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陶渊明享年争辩得失平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享年论文,得失论文,二十世纪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陶渊明研究领域里，有关陶公的享年问题，至二十世纪仍然争辩不已，一些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得出了陶公不同的享年结论。
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本来是个相当明确的问题。第一，《陶集》中所附颜《诔》有“春秋六十有三”之语；《宋传》曰：“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萧《传》、《晋传》皆从之，这是史传明确的外证。第二，陶渊明临终前的《自祭文》有言：“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曾本、苏写本作“以老得终”），奚所复恋”。《说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晋书·食货志》：“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云：“晋人六十六谓之老”；《礼记·曲礼》云：“六十曰耆”，“七十曰老”，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由年老而得寿终，这是《陶集》确切的内证。同时，《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题，从无异文，诗称这一年“奄出四十年”，明言已超出四十岁，为四十四岁，与年寿六十三岁亦相合，也是《陶集》确切的内证，亦可视为六十三岁说的旁证。内证、旁证、外证非常明确，当以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为实，即是说，任何以不足六十岁论陶之享年说，皆属于不顾“从老得终”这一绝对权威的内证前提所得出的错误结论。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梁启超先生以五十六岁说、古直先生以五十二岁说，直至九十年代，邓安生先生以五十九岁说攻难，竟不顾“从老得终”的内证与前提。九十年代中期，袁行霈先生再次以七十六说立异，竟认为“春秋若干”之“若干”决不等于六十三岁，并以此为外证与前提。这两个时期有关陶公享年问题的争辩，看似红火，实为一段弯路之争，留给二十世纪陶学研究得失的沉重思索。
梁启超、古直的攻难与杨勇的辨正
以“从老得终”而论。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详列“集中自述年纪之语句，凡十二处”，以为“足证先生寿必不及六十，而卒年确为五十六也。先生自十二岁至五十四岁之事迹，既屡见于诗文中。若寿过六十，不应无一字道及”。我们不敢相信，像梁氏这样驰名中外的大学者，不会漏读《自祭文》，因其有言：“《挽歌》及《自祭文》皆属旷时所作也”；也不敢相信其读《自祭文》，单单漏读了“从老得终，奚所复恋”；更不敢相信，其对“从老得终”的“老”字释解，为五十九岁以下的含义，造成了“寿必不及六十”的完全脱离《陶集》内证的结论。
游国恩先生《陶潜年纪辨疑》逐一批驳梁说八条，指出“说他年未过六十，实在太武断”。照说，游氐应从《陶集》中找出“从老得终”的话以证陶过六十吧？但却没有，而是以陶六十以后的诗有付之劫火的可能，六十岁以后的作品，不一定要载明年纪的两点论据驳梁，虽说有点份量，但不能以“从老得终”的要证取胜。
朱自清先生《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也没有以“从老得终”的权威内证为据，而只以陶诗文题年月为偶然，五十四岁以后和晚年之作，偶然不题年月更属事理之常驳梁。
杨勇先生《陶渊明集校笺·陶渊明年谱汇订》指出：《自祭文》“惟此百年，夫人爱之。……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以‘从老得终’言之，渊明之寿亦不得谓未及六十也。《文献通考·户口考》曰：‘晋人六十六岁谓之老’，渊明自谓之老，以晋例言之，史云‘六十三’，尤可信也”，从《陶集》内证与《文献通考》外证结合予以辨正。
古直先生《陶靖节年谱》抛开“从老得终”，而专列《自祭文》写于辞世之年的《挽歌》“早终非命促”，以证“早终则不得有六十三岁也”（梁氏亦有“‘早终非命促’，若寿六十三，不得言早终”）。杨勇明确指出：“此抒情之泛论，非切指实事”。凡读《挽歌》诗，谁人能认为“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与陶渊明“早终”即寿不及六十相连呢？像古直这样的大学者竟然认为是“早终”，而朱自清认为“此说颇言之成理”。我们对这几位学者之论，多年来百思不解。
以戊申岁陶渊明“奄出四十年”而言。梁启超为吻合其五十六岁说，改为“奄出四九年”，四九三十六，以证戊申年为三十七岁。游国恩以“强改‘四十’为‘四九’，以巧合三十六的数，殊觉未妥”，朱自清以“无足论”斥之，颇为有力。杨勇称：“梁、古谱臆改文词，以就其说，此乃君子所不为者”，当为至理。
