坛互动的一个回应。据曾任《文学杂志》助理编辑的常风回忆，该刊“编委会以朱先生和杨先生、沈先生为核心”，(18)而由朱光潜出面任主编，因为朱氏当年还是年轻学人，乍看似无分明的派系色彩，不易引起争议，而真正的推手仍是胡适和杨振声。这有朱光潜自己的回忆为证—— 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的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 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和我。他们看出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一期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说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于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我的文艺独立自由的老调，也可以说是站在弱者的地位要求齐放争鸣的权利，尽管当时我还没有听到“二百”方针。(19) 朱光潜的回忆既确认了一个重要史实，也夸大了一个现象从而助长了后来研究者的误解。他所确认的，就是《文学杂志》的创刊推动了北方文坛之活跃，其真正重要的推手乃是胡适和杨振声；他所夸大的，则是把“京派”从《新月》时期算起，从而将胡适、杨振声等《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文人都归入“京派”，亦如他把“海派”扩大到包括左翼在内一样。按，朱光潜的话是1980年所说，乃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次为“京派”正名，加上他的学术权威性，所以他的话对此后的京派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京派概念在后来不断扩大和膨胀，就导源于朱光潜的这个说法。不过，朱光潜还算有节制，因为他紧接着就补充说—— 《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20) 这表明朱光潜至少意识到并非所有在京的作家都属于京派。可是后来的一些京派研究者却完全接受了朱光潜的夸张而忽视了他的节制，几乎不问究竟地把胡适一系人马以及上述在京的“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悉数归入京派阵营了。推究起来，朱光潜在1980年的这篇“自传”里如此扩大京派的范围，显然是有意为之：一则那时的朱光潜真正想要肯定的，并不是区区京派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主导了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可是在八十年代之初想要肯定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不免有所不便、不宜直言，所以他不得不用比较模糊中性的“京派”概念表出之；二则朱光潜这样扩大“京派”概念，其实也包含着淡化自己当年虽受胡适聘任和重用、却倒向周作人为首的“京派”，甚至在周氏附逆之后还为之辩护的真相吧——既然胡适与周作人等都是京派，则他的“从周”也就可以模糊不计了。 由此，也就触及三十年代中期(1933-1937)京派的复兴和北方文坛的重振之关系了。如上所述，三十年代中期北方文坛之重振，实乃各种文学力量交际和互动之结果，就中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到1933年的时候，已不大景气如萧乾所说“老气横秋”了，可是1933年以来北方文坛重振的活跃氛围，却也让不景气的京派同时获得了活力而复兴——这得力于一些北方文坛骨干如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林徽因和李健吾等人的中道加盟，京派由此迎来了一个群星灿烂、佳作频出的中兴或复兴之阶段。而这些北方文坛骨干之所以在1933年之后陆续加盟京派，既缘于他们与早期京派文人有比较相近的文学-美学趣味，也有各自的个人原因。所谓共同的文学-美学趣味，即是以“距离的美学”在不完全的现世和动荡的时世下“苦中作乐”地观赏社会与生活、抒情地表现人情与人性之隐曲的优雅趣味。由于此种趣味乃是西方世纪末文学诸思潮的流风余韵与中国本土的名士-才子抒情文学的风雅传统之结合，所以我称之为“抒情主义的新风雅”。至于各人走进或走近京派的原因，则说来不免话长，此处就不赘述了。应该说，胡适、杨振声率领《现代评论》-《新月》派一系人马重回北平，与周作人等老京派合作，目的在于重振北方文坛，这个有意识的目的确是达到了，但他们也在无意中促成了京派的复兴和壮大，尤其是为之送上了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生力军，遂使京派迅速壮大，这其实是胡适和杨振声始料未及的。复兴的京派在创作上也确乎成就不俗，此不述赘。当然，京派也是有得必有失——郑振铎、巴金等负命北上，其实带有分化京派的意味，随后，他们也确实成功地促使几个才华杰出的京派新秀卞之琳、何其芳以至李广田和李健吾走出了京派的藩篱，而与渐趋开放的左翼文学接近了。 所以，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交集与分合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研究者不应掉以轻心而被想当然的和谐表象所迷惑。诚然，由于北方文人多是学院中人，比较地具有所谓绅士精神，加上吸取了上海文坛争斗过于激烈的教训，所以北方文坛的三支人马之间保持着比较和平的关系，但绝非匀质的一派京派之天下，更不像一些京派研究者所想象的那样和衷共济、济济一堂，其实倒是“和而不同”的，甚至不无严肃的分歧和论争。比如，郑振铎、巴金一系准左翼作家就对周作人为首的京派之做派很不以为然。为此，巴金1934年发表了小说《沉落》，“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趣味和生活态度之“沉落”，(21)这让已经归依京派的沈从文读后非常生气，特意写信来质问巴金，为周作人辩护，两人由此发生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说郑振铎、巴金这样的准左翼作家与周作人、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分歧是必然难免的话，则胡适、杨振声等《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人士与周作人、沈从文等新老京派作家同属自由主义阵营，似乎应该融洽无间、一派和谐了，但其实分歧依然存在，有时两派的分歧甚至很严重，只是碍于绅士的脸面，表现得若隐若现而已。 这里不妨看看《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对京派的批评。这批评的确经过了一个从隐到现的过程，展现出从强自忍耐到终于忍无可忍的不耐。此类批评其实不少，此处只举三例。 一是闻一多1935年9月对京派首领周作人的批评。按，据朱自清1935年9月9日的日记，当天他“赴杨之宴会。闻一多指责周作人之虚伪态度。他认为周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闻称之为‘京派流氓’”。(22)显然，闻一多的这个批评虽是在私下的场合里所讲，却不能不说是很严厉的指斥，此所以闻一多从不参加周作人和京派的活动。复按，朱自清所谓“杨之宴会”之“杨”当指杨振声，而闻一多的严厉批评乃在“杨之宴会”上坦率说出，这也间接暗示出杨振声的态度，至于一向出言谨慎的朱自清则在日记里表示同意闻一多对周作人的批评，所以由此也大体可以知道当年的朱自清对周作人及京派的真实态度。 二是叶公超、梁实秋于1936年3月化名批评京派诗与诗学的联手行动。按，在稍前的2月间，梁实秋就借谈论“胡适之体的诗”之机，不点名地批评一些京派诗人“晦涩崇拜”“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归根结底是由于“精神生活贫乏所致”“使得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23)这个批评其实代表了《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共同看法，但可能由于梁实秋的批评未指名吧，所以并未引起京派的注意。