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园里论文,大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254(2007)02-0005-09
为什么给“文学”加了个引号？因为，走进大学校园，你会发现，遍地都是文学——有作为科系的“文学”，有作为专业的“文学”，有作为课程的“文学”，还有作为文本的“文学”，作为社团的“文学”，以及作为竞赛的“文学”，以致你不加引号，根本无法区别。
这下子你该明白了，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并不简单，起码是复数，而且五彩斑斓。面对大学校园里五花八门、甚至有点变幻莫测的“文学”，你如何选择、反省、参与、欣赏？这涉及到你四年大学生活的质量——不，如果想念博士，起码还得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不是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而更接近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所谓大学生活的质量，不是指毕业后的薪金，也不是哪个专业的学生对社会更有用，而是如何让大学生活过得充实、雅致、有趣，日后回想起来余味无穷。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文学”绝对是大学校园里的“头等大事”。
1929年，当时的北大教授刘半农曾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北大河》，建议将老北大三院旁边的那条臭水沟整治好，收归学校所有，并命名为“北大河”。为什么呢，刘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总而言之，我虽然不相信风水，我总觉得水之为物，用腐旧的话来说，可以启发灵思；用时髦的话来说，可以滋润心田。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柳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刘教授在巴黎拿的博士学位，误将塞纳河边读书的经验，移植到了中国。他没想到，缺水是北京的大问题，不仅仅关乎文学美术。日后周作人写过一篇《北平的春天》，感慨北京因为缺少水气，显得不够丰腴、滋润，故春天慌里慌张的，刚感觉到它来，马上又跑了。今天北大校园很美，尤其是未名湖周边，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这不是刘半农设想的“北大河”，此处原先是燕京大学的校址，北大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迁入。不过，校园里有一汪水，不管大小，总是显得生气勃勃，好多了；我走了那么多大学，发现真的是不成文的规矩，有江河最好——因为是活水，湖泊也不错——面积可大可小，池塘次之，因清污任务很重，实在不行，起码也得弄个喷水池什么的。
让校园里有水，造成小姑娘眼睛“水汪汪”般的“灵气”，这很好；可让校园里有文学，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以为更重要。后者无形、无色、无声、无息，但却是大学校园里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值得你我仔细鉴赏。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第一，曾经，“文学”就是“教育”；第二，关于“文学与大学”；第三，在“趣味”与“专业”之间；第四，何妨“附庸”一下“风雅”；第五，“作家”还是“写作者”。
一、曾经，“文学”就是“教育”
要说“文学”曾经就是“教育”，不妨先从一则逸事说起。十年前，我因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关心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是如何创设的，注意西方传教士的影响。狄考文(Calvin W.Mateer)曾代表泰西各国寓华教士组织的“文学会”，“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建议设立总学堂，设计的众多课程中，竟然没有“文学”。既然是“文学会”，开出的课程表，为什么与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根本无涉？“文学会之设”，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为这一奏折所加的跋语称，“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① 仔细琢磨，终于明白，他们所说的“文学”，并非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而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这一点，有此前林译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为证。
日本人森有礼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极大，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创建新学体制的重要样板之一。书中第一篇，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Woolsey,1801-1889)复函，论述“文学”如何有益于富国，有意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有益于伦理、德行、身家，有益于法律、国政等[1] (P2～4)，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文学”，也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
不是外国人中文不好，误解了；而是他们希望表达得更古雅些，让那些有文化的中国人明白。当然，也是因为那时作为Literature对应物的“文学”，还没真正建立并被广泛接受。先举三个著名人物的“文学观”为例。
王韬曾撰《变法自强》，主张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来测试、选拔人才。作为学校科目，王韬主张分为“文学”和“艺学”两大类：“文学”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四科，“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四科。如此说来，他心目中的“文学”，约略等于今天的“人文学”。
