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冲突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8-0038-05
随着国家间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大学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水平的重要主体，其地位也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知识经济的主要引导者，大学通过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直接介入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并引发了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与学术文化的变革。大学不再局限于封闭的“象牙塔”之中，而是更多地走向市场以换取大学发展所需资金。大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强化，两者的联姻也孕育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这一现象的产生。厘清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逻辑，从概念上把握学术资本主义的丰富内涵，明晰这一变革所包含的价值冲突，是本文试图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解读
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1997年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他们在调查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四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科研后，将大学或教师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界定为学术资本主义。[1]步入新世纪，斯劳特和加里·雷兹又专门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在《学术资本主义和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一书中，从早期分析谋利动机对学术的影响，转向关注以利益为导向的院校行为跟院校能力提升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适度修正。[2]
1.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
学术资本主义首先指的是大学中的一种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在大学资金来源多样化的背景下，根据“谁付费谁点唱”的原则，大学创造的学术成果归属于各相关利益团体所有。大学中的学术科研人员、学术支持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直接的市场行为或类似于市场行为参与到学术资本化过程中。其中，市场行为指大学直接的营利活动，包括专利申请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开办大学科技园、创立衍生公司、知识入股、出售教育产品和服务等创收活动。类似市场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获得外部资金而展开的竞争，包括争取来自外部的拨款和项目合同、捐款、大学产业伙伴关系等。虽然这两类活动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创造更多收入为目的的。
大学及其科研人员进而根据资助人的要求，开展符合资助人利益的应用性的、商业性的、目标明确的研究。学术资本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学术资本的拥有者虽然名义上是在为公共部门服务，实质上却是在为私人部门创造价值。学术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知识生产和转化方式，这一方式是由大学和大学之外的团体共同形成的，他们通过组建新机构、更新旧机构，或者重新定义大学的使命，以使大学能更紧密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革。[3]
2.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
学术资本主义的推行还需要大学在组织和管理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大量专业化管理人员的出现、兼职教师比例的上升就是这一转向的具体表现。为协调大学与外部产业部门间的关系，许多大学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为直接参与市场并获取收益，一些大学设立了科技孵化器、大学创业园等；为获取外部世界各种信息，许多大学还设有咨询团，由富有的校友、潜在的商人和慷慨的捐赠人组成。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混合的、复杂的经济组织，而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与研究组织。
近年来大学人员构成上最大的变化就是专业管理人员的大量出现。[4]这些专业人员处在传统的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并不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由上级聘任、评价，而不是像教师一样由同行评议。他们有的负责学术成果的转移，有的任职于教师发展和教学评估办公室以参与教师的业绩评价，有的则专注于软件和多媒体材料的开发，推动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专业管理团队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人员与教师”的二元模式，第三股势力的加入则代表了一种新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
3.学术资本主义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
学术资本主义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其在文化上影响了大学及其成员对自身的定位，从而呈现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图景。政府对待大学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于政府对待企业的方式，大学也越来越像企业一样为“赚钱”而从事各种活动，努力从其核心的教学、研究和服务工作中获取收入。皮特·斯科特指出，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不仅大学优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操作方式、主导价值观乃至其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变化”[5]。大学逐渐形成了一种“知识—学习—消费”三位一体的体制。
大学人对自己的角色认识也出现了变化。大学校长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大学的首席执行官，需要对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大学管理人员则强调他们的专业身份，认为他们是专业的大学规划者、学院组织的研究者、学生事务专家和招生专家。大学教师把自己看做是知识和教育劳务的商品拥有者，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公益。学生越来越把受教育看做是为获得更好的职位而进行的投资。学术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大学文化，利益和效率成了主导话语，深深地嵌入大学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生成逻辑
英国学者埃里克·阿什比曾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一种新的大学组织类型的出现都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发展逻辑。我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既有其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外部原因，也是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延伸。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是渐进且缓慢的，但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大学。