于是3月间梁实秋乃与叶公超联手出动：先由梁实秋化名“灵雨”给《自由评论》的编者写了一封题为《诗的意境与文字》的来信(载《自由评论》第16期)，假托一个读者的身份对梁实秋的《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表示共鸣，然后便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京派诗人的主阵地——《大公报·文艺》的“诗特刊”，直接批评京派的诗歌理论家梁宗岱的诗论和女诗人林徽因的诗作，表面上在诉说自己看不懂这些诗论和诗作，其实是讥刺原文作者并无真见解、原诗作者并无真感情，不过以高深文浅陋而已，所以晦涩难懂也。(24)由于梁实秋即是《自由评论》的编者，在此文之前他就曾多次以“灵雨”的笔名发表时事评论，加上他在《诗的意境与文字》里的批评矛头非常明确，所以京派诗人文人立刻认出了“灵雨”的真实身份，对他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悦；而按照京派研究的通常看法，则梁实秋此次化名批评京派纯属个人意气，此举很不妥、批评很无理，并且据说真懂诗的叶公超也不赞成梁实秋的意见，于是孤单的梁实秋只能悄然认输。其实，实情并非如此。一则京派诗人文人对“灵雨”即梁实秋的反批评，只限于辩白诗意和诗艺的晦涩难懂很合乎现代性，却回避了梁实秋批评的真正指向——京派诗人“精神生活的贫乏”才是导致他们的诗作偏好“以高深文浅陋”的晦涩之真因，此所以京派同人的反批评实际上是避重就轻的，甚至不无精神胜利法之嫌。二则叶公超恰是梁实秋的坚定盟友，他紧接着化名“叶维之”在《自由评论》第17期上发表了《意义与诗》一文，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另一个京派诗人兼诗论家废名。按，叶公超一向关心新诗的形式建设和意义传达问题，所以他间或也会附会一下京派的活动如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结果是叶公超对京派主流诗人废名等的晦涩诗风与解诗之学很不以为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才化名“叶维之”发表文章，批评废名的诗像“高山滚鼓”之“扑通扑通”一样“不通不通”，讥嘲废名好解诗却因为头脑不灵或智识不足，“甚至于可以把很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25)而据梁实秋在“叶维之”文后的“附识”，叶氏此文原是他一年多前为《学文》所写，因为《学文》停刊而未能及时发表，一直放在梁实秋处。如此则“叶维之”对京派诗与诗学的不满还在梁实秋之先，而梁实秋当然知道“叶维之”的真实身份——他们俩其实是合谋而动、联手而行。 三是胡适与梁实秋1937年6-7月间批评京派的“双簧戏”，批评的对象则由京派的诗扩大到京派的散文作品了。这个“双簧戏”先由梁实秋化名为一个中学国文教员“絮如”给新文学元老胡适写信，批评“现在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实在是误人子弟。“絮如”举的例子便是卞之琳的诗《第一盏灯》和何其芳的抒情小品《扇上的烟云》等。(26)“絮如”即梁实秋的“通信”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胡适乃以编者的身份写了“编辑后记”，对“絮如”表示支持。这一来就将《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与新老京派人士的分歧挑明了，而且由为文一向尖锐的新锐批评家梁实秋出头而以新文学的元老胡适殿后，足见问难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此所以京派新老名家如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卞之琳等都很不满而如临大敌，乃由周作人和沈从文出马予以回应和回击。精于文章之道的周作人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仿佛玩太极拳似地避实就虚，说是文艺自文艺、教育自教育，“我想最好的是教育家与文艺家各自诚意的走自己的路，不要互相顾虑，以至互相拉扯。”到了文末，老辣的周作人才表达了对化身“中学教师”的梁实秋之回击：“我所最怕的还是中学教国文的人自己醉心文艺，无论是写看不懂的诗文或是口号标语的正宗文章，无形有形的都给学生以不健全的影响。不过这些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唯一的希望是教员自己的觉悟。”(27)风头正健的沈从文则勇敢地站出来为京派诗文的格调辩护，“认为真正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到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认识。”这是将问题从京派诗文自身转移到中学国文教员的能力上，拒不承认京派诗文有问题，只指责中学国文教员无知识，沈从文甚至反唇相讥其曾经的恩师胡适道—— 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28) 京派文人的自命不凡、缺乏反省，胡适这回可算是领教了，于是他也就不再忍耐，而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应，其中对周作人还算留点面子，对曾经的学生沈从文则毫不客气了—— 过犹不及，是一句老话；画蛇添足也是一个老寓言。知堂先生引的蔼里斯的话：“若从天才之职来说，那么表现失败的人便一无足取”。这句话是很公平的。如果我说的“表现能力太差，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一句话使沈从文先生感觉不平，至少我可以说：有表现能力而终于做叫人看不懂的文字，这也未免是贤智之过罢? 从文先生的通信里说起“嘲笑明白易懂为平凡”的风气，这正是我说的“贤智之过”。我愚见总觉得“明白易懂”是文字表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作家必须先做到了这个“平凡”的基本条件，才配做“不平凡”的努力。今日“越来越难懂”的文学，似乎总不免受了“不甘平凡”一念的累罢? 对于从文先生大学教育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教授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29) 而颇有意味的是，杨振声1933年8月以笔名“希声”发表的包含着对早期京派文学倾向之批判的杂文《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也恰好于胡适、梁实秋问难京派的“双簧戏”出场之时，重刊于1937年7月1日出刊的《中国新论》第3卷第6期，并且改署本名“杨振声”。这似乎不是无意的巧合，而很可能是有意地呼应胡适和梁实秋对京派的批评之举措。 毫无疑问，《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确是积极推动三十年代北方文坛重振的重要力量，并在无形中向京派输送了一些人才如沈从文等，从而间接推动了京派之复兴，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元老与骨干胡适、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余上沅，以至远在外地的成员如陈西滢、凌叔华、饶孟侃、陈衡哲、刘英士，直到新秀如钱锺书等——都并未加入京派，不少人并对京派颇有批评、时见诤言，足见他们与京派是“和而不同”的、甚至是“貌合神离”的，保持了独立性。(30)然则，这二派的同异究竟何在?就其共同点而言，那是显而易见的——二派都属于自由主义文学阵营；但掩映在这个共同点之下的差异却不可忽视：第一，从人生态度上看，《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大多是积极负责的自由-个人主义者，而京派人士则多是消极不负责的自由-个人主义者；第二，在文化思想上，《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乃是以现代人文-科学理性接续古典人文理性传统的新理性主义者，京派人士则将近代人性-个性解放思潮与古代中国名士才子张扬性灵的传统相结合，故而趋于感性的偏至，可说是新性灵主义者；第三，在文学趣味上，《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在三十年代坚持文道并重、追求清明健朗的意趣而济之以明达节制的表现，所以趋于知性主义的新古典路径，京派则综合了西方世纪末诸思潮的流风余韵与中国古代名士-才子文学之风雅自得、趣味低回的抒情传统，故而矜尚抒情主义的新风雅做派。