在《盛世危言·考试》中，郑观应建议设立各式学校，分科则“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陆军科与海军科)。其中“文学”六科的划分值得注意：也就是说，在郑观应看来，同是“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涵盖除军事以外的一切人类知识；狭义的“文学”，则仅限于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
1901年，蔡元培出版题为《学堂教科论》的小册子，从教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在蔡元培的分科体系中，共设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名学、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科。其中的“文学”，包含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小说学五个分支。从“美术”以及“玩物怡情”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可还是稍嫌笼统。
回过头来再说“文学”为什么可以等同于“教育”。
《汉语大词典》中【文学】一词，征引的范围，从孔子到鲁迅，分列十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孔门四科之一，第二指儒家学说，第三泛指文章经籍，第四儒生，第五学校，第六文才等。关于“文学”可以训为“学校”，即习儒之所，词典引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或许，采用时代更早的曹操的《修学令》，更合适，也更带劲。
建安八年，也就是公元203年，曹操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说的“各修文学”，当然就是指教育了。你看，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先王之道不废”。前人对此评价甚高，可也有教育史家认为：“其实是利用学校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政权。”[2] (P204)无论谈什么，都先追问动机，既然曹操是个野心家，热心办学，肯定没安好心。这么深刻的论述，有点走火入魔了。
其实，在古代中国，出现最早且影响久远的关于“文学”的界说，还不是教育，而是“文章博学”。《论语·先进篇》说到孔门四科，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有所谓“文学：子游，子夏。”也就是说，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这里的“文学”，不是擅长文学创作的意思，而是涵盖了整个人文修养。孔子教导自己的儿子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这不完全是语言表达问题。你看，《论语·阳货篇》称：“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流传千古的名言，上文学史或批评史课时，都会引用。学习《诗》三百篇，不仅是训练表达能力，更包含思想、趣味、思维、情感、学识等，整个一个人文教育。
学《诗》，其范围及功能远远超过了今天的文学教育；反过来，“六经”中其他科目的训练，也包含了若干今人所理解的文学教育。《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再加上学《易经》、《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所谓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这么来的。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大体都是这个样子——一方面，所有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辞章诗赋，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又没有设立专门研究“文学”的学校或科目。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可能是个例外。这所创立于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的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新大学，据说是为了与以经学为中心的太学对抗，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不管怎么说，教育史家很看重其开创性：“世界上的专门大学，特别是专门的文学艺术大学，当以鸿都门学为最早。”[2] (P167)这种不以儒家经典为教学中心的教育方式，影响了唐以后各种专门学校的创立。不过，唐宋以降的专门学校，有学艺术的，却没有专攻文学的。除作为读书人正途的国子学、太学外，唐代有四门学，包括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宋代则有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文学为什么不在其列？就因为那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修习的；既然人人都会，没必要专门训练。
换句话说，文学很重要、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不必要设立专门的学校。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建立新学制，创办现代大学时，还曾因是否需要设立“文学”科系，有过激烈的争议。这方面的论述，有兴趣的同学，可参见我收录在《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新教育与新文学》一文。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谈及教育，文学既是中心，也是余事。确实有过对于教育专门化的追求(比如清代的颜元)，更不乏对于科举制度的严厉批判。这里面，朝廷取士与民间办学二者的纠葛，始终是个大问题。去年是废除科举制度百年，不少学者发表了意见，如何重新看待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置进士科，开创了绵延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制度。历朝历代考试科目有所变化，其中诗赋取士，对唐代诗文繁荣影响很大；但一般说来，科举出不了伟大的文学家。这一点也不奇怪。科举取士，很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第一思想正确，第二头脑清楚，第三常识丰富。行了，就这样，具体事务有吏(专门人才)来处理。这是选拔官员，又不是“新概念作文”比赛或者“红楼梦文学奖”评选。程式化的考试，确实摧残人才；可另一方面，形式上的公平，使得下层百姓有可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还记得《烂柯山》里朱买臣马前泼水吗？