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通货膨胀问题辨析——兼论宋代纸币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纸币论文,通货膨胀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0)01-0117-(06)
近年来，宋代的通货膨胀问题逐渐成为宋史学界与经济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宋代的通胀问题相当严重，堪称中国封建时代的“典型”；二是宋代是首次大规模行用纸币的时代，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具有特殊的意义。检讨以往对宋代通胀的研究，可谓成果众多，但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其一，谈到通胀形成的原因往往只谈纸币，而较少谈到铜、铁等金属货币的影响；其二，分析通胀的构成因素往往仅限于正规货币，而忽略了有价证券对通胀的影响。事实上，宋代的有价证券种类多、数量大，很多时候都起着正规货币的作用，无形中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进而对通胀造成影响；其三，对宋代的通胀只笼统的给予界定，缺乏对通胀类型的区分，从而影响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围绕以上三点，对宋代的通胀及相关问题做一些辨析。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教正。
一、宋代通胀中的金属货币问题
通货膨胀不是纸币特有的现象，金属货币也可以产生通胀，这一观点已逐渐为学界所接受（注：参见许树信：《我国古代铜钱与通货膨胀》，载《中国钱币》1984年2期。）。比较典型的如汉唐两朝，都曾发生由铜钱引起的通胀。如汉孝文帝时，官私均铸“荚钱”，小如榆荚，重仅1铢（1/24两）或更轻，引起“特价腾贵，粟至石万钱”[1]。唐肃宗时，因“经费不给”，乃铸大钱“乾元重宝”，当小钱10枚和50枚两种，导致“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2]。归结起来，造成金属货币通胀的原因有三种，一是钱体减重，形制缩小，钱币的实际金属含量大大低于名义重量；二是降低货币的金属成色，改变金属成分，以低价金属代替高价金属；三是铸大钱，扩大面值，使钱币的名义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总之，是由于钱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大大分离，造成由该种金属表示的物价大幅上涨的现象。
相较于汉唐，其实宋代的金属货币通胀也相当严重，只是由于宋代纸币贬值更厉害，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在两宋历史上，仁宗康定、庆历年间（1040～1048年）和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都曾发生过因铸大钱和夹锡钱引发的通胀；在广大铁钱区，更经常性地发生由铁钱引起的通胀。根据记载，仁宗时为筹措对西夏战争经费，在陕西、河东等处发行当十大钱，其重量仅相当于三枚小铜钱，因而引发民间盗铸，“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3]（卷164，庆历八年六月丙申）无奈，政府只好将当十改为当三，又改为当二，混乱才算平息。然而，这一教训很快就被宋朝统治者遗忘。徽宗时不但在更大范围内铸行当十钱，而且还多次强制铸行夹锡钱（注：参见刘坤太：《宋代夹锡钱补证》，载《宋代货币研究》8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引发了一场更大的货币危机。一枚夹锡铜钱的含铜量远低于标准小平铜钱的含铜量（大约少1/3），导致这一时期的物价上涨了2～3倍。最后不得已，也是将当十折为当三，将夹锡钱贬为“轻于铜钱三之一”[4]，才稍稍使混乱平定。在陕西、河东、四川等铁钱区，由于铁钱易得，发行量大，加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作用，导致这一地区多次发生铁钱通货膨胀。如崇宁、大观年间，“以（四川）铁钱猥多，禁陕西铁钱入蜀”。而陕西铁钱“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5]。其通胀之凶，可想而知。总之，金属货币通胀较纸币通胀而言，虽程度有别而性质相同。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几个特殊之处：其一，一枚当十大钱较等值的10枚小平铜钱所用铜料减少约2/3，即原来只能铸1枚铜钱的铜料现在可铸3枚铜钱，而同期物价最高涨幅也达到3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其二，既然当十大钱相当于3枚小平铜钱的含铜量，那为什么在物价暴涨之后改为当三仍不能平息物价，而非要改为当二才行呢？
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知道，物价上涨是指多数物品价格同步上涨，其中包括制造铜钱的铜料。在古代中国，铜作为一种较贵重的金属，一贯与谷物、布帛等价，成为人们对付物价上涨的首选硬通货。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铜价的涨幅往往与谷物、布帛等物品的涨幅大致相当。要之，则可以证明，金属货币贬值幅度与物价涨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金属货币贬值多少，物价就上涨多少，前者的贬值幅度即是后者的上涨幅度。譬如，原来1斤铜可铸200文铜钱，每200文铜钱可买10升米；现在将铜钱含铜量减少一半，即每1斤铜可铸400文铜钱，而物价相应上涨一倍，即每10升米需400文铜钱。现在，米价上涨了1倍，但与铜价的关系并没有变，1斤铜还是等于10升米，所谓上涨只是一种虚涨。