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他们有论争，却只把这些论争视为京派内部的分歧而未能深入追究其重要差异，其实上述三点差异才是《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与京派的真正区别之所在，至于所谓“晦涩”、“看不懂的文艺”之争，不过是表面的“话头”或“由头”而已。把话说得最明白的乃是闻一多的私下谈话，他严厉指责周作人用唯美风雅的文学趣味掩盖其自私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态度之虚伪，认为他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所以斥之为“京派流氓”，这是深中京派名士的人生与文学态度之要害的，而胡适、梁实秋之所以那么严厉地批评京派文人是“走入魔道”，其实也正是有见于此，只是没有明确说出而略留颜面也。因为在胡适和梁实秋等看来，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名士那样偏嗜一种唯美风雅、不负责任的文学趣味，其实违背了“五四”文学革命严肃积极地为人生而文学、把文学看作对人生很切要的工作之宗旨，将新文学引向名士-才子文学之老路，以至走向游戏人生、玩弄文学之偏至，此即梁实秋所谓“魔道”之真相。 1936年初胡适和周作人之间的一次书信交流，可视为《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和京派的分歧之注脚。那时正值华北危机，已决意“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周作人乃致函老友胡适，劝他在多事之秋专心治学、少管世事。胡适回信道——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中略)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身(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31) 胡适如此强调好事、负责、守道、工作，这在首倡“人的文学”、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32)的周作人听来，岂非逆耳之忠言?!然而周作人并没有听进去，此所以稍后才有胡适支持梁实秋一再批评京派、直至斥为“魔道”也。(33) 顺便说一下，在批评京派名士消极不负责的人生态度和孤芳自赏的文学趣味方面，《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作家和左翼作家倒是不无一致性的，那一致就是对一种积极负责、关怀社会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态度之信守。鲁迅对京派的多次批评、胡风的《“蔼里斯的时代”问题》，都是人所熟知的，此处不妨举更年轻的左翼作家唐弢对周作人的一段批评吧—— 这几年来，在文字里，知堂先生已经充分地表示了他走向消沉，走向法郎士所谓“一面使人看出他们是那样自私，那样卑怯，但一面却还想人家叹服他们感情底宽大和灵魂的高洁”的这一条路。知堂先生已经从前线退却，所谓“寄沉痛于幽闲”，不过是一句美丽的谎话，实际上，他所需要的，倒是消极，是个人主义。 不过个人主义也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他仍免不了要悲哀。 这悲哀是由于虚无，由于幻灭。知堂先生虽然以为“明智的人”可以不必关心所谓时代，然而事实上，时代是决不会轻轻放过他们的。(34) 这不是与闻一多指斥周作人以至胡适委婉批评周作人的话几乎完全一致么? 这种一致性饶有意味地反映在当时的一件文坛盛事——《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上。按，此次评奖从193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日启动，至1937年5月15日发布评奖结果，历时多半年，委实严肃而且慎重。而据协调评奖活动的萧乾透露—— “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会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1937年公布的结果是： 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35) 按照近些年的流行之见，当年《大公报》文艺奖的评选活动是纯属京派的文学盛事，体现了京派强大的文化权力。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并且带着美学意识形态偏向的历史叙述，其实这次评奖活动乃是文坛各种力量交集和博弈的结果，恰恰折射出京派的由盛转衰、显示出文学导向的转换。这反映在评委的构成上，并非京派一支独大。诚然，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都是京派人士，而色彩鲜明的资深左翼作家如茅盾当然不便出面，但叶圣陶、巴金可都是著名的准左翼作家，领衔的评委杨振声以及来自武汉的凌叔华乃是代表《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朱自清则是名作家兼教授，他曾经一度与周作人的小圈子接近，但三十年代以来却接近杨振声的立场并且也渐渐靠近了左翼，至于协调其事的萧乾虽也算京派作家，却曾经接近左翼而今重又接近左翼，就连京派批评家李健吾此时也有接近左翼之处。从参评的四部作品和得奖的三部作品来看，小说先是考虑田军(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那当然是左翼作品，后来改为芦焚的《谷》，戏剧则是曹禺的《日出》，而当年的芦焚和曹禺却都是准左翼作家而非京派文人，(36)只有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算是典型的京派作品。并且据萧乾后来透露，“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设立，并无为京派授奖的动机，其实“最初京、海以及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37)这个不约而同显然反映了民族危亡的现实对文学评奖及文学导向之影响。《日出》的获奖众无异议，而《画梦录》的得奖乃是林徽因等京派评委坚持的结果，这样总算有一部纯京派的作品获奖了，可是就连这唯一获奖的京派作家也业已转向为人生的文学之路、进而转向了左翼。然则，这样的评委构成和评选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若说这是左翼-准左翼与《现代评论》-《新月》派合谋挤压京派，可能有点夸张，但说这反映出在国将不国、人间何世的时势下，各种关怀现实、积极介入的文学力量相互靠拢，及其对消极避世、孤芳自赏、趣味自遣的文学之不约而同地敬而远之，或者不算过分吧?由此也可看出，此时京派的问题和限度已暴露得很明显，其影响力显然弱化了，并且也开始分化。 《大公报》的文学评奖、《文学杂志》的创刊以及胡适、梁实秋等人对京派的批评，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三件事。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于是一度重振的北方文坛随之分流和分延，而一度复兴的京派也随即分化和衰落：绝大多数北方文人包括少壮的京派文人，都南渡到大后方西南或奔赴辽远一角的西北了，少部分则移居上海，先在孤岛积极抗战，此后则或奋力潜移于西南或坚韧默存于沪上；滞留在沦陷了的北平的，只有周作人和围绕在他周围的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尤炳圻等少数几个名士，一切似乎又回到二三十年代之际京派初兴的时候，然而历史其实不可重复，等待这些“京派中的京派”的乃是没落和堕落…… 回头再说杨振声。抗战爆发之初，年近五十的杨振声临危受命，担任教育部代表，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委员兼筹委会秘书主任，参与筹建长沙临时大学，稍后又参与西南联合大学的领导工作。