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词创作的形态和群体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群体论文,特征论文,论金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宋词的研究相比，金词显得冷寂。这是有内在原因的：今存金词数量仅及宋词的六分之一，整体规模上相距较显著；而按照传统的史学分期观点，在北方以女真族为主体与南宋对峙百余年的金朝，并不是历史断代的标志——换言之，我们一直是习惯以宋为中心的，这是金词受冷落的外部原因。金词由北宋词移植而来，与南宋词同出北宋词，同是“子之于父”；金词与南宋词则是“弟之于兄”。作为中国词史在北方发展的有机一环，忽略金词将无法准确看清词史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本文仅从金词创作的形态和群体特征角度试窥金词的底蕴，粗陈管见，以待引玉。
两个词坛三种形态
长短句的创作形态与创作主体、接受对象、传播方式与范围以及跟音乐的关系等因素紧密关联着，一句话，是由其所处词坛性质决定着的。词史中由于上述诸因素的不同，存在着三种创作形态，即文人词、民间（市井）俗词和文人俗词。最早提请人们注意词史发展中这一事实的，是俞平伯先生。他说：“在这儿，似乎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须校正的。因为词亡了，所存的是词集，而词集多出文人手里。严格说来，我们所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况，即包括了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民间的词》，《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三种形态的词并存、流行，这才是词史自唐五代而迄宋金发展中的本真面貌。对今存金词而言，我们所能就作品本身论及的当然也只是它的文人词及文人俗词了，（出自民间歌妓之手的仅存太和间歌妓梁梅《水龙吟·梅花》断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描述、分析金词创作流行的面貌底蕴。
金代文人、民间两个词坛都是从北宋移植过来的，而金代的文人词、民间（市井）俗词和文人俗词却在共同的类型中有自己的特征。金初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高士谈、刘著这些由宋入金“借才异代”的文人，把长短句这一文学形式移植到了北方的金源，而作为音乐文学样式，唱词的移植包括了词乐和歌妓、乐工等方面的输入（注：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金人求索诸色艺人”，卷七十八“金人又索诸人物”诸条。）。金人从北宋掳取的歌妓乐人首先是满足金朝宫廷和豪右大族的声色之娱，成为早期的宫妓家姬；而相当部分则散落民间，或流落风尘，或成为流浪演出的“路歧人”。吴激《人月圆》词前自注“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洪迈记述该词的本事说：“先公（指洪皓）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妆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宫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记之，闻者挥涕。”（洪迈《容斋题跋》，《词林纪事》卷二十）金代的宫妓管理也是制度化的，这方面虽缺少完整的史料，但从一些记载中仍可看到在公府宴会上赋词唱词的情况。刘祁《归潜志》载：“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州，牙虎忽带镇宿泗，饭之酒肉，使妓歌于前。”（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吴激《春从天上来》词前小序云：“会宁府遇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园旧籍，因感赋此。”（《全金元词》上第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个官妓尚是掳取来者，而金中叶的王寂在其《南乡子》（“绰约玉为肌”）词前小序言及的官妓当已是本土“再生产”的了：“大定甲辰（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驰驿过通州，贤守开东阁，出乐府，缥缈人作累累驻云新声，明眸皓齿，非妖歌嫚舞欺儿童者可与。怪其服色与哙等伍，或言占籍未久，不得峻陟上游。问之，云青其姓，小字梅儿，因感其事，拟其姓名，戏作长短句，以‘明日黄花蝶也愁’歌之。”（《全金元词》上第3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于是存在于士大夫公私筵宴的文人词坛和存在于市井青楼勾栏的民间词坛建立起来了。