其次，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注意到，在宋政府第一次铸行当十大钱的初期，老百姓反应平静，物价并未立即上涨。也就是说，政府一开始用减重钱买了很多便宜物资。这部分财富并非新增的，而是政府变相向民间透支的，一旦这种透支过量被察觉，自然引发物价报复性上涨，而其不当透支部分必将以其他方式回补。由此，便造成了本来值三个小平铜钱的当十大钱，后来必须折为当二才能取得平衡。换句话说，是政府不当透支，全民一起跟着还债。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发现，严格地说，金属货币确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通胀，除非是作为币材的金属供大于求时才会发生。因此，当金属货币由于减重（包括降低成色）或变相减重（铸大钱）而导致其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大为分离时，这时的金属货币就开始摆脱实际价值的束缚，向一般等价符号转化。也就是说，这时的金属货币就可以被看成是有一定金属作为准备金的纸币，由此造成了纸币所具有的特性（如通胀）也就传递给了金属货币。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金属货币本身并不会产生真正的通胀，只是它的异化形态才导致了通胀。
二、通胀中的有价证券问题
宋代在正式的纸币和金属货币之外，曾长期发行多种有价证券，包括盐钞（盐引）、茶引、香矾引、度牒等。这些有价证券发行量很大，在多数时候都起到了通货作用，无形中加大了货币供应量，从而对通胀产生了一定影响。下面，我们将以上提到的有价证券分成钞引和度牒两部分加以论述。
钞引：又称交引，系指官府发给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等物的凭证，包括盐钞、盐引、茶引、矾引、曲引、铁引、香药犀象引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盐茶钞引。北宋初年行折中法，商人入粟边郡领取交引，至产地换取盐、茶等实物运销各地。后改为商人以现钱购买交引，凭此提货运销。盐钞终两宋之世奉行不废，茶引时断时续。从最初的设置目的来看，交引是一种提货凭证，后来兼具货币、飞钱（类似汇票、可异地提款）和“称提”（指用某种方式稳定、提高纸币价值）纸币的功能[6]。由于宋政府常常超发虚估，导致交引往往不能按时足额兑付，但在宋代“钱荒”严重与纸币越发越滥（缺乏保证金）的双重背景下，由于毕竟有盐茶等实物作为支付准备，还有交引铺减价收购的最后手段[7]，交引自然具有了准硬通货的性质。这方面的证据相当多，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我们感兴趣的是交引所具有的货币功能有多大？或者说交引在宋代的货币体系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
有宋一代到底发行过多少交引是难以精确统计的，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史料中的零散记载大致估算一下盐、茶二钞在货币中的比重。
先看盐钞。宋代将食盐分为7个产销区，其中最主要的是解盐区和淮浙区，二者的产量约占北宋总产量的80%以上。解盐每岁盐钞发行额熙宁六年（1073年）是902716席[3]（卷254，熙宁七年六月壬辰），每席价格按熙宁八年的6贯计算[8]，总价值541.6万贯；淮浙区的末盐钞引每岁约发行200～400万贯之间。两区相加，每岁盐钞发行额约在741.6～941.6万贯之间。不过，当时多存在超额虚发情况。如熙宁六年发行902716席，而民间实用428601席。熙宁十年冬至元丰二年（1079年），解盐产量只有1175000余席，而“通印给（盐钞）一百七十七万席”[3]（卷312，元丰四年四月己巳），虚钞590000余席。两次均超发50%以上。这一方面反映出宋政府在盐钞发行上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盐钞所具有的货币属性。即，它是以60%多的实物准备金（盐）发行的100%的准货币。
再看茶引。宋代发行茶引的规模也是以茶产量为依据的。根据汪圣铎先生统计，仁宗天圣年（1023～1032年）以前每岁茶产量约为2306.2万斤（这还不包括当时尚未榷茶的四川和广南，若加上这两区，每岁总产量当在4000万斤以上）[9](P275)。若以当时人沈括记载的景德二年（1005年）全国13茶场平均茶价（卖出价）62文／斤计算[10]，天圣以前每年发行的茶引实值不少于143万贯。再加上当时“入粟边郡，请茶与犀象缗钱”，往往“虚贯三倍”[11]，则茶引的票面总值将达到429万贯以上。《长编》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记事说：此前茶引“积滞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可知每岁虚发二三倍是经常性的。
在了解了盐茶引的一些基本发行数据后，再来看一下同期宋政府的货币发行额。