以取宋刻《文选》本颜《诔》“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而论。古谱称：“校以先生诗文及颜延之所为诔，则《宋书》实误也”。梁谱称：“各书无纪先生生年者。颜《诔》亦不记卒时得年几何”；“沈约《宋书》之误，殆约所据谱谍本作五十六，而五字或刓损，或传抄讹舛，便成三字，约见三十六之太不伦也，辄颠倒臆定为六十三；自此遂以讹踪伪，习非成是矣”。
杨勇指出：“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五年，距渊明之卒，仅六十年；魏晋盛行谱谍，诸家谱皆呈吏部，休文撰史，既知侃为渊明曾祖，而侃、潜又一时人望，岂有不加详察而造为之哉！若休文纵有所误，当时之人，皆可据谱谍而非之，焉能历代习而不察者乎？李延寿世近，撰《晋书》取前人六十三岁成说而不疑，而于祖茂则增订之。朱子作《通鉴纲目》，特不依《自祭文》及《挽歌》诗作九月卒，而更定其说为冬十一月，足见朱子之前论述渊明之资料，尤昭昭在目，不可诬妄，故延寿朱子之说可信也”，条分缕析，合情入理。对梁氏“倒书而成六十三”提出批评，“诸此之言，孩提童子，尚知其非，而竟出于梁启超之口，岂不太令人费解乎？”杨氏认定“春秋若干”之“若干”为“六十三”之简化，“《文选》所载之文，原以保存文学价值，六十三之简化为若干，或作某某，乃文人于不关重要文句，省略书之，此古时文人习惯如此，犹奏疏中诚惶诚恐，死罪死罪，顿首顿首，简化为中谢是，梁、古二氏不应执此以疑渊明之寿不及六十也”。论析令人信服。
可以说，自梁、古二十年代以来的攻难，其后虽有游国恩、陆侃如、朱自清等学者的某些有益之论，但基本上没有以陶渊明自述“从老得终”的有力内证为前提，学术价值不大，朱自清所言六十三岁说“大体固无矛盾处也”的结论，在无坚实的内证下得出，也是不能取信于人的，不太有说服力，至七十年代初，杨勇《陶渊明集校笺》出版，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陶渊明享年辩论的症结。
时至九十年代初，邓安生出版了《陶渊明年谱》，主五十九岁说。邓谱在批驳五十六岁说、五十二岁说上，颇有一些新据新见，然而，也像梁、古那样，没有从上述所说内证、外证的坚实前提上立论，仍然抛开“从老得终”，从自认为是《陶集》三个内证上找寻五十九说。一个是为成其五十九岁说，陶令归田当在三十七岁，因此邓谱从《饮酒》诗第十六、十九两首诗自述的年岁，论证其彭泽归隐正当“向不惑”之年，指出“向不惑”只是表示将近不惑，并非如前人理解的恰好三十九岁：就是说，“向不惑”只能理解为三十七岁，理解三十八岁，陶令岂不享年六十岁了；理解成三十九岁，陶令岂不是享年六十一岁了。将非定指的“向不惑”，为达到成全己说之目的，非要定指在三十七岁上，能说得通吗？“向不惑”，渐近四十岁，从三十六至三十九岁之间皆可，定指三十七岁似嫌武断。另一个是，“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奄者，倏忽也，言日月之速也”，“‘四十年’是切指”；即是说，这里所说的“四十年”，就是陶当时实际年岁。即或按“奄者，倏忽也，言日月之速也”来理解，此语之义为：很快就要四十出头了。四十岁的人可以这样说，这也正合邓谱五十九岁说；那么，三十九岁的人就不可以如此说吗？台湾学者方祖燊《陶渊明》主五十六岁说，戊申年为三十七岁，“奄”也解作“倏忽”，认为“三十七至四十，不过两三年，所以陶潜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四十出头了，诗说‘结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含有‘年岁飞逝’之感在内，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写法”。可见，将“奄出四十年”强定为这年就是四十岁，很难令人首肯。
邓谱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杨勇教授《陶渊明集校笺》二十年，杨著发行面广，并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若说无条件看到杨著，似乎不大可能；然而，其谱只字不引当代关于陶渊明享年颇有成效的论著，以至造成上述失误，是值得陶坛学人深思的。
袁行霈的立异与魏正申的辨正
1996年初，袁行霈先生发表了《陶渊明享年考辨》，主七十六岁说。立意颇新，其中第三题“颜《诔》与《与子俨等疏》所记陶渊明病情”，对驳正梁启超、古直、邓安生有关《挽歌》诗“早终非命促”，《与子俨等疏》“吾年过五十”与颜《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为其享年力证说，有极大价值。这是继杨著之后，探讨陶渊明享年颇有分量之什，现将其有关部分征引如下：