金代文人词仍复可唱，如前文所举吴激等例。今检《全金元词》，词序中更每有注明“浩歌”其词的情况。但可唱并不等于传唱。金人词学观念上明确推崇“东坡范式”的文人抒情特征（注：“‘东坡范式’的主要特征是着重表现主体意识，塑造自我形象，表达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见王兆鹏《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1989年5期。），因之金代文人词创作在词体尊体的方向是与南宋相一致的。从合乐方式看，金代文人词创作中自度曲几乎没有（金末元好问等人的“自度曲”如“三奠子”已是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是介于词曲之间的东西了），而且文人词对民间新起的流行歌曲曲调在整体上亦采取封闭的态度。金代文人词多延用唐宋词乐旧调而又多变体、变格，这一方面表明金代文人词作者的音乐修养不及南北宋词人，另方面，这些不甚精通音律的作者可以脱离音谱而仅依文字谱填词即可，这说明金代文人词虽然仍可入乐，但传播方式和范围都有变化了。
民间唱词的流行依赖于消费阶层的社会化需求及实现这一社会化过程的一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和城市商业的发达程度直接相关。金代城市商业是以金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基础逐渐繁荣起来的，除恢复了原来较发达的商业城市，如汴京外，上京会宁府、中京燕京以及北方的平阳府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和文化城市。今山西繁峙岩上寺保存的金代壁画，据考定当绘于正隆、大定年间，有的壁画场面颇似“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城市繁闹的商贸生活场面。（参张亚平、赵晋樟《山西繁峙岩上寺的壁画》，《文物》1979年2期）但金代商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要远低于南宋的（注：参见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进一步说就是民间（市井）俗词的再生产条件要低于南宋。沈义父《乐府指迷》介绍南宋民间唱词的情况曾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说明南宋时期出自教坊乐工和市井艺人之手的乐曲是民间唱词依据的重要来源。金代教坊分渤海教坊和汉人教坊，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宫廷燕乐（即所谓“散乐”），为宫廷的朝会仪式、宴饮场合提供音乐服务，但尚无材料能说明金代教坊是民间唱词曲调再生产的来源。南宋建炎年间废教坊，高宗绍兴十四年始设至绍兴三十一年又废止，其后虽复沿其名而实际上教坊乐工、歌妓已下移而与市井合流了，相应的燕乐也与市井俗乐合流了（注：见《宋史》卷一四二，又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临安府衙前乐）充之，不足则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辈。”）。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金代民间（市井）俗词的再生产和发达程度要低于南宋。这从金人的词学观念上也可以得到反证：金人的词学观念中没有如南宋的针对民间（市井）俗词的那种“复雅”鼓倡。上文沈义父提到的“做赚人”是市井艺人，“赚”即“唱赚”，是北宋时出于瓦肆中的一种民间俗词的变体（基本形式分“缠令”、“缠达”两种）。如果说终北宋时期，秦楼楚馆中之唱词（包括着出自做赚人之手的民间俗词）尚能在市井中占据音乐文艺的中心位置的话，则南宋以降，勾栏瓦肆中的诸音乐文艺——包括这民间俗词新变体的唱赚——的势力就益发壮大了。从文人词作者对它们的反感可反知其流行的程度。张炎《词源》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焉？”金代是将唱词与其它诸音* 文艺形式——嘌唱、唱赚、诸宫调等一并移植而入，所以金代的民间唱词就更不可能占据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文人词和民间俗词的雅俗分流在金词创作中亦是愈益加强的趋势，也意味市井词坛最终复归民间的可能以及词曲递变的总趋势的必然发生。
今存金代文人俗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如柳永市井化的文人俗词的那种簸风弄月、摹写市井男女情态的内容，但以白话口语入词的俳谐滑稽、浅俚通俗作风却不乏其作。这固然可能和金词的散佚有关，但更内在的原因恐怕在于民间唱词的不占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亦即其它音乐文艺如诸宫调的繁盛，同时也在于缺乏柳永这样的创作主体。试看几首金代文人俗词：