据统计，熙宁六年至元丰三年岁铸铜、铁钱约597.8617万贯[9](P750)，岁行用纸币最高额251.268万贯[9](P759)，两项合计849.1297万贯；而同期发行盐引741.6～941.6万贯左右，两者之比平均约为1:1。又天圣中岁铸钱100万贯，天圣元年发行纸币125.634万贯（此为首届四川官交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两项合计225.634万贯；而同期发行茶引面值约为429万贯，两者之比约为1:1.9。如果将盐茶引相加，其与同期货币总额之比至少将达到2.5:1以上。由此可知盐茶引在宋代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度牒：包括紫衣、师号等，是证明僧道身份的文件，由宋政府公开发行。由于僧道户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度牒遂成为一种有价证券，其基本价值即是所免除的赋役额，用公式表示即是：
单位度牒所免除的赋役额
单位度牒价值＝──────────────×100
度牒发行数量
实际上，由于度牒还具有减免刑罚以及提高社会地位等作用，度牒的实际价值要远大于所免赋役的价值。由于具备了以上诸种“优点”，度牒在宋代货币体系中便具有了硬通货的性质，地位要高于缺乏保障的纸币。因此，宋政府不但常以度牒支付军费、籴本，还常以之“称提”纸币；而民间大量的空名度牒交易，无疑更增添了度牒的货币职能。
考两宋度牒发行额，有明确数字记载的是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至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其间，最低发行额是元丰四年的4196道，最高发行额是大观三年（1109年）的30000道，平均每年发行约10500道；每道单价120～1500贯，均价369贯／道，年发行总值约38745万贯[9](P741,P743)，即相当于每年新增这么多的货币供应量。那么，同期的货币发行额是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从距嘉祐年间最近的皇祐年间（1049～1054年）至乾道六年，每年铸币约220多万贯[9](P750)；嘉祐至乾道六年每年发行纸币约800多万贯[9](P759)，两项合计约1000余万贯。而同期度牒年发行约近400万贯，两者之比约为2.5:1。这一数字和盐茶引与货币的比值正好相反。
然而，奇怪的是，在两宋历史上，交引发放较多的时候似乎物价涨幅并不高。如熙宁六年到十年盐钞发行超量，以及天圣之前的茶引积滞，而同期的物价涨幅并不高。似乎交引与通胀的关系并不大。相反，凡是度牒发行量较大的时候，物价涨幅也较高。如崇宁、大观年间，以及两宋之交（注：关于两宋物价涨幅情况参见漆侠的《宋代经济史》第二十九章第四节“两宋物价变动状况”的有关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于交引与度牒的这种明显区别，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交引发放较多的时期如北宋中前期，一方面是“钱荒”严重，另一方面纸币发行量较少而信誉较佳。此时，交引的出现，只要不过量，反而有力地缓解了通货短缺现象；而度牒发放较多的时期，也是纸币开始大规模发行的时期，货币总体供应量偏大，经常发生通胀，度牒无疑扩大了信用规模，加剧了通胀程度。总之，交引和度牒作为一种准硬通货，增大了货币供应量是事实，一旦两者发行过量，必然导致贬值。由于宋政府总是用交引和度牒“称提”纸币，进而拖动纸币一起贬值。这在两宋历史上，尤其是晚宋时期是常有的。由此可见，交引和度牒在宋代经济生活中既有补充通货不足的有益一面，也有加剧通胀的不利一面，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三、宋代通货膨胀的类型
按现代经济学的看法，通胀由于成因不同可分为多种类型，诸如财政型通胀、信用型通胀、成本型通胀、政策型通胀，等等。宋代的通胀是否也可以作此划分，值得思考。从学界以往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宋代通胀成因的争论上。大致的意见有三种：一是货币供大于求（包括金属货币减重等变相贬值以及纸币的超量发行）导致物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二是由于灾害的影响，导致物资供应短缺，通货膨胀；三是由于战争导致军需扩大，引发通胀。第一种意见实际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的翻版，将通胀问题仅仅归结于货币本身，是一种简单化的表面看法；第二种意见是从生产不足的角度出发，只是反映了通胀成因的一个方面，同样有失片面；第三种意见是从需求过盛出发，最具说服力[12]，但也不尽完善。事实上，通胀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宋代正当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大转型时期，其通胀成因更是错综复杂，表现出混合型的特征。以货币为例，宋代在正币（铜、铁钱和纸币）之外，还发行了大量的具有货币功能的有价证券，这使得当时的货币供应额远较人们认为的大得多。而且，由于有价证券本身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及不确定性，使得以货币和有价证券共同构成的通胀问题就具有了更为复杂的特性。