1.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与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让西方国家经济陷入到“滞胀”的困境中，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福利政策逐渐失宠。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特别是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鼓吹“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并逐步向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大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来自国家的直接拨款迅速减少。政府资金开始以项目资助和委托开发的名义下拨到学校，目标激励性拨款、绩效拨款、边际成本拨款、竞争性投标等方式大为流行。与此同时，政府也极力鼓励大学与产业界建立起密切联系，支持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等市场行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联邦技术转移法》、《中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等重要法案，以强化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伙伴关系，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在90年代之后，英国政府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知识交流中心”，努力为校企双方开辟增进了解的渠道。正如迪姆指出的，“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下，学术组织自身就时常在强化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管理控制”[6]。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了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生成。
2.经济上的大学资源依附压力与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
导致学术资本主义生成更直接的原因是大学出于资源依附压力而采取的战略调整。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大学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大学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大学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生存，需要不断寻找替代性资源，减轻对关键性资源的依赖程度，消除唯一性依赖。[7]随着政府直接拨款的减少和高校开支的增加，大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拓宽大学正常运转与继续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大学和科研人员开始通过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行为获取其他资源，而不再单纯依赖政府的资源。
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1990年的联邦政府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的69%，1999年该比例降至47%，2001年再降至43%。在英格兰，该国的高等教育生均拨款在1989-1997年间减少了36%，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2003-2004年度的拨款仍然比1989年低33%之多。在美国，政府拨款占院校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50%，下降到90年代的33%左右。与此同时，学生的学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15%增加到22%，来自产业部门的合同收入和高校自身的创收占到近5成。[8]经济上的资源依附压力催生了大学的商业化倾向，而产业部门寻求新技术的需要同大学和教师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契合到一起，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逻辑在大学也由此具有了合法性。
3.社会文化中的绩效至上、自由竞争理念与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
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与西方国家绩效至上、自由竞争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在学术资本主义理念最为流行的美国，其社会根基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对自由竞争的崇尚和鼓励深深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美国学者德里克·博克认为，竞争是美国大学发展的驱动因素和本质特征。[9]受经济、政治和技术等社会环境的推动，高等教育组织日益需要对其使用的资源和生产的成果负责。大学为了确保自身的地位，需要在科研经费、教师、学生、声誉、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意识推动了学术资本主义理念的形成。
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内在成分，“问责制”的兴起也推动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大学要增进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关注消费者和顾客的需求，借助绩效评估手段实现理性决策，注重更细致的过程设计和团队协作等呼声日益强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面质量管理(TQM)和持续质量改进(CQI)理念在大学逐渐流行。英国高校近年来广泛设立的“质量支持中心”，澳大利亚政府于2003年建立的“高等学校评估框架”，“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在1999年引入美国大学就是例证。社会对于大学的科研质量、学生学习、教学和课程设计、教师生产力、课程和教学绩效问责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术资本主义作为大学质量改进的应对策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4.全球化时代大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与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的发展路向。斯劳特和莱斯利认为，全球化对大学至少有四大深远的影响：大学需要压缩一些可有可无的活动；设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符合市场需要的科研项目；与跨国公司和负责产品研发的政府职能部门紧密合作；在保护全球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开展跨国合作。[10]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减少了对公共事业费用的支出，大学为了维持自身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必须通过创收来实现大学的运转。对于大学来说，如果能将学术资本引入市场并转化为收益，无论是对个人、学校还是对国家都不失为明智的抉择。
根据三重螺旋模型理论，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使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另一个核心职能。这一转向引发了大学的第二次革命，“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就是这次革命的必然结果。[11]大学自身的组织类型不可能永远不变。从最开始的以教学为主，到后来教学与研究统一，再到后来加入为社会服务等内容，即便是传统的大学也在不断地演变。从开放系统的角度看，环境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促成了组织的不确定性，适应就是系统寻求动态平衡的过程，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符合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的。