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
恰如合眼跳黄河，知他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
——赵可失调名《席屋上戏作》
百年旋磨。等闲事莫教眉锁。功名画饼相谩我。冷暖人情，都在这些个。
璠瑜不怕经三火。莲花未信激泥涴。而今笑看浮生破。禅榻茶烟，随分与他过。
——王寂《醉落魄·叹世》
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中书。山林城市等区区。著甚由来自苦。
过寺谈些般若，逢花倒个葫芦。少时伶俐老来愚。万事安于所遇。
——完颜
《西江月》
这类文人俗词中看不到市民意识的反映。南宋也缺乏象柳永这样连结文人词坛和民间词坛的文人俗词作者，如康与之并不和柳永性质相同（参见罗忼烈《康与之其人其词》，《诗词曲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与南宋文人俗词的桥梁作用有些游离不同，金代文人词坛与民间词坛之间的这个中介作用是另由金代道士词人群体及其创作发挥着。换言之，金代道士词是金代文人俗词的特殊形态，或者说整体功能意义上的文人俗词是由道士词充当着，这反映了金代文人词、民间词和文人俗词三种创作形态在雅俗张力下的互动关系中的新格局。
金代道士词是与全真教在金代的兴起直接相关的。全真教是新兴于北方的新教团，它与北宋、南宋的道教派别间无直接的承传关系（注：元人陈致虚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的南宋刘海蟾、金全真教主王重阳同传自吕岩的谱系关系，已是据当时需要而“后设”的了。参《中国道教》第一卷第一编，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金代道士词并非两宋道士词的流衍。（宋词中也有道士方外之作，如北宋的张伯端、南宋的葛长庚等，但尚属“散兵游勇”，不成气候。）《全金元词》据《道藏》收录金代有姓名的道士词作者计十二人，多是师徒承传关系。教祖王重阳和“七真”均原本文士，王重阳“弱冠修进士举业……工乎谈笑，妙于斯文”（完颜《全真教主碑》，《金文最》卷八十二），而且对长短句更有偏嗜，“《乐章集》看无休歇”（《解佩令·爱看柳词，遂成》）。七真中如马钰“自弱冠之年，游庠序，工词章”（赵抗《重阳教化集序》，《金文最》卷三十九），其他如谭处端、刘处玄亦身兼士流，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道士、文士身份两兼的特征使他们处于正统文人词坛和民间词坛之间。
全真教旨“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身以自养”（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紫微观记》）。全真师徒避世躬耕，词章酬答，同气相求，其举动似也离隐士风貌不远。而无论是咏怀还是劝化，隐逸避世正是金代道士词最常见的风貌情调。丘处机《满庭芳·述怀》云：“漂泊形骸，颠狂踪迹，状同不系之舟。逍遥终日，食饱恣遨游。任使高官厚禄，金鱼袋、肥马轻裘。争知道，庄周梦蝶，蝴蝶梦庄周。休休。吾省也，贪财恋色，多病多忧。且麻袍葛屦，闲度春秋。逐疃巡村过处，儿童尽、呼饭相留。深知我，南柯梦断，心上别无求。”又同调《满庭芳·警世》云：“百尺危楼，千间峻宇，艳歌出入从容。幻身无赖，何异烛当风。旧日掀天富贵，当时耀、绝代英雄。百年后，都归甚处，一旦成空。诸公。闻早悟，抽身退迹，跳出樊笼。念本初一点，牢落无穷。幸遇时平岁稔，偷闲好、消息圆融。忘机处，灵波湛湛，独镇水晶宫。”
王重阳等行教之初主要在民间下层活动，辅以小词形式宣谕教义，劝化众人，随着全真教的发展，逐渐渗透到文人阶层，“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五七十年来，盖不可复动矣。贞右丧乱后，荡然无纲纪，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紫微观记》）。其时，赠答词章是全真道士结纳士人、联络感情、弘化教义的有效途径，词章往还的对象“必兼通儒者”，“即不通儒学，而于士流末务，文字之属必有一长，方足以世接”（终南祖庭《洞真于真人碑》）；另方面，金末士流出于社会丧乱之际的精神归趋的心理需求，对其教义往往自觉趋奉。道士词人处于正统文人和民间之间，而比文人更接近民间；因之，金代道士词实际正是金代文人俗词的特殊形态。金代道士词在词曲的雅俗递变中，对北曲的文学风貌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北曲的文学风貌之一就是隐逸避世，这来自金道士词的直接影响。试比较一组词曲：
算来浮世忙忙，竞争嗜欲闲烦恼。六朝五霸，三分七国，东征西讨。武略今何在，空凄怆，野花芳草。叹深谋远虑，雄心壮气，无光彩，尽灰槁。
历遍长安古道。问郊墟，百年遗老。唐朝汉节，秦宫周苑，明明见告。故址留连，故人消散，莫通音耗。念朝生暮死，天长地久，是谁能保。
