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存款保险制度问题规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款论文,保险制度论文,道德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存款保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世界上第一个较为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是美国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后建立的，其目的是针对当时出现的银行大面积倒闭情况。随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建立初期，存款保险确实对防止发生银行挤兑、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它对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威胁愈加突出。
目前，存款保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尤其是SLAs大崩溃使FSLIC陷入无法清偿的尴尬境地，更加增添了人们对存款保险存在的必要性的怀疑。事实上，由于存款保险自身的体制性缺陷，银行所受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敢于冒更大的风险经营，结果导致银行体系风险资产所占比重很大。近年来，美国的银行和储蓄机构的资本资产比率一直都低于那些没有受到保险的竞争者们，譬如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表1)。
表1 不同金融产业的资本—资产比率(1989年a)
金融机构 百分比(％)
5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5.0
大的国民银行控股公司 6.3
大的储蓄和贷款协会5.1
综合性保险公司
10.9
人寿保险公司 12.4
短期商业信用贷款公司 13.3
个人信用公司 13.8
证券自营商
19.7
财产/灾害保险公司22.3
注：a为账面价值。资料来源：George.G.Kaufman，“Capital in Banking：past，present and future，”Journal of Finance Services Research，April 1992.pp.385-402.
二、存款保险的体制性缺陷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加重要。但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信息不对称现象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更为普遍，如政府与纳税人、银行与储户、股民与上市公司、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总之，凡是涉及合约的地方总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一)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定义
信息不对称泛指由于受缺乏传送途径、搜寻成本高和人为隐藏等客观因素制约，导致合约双方对信息的掌握存在着差异，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发生。逆向选择是指交易双方达成交易以前，信息的非对称性就已经存在，信息优势方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使合约签订有利于己方。道德风险则是指交易双方成交时信息是对称的，信息的不对称是发生在成交以后，在所达成的契约范围内，信息优势方依托另一方无法完全掌握其行动之事实，倾向于从事违背另一方意愿的活动。
(二)存款保险及其体制性缺陷
存款保险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在金融体系中设立存款保险机构，强制或自愿要求投保银行缴纳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以便在投保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或陷入破产境地时，能及时向其提供财务救援或直接向其存款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存款的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存款保险实质上也是一款合约，该合约的直接当事人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而存款人作为该制度的保护对象可视为合约的间接当事人，也就是说构成存款保险的基本当事人涉及到三方：存款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而这三方彼此之间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使得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成为存款保险与生俱来的体制弊病。正如，人们在买了火灾保险后不太注意安装火警器或熄灭烟头，在买了偷窃保险后对锁紧车或安装防盗器不关心一样，存款人会对参与存款保险的银行的经营状况漠不关心，而无需承担充分成本和潜在损失的投保银行也有意较接受保险前，冒更大的投资风险安排自己的资产组合，其经营的扩张性动力很强。如美国在1933年存款保险实施后，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实际上降到了创历史记录的水平(图1)。虽然，美国在1991年颁布的《FDIC改进法案》(FDICIA)对减少银行承担过多风险的诱因、提高管理者在银行资本完全流逝之前及时采取措施重组那些“有问题银行”的动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仍不能完全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在存款保险中所起的负面效应。
附图
图1 商业银行资本/资产比率，1933年
资料来源：U.S.Treasury Department，Moderniz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三、模型分析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作为一种制度性缺陷，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集中体现和必然后果，它们对存款保险作用的发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直接构成了该制度的致命弱点。如果不能很好得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威胁到存款保险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为此，通过借助图2中的模型，可分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如何在存款保险中发挥负面作用的。
附图
图2 存款人、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关系
(一)从模型总体上看