从两宋物价的总体走势来看，大的上涨有两次，一次是两宋之交，一次是晚宋时期（注：关于两宋物价涨幅情况参见漆侠的《宋代经济史》第二十九章第四节“两宋物价变动状况”的有关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共同之处是均处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可见，所谓战争导致军需扩大从而引发通胀的观点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不过，这仍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战争对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直接导致供给减少，加剧了供求矛盾，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说的“滞胀”现象，最终造成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货币问题只是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即：在军需骤然扩大的情况下，宋政府被迫大规模发行纸币以及有价证券，引发恶性通胀。这种通胀相当于一种恶性透支行为，宋政府对此显然既无诚意也无能力归还，只能采取剜肉补疮、拆东补西的被动措施，以延缓危机的恶性发展，其结果当然只能是走向崩溃。
由此可见，宋代的通胀是一种全局性的通胀，它首先是由于人们熟知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费，在有宋一代持续膨胀，导致政府的财政需求不断扩大；尤其当大规模的战争来临时，本已不堪重负的财政经济更是濒临绝境。对此，宋政府只能通过不断扩大信用规模，即金属货币贬值、滥发纸币、有价证券等，来应付危机，其结果不言而喻。而其后所采取的各种缓解危机的措施，如减少纸币发行量，缴税实行“钱楮各半”，用有价证券以及金银、官爵等“称提”纸币等等，有时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都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此，可以说宋代的通胀是由过盛的财政需求、无节制的信用泛滥以及不当的财经措施共同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混合型通胀。
四、宋代纸币的性质
由于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发行、使用纸币，宋代的纸币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很多引发争议的问题，宋代纸币是什么性质的货币便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关于此，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宋代纸币属于替代纸币[13]，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信用纸币（注：参见高聪明：《宋代纸币信用制度的发展》，载《宋代货币研究》5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从宋代纸币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上两种看法各有所据，但都不全面。
首先，从起源来看，宋代纸币无疑是一种替代纸币。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第一代纸币——交子，最初是由四川民间发起的，其目的是为了替代不便携带的铁钱。“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街市交易皆用之。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14]从有关货币理论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用货币。即：它是一定量的贵金属的代用品，可以与它所代表的贵金属自由兑换（当然也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或者说，交子最初不过是一张可流通的实物收据。
其次，从其后的发展过程来看，宋代纸币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交子发行权收归官府，没用多久，就从过去的“纳钱请交”变为财政发行，交子也就从可随时兑换的代用纸币变为要靠国家信用支持的信用货币。这一变化发生在仁宗庆历年间，是由秦州支出的交子无法兑换现钱而改为以十三界新交冲抵造成的。此后，纸币逐渐成为不可兑换的货币，政府便不再准备足够的准备金，而往往只根据财政的需要任意发行，其结果当然是导致通货膨胀，而纸币也就变为完全靠国家法令支持的法币（注：参见高聪明：《宋代纸币信用制度的发展》，载《宋代货币研究》5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
最后，从纸币的后期演变来看，有重新向替代纸币回归的倾向。如南宋的楮币“会子”，据汪圣铎先生考证，又重新以铜钱为本位币，可以与铜钱进行兑换，但又不是随时足额兑换，具有非无限法偿的特点[15]，是一种介于替代货币和信用货币之间的纸币。
总之，宋代纸币的性质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它源于替代货币，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变，其后又向替代货币部分回归，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非无限法偿的替代货币。因此，将其定义为一种混合货币也许更合适一些。
收稿日期：199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