——丘处机《水龙吟》
对关河古今苍茫，甚一笑骊山，一炬阿房。竹帛烟消，风云日月，梦寐隋唐。快寻趁王家醉乡，见终南捷径休忙。茅宇松窗，尽可栖迟，大好徜徉。
——卢挚〔蟾宫曲〕
前期北曲作者著名的如王恽、商挺、徐琰、姚燧等都曾与全真教道士有直接的交往，“全真”之义是深入这些易代文人之心的。北曲中直接标名“道情”者更是比比皆是，其直承金代道士词风貌固不待言。而从音乐形式上看，道士词除像金代文人词延用唐宋词旧调外，与文人词不同的是，它对民间新兴的歌曲曲调完全采取开放的姿态，以当时流行的民间新兴歌曲填词者，如“绣定针”、“莺穿柳”、“挂金灯”、“解冤结”……等等，这些新调名既不同于唐宋词调，又较少为北曲吸收为曲牌，当是由词到曲的一种中间状态；另如“黄莺儿”、“白观音”、“耍三台”、“挂金索”、“金盏儿”等调，其格式已与北曲定格基本相同，当是新调名转化为北曲曲调者。因而，无论就内容风貌还是音乐形式方面来说，金代道士词在词曲的雅俗递变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中间环节，这也正是它的词中意义的所在。词曲的雅俗递变不是线性进化，而是在不同时空多元发生的；但何以北曲（散曲）发生于北中国的金朝？关注词史中金代道士词的这一转捩，无疑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词曲雅俗递变问题的思考。
文人词创作的群体特征
南宋文人词发展中，出现了“结社填词”的情况，词社的出现对文人词创作的动机、内容、风格各方面都有趋同性的影响。金代文人词在发展中有无词社出现，目前尚无确凿的材料指证，但其创作是颇具群体特征的。金朝享国近一百二十年，金词的发展也基本与国运相始终，百余年间，词坛上涌现出了几代词人，包括了以汉族为主的几个不同民族。从金源词人的身份特征着眼，兼顾世代辈分先后，活跃于金代文人词坛的词人凸现为主要的三个创作群体：一、借才于宋的“移民词人群体”；二、具有“中州文派”特点的“本土词人群体”；三、女真族贵族“完颜氏词人群体”。
一、属于“移民词人群体”的词人有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刘著、蔡松年等。庄仲方《金文雅序》云：“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之。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他们或因出使而被留掌文命（宇文、吴），或是先仕宋，宋南渡时留中原而仕金（高），或是生于宋而长于金（蔡），各人由宋入金的具体情况虽不相同，但作为一个群体仍具有共同特点。
他们本为宋人而仕于金，并参与金初文化建设。如宇文虚中为金朝的典章制度“参定共制”（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九），“官制禄格，封荫讳谥皆出宇文虚中，参用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洪皓《鄱阳集》集卷四《跋金国文具札子》）；“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本朝国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之类，皆是宇文相公、蔡太学并本朝十数相与评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三）。他们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为文化原本落后的金朝带来了词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金廷多官之以隆位，禄之厚俸，但他们作为没有根的移民，却不能不为由于文化背景、民族关系、思想意识等引起的冲突焦虑所困扰，长短句的创作对他们虽然是“余事”，却也是“南朝词客北朝臣”生涯的最真实心态的流露。其词的内容、主题具有共同性：怀恋故国，抒发去国怀乡的情思。即如刘著这样主动归金的词人，也是忆旧寄别与乡国之思纠结在一起：“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笛怨楼闲，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星点点，月团团，倒流河汉入杯盘。翰林风月三千首，寄与吴姬忍泪看。”（《鹧鸪天》）
这一群体抒发心态的词作对词坛影响很大。由于他们填词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心态，故举凡风格、命意都直承北宋苏轼词的文人士大夫抒情范式，重视词的抒情功能，“东坡范式”的引进在较高起点上开金词一代词运。据《全金元词》统计，宇文、高、蔡、吴、刘五人词作共一百零三首（含断句），这当然不可能是全貌，但已足观。金末元好问曾总结说：“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松年）和吴彦高（激），号‘吴蔡体’”（《中州集·蔡松年小传》），足见他们在金代词坛影响之大。
