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研讨会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于1997年11月13日—17日在厦门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乐黛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教授及近年来活跃于比较文学和人类学界并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萧兵、叶舒宪、庄孔韶、曹顺庆、徐新建、杨儒宾、刘毓庆、易中天、郑元者、Mary Hardy等，共同就文学人类学的定位、多元文化、同质性、方法论、口传／书写、文化展演、知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集中和深入的讨论。
定位于比较的同质性之中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的定位问题很自然地首先被提出来。文学与人类学缘何走到了一起？它们之间有什么同质性？这些问题都与“文学人类学”的命名关系密切。在最高的理解层面，人类学与文学皆属研究人的学问，高尔基干脆将文学称为“人学”。就此而言，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应属合理。加之，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比较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文学的人类学研究”（Literature in anthropolig-ical study）、“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这种学术现象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内在联系。乐黛云教授就文化的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中心／边缘”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文化转型时代的学术转型应归结于对“人类”的普遍关怀。文学人类学即是在如此学理下的一种学术结合，因而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学术新事物。就学术的逻辑前提而言，二者具有内在“同质性”。李亦园教授认为，文化人类学本身是一门比较的学问，因此，比较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可以获得学理上的共同前提。然而人类学的比较领域相对比文学更为宽广，前者侧重于民族的、口传的、变迁的展演性（performance）；后者则倚重于文字的、确定的文本研究。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各有偏颇；进行学科上的互补无疑有益。徐新建教授以发生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十三年一次的“牯脏节”（砍牛仪式）的亲身观察、体验和实录为例，阐述了一种民族文化现象从本文到文本的变异过程和展演规则。
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定位，叶舒宪教授认为，学科相撞的目的在于学理的相通。任何学科都是相对的、滞后于科学研究成就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原本是律师，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早先的学术训练为自然地理，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是物理学博士，语言学大师皮亚杰研究的是蜗牛……学科是知识在特殊时期的通汇。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经常造就出伟大的成就和大师级学者， 却并不见得囿于一个固定的、传统的学科成规。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心雕龙》就是文化传播的产物，刘勰本人深受佛教影响。至于将《文心雕龙》置于某一个“学科”则完全为后续。既然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且不是亘古不变，那么，今天就给文学人类学一个僵死的定位既不易亦无益。萧兵教授以“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为例，讲述了以人类学的视野、方法、资料以及“三重考据”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进行重新阐释的裨益。
借鉴于学术整合的策略之中 谈及学科之间的整合问题，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认为，借鉴不同学科的成果和学科之间的整合是当代国际学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从单一学科的立场去看待问题往往不容易认识清楚，所用资料也显得相对偏狭；而从东西方大师级学者的统计资料和分析来看，他们大多是跨学科的。因此，文学人类学本身就是一个科际整合的范例，重要的是要从体制上进行设计。杨教授还介绍了近二十年来台湾学术界在李亦园先生倡导下科际间整合的实践。如果说当代学术的一个特征是科际整合的话，那么，整合的方式也就成为检讨研究本身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此刘毓庆教授和郑元者博士提出见解：学科之间的借鉴和整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个学科相加，而是在对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存在方式、专业训练、表述手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的学术选择。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教授以“不浪费的人类学”为题，特别就文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进行阐述：“书写系统”是美国人类学百科全书的一个重要辞条，是人类学家生产“产品”的手段；但人类学家在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时，经常是无文字社会，是口传材料。