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体论文,条件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2-0037-05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是他，适应时代的要求，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是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哲学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他，具体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不是什么”，应当“怎样做”、“不怎样做”，开拓了“化”的新路子；更是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实践上，他带领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在理论上，他作为最杰出的代表，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毛泽东为什么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因固然很多，既离不开社会历史条件，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是，不可否认，与毛泽东自身素质条件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以往对于这种联系的科学研究是很不够的。认真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对未来有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的向往和追求，是鼓舞人们不断前进、勇敢搏击的巨大动力。古往今来，凡是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毛泽东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与他少年时代开始就明确而牢固地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直接联系。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国家民族危急，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这一切，都震撼着青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使他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当他读了《盛世危言》和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加坚定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和抱负的鼓舞和推动下，毛泽东矢志不移地追求着、奋斗着，最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科学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对于人的思想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对于调节人的行为习惯和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任何人的世界观，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毛泽东的世界观，最初也是不科学的。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1]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错误的、旧的东西，尽快完成世界观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具体地说，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各不相同、又互相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1913年至1918年6月，即在长沙求学时期，经历了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无我论”，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并以二元论为契机，开始向唯物主义的转化；而其基本哲学倾向，则是以“唯我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唯我论”世界观在伦理观上集中表现为个人主义；在历史观上强调个人的价值。第二阶段，1918年至1919年，即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这一转变的标志在于：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基本确定，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强调讨论各种理论，应该傍着活事件；唯物史观开始萌芽，不仅注意从经济因素考察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且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第三阶段，1919年至1921年，即毛泽东参加驱逐张敬尧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时期，世界观转变完成。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阶段的情况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标志是：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更加自觉地把从实际出发当作改造中国的指导方针；强调实践在社会改造中的意义，认识到实际的运动比理论更为重要；在历史观上，确立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确立，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世界观基础。
三、顽强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显示出独立自主、敢想敢干的品质和强烈的自尊、自信。他曾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与他的同窗好友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向苍茫大地宣告了谁主沉浮的宏大志向，并且大声疾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乐斗精神，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也有增无减。与此相联系，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不争、守成、世故、圆滑等种种心理，多不赞同，对怯懦、变节、屈服等现象，更是深恶痛绝。对中国历史上至大至刚、视死如归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极为推崇。他赞扬“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3]。毛泽东对这种宝贵品质和坚贞气节所表示的由衷的钦佩，正是他的斗争精神的自然抒发。
对毛泽东而言，困难和挫折的挑战能激起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每当革命事业遇到严重挫折、个人遭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不合理的讽刺和打击，他都能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泰然处之，勇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亦善于鼓舞身边那些一度盲目悲观的同志重新振作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可以说，毛泽东是从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奋发斗争和乐观进取一直是他人生的主旋律。1935年，《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指出：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惊人勇敢、博学和无穷的天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优秀品质。这一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的事实。这种顽强奋斗精神，促使毛泽东能够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程中的艰难险阻。
四、优良的学风
毛泽东的优良学风，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好学深思。毛泽东具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平常，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生病休养时，也读书不辍。他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了“决心学习，至死不休”的信条，毛泽东喜欢读书，但又不尽信书。他边读书，边思考，并且常常是不动笔墨不看书。他读书时，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大量的批语，表达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早年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仅有10万字的书面上，就留下了1.2万多字的批注。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书，独立思考，而且不耻下问，乐于向他人质疑问难，并努力创造一些共学的条件。
二是重视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就是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也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后来，他曾多次强调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性。为了读无字之书，他多次利用假期，积极地开展“游学”活动。参加革命后，就更加自觉地面向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是中国共产党内调查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成为他长期奉行的信条。
三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早年，毛泽东主张，研究学理，应该傍着活的事件讨论。后来，对于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为什么要以及怎样联系实际等一系列问题，他都做了很好的说明。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就理论的掌握而言，他比同时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和把握，要快得多、深刻得多、牢固得多、准确得多。特别在理论的应用即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方面，他更少学究气。例如，在其论著中，很少照抄照搬前人论述，更多的是以自己生动的语言对实际问题做出的富有说服力的说明。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4]这是毛泽东良好学风的正确说明。这种良好的学风，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卓越贡献的重要条件。
五、优化的知识结构
毛泽东优良的学风，使他建立了独特的知识结构。总的说来，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广博性与精深性的统一。毛泽东知识的广博性是众所周知的。从其读书所涉猎的范围或领域看，他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历史、逻辑学、美学、宗教学、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是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毛泽东的知识不仅广博，而且在某些方面又颇为精深。其中，历史知识是最佳的部分。毛泽东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共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革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与历史知识相联系，哲学知识在毛泽东知识结构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古代文学知识、军事知识等，毛泽东的造诣都是很深的。
二是有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而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他便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丰富和武装自己的头脑。据说，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在延安就读了几十遍。通过刻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