别小看穷书生，苦读诗书的结果，说不定有朝一日高中。读书就是为了当官，专门家不被看好，这使得传统中国的科学不甚发达。可另一方面，大一统中国，之所以能上下贯通，自由流动，靠的就是这个制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必须通过战争甚至改朝换代来落实；至于科举考试，则真的使得穷苦人家的孩子有改变自家命运的可能性。这一上下流通，不仅仅是从乡下到城市，还有倒过来的，比如官员的“告老还乡”。你到婺源去旅游，那里古代属于徽州，20世纪50年代才划归江西，很多偏僻的乡村里，都能见到精致的徽派建筑。谁盖的？或是商人发财，或是官员告老还乡。官员之所以告老还乡，可能是颐养天年，也可能是逃避政敌的迫害。至于回到乡里，可能鱼肉乡民，也可能提升当地民众的文化水平。“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这是传统中国文化普及、道德提升的一大特征。从什么时候起，商人发了财不回家，官员退休后更愿意呆在城里？晚清以后。这跟西方文化的进入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城市的医疗及文化娱乐大发展，相形之下，农村日益衰败。在此之前，城乡的生活水平相差不是很大，各有各的好处。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文人愿意隐居山林？现在呢，除了度假村或乡间别墅，还有哪个得志的官员或富豪愿意“告老还乡”？前一阵子读报，见韩国总统卢武炫回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家乡盖房子，准备退休后回来，跟老邻居一起钓鱼。我很感动。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从乡下走出来的读书人，功成名就后，还愿意回到老家去，那个时候，“新农村建设”才能说是获得了成功。
好，闲话就此打住，还是回到文学教育。我关注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后，“文学”在校园里的地位以及命运。
二、关于“文学与大学”
一百年前，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其中第四章的题目就叫做“文学与大学”。白璧德强调，大学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量化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此前，斯宾塞在《论教育》中，“带着真正的预言精神宣告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与文学”，称文学艺术只配“占据教育的闲散部分”。这么贬低文学的功用，作为文学教授，白璧德当然非常愤怒，于是奋起反驳：“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关键在于“人文”，而文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3] (P57～72)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0年代因弟子吴宓、梁实秋等人的大力宣扬，在中国引起关注。但因《学衡》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长期以来受排斥，最近十几年，才重新得到学界比较正面的评价。
在此之前，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出版了《大学的理想》一书，那是西方教育史上较早系统、全面地论述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的名著，其中包括一篇《文学——在哲学和文学学院的演讲》。文学是什么？纽曼的回答是：“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我所说的‘思想’是指各种主见、情感、观点、推理及其他的大脑思维活动。”前些年，有人嘲笑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因而不能算伟大的作家；也有人将抒情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这些我都反对。不是为鲁迅争气，而是涉及文学的定义。“这些伟大的作家按照自己感悟到的方式去创作，用最恰如其分的方式把他们自己要说的话写下来。”[4] (P144～150)或简洁自如，或热情奔放，或实事求是，或条理分明，如此精雕细刻，都是好文章。纽曼举的例子，是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他的代表作是《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自传》三联书店出过中译本，其中谈及如何再三斟酌这部历史巨著的叙述文体，很有意思，值得品味。
纽曼书中有这么一句：“谚语说得好：‘诗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造就的。’经无数事例验证，这对其诗作或诗人本身都是确凿无疑的。它们是生出来的，而不是编造出来的。”[4] (P139)对于文学院的学生来说，这话该如何理解？没有天才，你学了也没用；若是天才，又何苦来这里念书？确实，真正伟大的作家，很少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还记得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吧？苦难是人间最重要的学习与教育。这一点，跟章太炎说的差不多：平生学问得于师友讲习者少，得于人生忧患者多。哈佛旁边的书店里，陈列着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但它们的作者，大多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写《汤姆·索耶历险记》的马克·吐温，小学没念完；写《嘉莉妹妹》的德莱塞，中学退学；至于爱伦·坡、福克纳、斯坦贝克等，也都是大学未毕业。②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举个例子，沈从文就是自学成才的。沈从文1923年到北京后，曾在北大旁听，但那无关紧要；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徽音等作家，或许那才是关键。沈从文日后曾在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小说写作，因此，这个命题应该倒过来了：不是大学教育启发了他的文学才华，而是他改变了学院里的教学方式。