与此同时，杨振声也再次担负起推动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重振之责。由于战时条件艰苦，杨振声为推动学院文坛重新振作，可谓用心良苦。兹举其荦荦大者—— 一、为国惜才，积极带动北方文人南渡，坚持抗战并赓续新文学的命脉。比如，就在南渡之始，杨振声就拉上了京派后劲沈从文同行，在南渡的途中又收留失业的京派新秀萧乾以及年轻的张充和等，组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并自任“家长”，且努力为沈、萧二人推荐工作。杨振声这样“拉一把”沈从文、萧乾，推动二人摆脱了京派的束缚，回归北方学院文坛，积极投身抗战。随后杨振声又力荐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并延聘转换方向的前京派文人李广田来西南联大任教，使他们与时俱进、一展其才，为培养文学新人竭尽心力。 二、据理力争，积极推动新文学教育在大学的开展。按，1928年-1929年杨振声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时，他与朱自清力主新旧文学的接流和中外文学的交流，首先在清华和燕京开过新文学课程，但为时甚短。西南联大略为稳定之后，杨振声又与朱自清联手，推动新文学教育走向大学讲坛。这在当时仍有阻力。据联大中文系学生刘北汜回忆，在1939年年末的迎新茶会上，接任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声言：“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朱自清立刻起身提出异议，接着“杨振声教授又站起来附和朱先生的意见，甚至直截了当提出中文系课程中应该增加现代文学比重的问题。”(38)正是在这一时期，杨振声利用自己担任大一国文委员会主任委员之机，主持编撰《大一国文课本》，首次将大量新文学作品选入大学教材，这是一个创举，同时他也在联大中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简史与创作实习”课程，讲授鲁迅的小说、曹禺的戏剧等。 三、率先示范，带动了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的散文写作风。按，由于战时条件艰苦，小说、戏剧等篇幅较大的作品不易发表，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乃借助评论短刊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而他们又大都人到中年，乃回味经验、抒发所怀，遂在战时的学院里掀起了一股杂文、随笔写作风。作为南渡学院里最为资深的新文学作家、被朱自清称为“新桐城派”(39)的杨振声，则是这股散文写作新风的开风气者，他率先示范、撰写了一系列清俊通脱、风趣健朗的随笔，与同时和稍后的钱锺书、梁实秋、陈西滢、刘英士、冯至、王了一(王力)等人的散文汇聚一气，蔚为大观，成为抗战时期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最为可观和美观之收获。 四、奖掖后辈，培养新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1942年10月杨振声介入《世界学生》月刊编务，担任“文艺”方面的主编，后来又推动《世界学生》改为《世界文艺季刊》，他与李广田主编。该刊除了刊发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等资深文人学者的文稿外，更着意扶持年轻学子汪曾祺、马逢华、孙昌熙、吕德申、白平阶、王佐良、杨周翰等人的创作及译作，显著地推动了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之活跃，并为其北返培养了一批文学新秀。 抗战胜利后，年近花甲的杨振声老当益壮，再次充当了推动北返的北方文坛重振之先锋。按，杨振声是最早衔命北返、负责北大复原重任的人，但他也不忘新文学的前途，所以也积极联络《大公报》等北方大报重振新文学，并率先撰文《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刊发在1946年10月1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期，发出了在文化上要敢于“去撞自己的丧钟”、在文艺上“打开一条生路”的狮子吼，得到朱自清等人的迅速响应。不久杨振声即领衔创办了《现代文录》杂志、主持恢复《文学杂志》，为北返的学院文人提供了发表创作和议论的阵地。正如常风回忆的那样，“光复后的北平和天津原有的报纸都恢复了，又办了些新报纸。天津和北平两地的报纸都请杨先生和沈先生(指杨振声和沈从文——引者按)主编文艺副刊。他们两位承担了起来，交给几位青年作家负责编辑。杨、沈两位先生还是像以前一样时时刻刻在培养与提掖青年人”。(40)由此，北返的北方文坛不分新老与派别而济济一堂，又一次得以重振。(41) 气豪笔健文自雄——杨振声的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谱系 从1946年8月18日到1946年11月3日，杨振声在自己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期、第2期、第4期、第5期和第12期上，接连发表了5篇随笔体散文《拜访》《批评》《被批评》《书房的窗子》和《邻居》。随后，他又在1947年2月22日的《大公报·文艺周刊》第25期上发表了另一篇随笔体散文《拜年》。这6篇随笔尤其是前5篇委实是议论精彩独到、艺术性很高之佳作，所以自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大公报·文艺周刊》选录之后，坊间所出的其他杨振声文集、选集之类，也例皆综录之，有的篇章如《书房的窗子》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传诵很广的现代散文名篇。但问题是，这些文章究竟作于何时何地?翻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大公报·文艺周刊》，除了《拜年》在文后注明写作时地为“一九四七年一月，北平”外，其他5篇都没有注明。而按照一般惯例，没有注明写作时地的文章，多以在何时何地的报刊上发表为判断依据，所以几乎所有的选编者和研究者也都以为，杨振声发表在《经世日报·文艺周刊》上的那5篇随笔，显然撰写于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期间。 其实不然。五六年前，我偶然在抗战时期昆明的一个小周刊上看到杨振声以“希声”的笔名发表过随笔文字，因此推测这5篇随笔或许都撰发于抗战时期的西南，于是留心搜寻，后来果然找到了各篇最初的刊发本。现在就把它们初刊与重刊的报刊及刊期条列如下—— 1.《拜访》，初刊于昆明《今日评论》第3期，1939年1月18日出刊，作者署名“希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期，1946年8月18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孙昌熙、张华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2.《被批评》，初刊于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22期，1939年5月28日出刊，作者署名“希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期，1946年9月8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3.《批评的艺术与风度》，初刊于重庆《中国青年》第7卷第4-5期合刊，1942年11月1日出刊，作者署名“杨振声”；后改题为《批评》，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2期，1946年8月25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4.《邻居》，初刊于昆明《生活导报》第51期，1944年1月1日出刊，作者署名“杨振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2期，1946年11月3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5.