二、具有“中州文派”特点的“本土词人群体”构成了金代词坛的中坚，始于世宗朝的蔡珪而贯穿至金亡后的遗民词人，前后纵向跨度也最长。这是一个名家荟萃的群体，以蔡珪、赵可、刘仲尹、刘迎、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王寂、元好问、段氏兄弟、李俊民为代表。元好问在《中州集·蔡 珪小传》中引萧贡的话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以蔡松年子蔡珪（正甫）走上文坛为标志，宣布了文坛上“借才异代”的终结和“中州文派”（即“国朝文派”）的诞生。
这一词人群体是由在金朝本土吸吮着新形态的北方文化——金代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北方汉族士人为主体组成的。这些词人已不再是“宋儒”，情感上已完全和本土成水乳交融之势，“移民词人”的那种悲慨沉郁、去国怀乡的哀音已杳然无迹了。他们大都北方籍贯，以山西、河北为多，“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张金吾《金文最序》），加以金代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汉、女真等民族间文化心理的交渗、融合，这些词人禀有不同于南方词人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为长短句这一颇具南方文学特点的体裁加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因子。况周颐云：“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蕙风词话》卷三）不同于南宋词（主要是雅词）审美风貌的金源词总体风格特征主要是在这个词人群体手中得以完成的。这个群体的词人吸纳前辈及北宋名家的经验，抒发自己的胸襟怀抱，描绘北国的风光景物，以其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为词史提供了北派风格。元好问的《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水调歌头·与李长源游龙门》、《水调歌头·赋玉溪》、《水调歌头·游龙母潭》以及以《木兰花慢》为词调的系列词作第一次将北国的山川风光纳入词境。其《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云：“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仰危巢，双鹄过，杳难攀。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不用燃犀下照，未必佽佽飞强射，有力障狂澜。唤取骑鲸客，挝鼓过银山。”三门津是黄河极险之段，“三门”乃中神门、南鬼门、北人门之谓。词极写黄河天来、峡险水急之势，笔力雄健，感慨遥深。作为金源词坛巨擘的元好问固是金源词伉爽格调的最有力体现者，而蔡珪之清峻、党怀英之松秀、赵秉文之飘逸亦足当金源词风的具体而微者。
与南宋词人相比，他们较少专业性的作家，诗人、词人合一的这一特点也影响了他们的词学观念。金人的诗化词学观是金人对其文人词创作特征的理论概括，也是金人以北方文学精神为底蕴对“东坡范式”的接受改造。他们肯定苏轼的诗化词学观，重视主体情感的抒发，不拘文字工拙。王若虚说：“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公（苏轼）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滹南诗话》卷二）。对照宋南渡后王灼所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为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两者非常相似，背景却不相同。王灼是在南渡社会动乱的时代背景下，有感“伶工之词”的泛滥和与世无补而肯定苏轼的诗化词学观，推崇苏词的；金词由移民词人移入，金代文人词正是从重视词体抒情功能的这一起点发展而来，王若虚肯定苏轼以诗为词，乃是总结前辈经验，顺理成章。而至元好问的表述就更加自觉、圆通：“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空马’气象。……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自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之语，特猝为外物所感触，满心而发，肆口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由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不计文字工拙”、“不知有文字”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词章，而是“文字”处于“情性”的从属地位，不以词章相尚而已。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序》中亦盛赞“唐人之诗”“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知本”。从文学抒情的本体论角度，他认为“吟咏情性之谓诗”，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教化，无他道也。”这与前面对东坡词的论述，两者从立论角度乃至论述语言都颇为相近，说明元好问是以“吟咏情性”、“情性之外不知有
