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干部心理健康问题探析——以中部某省M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为例论文,心理健康论文,县乡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响县乡干部心理健康、造成心理障碍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有内因，也有外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管理因素：教育手段不力
由于问责制的实施主体和对象，都是官员，因此，研究并考量一下官员对于问责制是如何想、如何看的，亦或问责制下的心态如何，也便有了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心态一：“问责不过是个‘软皮筋’”。近年来，在一些重特大事件中被免职或引咎辞职等问责处理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便继续上班或异地任职，有的甚至提拔重用。比如，2008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某市工商局局长，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市工商局局长。官员问责后马上异地做官，给人一种“处分一次，提拔一次”的错觉，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让一些官员产生“问责不过是个‘软皮筋’”的侥幸心理，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对于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享非，但是如果拿问责当“软皮筋”，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究其原因，这种现象与问责制缺乏法制化、科学化不无关系。
心态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发生了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时候，才会有官员被追究、被问责。而对于平时大家司空见惯的懒散、拖拉、不作为、少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的等等混事官、拖沓官，却少有问责，即便有，也往往是“风暴式”的，缺乏一种严格严肃严密的整治。普遍存在的怕得罪人的老好人思想，使得问责制似乎对懒官、庸官有点无能为力，于是，一些官员便甘愿做懒官、庸官，不求上进，不思进取。其实，问责制，适用于所有不尽责、不负责的官员，只有让问责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才能使县乡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压力，从而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心态三：“问责有时显得有点太随意”。问责制的启用，应该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程序，但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仅凭领导一句话，不经过集体研究，不履行正常程序，说免谁就免谁，缺乏严肃性，甚至有时还成为个别领导“整人”的工具或借口，往往给人一种太随意的感觉，更让一些官员仅以“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来作为“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标杆，容易形成不尊重科学只尊重领导的所谓“唯领导是从”的工作怪现象。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出台的很多政策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得要官员执行，执行不力就得问责，这样一来，“问责”便成了一些领导强迫下级“乱作为”的推手。
心态四：“我是副职，没啥可怕的”。“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出现失职、渎职等责任事故时，当然应该第一个被追究、第一个被问责。但是，如果明明是副职、下属的责任，却不去追究或很少追究，则会让一些副职干部错误地认为，出了事，反正有正职、主要领导顶着、担着，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导致平时抓工作不细、不实，常常留有这样那样的隐患。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就生动地反映出了一些副职干部躲避、逃避的心态。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也将成为问责制的重点对象，将会感到如履薄冰，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只有让副职都切实担起责任，也才能真正把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心态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责应该实事求是，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轻易降低惩罚。但是，由于问责制缺乏细致的操作规范，一些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常常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可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进行了问责处理，但是由于它人为地降低了责任认定，不利于对事件进行客观、科学、正确的处理。比如，某地发生一起群众集体到政府上访事件，明明有数百人到场，可当地有关部门向上报送的材料却轻描淡写，说只有数十人。因此，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六：“问责是不是找人替罪的”。有些地方，也会动不动就搞一下“问责风暴”，但是，被问责的常常是一些虾兵蟹将，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官小吏，一般工作人员或副职很多，让官员产生一种很冤枉的找人替罪的感觉。比如，2007年6月，某市“水危机”引发一场“环保风暴”。当地一些企业因违法向太湖排污而遭到严肃查处或遭勒令停产整顿，相关政府部门责任人也因“监管失责”被问责查处。但是，问责查处的名单上，却没有看到一些重量级的官员。其实，这样的问责，看似严肃认真，但是，因为它是以松松垮垮来治理松松垮垮，所以总是给人一种走过场、玩形式主义的感觉，也起不到问责的真正效果。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官员怕担责任，可能故意找人替罪的险恶用心；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虾兵蟹将”迫于领导的权威，而不得不或“甘愿”替领导受过。
心态七：“公开道歉一下，就行了”。一些地方官员却以道歉代替问责，只要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地说上一些“对不起”“我向您道歉”等话语，便宣告了事，于是，公开道歉成了一种“洗责吧皂”。公开道歉表明了一种态度，当然是需要勇气的。但道歉毕竟只是一种态度，还要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如果“光说不练”，没有严厉的责任追究，出了问题仅限“道歉了之”，而对真正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却不解决，对相关责任人却不追究，愚弄了百姓，欺骗了组织。
人为因素；自身素质不高
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党性如何，在换届这面镜子前，可以一览无余。
一是不安现职，渴望升迁。一部分干部认为，一届5年下来，“换”是理所当然的。乡镇正职想进县直机关，副职想任正职，大家都想动一下，希望能在换届中得到提拔重用。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些干部四处打听干部调整信息，个别的甚至走东串西，找门路、拉关系，想方设法来实现个人意愿。平时一些干部在现岗位上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板凳还未坐热”，便考虑下一个职位，有的甚至连本职岗位的工作都未熟悉，也没有真正做什么工作，就“谋划”自己的“未来”。
二是是非不分，发泄牢骚。一些干部既清楚领导班子配备改革的政策，又知道自己在换届中进入不了领导班子，便隔岸观火，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甚至“撂挑子”，有的热衷于传播和制造“小道消息”，有的凭主观想象“预测”某某要“高就了”，造成不良影响。