也有正儿八经留学的，可所学专业跟其日后的文学创作距离十万八千里。比如，鲁迅曾在日本的仙台医专读书，成绩中等，作为外国人，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鲁迅不是像有人胡乱猜测的，因学医失败，才弃医从文，这点学界多有考证。真正因自身缺陷而放弃医学的，是诗人兼史学家郭沫若。郭沫若曾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可因为17岁在嘉定府中学读书时得过一次肠伤寒，病中并发的中耳炎严重损害了听力。作为医生，临床使用听诊器有困难，于是改为从事文学、史学以及政治活动。不能说早期的医学教育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毫无帮助，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郭沫若早期小说，都可以看到一点学医的影子，如对于迫害妄想狂的病理学分析，或对性心理学的了解。但这些，都不是鲁迅、郭沫若成为伟大作家的关键所在。
最近的例子是余华，他当过五年牙医，不过，好像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属于耳濡目染，说好听点是“家学渊源”。日后转过来写小说，从小在医院长大这一经历，还是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余华的小说，擅长以冷静笔调描写血腥、暴力和死亡，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我以为这与其短暂的行医经历有关。
当然，我也可以举冯至、汪曾祺等，他们是学文学的，以后的成就与早年的学校教育关系密切。1920年代在北大念德文系的冯至，日后成为现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抒情诗人之一，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中，冯至提到：“我喜欢诗，常去听讲诗的课。”特别讲到，沈尹默讲唐诗，黄节讲汉魏乐府，如何让他大受感动。③ 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提到了在“大一国文”这门各系学生都必修的课上，听刘文典讲《庄子》、闻一多讲《楚辞》、罗庸讲杜诗，还有沈从文教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文章最后称：“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④ 沈从文讲授的课程，对汪曾祺影响最大，这点文学史家都注意到了；而汪本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也有详细的描写。那是一篇好文章，不但对于理解沈、汪的师承联系，而且对于理解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也都很有益处。
这两个例子，很长学文学人的志气。可也有让人泄气的，比如作家刘绍棠从北大中文系退学的故事。刘绍棠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3岁便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52年上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青枝绿叶》。这篇小说被臧克家主持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被编入1953年高中二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于是，引起了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注意，将刘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54年，刘绍棠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后申请退学。原因呢，据说是课程学习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冲突——他本人希望乘胜追击，多少也有像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早”的意思。退学申请交上去后，北大校方以及高教部都不同意，最后求助于胡耀邦，才得以成功。两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刘被打成右派，20年后才得以翻身，重获创作自由。如何看待这个退学事件，是北大教学方式有问题，还是刘绍棠自我设计的错误，或者是整个大环境使然？当然你可以说，以他的狂傲，退不退学都可能摔跤，被错划成右派，那是国家的事，自己把握不了。可我听北大好些老教授感叹，刘绍棠有才气，但底子薄，急于成名，急于出大作品，结果很快就才思枯竭。被打成右派之前，其创作已经出现某种颓势。
我还是那句话，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这么说，不至于被误解为“文学”与“大学”毫无关系吧？
三、在“专业”与“趣味”之间
大学校园里，同样谈论文学，可能是专攻唐诗宋词的文学博士，也可能是研究天体物理的老教授。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语言？有，那就是都喜欢“文学”。至于具体评说，则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大概会以为，我是独尊专家，而看不起业余爱好者。相反，我对凭直觉、凭兴趣，童言无忌，信口开河，很是羡慕。碍于专家身份，你必须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前两天，有记者电话采访，说有人认为韩寒比鲁迅还伟大，你怎么看？这是哪跟哪，真想破口大骂。另外，专业研究者有时会出现审美疲劳，或者碍于常规，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判断不准。所以，蔑视常规，纯凭个人兴趣，下大判断，有时也能出采，让职业批评家相形见绌。我大致同意法国学者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1874-1936)的说法，职业批评“乃是一种讲坛上的批评”，长于逻辑与条理、着重整理和推论，相对来说不够敏感。而“对同代人的批评，尤其需要鉴赏力，一种活跃的、敏锐的、年轻的鉴赏力”。[5] (P30～70)因此，我们不该完全排斥那些作家、记者或一般读者所作的“自发的批评”。而作为职业批评，我们应该努力进入文学的内部，尊重自家的眼光与文学立场，在“专业”与“趣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中国，“文学教育”这个职业，或者说“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中有所辨析。[6] (P101～133)而在《“文学”如何“教育”》中，我提到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变化：“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⑤