《书房的窗子》，初刊于昆明《生活导报》第60期，1944年3月19日出刊，作者署名“杨振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5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作者署名“希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推究起来，人们之所以长期认定杨振声的这5篇随笔写于抗战胜利之后北返北平时期，一则显然是因为战后北方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比较好找，而抗战时期西南学院里的小周刊则湮没不闻，遂使人们不知其最初之出处；二则杨振声在重刊这些随笔时，也没有说明其原初的出处，甚且为了与战后北平的背景相映衬，他还有意对这些随笔作了一些修订、添加了战后北平的色彩。比如《邻居》一篇初刊于1944年1月1日昆明出版的《生活导报》第51期上，其中有这样几句：“有时是楼上楼下，有时是东房西房，不独同院，而且同屋，一层薄薄的地板，几双硬硬的皮鞋，地上没有毯子，(脚)下没有橡胶皮鞋跟，终日在头上或身边得得的响”，但在1946年11月3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2期重刊本上，这几句却改成了“抗战后回到北平，满想租所房子，安静工作。可是稍为可住的房子，都被强有力者占领了，你只能住学校的公同宿舍”，这就很容易误导读者和研究者以为《邻居》乃作于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了。正是为了还原这些随笔的最初面目，我对它们做了比较仔细的校录，顺便也校录了杨振声的3篇杂文以为对照，但我真正喜爱的还是这5篇随笔。校录的底本一概依据这些随笔在抗战时期的初刊本，而以战后《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的重刊本对校。对校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发现，重刊本对初刊本的个别文字讹误之纠正及个别不妥当的表述之修订，这虽然很有必要，但作者在重刊本中的进一步修改和增订，却并不见佳——从总体上看，初刊本其实都优于后来的重刊本。由此可见，文章自有其命运，最初的赋形便已使它定型，哪怕是作者自己后来的精心修订，也未必能使它们一定后出转精。 诚然，从1939年1月到1944年3月整整5年时间，杨振声不过撰写了5篇随笔，这从数量上看确乎不多，但好文章不在多也不可能多。毫不夸张地说，杨振声即使只有这5篇随笔，也足以使他在中国现代文章史上占一地位了。就文章论文章，这5篇随笔在中国现代文章的大观园里的确是别具一格、独具魅力的上佳之作。我曾经在另一个场合指出—— 进入40年代，人到中年的杨振声在散文写作上趋于成熟，陆续撰写了《拜访》《被批评》《邻居》《拜年》等篇，其中的一些篇章曾署名“希声”，与钱锺书的“冷屋随笔”刊登在同一刊物上，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知性格调，但二人的风格差异也灼然可感。与钱锺书散文解剖人性之穷性极相、庄谐并出且博雅善喻、喜欢掉书袋不同，杨振声40年代的散文多选择日常生活中庸俗无聊的虚文陋俗给予嘲讽，笔调简洁明快、鞭辟入里而又谑而不虐，别有一番风味。如《拜访》即直率地声言：“拜访变为虚文时，人生又加了一种无聊”，“我想认此为礼节的只有几种人：一种是贤人，人家去看他，他认为是访贤；一种是阔人，他要一大群无聊的人替他去摆阔；还有一种是闲人，要人替他去消闲；再有，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聊之人，一生专以无聊是聊。”《被批评》则精辟地剖辩道：“能容纳旁人的不同意见是雅量，能使旁人尽言的是风度，至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简直是超脱，超脱才真能接受批评。固执自己的意见是不超脱，拘泥于旁人的批评也是不超脱。”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些精辟的议论，而误认为作者是在做说理的论说文或批判的杂文，因为作者精警的议论始终浸润着一种生动可感的经验和美感，而生动的经验和美感中又始终贯穿着一种知性审思的明澈态度。如《邻居》开篇即道—— “风送幽香隔院花”，那的确是芳邻。 “绿杨楼外出秋千”，这又是艳邻。 然都还太着迹相。至于郎士元的“风吹声如隔綵霞，不知墙外是谁家。重门深锁无人知，疑有碧桃千树花。”那就有点近乎仙邻了。 然后，作者分析了近代城市发展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并叙述了自己被一个又一个邻居制造的噪音所干扰的不愉快经历，在文末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不敢希望什么‘芳邻’或‘艳邻’，只希望能有不扰害我们工作的‘静邻’就够了。”虽然文章旨在批评一种陋俗，但不是抽象的说大道理的论文，也不像嬉笑怒骂的杂文，而是幽默风趣的夹叙夹议，显得摇曳多姿，情理并茂，既给人启迪也给人美感。(42) 从文学渊源来看，杨振声的这些作品显然汲取了西方的随笔艺术经典——不是查尔斯·兰姆所代表的感伤抒情传统，而是从蒙田极富知性的生命省思到艾迪生和斯梯尔灵活生动的道德评论之正统，此所以他的这些随笔之作乃能融精锐的思致和幽默的风趣为一体，同时他也发扬了魏晋文章之善于持论、精微郎畅(陆机《文赋》所谓“论精微而郎畅”)和唐宋直至桐城派的古文一脉之人情练达、从容风议的特点，此所以他的随笔抒写显示出感情节制而议论通脱的特点，在语言上则气豪笔健而骈散兼行、片言居要而颇为警策，可谓雅洁明快而又耐人寻味。正唯如此，杨振声的这些随笔与主导了二三十年代文坛的那些感情意气的杂文和抒情主义的情调散文迥然有别——朱自清之所以称杨振声为“新桐城派”，或者就是有鉴于他能从容出入古典人文传统而转化为典范的现代语文、发抒为气豪笔健的精彩论说吧。 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声的这些随笔与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竞相致力于随笔体散文写作的风气密切相关，事实上，他就是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开风气者之一。从大处说，战时学院文人的竞写随笔乃是一个颇具规模和持续性的散文运动，至少说也是一股很有特色和成就的散文写作新风气。此处不妨由杨振声的几篇随笔推而广之，略说其大概情形和文学史意义。 扩大点视野看，这股散文写作新风气乃是伴随着评论短刊的崛起而勃兴的。说起来，大约从1938年开始，评论短刊就竞相崛起于大后方的昆明、重庆等地，诸如《新动向》(昆明，1938年6月创刊)、《今日评论》(昆明，1939年1月创刊)、《战国策》(昆明，1940年4月创刊)、《星期评论》(重庆，1940年11月创刊)、《当代评论》(昆明，1941年7月创刊)等都在此列。1942年之后，评论短刊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单在昆明就有《生活导报》(昆明，1942年11月创刊)、《自由论坛》(昆明，1943年2月创刊)、《民主周刊》(昆明，1944年11月创刊)、《独立周报》(昆明，1945年11月创刊)、《自由导报》(昆明，1945年9月创刊)等，可谓极一时之盛。这些评论短刊所刊发的多是关于时事政经的评论分析和感怀时事的随笔杂文等比较简短的文字，而支撑它们的编者、作者大都是南渡到大后方的北方学院知识分子。显然，在战时的艰苦环境里，这些评论短刊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发抒议论的阵地，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发表短篇艺文的园地，而由于它们篇幅较小而出版快捷，尤其适合随笔杂文的刊布，遂直接推动了战时散文写作的繁荣。随笔体散文的繁荣就得益于此——诸如杨振声的“希声随笔”、钱锺书的“冷斋随笔”、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刘英士的随笔、陈西滢的随笔、冯至的“鼎室随笔”、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卞之琳的“议论文”，以至冰心的“力构小窗随笔”和朱自清的“人生一角”随笔等等，都算得上是随笔体散文的重要收获，而它们其实都是这些评论短刊所直接催生的。