三是怨天尤人，失落郁闷。如今换届各级组织进一步规范了干部任职年龄界限，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同志面临转任或改任非领导职务的考验。有的看到别人被提拔，就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世上没有赏识自己的伯乐；有的个人目的未达到，就抱怨组织不关心：有的认为自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从而工作松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放松了自我要求。
四是个人至上，嫉贤妒能。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他人，看到别人提拔了便眼红，不考虑大多数人进步的原因是实绩突出，而认为自己没有升迁是因为没有“门路”。还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把换届作为攫取个人利益的一次机会，以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手段来对待换届工作，为个人利益上蹿下跳、四处活动，想方设法留任或进入领导班子。一旦个人目的达到，就狂妄自大、“舍我其谁”；反之，就埋怨组织亏待了自己，语言失当、行为失范，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方法因素：制度执行不严
当前，人们对腐败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坚决反对腐败的，也有不把腐败当腐败的，特别是在县乡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三种不良心态，应引起高度警惕。
吃喝玩乐不算“腐”。据有关调查数据，我国每年仅公款吃喝的支出就达数千亿元，远远超过国家对很多领域和项目的投入。此外，公费旅游、公车消费等方面的开支也十分惊人，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更令人担心的是，社会对公款吃喝等现象也日渐从“难容忍”到“能容忍”，从“义愤填膺”到“漠然视之”。而县乡干部对吃喝玩乐也由过去的“偷偷摸摸，偶尔为之”变为了不以为然、习以为常。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传统人情观念的影响，“三公”问题相对更难认定、更难处理，客观上也助长了吃喝玩乐的不正之风。整治吃喝玩乐的“三公”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监督，严肃查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桌上腐败、轮下腐败、玩中腐败，进而破除一些干部对之不以为然的错误观念。
“利益均沾不要紧”。从目前已经暴露的腐败案件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的集体腐败案件，特别是窝案串案越来越多，究其根源，一些县乡领导干部抱有“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自认为“利益均沾就不要紧”，自觉不自觉地搞“集体腐败利益共享”，无形中扩大了腐败的参与面和危害性，增加了腐败查处的难度，其危害性不容小视。利益均沾式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一个新动向，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甚至有向普通职工延伸的趋势。仅从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来看，违规违纪为职工乱发福利的问题就时有发生。有的单位甚至搞“人人有份”，违规动用、挪用、占用各类政策性、项目型资金为职工发放各种补贴、福利。对利益均沾式腐败，除了追究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依法依纪从严进行查处外，对其他事先知情的参与者，也要酌情进行教育处理，全额追缴违规所得，以坚决的态度、硬性的举措治理利益均沾式腐败，切实破除“利益均沾不要紧”的错误观念。
错误归因“不甘心”。在已公开的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很多官员往往都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或小问题而“东窗事发”。一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后常常感叹自己“运气”太差，有的还“鸣冤叫屈”，主观臆断类似自己的腐败人员“多得是”、超过自己的腐败人员“有得是”，偏偏自己运气“背”、出了事，把被查处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客观方面，更有甚者还责怪组织上“抓己不抓人”、“抓小不抓大”，就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体制因素：政府职能不变
领导者的不良心态不仅会直接影响其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表达能力的发挥，而且会给领导者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能有效化解危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群体性事件，有些干部表现出的不良心态，亟待矫正。
懈怠心态。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一些县乡领导干部认为，人民群众也就是闹闹事而已，出不了什么大事，没有什么要紧的，发泄一下情绪之后，事件就会自然而然的平息，不必大惊小怪。具有这种盲目乐观思想的县乡领导干部容易产生懈怠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掉以轻心，表现相当迟钝，丧失了处置事件的主动权，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使得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恐慌心态。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习惯于常规管理的县乡干部方寸大乱，不知所措。领导的恐慌心理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匆匆忙忙，做出错误的决策；二是无所作为，没有做出任何决策，还在等待观望之中。第一种情况结果可想而知，决策失误，不能有效化解冲突；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只能使冲突进一步激化，事态更加严重。
逃避心态。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面对人潮汹涌的现场，有些县乡干部不是到现场与群众对话，疏导群众情绪，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还有些县乡干部派副职或工作人员出面应付了事，自己立马从后门或侧门溜出去，躲得远远的，不敢与群众见面，更别提沟通了。这么做，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反而会使民情激愤，引发过激行为。有些群体性事件涉及多个部门的诉求，有的县乡领导干部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而是想推卸责任，你推给我，我推给他，问题在几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哪个部门都有责任，但是哪个部门都不愿意去牵头解决，最终导致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隐瞒心态。在这种心态影响下，有的县乡干部以“群体性事件一般不公开报道”为借口，实行信息封锁，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有的领导者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为了快速平息事件，有些县乡领导干部不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的做法，花钱买平安。
急躁心态。面临突发群体性事件时，有些县乡干部会进入冲动的状态。其急躁心态会导致自己失智，心中无数，仓促上阵，工作起来缺乏周密思考，不善于统筹安排，不善于抓住事件解决的关键，结果会使本来很简单的群体性事件复杂化。有急躁心理的县乡领导干部习惯使用行政强制手段，要求动用警力，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命令警察到现场驱散人群，警察尴尬地被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直接造成事件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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