经过一百年的演进，现在中国的“文学教育”，已经树大根深，花繁似锦。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举两条材料，让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先看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750是文学，750.11是文学理论，750.14是文艺美学，750.17是文学批评，750.21是比较文学，750.24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下面又分周秦汉文学、魏晋文学、南北朝文学等。750.34是中国各体文学，接下来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戏剧文学、中国小说文学、中国散文文学。750.37是中国民间文学，750.41是中国儿童文学，750.44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用说，下面又有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等。750.47是世界文学史，接下来有按时代分的，如古代世界文学史、中世纪世界文学史、近代世界文学史、现代世界文学史。又有按国别分的，如印度文学、日本文学、俄国文学、英国文学等。最有意思的是，代码为750.99的“文学其他学科”，也就是说，实在塞不下的，都可以搁在这里。至于新闻学、艺术学等，有另外的学科代码。如此细致的分类，可见专业化程度之高。不是一句“我喜欢文学”，或“我是教文学的”，就敢包打天下。
之所以提到新闻学、艺术学等，那是因为，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规定，拿“文学”学位的，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4个学科66个本科专业。据统计，最近几年，我国大学授予文学学位的，约占同期毕业生总数的9％。换句话说，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中，大约有两百万是准备拿文学学位的(学士、硕士、博士)。
说这些，无非想说明，“文学”已经成为大学里十分重要的专业设置或主干课程。读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即使不专门研究文学，也都修过文学方面的课程。作为专业的“文学”，因为有体制方面的支持，目前进展顺利；反而是另外一方面，即作为“趣味”的文学，让人牵肠挂肚。不是课程，没有学分，也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大学校园里非专业的“文学”，还能不能存活下去？还有没有发展前景？这是我所关注的。
我想强调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办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时，各大学的学生刊物曾发挥很大作用。我曾撰文谈及中山大学的《红豆》，以及全国大学生杂志《这一代》等。现在呢？北大每年都举行“未名湖诗歌节”，还有中文系学生办《启明星》等，很活跃，但影响有限。其实，从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办《新潮》起，校园文学始终生机勃勃，是文学人才的摇篮，也是文学创新的试验田。
我刚接到2006年第8期《文讯》，这是一份由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支持的刊物，上面有一个专题“啼声初试——综观大学校园文学奖”，值得一读。根据调查，台湾161所大专院校中，举办文学奖的有62所。这些文学奖的设立，大都超过十年，最长的已经举办37届。奖金最高的，是“台大文学奖”，小说组首奖奖金新台币3万元，约合人民币七八千。最低的是台南护理专科学校的“夏之页文学奖”，奖金300元新台币，等于七八十元人民币。奖金多少无所谓，主要是精神鼓励。更有趣的是，设奖最普遍的是散文，总共设了60种。其次是新诗，57种。小说第三，51种。文学评论只有6种，很可怜。倒是设立古典诗奖的，有10种之多，大大出乎意料。另外，还设有古文、词、骈文和曲等奖项。[7] 单看设奖方式，就知道他们的文学教育，与我们有很大差别。这事情有意思，建议《当代作家评论》也做一次，把全国各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社团、文学杂志以及文学奖项整理一下，既显示实绩，也暴露问题，以便进一步改进。同时，我想，应该让全社会以及学界明白，当代中国，所谓的“青少年写作”，并非只有商业模式，校园文学依然是重镇。只看谁谁谁卖了多少册书，得了多少版税，那并不代表文学的未来。
说到“专业”以外的“文学趣味”，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来的，是现在大学里普遍开设的通识课程。你是学物理的，他是念计算机的，但都必须修一点文学方面的课程。解放前叫“大一国文”，现在则是《大学语文》。作为教师，面对千差万别的学生，如何引导他们进入“文学”殿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课本的编写，就是个大问题。以前基本上都用徐中玉等主编的《大学语文》，后来许多大学教师自己编，或联合若干院校教师一起编，真可谓“异彩纷呈”。我看过的，比较有特色的是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钱理群等编撰的《大学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后者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大学语文》的思路，即轻装上阵，撇开语文知识以及思想教化，而以“文学经典”为中心。
这些书的编者都很用心，出版销售情况也很好。可我一直怀疑，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能否有另外的路子。靠增加一门必修课，是否就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文学的能力？希望一册选本定乾坤，很可能怎么编都有问题。我更倾向于开设各种文学方面的选修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只要规定学分就行了。千万不要低估学生的阅读和鉴赏的能力。甲选的是小说，乙选散文，丙喜欢韩愈，丁专攻莎士比亚，都可以，只要你感兴趣就行。一定要走出“中学语文”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培养学生选择、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兴趣与能力。你可能担心，这么一来，学生的阅读很不全面。本来就不是专业研究，要那么全面的知识干什么？与其全面开花，不如千里走单骑。文学课程不同于物理或化学，缺了这一环，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文学阅读没必要这么循规蹈矩。有了基本的阅读训练后(这个阶段，中学已经完成了)，完全可以选着听，跳着读，没必要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所谓“循序渐进”，主要指的是专业训练，不适合于文学爱好者。跳过唐诗讲宋词，是有些遗憾，但不是完全听不懂。更何况，就像学外语，听录音带，只要你愿意，可以来回倒带子。没有人规定，一辈子就只能看一遍《水浒传》，或者只能读一遍《离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阅读理解会不断加深。这才是正道。关键是培养阅读兴趣，至于专注《楚辞》，还是偏爱托尔斯泰，没关系，都是好事情。读书的人都明白，只要你养成兴趣，自然会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在我看来，以培养“阅读兴趣”作为大学里非专业的文学教育的工作目标，这样做更实在，也更有效。