应当特别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读的马列著作，从数量上说，并不比同时代有些人如蔡和森、邓中夏甚至包括陈独秀、王明等人多，但是，由于他重视读无字之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以，他更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说，在质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优越得多。
三是实际知识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毛泽东知识结构中，使同时代许多人望尘莫及的，是具有极为丰富的实际知识。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中国国情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从总体上来说，是合理的、优化的。其广博性，使他开阔了视野，站得高，看得远；促其深刻理解、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其对于历史、哲学、军事等知识的精深性，不仅能帮助他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形象化和通俗化。其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使他能正确而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其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并重，一方面，由于有书本知识，可以使实际知识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有实际的知识，可以使书本知识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本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当然，毛泽东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和优化是相对的。事实上，其中也有某些不足或缺欠，他自己曾说过，他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他的知识很少。对于经济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懵懵懂懂、不甚了了。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和行为受到限制。在他的晚年，在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走了弯路，不能说与此无关。
六、良好的思维品质
思维品质，也称智慧品质，对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良好的思维品质，是一个人的事业顺利发展并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古往今来的各种大家，往往都具备良好的思维品质。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良好的思维品质，在以下几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
思维的广阔性。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思维广阔性的人。他能够比较全面地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他在及时抓住一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的同时，又不忽略支流和个别的具体环节。他既能看到矛盾的一般性、普遍性，又能看到矛盾的具体性、特殊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思维的深刻性。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思维深刻性的人。他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善于揭露事物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进程和后果。他从“星星之火”看到“燎原”之势的到来，从“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迷雾中揭示出抗日战争的规律，等等，都是他思维深刻性的佐证。
思维的敏捷性。毛泽东是个具有思维敏捷性的人。他善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意见或方案。他总是多谋善断，而绝不犹豫徘徊。这既与那些反应迟顿、思维缓慢的人不同，又与那种思维轻率、马虎从事的人有别。
思维的逻辑性。毛泽东是一个思维逻辑性极强的人。他善于遵循逻辑规律，提出问题明确而不含糊，思考问题连贯而不跳跃，论证有条理而不混乱，表达清晰而不矛盾。这在毛泽东的每一次讲话、每篇文章中都得到体现。
思维的独立性。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思维独立性的人。他善于独立提出问题，独立分析问题，独立解决问题。他能够从实际出发，严格地根据客观标准判断是非，不易受别人的暗示和影响，对别人的思想、意见和建议，既不盲目接受，也不一概排斥，总是经过自己的周密思考和正确评价而决定取舍。
思维的灵活性。毛泽东的思维是极为灵活的。他能够从具体情况出发，善于根据事物的变化发展机智地解决问题，他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摆脱各种偏见和框框的束缚，修改不切实际的设想和方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他提出并强调着眼于事物的特点和着眼于事物的发展，反对一切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他崇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古语；他要求思想要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等等。这些都是他思维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以上这些以及其他优良的品维品质，是他得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七、杰出的创新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创造性的工程，没有一定的创造精神是难以实现的。毛泽东之所以能为这项“工程”做出卓著的贡献，他杰出的创新意识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意识，最重要的，就是看他是否敢于怀疑，不惧权威，独立思考，勇于批判。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良好习惯和品质。他常对同学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演讲，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都必须反复地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读《韩昌黎文集》时，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等批语；相反，他认为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打叉划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并不因为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一位古文大家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在学术研究上，毛泽东主张争辩、反对独断。他认为，只有打破对古人、死人的迷信，提供不同意见的讲座和争辩，才能发展新思想，创造新事物，获得更多的真理。
毛泽东的创新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要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要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作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他甚至还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总之，毛泽东勇于开拓进取，善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可以说，富于创新意识是毛泽东鲜明的个性。
八、非凡的才能
所谓才能，是在自然素质基础上，在后天环境、教育条件、实践活动和主观努力等因素影响和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能力的独特结合。它是人的活动能否进行、能否顺利发展、能否获得成功的必要的主观条件。
我们并不认为，就像曾有人吹捧的那样，毛泽东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人物，并且生来就是天才。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确具有非凡的、卓越的才能。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大显身手的直接原因或主观条件之一。
毛泽东非凡的才能，是建立在他的各种高水平的能力之上的。在认识能力方面，他善于观察，具有高度的洞察力，特别长于观察的全面性；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有过目不忘之誉，许多古诗词，许多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他都能信手拈来；他有特别发达的思维能力，他的质疑、分析、比较、抽象和概括等能力都是高人一等的（这从他优良的思维品质中已经看得出来）；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常常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通过对已有知识和形象的延伸、扩展，迸出全新的智慧火花，构筑全新的形象（这从他大量的诗词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他具有精确的判断力，能够见微知著，知一反三，并善于当机立断。在表达能力方面，他的谈话演讲深沉、含蓄、风趣，既能像高明的演讲家那样慷慨陈词，又能像优秀的老教师那样循循善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号召力、幽默感，既能使人开怀大笑，也能使人遐思无限；他的书信平易、亲切、热情、感人；他的文章，文笔生动、语言活泼、逻辑严密，言简意赅，说理性强，通俗易懂。作为领袖，他具有高屋建瓴的运筹决策能力，善于站在时代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决策，按照实际情况决策，准确把握时机进行决策，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综合性的正确决策，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还具有高超的组织管理能力，善于了解他人、关心和吸引他人、使用他人、规范和约束他人、培养他人、协调前后左右上下关系，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使大家各司其职、各显其能。
毛泽东多方面能力的有机结合，形成他优异的才能。这种才能也表现在多方面。他将政治家的才能、军事家的才能、理论家的才能甚至诗人和书法家的才能集于一身。虽不能说毛泽东是位全才，但是，他确确实实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卓越的、非一般人所能比拟的才能。
毛泽东多方面的素质条件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们不仅使毛泽东敢于“化”、能够“化”、善于“化”，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增强了他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使全党、全国人民都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齐心协力地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早在1945年，刘少奇就说过：“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力。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5]这一分析，是合乎事实、中肯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不同时期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说到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把这一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从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一定要努力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层尤其是主要领导者的素质。如果说，目前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能否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关键在于我们的主观努力。而主观努力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受制于我们各方面的素质条件是否优化。因此，全方位地提高全党、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者的素质，是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
〔收稿日期〕2002-0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