人类学家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研究又少不了受到来自政治的、 经济的、权力的、文化背景、个人兴趣爱好、直觉等方面的制约，并影响到对调查材料的选择；从口传到书写的过程必然带有个性化和文学化。如果标准的民族志撰写要求尽可能的“客观化”，以满足民族志写作的规范；而对那些带有人类学家直觉性的、情感性的，当然不排除对本质性认识的部分，文学的“诗化”表述不失为一种补充方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科际整合的前提在于对话。对话便进入到了一个“边界”（frontier）范畴。毕竟文学和人类学经过长时间的形成和发展，经过无数科学家的规范和确认（identity），已经有了各自相对稳定的领域范畴。尽管任何科学的成果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尽管学科的边界并非壁垒森严，却不说明学科之间可以随意跨越。所以文学和人类学的互相借鉴首先要寻找边缘地带和互动关系。梅新林教授从神话原型结构所引出的人类文化表述的象征系统便是文学和人类学共同关心的一个方面。《红楼梦》讲述神话的象征指喻；列维—斯特劳斯寻找神话象征的指喻结构，他们的终极关怀都是人类本身，而人类语言表述的象征指示都为文学家和人类学所熟知、研究和应用。这些方面就构成了文学和人类学的“连接部”（boundary）。因此，对语言和象征的研究，文学与人类学可以欣然借鉴。
文学对人类学方法上的借用是本次会议谈论较为热烈的话题。人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要求一个单位时间的“田野作业” （fieldwork）。它讲究对某一个族群、社区、村落等变迁社会的参与性观察和体验，讲求对考古材料、口传材料、文本材料、民俗材料的全面了解和获得；而要取得这些材料，身体力行的参与，配合相应的访谈、抽样、统计等手段便不可缺少。萧兵认为，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把人类学方法移植于文本的研究之中。“破译系列”正是试图将考古的材料、考据学的方法、民俗资料、少数民族遗俗（survivals ）等结合起来，以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式的研究方法为榜样对中国经典文献进行研究。来自民族文学研究、艺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仲高、易中天、周凯模等也分别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人类学方法移植的必要性作了阐发。
知识体制更新于“后现代”之中 “后现代主义”尽管是一个西来词汇，却没能妨碍在这个名词之下文化语境的真实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拒绝接受类似词汇，却无法抗拒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互动关系的同时存在。这种以“后”为特征，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霸权话语等等很自然地成为学者们不能不正视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转型和调整也包含着在新形势下策略性选择的意味。因此，本次会议中一些代表也带来了这方面议题。王宾教授认为，文学人类学其实隐藏着在学术上消解“他者”的同时也消解自我的危险性。他引用了德里达的观点，认为在西方二千多年的论争中，每次都是哲学在上，文学在下；而现在文学树立了自己的“霸权”，它的代价恰恰是牺牲了文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文学和人类学都具有自身相应的学科归属，如果将文学与人类学的边界淡化，就意味着进入到一个二律背反的危险之中。在以“后”为特征的语境下进行学术调整是学术生存的逻辑必然；但是，依照德里达的推演，逻辑推到最后就成了非逻辑。在谈及学科生成和发生的问题上，杨儒宾认为，学科的“合法性”经常并不是由定义而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权力（power）的问题。 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此种论断依据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权力。因为在19世纪欧洲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德国成为西方思想和哲学的代言，黑格尔又成了哲学的代言。所以对文学人类学的评价也多少隐着福柯“权力／知识”的结构逻辑。张德明、李西建、朱存明、王立等学者也就文学人类学在新语境中的话语能力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乐黛云、李亦园一致认为文学人类学是一个新的学术背景下的“新生事物”，它需要有新的“知识结构”加以应对。关于知识体制的更新问题，彭兆荣认为，知识体制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历史积累的客观性、特定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性和人们掌握知识的有效性所构成。因此知识体制同时具有集合性的静态特征和发展更新的动态特征，知识（knowledge）和认知（know）都表明其双重性。 任何学科其实都是社会知识体制的分类。尤其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知识体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比如“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人们的重视，它们对传统和“精英”文化重新进行解释。“边缘”对“中心”也起着空前的说明作用。甚至连学者们传统做学问的方式都在悄然进行着革命，因此，无论从学科建设的战略上抑或是学者从事具体学术研究的战术上来看，知识更新都势在必行。而文学与人类学相聚的客观实在，超出了人们主观意愿的范围，它实际上是一场知识社会学的革命；是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范例。如何面对文学与人类学相撞或许并非最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来自知识体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