四、何妨附庸一下“风雅”
同样是“阅读”，其实天差地别。有人读经典，有人读时尚，有人深度阅读，有人浅层阅读，有人随便翻翻，有人正襟危坐。哪一种阅读最好，很难说，取决于你读书的目标。
时代变了，如果我引用先贤的话，告诉你只能读经典，不要读那些没经过时间淘洗的新书，你肯定觉得太迂腐了。可反过来，你只读时尚书籍(包括流行文学)，即使整天手不释卷，也都收获不大。读时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太赶热闹，最好保持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独立思考的空间。
你可能会说，我也知道经典很好，可我读不懂，而且，读起来很累很累。读不懂还在读，读得很累仍然坚持，这不等于在“附庸风雅”吗？好，就从附庸风雅说起。清人蒋士铨撰有传奇《临川梦》，在第二出“隐奸”中，陈继儒的上场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结尾则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你们念中国文学史的，大概都会知道这一节。其实，这个评价，清初大诗人钱谦益已有言在先。不用说，这里的“附庸风雅”是贬义词。过去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有件事，改变了我对这个词的理解。
十年前，我出版过一册《阅读日本》的小书，其中谈到我在日本看画展的体会——开始很不以为然，嘲笑日本人不懂装懂，慢慢才悟出其中奥秘，于是产生了敬意。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教养，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提升的。用《论语》的话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篇》)各人天赋不同，机遇不等，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但保持一种对于文学艺术的敬畏，努力去学习，去观赏，甚至只是去“捧场”，去消费，都是件好事。因为喜欢——或者假装“真的很喜欢”，别笑，很多人都是这么起步的。对于“风雅”，从“附庸”日渐走向知音，从装点门面，最后走到登堂入室。
所谓“附庸风雅”，有个前提，那就是知道什么是风雅，什么是粗俗。你要是不承认书有好坏之分，只要有字，拿起来就读，那样的话，开卷无益，不能怨别人。你说，我不管，什么书读起来轻松，我就读什么书；什么事做起来容易，我就做什么事。那也可以，这叫“消闲”，不叫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学习有趣，但是个很累的事情，不可能永远快乐。
我相信，人都有向上之心，又都有很大的惰性。一般来说，“放松”比“抓紧”容易、“下坠”也比“提升”舒服。作为教育者，我以为，指出向上一路，比怂恿向下滑落要好。同样道理，“附庸风雅”比“假装流氓”好。因为，二者都有可能经过一番努力，越学越像。我不喜欢“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的名言，因为，这里所隐含的，除了反叛——这点我们往往从正面去理解，还有对于道德约束与精神提升的彻底放弃。提升很累，放下则很舒服；久而久之，很可能无法分辨良莠，或者假装看不清，以推卸责任。
因此，我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何妨也来“附庸”一下“风雅”——取法其上，起码还有向上走的可能。我说的是道德、文章、学养、趣味，而不是金钱和享受。20世纪80年代，我们会因为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神话》而激动不已，今天的大学生还会这样吗？基于某种信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人现在太少、太少了。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它来解读“附庸风雅”，也是别有风味。
回过头来，还想说说读书。嘲笑人家整天沉湎于时尚读物，是“自甘沉沦”，未免言重了。不过，如何选择有效的读书方法，确实是个问题。不久前，我在三联书店举行的“文史阅读消夏读书会”上，做了题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的专题演讲，其中谈及金克木先生。金先生写文章之所以纵横捭阖，跟他青年时期的读书不拘一格有关。那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看到著名学者来借书，他就偷偷记下来，然后跟着读。如此“取法其上”，很聪明。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读书是跟着广告，跟着电视，跟着明星，那太可惜了。
五、“作家”，还是“作者”
刚才说了，大学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兴趣、提高修养，而不是造成多少“作家”。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中国的“作家”有其特殊含义，不是每个“码字的”(王朔语)或出书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作家”。
这里所说的作家，其实就是文学家，也就是专门撰写诗文小说戏剧的。我们都知道，这样来理解“文学”，是晚清以降才形成的思路。“文学”的概念在演变，并非从来如此。这一点，中、外都一样。《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界说“文学”的：【Literature文学】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的总称。常指凭作者的想像写成的诗和散文，可依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完美程度而区分优劣。文学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可按语言或国别分，亦可按历史时期、体裁或题材分。⑥