延之《陶征士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文选》卷五十七）梁启超先生《陶渊明年谱》曰：“此用《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谓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主六十三岁说者如游国恩先生反驳曰：“这不过叙他中年得痁疾，并未说他中年便死。下文云：‘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方说到他的死，文意极明。”朱自清先生曰：“然《诔》中四字衔接，亦可谓叙一时事，游君说固不必确凿无；惟用典原有泛指切指之殊，‘中身’即‘中年’，颜或泛用‘中身’，指五六十，亦未可知也。”以我之见：“中年”下四句是不是叙述同时的事情，仅就这四句而论以确认，两说皆可，必须再求旁证。颜《诔》在这四句后即曰：药剂弗尝，祷祀非恤，愫幽告终，怀和长毕。”可知渊明死前既不服药亦不祷祀，安然坦然地离开了人世。这是对上文“视死如归，临凶若吉”的具体说明。再看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此《疏》说自己染疾的情形，并不是“药剂弗尝”，而且心情是“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颜《诔》所写的截然不同，由此可以肯定不是同时的事，也就是说《与子俨等疏》所说的那次生病，和颜延之《陶征士诔》里所说的临死之前的那场病，不在同一时间，《与子俨等疏》所说的“吾年过五十”，这年纪正是颜《诔》所谓“中身”。两相对照可知颜《诔》所谓“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肯定是指渊明中年染疾的事，而不是临死前的情形。下面这两句：“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才是临死前的情形。陶渊明自中年染疾，至老而病终，历经多年，有五言《答庞参军》诗序为证：“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抱疾”以至不复为文，可见其病不轻；“抱疾多年”可见病程之长。这里所说的“抱疾”想必是从中年开始的，正是颜《诔》所谓“年在中身，疢维痁疾。”那时陶渊明很想将病治好，便靠亲旧赠药医病，又恐大限将至，便写了《与子俨等疏》。中年染病开始的时候或许比较严重，后来渐渐好转，拖了好多年，以至“从老得终”。正因为拖得时间已经很长，年纪又已七十多岁，所以临终之前不愿再尝药剂，无牵无挂，安然去世。
袁生生主七十六岁说，用上述“从老得终”的《陶集》内证衡量，是合乎的；从“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言之，他也有值得肯定的论析，他写道：“这两句诗也应当连续，而且四十‘年’并不等于四十‘岁’，更不就是写诗的年龄。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从‘总发’的年纪起，就已抱定‘孤介’，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总发’，犹束发，十五岁以上。如果‘总发’按十六岁算，十六岁加上四十一年（‘奄出四十年’），写这首诗是在五十七岁，此年为戊申。陶渊明于元嘉四年丁卯去世，享年正好七十六岁。如果说‘总发’是十五岁，那么，‘奄出四十年’可以解释为四十二年，写这首诗也在五十七岁”，明晰透辟，似乎无懈可击。
但是，如果动摇不了沈约的六十三岁说，七十六岁说最终仍不能成立。袁论于此颇为勤力，条分缕析地从五个方面论析。首先，从颜《诔》与《宋书》比较上立论，“宁可相信颜《诛》而怀疑沈《传》”，因为颜是陶生前好友，诔文一定在陶卒后不久，于其享年尚且阙疑，而晚于颜的沈又从何得知呢？《宋书》可信性当然在颜《诔》之下。袁氏此说在理。其次，倡导梁启超动摇六十三岁说的“大胆怀疑的精神”，虽然“所倡享年五十六岁之说多有主观牵强之处，难以服人，但他重视运用陶渊明诗文中的内证，是可取的”。第三，明确提出写此文动摇六十三岁说的目的，“因为梁氏所倡五十六岁说，学术界多不能接受，连带着他不迷信《宋书》而另求内证的这种态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宋书》所记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之说仍然未能动摇”，表示要在梁氏的“不迷信《宋书》”和“另求内证”，以“动摇”六十三岁说的态度。第四，“就我本人研究所及举例说明《宋书》所记人物享年多有可疑乃至错误之处，从而证明《宋书》所谓陶渊明六十三并非不可动摇的定论”。袁氏例举《宋书》所载《雷次宗传》、《孟龙符传》之误作结曰：“《宋书》所记人物享年问题如此之多，《陶潜传》所记享年岂有必信之理”，因此应“相信陶渊明生前好友颜延之当时所撰《诔》文”；不应“拘守《宋书》所谓享年六十三岁”。此论要作两方面分析，一个是以《宋书》记他人享年有误，并不能证明记陶的享年必误；另一个是，在未证明《宋书》所记陶享年有误之前，岂能“相信陶渊明生前好友颜延之当时所撰《诔》文”呢？又为什么不对颜《诔》说一声“岂有必信之理”呢？所以，第五，袁论否定杨勇颜《诔》将“六十三”简化为“若干”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因年岁并不重要而将‘六十三’简化为‘若干’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六十三’化为‘若干’于字数仅仅省略了一个，于笔画反而增加了三笔。而且享年决不是不关重要的文句，……颜《诔》没有明说渊明年岁，并不是简化，而是不能确知”。并且再次提出“我们相信《文选》呢，还是相信《陶渊明集》的附录（即颜延之《陶征士诔》“春秋六十有三”）呢？”关键的问题是：“春秋若干”之“若干”，不是“六十三的简化，而是“不能确知”，那么，如果颜延之“能确知”却故意“简化”呢？