三、学术资本主义隐含的价值冲突
虽然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已展示出理论上的说服力和实践上的指导力。但是，学术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大学文化及组织运作是存在冲突的，明晰它所隐含的价值冲突对大学的决策不无裨益。
1.大学属性转换：公共利益代表还是产业主体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作为享受国家资助的公共机构，作为现代文明的“轴心机构”，其创造的成果理应属于公共产品，不涉及利益冲突。大学的核心使命在于创造知识与传承知识并引领社会发展，大学的科学研究应该受探索真理的兴趣驱使，这种看似无用的非功利化研究其实饱含着最大的社会功用。至于如何将知识产品转化为社会财富，主要是政府机构和产业部门的事情。在学术资本主义的浪潮下，在私有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大学已变身为积极参与市场活动的产业主体。
大学作为产业主体在直接介入市场追求私利的过程中，能否继续实现公共利益成了社会对大学的最大担忧。学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公共部门在追求私人营利的过程中，也能实现公共利益。大学利用自己的知识创新成果，引资创办高新技术公司，加速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催生、兴办新的产业，承担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任，这本身就是大学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有效方式。[12]
2.大学学术研究：学术导向还是市场导向
对学术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当大学更密切地与市场结合时，大学教师和院校会失去其自主权。由于免费拨给院校以支持基础研究的资金被削减，研发经费更多地用于商业研究，因而受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将大大减少。学术人员不再出于对学术事业的责任和兴趣献身学术，物质上的刺激成为他们在实验室里创造知识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学术资本主义的盛行可能会导致大学内部的学科分裂，不同学科之间的等级序列鸿沟将会加大。那些与市场联系不太紧密的学科，比如基础研究与学理性质研究、哲学与人文社会艺术思想等领域，所能争取到的资源将愈加稀少。而工程技术、健康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法律及商务等学科同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服务于这些学科领域的学术人员会更倾向于支持学术资本主义体制。
问题的关键是学术人员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能否继续坚持学术原则。包括伯顿·克拉克在内的支持者认为，大学日益增多的创业活动与传统的学术文化并不对立。大学需要维持其基础研究和学术文化的核心，同时也需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革。[13]一次针对材料工程专业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学者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文化整体上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传统的学术性目标并没有减弱，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仍然是科研人员的首要追求，同产业部门的合作有利于研究人员了解最新的信息和技术变革，进而开展更具前沿性的研究。[14]
3.大学治道变革：共同治理还是公司化运作
学术资本主义需要大学进行相应的组织及管理上的变革。由于大学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具有了产业主体的特征，因而大学内部也更倾向于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出于增强对环境变革的敏锐性及迅速反应的目的，大学决策开始更多强调集权式的专业化管理，而不是传统的基于“共同治理”理念的集体决策。学术的资本化和新经济的出现不仅弱化了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角色，还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和教师角色定位，以及大学内部的专业构成。
对大学公司化的批评由来已久。一百多年前，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安德鲁·德雷帕就指出，“大学不能成为一个商业化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没有精神性的东西，没有道德方法。大学的目的就是解开真理之门，培养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伯恩鲍姆则认为，学术组织与市场组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对学术组织而言，基于文化传统的“软治理”比强调理性化控制的“硬治理”会更合适，因为大学本质上仍然是有组织的无序结构。[15]
在大学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中，强调“共同治理”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倡导“共同治理”者认为，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都只能决定各自领域内的事项，有关整个组织的事务需要集体决策。“大学的公司化只是大学的外壳，学术组织的治理就是确保组织的核心价值并更新其外壳。”[16]教师参与大学决策有助于维持大学的核心价值和使命，因为教师通常是学术文化更坚定的支持者。在学术资本化的背景下，确保大学不偏离其核心使命的重要一环就是把教师吸收进大学治理的过程中。
四、结语
虽然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很短，但大学专利申请、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大学参与地方建设、大学培养实用型人才等实践活动却由来已久。从某种程度上说，1862年美国《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就肇始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开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人们更期待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带动新一轮技术升级，推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对中国大学而言，将大学的绩效表现与经费拨付相结合，借助商业和资本运营手段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鼓励大学积极转化科研成果，努力与工商界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把学术人员的薪酬水平与社会贡献挂钩，引导大学积极参与地方建设；注重课程及学科设置的应用导向，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这些都是未竟的事业。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我国大学有责任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学术资本主义隐含的价值冲突。如何在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和学术品位，在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保护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应有地位，在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大潮中不掉进功利化的陷阱中，在顺应环境变革的同时延续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这些都是我国大学在学术资本化进程中应正视的议题。
收稿日期：2009-06-25
标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大学论文; 经济论文; 逻辑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