事实上，一些评论短刊甚至如接力似地先后相接，接连连载了不少学院文人的随笔，而随笔作者在文里文外也往往相互呼应。就此而言，发生于抗战时期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的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确是一个相当自觉、阵容整齐、颇具规模、成就显著的散文写作运动。 坦率地说，以往的学界对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观察是片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即就最近二三十年来说，比较受关注的也就是梁实秋、钱锺书和王了一的随笔小品，对他们的研究也几乎都是孤立的点评，并未注意到那不只是三两人的单个行为，而是发生在战时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的一股颇具规模和持续性的散文运动或散文写作风。然则，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为什么会兴盛于抗战中后期，究竟有哪些总体特征，又具有什么文学史意义呢?对此，以往的认识也比较简单。如上所述，此前学界只关注个别人物，特别集中在梁实秋身上，遂以为此类随笔体散文起始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其实，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开笔于刘英士主编的评论短刊《星期评论》第1期(1940年11月15日出刊)，而杨振声和钱锺书的同类作品则首发于战时学院最早的评论短刊《今日评论》第3期、第6期、第14期、第22期，即1939年1月18日～1939年5月28日之间，所以杨振声和钱锺书才是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首开风气者——事实上，杨振声和钱锺书在抗战前就有此类随笔之作，(43)亦可谓其来有自矣，而梁实秋、刘英士、陈西滢、冯至、王了一以至冰心和朱自清等乃是随后而起者。或有鉴于这些作者大多是南渡的北方学院里的学者型文人，所以便有人称这类随笔体散文为“学者散文”。而由于其中声名最响的梁实秋“雅舍小品”，乃作于左翼对梁实秋所谓“抗战无关论”的批评之后，所以不少研究论著都特别强调“雅舍小品”这类随笔小品的反左翼旨趣。然而现在看来，“学者散文”的命名“显然”过于模糊，并不足以说明这类散文的独特性，而把“雅舍小品”之类随笔小品仅仅视为对所谓左翼抗战八股的反驳，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之论。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随笔其实是中国现代散文各体的共同起源。按，随笔崛起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背景之下，其最初的两个亚文类，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随感录”式随笔，也称为杂感或杂文，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随想录”式随笔，也称为“美文”或小品，前者侧重于思想文化批判，后者侧重于个人的性灵抒写。鲁迅后来曾论及随笔体的散文小品崛起于“五四”的文学史意义云—— 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44) 鲁迅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显然包含了“随感录”式的杂文随笔和“随想录”式的美文随笔两个类别。降及二十年代后期直至三十年代前期，现代散文基本上沿着这两个方向分途发展而且各臻极端。“随感录”式的杂文随笔从文化思想批评进一步走向社会政治批判，而难免过分的政治意识和过分的意气论事，尤好做刻深的有罪推定，常陷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取决于一时之偏颇；“随想录”式的美文随笔则在新老京派的主导下，日渐滑向唯美的趣味自娱而难免美的偏至。关于杂文的问题，学界已有所讨论，此处不赘。这里只说美文随笔的问题。按，京派的美文随笔又可分为周作人的“随想录”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两种典型。周、何二人诚然都是文章作手，所以他们所代表的京派美文随笔在近二三十年来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被誉为现代文章的最美收获，盖因前者的美文发抒性灵、老成低调、趣味低回，后者的美文感怀生命、清新优雅、富于诗意，但二人的问题也无可讳言：前者惯以唯美超然的距离美学掩饰颓废的历史-生命情怀，以散淡的性灵抒写修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自私心态，后者更以“美丽的想着死却不能美丽的想着生”的诗化独语而孤芳自赏，两者的共同特点乃是唯美地融合西方抒情的美文随笔与中国古代名士-才子风雅自得的抒情小品传统于一体，表现出浓重的抒情主义以至趣味主义的新风雅做派，其美丽的文章里饱含着刻意清高的装腔之病或不厌其烦的感伤之气，读个三五篇还可以，再多就不免伤胃口了，当然，也难免偏嗜成瘾者。其实，即就文章论文章，京派文人唯美自赏、文弱自怜的文章格调，不仅显然与积极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旨趣相违，而且也使其美文碍难成为关怀深广、文质彬彬的大雅文章，而仅止于小雅怨悱之辞章，以至陷入装腔作态、顾影自怜的名士-才子文章之老套。何其芳后来自知枯窘，乃改弦更张，而周作人则自以为得计、乐此不疲。对此，左翼阵营当然很不满，所以掊击不遗余力，这些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而人们注意不够的，乃是同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文人，早在抗战前也同样对京派的美文小品颇有不满和批评。最早提出批评的是年轻的钱锺书，他在1932年即批评周作人刻意张扬“言志”、蓄意贬斥“载道”的散文史观之偏至，(45)又在1933年毫不客气地批评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近代散文抄》之标榜明人的闲情逸致乃是“没落”的“太古时之遗迹也”!(46)紧接着，杨振声就在1934年批评那种糅合了中国才士的“柔情文学”与近代西方的“耽乐派”文学于一体的柔性文弱之文学，这其实是对当年京派文人文弱自怜、趣味低回的新风雅做派之不点名的针砭。杨振声并有破有立地主张：“为挽救那种柔性文学、骚人习气，我们得提倡点勇敢的冒险的，不畏强御的，不怕牺牲的精神。……(中略)今日的文学得负起一部分责任来寻求中国的新生命。打破旧日一切的迷信，奸险与轻薄，创造一个勇敢，光明健壮的新国魂。”(47)再接着，便是前述梁实秋化名“絮如”批评京派“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乃是误人子弟，而新文学的元老胡适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梁实秋的批评。应该说，以往的学界并非全然不知这些批评——诸如钱锺书的批评、梁实秋和胡适的“双簧戏”，学界倒是常常提及的，但几乎没有人把这些零散的批评聚集起来并与当时和此后的文坛实际联系起来看，所以也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批评其实表达了他们对京派抒情主义的新风雅美文之反拨，从而也就成为他们在战时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开展另一种散文新写作之先声。事实上，最早对京派随笔小品提出批评的杨振声、钱锺书和梁实秋三人，恰正是崛起于1939-1940年之际的散文写作新风气的三个先锋人物，他们以及随后而起的刘英士、陈西滢等，也都属于《现代评论》-《新月》派系。 那么，崛起于战时学院文坛的这类散文究竟有何独特性呢?我曾在别处有所论析—— 有人注意到此类散文中的智慧、学问和书卷气，并追索到其作者从而称之为“学者散文”，也有“文化散文”以至“哲理散文”之称。这诚然于此类散文的独特品性有所感知，但距离准确的定性似乎尚有一间未达。揆诸实际，称之为“知性散文”或许更为切当些。