模型反映了存款保险是怎样改变了原有模式下存款人与银行间的简单博弈过程，变为存款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三者间的复杂博弈过程。可以看出，在整个信息链中，存款人将其相对于银行所处的信息弱势地位通过存款保险转嫁给了存款保险机构，并由其承担了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所带来的风险。
(二)在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图2a)
存款人与银行间形成了一种相互钳制的结构。存款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必然会审慎地选择稳健经营的银行，主动去监督银行的经营状况，以确保银行存款的安全。并且存款人在将钱存入银行的同时，会要求银行提供存款安全的保证，以维护他们对银行的信心。因此，为了不让存款流失，银行必然会担负起维护存款人信心的责任，尽量减少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倾向和冲动。再者，由于担心挤兑的发生，银行必然会保留较多的头寸以应对存款的日常及突发性提取，而这种举措也相应地减少了银行的扩张规模，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的作用，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三)在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图2b)
建立存款保险后，投保银行通过缴纳保险费，将维护存款人信心的责任转交给了存款保险机构。表面上，存款保险机构只是向投保银行做出了承诺或担保，而存款人的信心仍源自于投保银行(图2b虚线所示)，实质上却是由存款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提供了信心保证。于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存款人与银行间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使得存款人、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三者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机制(图2b实线所示)，其结果造成了对投保银行的激励和约束分别来自存款人和存款保险机构，这很容易导致投保银行所受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此时道德风险的发生也就无可避免了。在这种机制下，存款人更关心的是存款保险机构的经营状况，而非投保银行自身的经营情况，只要存款保险机构不出现问题，存款人便会持续地将钱存入投保银行以期获利。事实上投保银行也经常会利用高利率政策来吸引更多存款，结果高风险性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上升，使得金融体系整体风险水平增加。尽管存款保险机构有权监督约束银行的经营行为，但由于其所处的信息弱势地位，大大削弱了监督约束的效果。即使是发现银行经营行为不当，投保银行也只会受到警告或罚款处理，而不受担心失去存款来源的硬性约束。更有甚者，从事高风险投资往往利润丰厚，一旦成功则归银行所有，失败却由存款人主要是存款保险机构承担大部分损失，银行仅仅损失少量自有资本，这种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必定会加大银行道德风险发生的几率。此外，由于不再担心挤兑的出现，银行手中可用头寸必然增多，这也为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创造了物质条件。
(四)在存款保险的投保方式上
对于存款保险而言，在选择投保方式上也极易导致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发生。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风险规避型银行常常会倾向于不投保，而风险偏好型银行为转嫁风险则会积极地参与存款保险，这样会加大存款保险机构所承受的风险，严重的还会危及存款保险机构自身的生存。在强制保险的情况下，存款保险机构要求所有的银行均参与投保，势必会造成各银行待遇的不平等，产生“搭便车”的现象。风险规避型银行缴纳保险费以补贴风险偏好型银行，其实起到了变相鼓励风险偏好型银行的作用，会诱使风险规避型银行向风险偏好型转化，以充分利用它们支付的保险费的价值，此时便难以阻止道德风险的产生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存款保险一方面抑制了原有格局下存款人与银行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了银行遭挤兑的风险，成功地消除了银行体系整体性的货币外逃；另一方面却又助长了存款人、投保银行和保险机构间新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使个别银行有意承担过大的经营风险，而且监管机构也不能在投保银行完全丧失清偿能力前，及时对其进行资产重组以防止损失的继续扩大。
四、结论
由于银行业自身的脆弱性——其经营是以少量自有资本金为基础，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进行的，决定了银行业的安全完全维系在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之上。从短期效果来看，存款保险的确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存款人信心和防止银行挤兑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使得存款保险对消除银行体系固有的传染性弊病并未有任何实质效用。导致银行恐慌乃至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效应与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阻止银行危机扩散的有效手段是提供更多的银行特有信息，而以提供流动性为主要措施的存款保险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Sangkyun Park，1992)。相反，该制度却起到了“扶劣限优”的作用，使银行所暴露出的问题未得到及时妥善地解决，这本身就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违背。金融体系中隐患依然存在，如果稍有处理不当，便可能会导致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出来，引发更大的危机，届时其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既使是存款保险也无能为力。
目前，我国管理层正欲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若不能很好地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存款保险的消极影响，处理好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和存款保险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大大降低存款保险制度的预期功效，而相对有效的办法是解决好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及信息失真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