文字”来共同看待、共同要求诗与词的，亦即是从词体的文学抒情性立论的，这是元好问对“东坡范式”的理解与接受。而此种理解接受同时又是以元氏一贯推崇的北方文学精神为其底蕴的。元氏《论诗绝句》第七首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强调自然抒情，不拘文字工拙，这正是率性自然、绝弃雕饰的北方文学传统的精神底脉。诗化词学观重视词体的抒情功能，强调主体情感的独立地位，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词体在合乐发展过程形成的自身特质，即王国维所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以音乐修养论，金源本土词人是不及南宋姜夔、张炎等人的，同时，这些北方作家的填词创作中又自然地引入了北方语言及音韵特征，这一方面使他们延用唐宋词旧调时颇多变体，另方面也影响了金源词风格的倾向特征。总的看，金源本土词人完成了与南宋雅词不同的北派风格，亦有因“语意拙直，不自缘饰”而致的荒率浅直之弊，所以也有“《中州乐府》颇多深裘大马之风”（徐釚《词苑丛谈》卷四）的评骘。
三、女真贵族词人群体由完颜氏女真宗室贵族所组成，有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世宗孙完颜、章宗完颜璟以及完颜从郁等。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八云：“（金）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洽，是以朝野遂成风会。”女真贵族词人的填词创作是其宫廷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战乱和民族偏见，加以年代久远，完颜氏词人作品传世不多。《全金元词》收完颜亮等5人，计不足二十首。但仅就这个群体现存的作品来看，仍可看出其内部由于濡染汉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交融改造程度的不同，其词风显现出明显的递变特征。比较完颜亮和完颜璟的两首词：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真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占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完颜亮《念奴娇》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镂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完颜璟《蝶恋花·聚骨扇》
两首词在内容、风格等方面皆迥然而异。亮词豪爽遒劲，雄健横霸，实属女真民族上升时期的民族精神的外化，但由于其初濡中原文化，词虽不乏率性自然的壮气豪情，但未可与之论工拙。璟词风格纤丽典雅，造语精工，取神遗貌，颇见艺术功力。词中所透露的志得意满的帝王心态和宫廷生活情趣，实已与赵宋王朝别无二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女真族守成时期文教浸润、承平日久的社会心态，以及在民族文化心理交融、改造过程中女真上层贵族渐次雅化的趋向。
再看一首完颜的《青玉案》：“练云封却驰冈路。有谁访、溪梅去。梦里疏香风似度。觉来唯见，一窗凉月，瘦影无寻处。明朝画笔江天暮。定向渔蓑得奇句。试问帘前深几许？儿童笑道，黄昏时候，犹是帘纤雨。”词步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韵，意境亦复似之，其表露的士大夫文人的意趣、理念也一如宋文人词。完颜乃世宗孙，越王长子，曾自刊词百首、诗三百首，名《如庵小稿》，是于词倾力较专注的词人，惜今稿已不传。
女真入主中原后，金代文化的整合是从社会上层接受中原文化开始的。汉文化元素的迅速吸收，改变了金朝的社会文化结构，女真贵族步入词学殿堂是与金代文化发展整合所相伴而生的新的文化现象，在金词发展上有着特殊意义，也是金词发展的一个特殊表征。
以上我们从创作形态和群体特征的角度对金词的创作流行做了初步的分析阐述，这尚是粗浅的，金词的价值无疑有待进一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