所谓“知性”，当然有相对于理性和感性而言之意，但无须特别强调它的哲学意义如老黑格尔所言。其实这类散文的“知性”品格，乃指融会其中的一种不离经验而又深化了经验的感受力、理解力，因为它既不同于理论论述的理性化、抒情叙事的感性化，也与激情意气有余而常常欠缺理性的节制及“有同情的理解”的论战性杂文也迥然有别，所以不妨借用现代诗学中的知性概念而称这类散文为“知性散文”。如果说杂文着重表现的是批判性的激情和社会意识，抒情叙事散文着重表现的是感性的经验与情感而且一切常被“诗化”了，那么知性散文表达的则是经过反省和玩味、获得理解和深化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正因为所表达的不离经验和体验，所以知性散文仍保持着生动可感的魅力，又因为所表达的经验与体验业已经过了作者的反复玩味和深化开掘，所以知性散文往往富有思想的深度和智慧的风度。诚然，写作这类散文的多是学者型的作家，知性散文其实就是他们所“历”、所“阅”与所“思”的艺术结晶。作为生活的有心人，他们当然也不乏直接的生活经验并且注意观察人生，但较之一般散文家，他们从广泛阅读所得的间接经验及其人文素养无疑更为丰厚，而由此养成的对人生、人性、人情以至于历史与风俗等等的理解力和分析能力，也较其他散文家更为健全些或者深刻些。此所以在他们的散文中不仅多了一般散文所没有的博雅之知与浓厚的书卷气，而且对人生较少执一不通的偏见，而更富于有同情的理解与豁达的态度。或许正因为如此，知性散文往往以睿智开明而富美感的人生-人文漫谈见长。(48)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知性散文”是一个定性的概念，从文体上看则“知性散文”也可称为“随谈录”，恰与“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随想录”式的情调美文鼎足而三，构成现代随笔的三个分支。倘就文章的渊源谱系而论，则中国现代的散文其实都导源于西方的随笔，进而分别与中国固有的杂文、小品和论议文章相结合，于是分流为三，其中“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随想录”式的情调美文先出，“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则直到40年代才成规模地崛起于南渡的学院文坛，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毫无疑问，“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之崛起乃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散文运动。对它的文学史意义，我在此前亦曾有所论说—— 从现代散文的发展史来看，知性散文在上世纪40年代的崛起意义重大：它有力地矫正了被杂文的刻毒褊急、情调散文的感伤煽情和趣味小品的轻薄玩世所左右了的30年代文风，恢复了中外散文艺术之纯正博雅的传统，不仅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而且深化了现代散文的思想境界。而今回顾中国现代知性散文的历史，或许也有助于当前的散文写作走出狭小的美文和浅薄的小品之牢笼，进而从“抒情主义”的作茧自缚中解放出来，开拓出更为广博精深的境界、获致更为耐人寻味的美感。(49) 我得老实承认，当我在五六年前说这些话的时候，尚未完全找到杨振声这几篇随笔的原始出处，所以只能把他算作知性散文运动中的一家而论列；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些随笔的原发刊物，再联系他在抗战前的若干言论，则可以断定杨振声就是知性散文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当然，杨振声并不据守于知性散文，他在四十年代末纪念朱自清的一篇文章里，就纠正了自京派以来把散文缩小为小品的误解，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散文概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我们叫这种散文是小品文，意思若是说另有一种大品文或雅文，专供大人先生之用，这误会还小；若是认为小品文其品不庄，只供文人游戏笔墨，以是不敢当散文之正统，只能自居于散文之旁支小道，这误会可就大了。直截了当的说，现代散文就是这个样子。随便你怎么叫，叫它身边随笔(personal essay)也好，叫它小品文也好，它虽不完全接受散文的传统，却自然而然的成为散文的正宗。它可以写身边琐事，也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它可以说理，也可以抒情；它可以诙谐，也可以庄重。它只是把一切问题，那怕是哲学的与科学的，说得更自然，更亲切，“就近取譬”罢了。……(中略)现代散文可以让孔子“莞尔而笑”，这并不失为圣人之徒，只不是假道学罢了。(50) 与此同时，杨振声也严肃批评了传统才子风流自赏的游戏文学观和现代文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文学观，重新强调文与行、做人与作文的紧密关系云—— 让我们想想看，是不是文人就容易无行，或是必须无行?假使我们把文人与文章给他们分开，中间让他有点距离，这结论就可以恰恰相反。不必说古今中外多少好文章偏不是文人作的。就专讲文人吧，好文章也是生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生出来的文章就好比生出来的花果一样，清新而实在。因为这是一种生命力自然的表现。写出来的文章，顶多只是些纸花吧，看来未尝不美，可是它缺乏清新，更不实在。因是(为)这不是生命力的表现，只是些假模假样的玩意儿。尽管有人喜欢这个，但这个却不能算是文章。 假使文人不甘扎纸花的话，顶好连那个文人的头衔都不要，先从作个“人”起码。干干净净的一个人，没有一点假借，一丝掩护，只是赤条条的一身，立起脚跟对人，对宇宙。在人生无穷尽的挣扎中，备尝生命的痛苦与欢欣，阅尽连珠式的成功与失败，在火的洗礼中涤除自身的罪恶，在鬼魔的世界里领取整个人类的不幸。 ……(中略) 这样，他的生活与工作，都是艰苦的。他被称为文人，是他的不幸。他写文章，是他的不得已。 就像文同所说，画竹是他的病一样。那就与要作文人便写文章、写了文章便成文人的一种典型大大不同了。(51) 这确是立身为文的根本之论。不难想象，抗战后重返北平的杨振声之所以发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诤言，很可能是有感于一些京派文人在抗战时期做人堕落不堪、为文徒托空言之教训吧!而在流行虚拟、伪装自我、众声喧哗的今天，杨振声的诤言更具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2014年2-3月初稿，8-9月修订。 注释： ①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314页。按，此段引文中的《文艺杂志》当作《文学杂志》。 ③萧乾1995年12月25日致吴福辉函，转引自吴福辉：《一尊英气勃勃的笑佛》，2009年12月30日《中华读书报》。 ④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页。 ⑤西滢(陈西滢)：《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初版，此据1933年4月第三版，第344-345页。 ⑥鲁迅：《马上支日记》，《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 ⑦直到1946年杨振声才着手编辑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幽欣集》，并在《现代文录》第一集(新文化出版社北平总社，1946年12月出刊)末页的“新书预告”栏刊登了出版广告，但后来似乎未见印出。 ⑧杨振声：《抛锚》，北平《文学杂志》创刊号，1937年5月出刊。 ⑨⑩杨振声：《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初刊《独立评论》第65号，1933年8月27日出刊，署名“希声”，重刊于《中国新论》第3卷第6期，1937年7月1日出刊，署名“杨振声”，此据《独立评论》初刊本。 (11)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此据《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4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2)杨振声：《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初刊《独立评论》第65号，1933年8月27日出刊，署名“希声”。 (13)杨振声：《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国文周报》第11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出刊。 (14)周作人：《〈燕知草〉跋》，此据《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15)《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13页。 (16)《郑振铎的生活三部曲》，《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6期，1934年10月14日出刊。按，因原刊字迹漫漶，看不清此文作者的名字，故暂付阙如。 (17)萧乾：《我这两辈子》，见傅光明编《我这两辈子》，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18)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19)(20)朱光潜：《自传》，写于1980年，见《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21)巴金：《怀念沈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2)《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1页。 (23)梁实秋：《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第12期，1936年2月21日出刊。 (24)参阅灵雨(梁实秋)：《诗的意境与文字》，《自由评论》第16期，1936年3月20日出刊。 (25)叶维之(叶公超)：《意义与诗》，《自由评论》第17期，1936年3月27日出刊。参阅笔者的《现代诗论辑考小记》一文对“叶维之”的考证，见《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380页。 (26)絮如(梁实秋)：《看不懂的新文艺》(通信)，《独立评论》第238期，1937年6月13日出刊。 (27)以上两段引文并见知堂：《关于看不懂(一)》(通信)，《独立评论》第241期，1937年7月4日出刊。 (28)以上两段引文并见沈从文：《关于看不懂(二)》(通信)，《独立评论》第241期，1937年7月4日出刊。 (29)适之(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41期，1937年7月4日出刊。按，胡适此后多年不再怎么搭理沈从文，很可能与此有关。直到抗战胜利之初，沈从文才取得了胡适的重新信任、双方的关系恢复如初。 (30)即以狭义的《新月》社而论，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先生早在1975年就纠正道：“文学史家对‘新月社’诸作家在《新月》杂志停刊之后的发展，也就是《新月》的余绪，多不甚了了。多以为1931年8月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新月社’诸人已风流云散，再无作为了。其实不然，他们的作为依然可观。”司马长风并以随后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梁实秋等创办的《自由评论》、叶公超等创办的《学文》以及潘光旦等创办的《华年》诸杂志为例，以为它们“多多少少都有点绍继《新月》的意味”。(参阅司马长风：《〈新月〉的后继刊物》，《新文学丛谈》第151页，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这是很有见识的文学史识断，可惜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大陆近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徐志摩之后的《新月》社诸人与围绕在周作人周围的后期《语丝》社诸人整合为京派，这种混同之论全然不察二者之间的差异，亦可谓习非成是、人云亦云矣。 (31)胡适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函，《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285页。 (32)《文学研究会宣言》(周作人撰写)，《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出刊。 (33)此时正迷拜周作人之宽大中庸的沈从文一再为京派诗文的“晦涩”“看不懂”辩护，甚至讥讽胡适在文学上落后了，他显然不明白胡适支持“灵雨”“絮如”即梁实秋批评京派别有深意，文学风格不过是说辞。 (34)唐弢：《泛论个人主义》，《唐弢文集》第1卷第2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按，唐弢所引法郎士的话，出自胡风1935年的杂文《蔼里斯·法郎士·时代》。 (35)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8年2月出刊。 (36)关于芦焚并非京派而乃准左翼作家，参见笔者的文章《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37)萧乾1995年12月14日致吴福辉函，转引自吴福辉：《一尊英气勃勃的笑佛》，2009年12月30日《中华读书报》。 (38)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39)这是朱自清1938年7月23日日记中的评语，《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 (40)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41)蒋星煜的《杨振声先生会见记》(《文化先锋》第6卷第15期，1947年1月10日出刊)记述了有关情况。 (42)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6-317页。 (43)如杨振声有《说实话》，刊载于1934年2月3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9期；钱锺书有《谈交友》，刊载于《文学杂志》创刊号，1937年5月1日出刊。 (4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45)中书君(钱锺书)：《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出刊。 (46)中书君(钱锺书)：《〈近代散文抄〉》，《新月》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1日出刊。 (47)杨振声：《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国闻周报》第11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出刊。 (48)(49)解志熙：《别有文章出心裁——中国现代“知性散文”漫论》，《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0页，第346页。 (50)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文讯》第9卷第3期，1948年9月15日出刊。 (51)杨振声：《文人与文章》，《新路周刊》第1卷第12期，1948年7月31日出刊。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艺术评论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渔家论文; 新月论文; 报复论文; 抛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