依据想像创作出来的，才叫文学，那是后来的定义。最初则涵盖了所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实际上，直到今天，文学的定义也仍有很大的伸缩性。刚才提到，纽曼特别推崇的爱德华·吉本，主要不是辞章家，而是史学家。可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很受欢迎，在文学史上也有崇高地位。王佐良在《英国散文的流变》中，专门提及此书“表面上的典雅与骨子里的嘲讽”相混合的这么一种特殊的散文风格，并且称：“这才是他的杰作，也是英国和欧洲史学界文学界至今称颂的不朽巨著。”[8] (P87)
罗素以及丘吉尔的获奖，更可见文学概念的弹性。1950年，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eeiam Russel,1872-1970)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年恰好是诺奖设立50周年。你可以说罗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是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代言人，是西方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见证人，可其众多影响深远的著述，如《数学原理》、《物的分析》、《意义与真理的探究》、《人类的知识：它的范围和界限》等，涉及哲学、数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跟一般想像的诗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实在离得太远了。1953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又把文学奖颁给了政治家、演说家以及历史传记作者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他那6巨册300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确实是好书，却也远离了世人对于“文学”必须基于“想像”的传统预设。
提及这些，跟我本人的学术趣味有关。在《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中，我谈到，我关注的是有学问的文人，以及有情怀、有文采的学者。为什么？就因为晚清以降，专业化潮流势不可挡，学者和作家各自画地为牢。人多讥笑作家没学问，很少反省学者不会写文章。最近这些年，面试博士生时，我会让考生当场写点东西，不要求妙笔生花、声情并茂，但要求有想法，而且能准确、生动、简洁地表达出来。现在的大学生，在想像、虚构以及使用隐喻、反讽等文字技巧方面，远比我们那一代强。但如果不是天马行空的“美文”，而是要求通过广泛的阅读、调查、探索、归纳，而后撰写文章，这样“有学有文”的写作训练，则比较缺乏。这与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有关，也与世人对“文学”的理解有关。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德》)史学家钱穆，对此很有体会：“诸位要学历史，首先宜注重文学。文字通了，才能写书。现在只讲科学方法，不通文，不通书，只取一堆材料来做分析考据工夫，认为这便是科学方法了，然而史学则不就如此而止。”[9] (P267)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中，胡适征引崔述35岁那年自陈有志著述而先从熟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文章入手的书信，然后大加发挥：“要知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⑦ 所有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近年流行学者散文，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有文学趣味的著述。我特别欣赏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不仅通俗易懂，本身便是好文章——我以为比其成名作《背影》(散文集)还好。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宗白华、朱光潜以及近年的金克木、季羡林等，都有此本事，在学术著作中，不经意间，显露其文学才华。另外，也有社会科学家越界操作，直接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比如学公法学的萨孟武写过《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本有趣的小书，最近北大法学教授朱苏力则出版了《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这些书都别有新意，值得我们关注。
我曾经发过感慨，国外著名学者，不管是哲学家、史学家，还是法学家、社会学家，著书立说时，都喜欢征引文学经典。因为，那既是必要的人文修养，也确实有利于论题的深入展开。可见，不一定当“作家”，成为学识丰富、趣味广泛的“作者”，具有很好的文类意识与表达能力，能写一手雅致的白话文，我以为更值得期许。在这方面，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将大有用武之地。
说这些，无非是诱惑诸位热爱文学，亲近文学。在你进入专业训练甚至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以后，希望你还记得，就在你隔壁，还有位老朋友，值得你不时前去拜访——那就是“文学”。
注释：
①参见狄考文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及林乐知所作跋语，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4～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参见童元方《布鲁克兰书匠铺》，《书城》2006年9月。
③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精神的魅力》第18～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精神的魅力》第77～81页。
⑤《“文学”如何“教育”》，《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第240～2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第12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⑦参见《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胡适文集》：第七卷，第176～1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