魏正申先生于1997年初发表了《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说辨正》从颜《诔》对包括陶渊明享年在内的许多问题，并非“不能确知”，而是有意“简化”的角度立论，以证“春秋若干”不能作为否定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说的依据，从而否定了袁氏七十六岁说的外证，同时可见袁氏看似合理的内证，也只不过是臆想而已。
魏氏列五个方面事例，紧扣“享年决不是不关重要的文句”进行阐释。其一，分析颜《诔》中紧接着“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之后的“卒于寻阳县之某里”。颜与陶初会在义熙十一二年(415、416)，再见在景平二年(424)，即陶辞世前三年，“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颜对自己的曾居之地，也是陶的居地南里，不会记不起其名；两人分手不过三年，也不会叫不上、记不清南里之名。但是，《诔》却明明写着“卒于寻阳之某里”，可见书“某里”非不能确知，而是简化，而这种简化是不能用“某”与“南”字的字数省略、笔画多少来断定其是否可能的。为友朋撰写诔文，谢世之地是重要的文句，按常规不该简化，颜却简化了。其二，分析颜《诔》对陶渊明仕履的简化。陶平生五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参桓玄军幕、作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作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彭泽县令。为人诔文，仕履是重要的文句，按常规不该简化，但颜《诔》只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颜对陶“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的“中言而发”之语：“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特写在《诔》中，难道不知陶五次入仕经历？可见，不能说按常规不该简化的，颜延之决不能简化。其三，分析颜《诔》对陶渊明家世的简化。按理，撰诔应写明诔主的家世，最低也要提及乃父、乃祖，特别是功业昭著的曾祖陶侃，也该有几字涉笔吧，而《诔》仅用“韬此洪族，蔑彼名级”一笔带过。这又是极关重要的文句有意简化。其四，分析颜《诔》对陶渊明的诗文及其评价的简化。陶“博学善属文”，有了相当的影响，否则朝廷怎能“征为著作郎”这种关涉文字功底的官职？事关诔主平生功业的大事，该是重要的文句，但是颜仅以“文取指达”评价陶诗文的价值，这又不是不能确知，而是有意简化。其五，分析颜《诔》卒于“元嘉四年月日”之“月日”亦为简化。在上引大段袁氏之论中，足见颜对陶得病，治疗直至临终病况是熟知的。那么，陶临终之前不愿尝药剂，无牵无挂，安然去世，颜又何由得知的呢？颜《诔》一语“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是相当重要的文句。“询诸友好”，是广泛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才“谥曰靖节征士”的。那么，在广泛征求亲朋好友意见之时，颜连陶临终前“药剂弗尝”之事都知晓，却反而不问陶是何月何日故去的，不合事理。可见，关涉逝日的重要文句，颜《诔》又简化了，而不是不能确知。最后，顺理而析，“* 秋若干”之“若干”，也决非颜延之不能确知陶的年寿而写。一则，颜在“询诸友好”之时。连临终前“药剂弗尝”之事都问到了，却不问陶之寿年，在广泛征求亲朋好友意见之时，竟无一人谈及陶之年寿，或有人谈及了，颜连一点也不在心、无记忆，这合乎事理吗？二则，依颜陶之谊，多次交往中，必然涉及彼此年庚，颜比陶小十九岁，如果颜《诔》不是有意以“若干”作享年的简化，那么，就是一时忽视了陶渊明的年寿，也会依据自身的年龄推出陶之享年的。这又是颜写《诔》让人不可理解的简化，是能确知而有意识的简化。可见颜延之写《诔》之时，将自己早已确知和“询诸友好”能确知的陶渊明家世、官职、著述、逝地、逝时，皆作简化处理，“春秋若干”之“若干”，也是简化。为人“玩世如阮籍”的颜延之，为文“任性而行”，不按常规是可能的。那么，以撰诔常规研究不按常规撰诔之作《陶征士诔》，恐有失真实。可见魏氏的分析情理兼具，令人心服，颜《诔》“春秋若干”确系“春秋六十有三”的简化。陶渊明享年六十三的外证可信，再在《陶集》中寻觅一生七十六岁的诗文系年踪迹，显然是无意义的了。
自1923年梁启超对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说攻难，至1997年魏正申为六十三岁说再作辨正，已达七十五个年头，如果对《陶集》中“从老得终”之语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何必耗费诸多学者的精力呢？所以，近一个世纪对陶渊明享年争辩的得失，确实又将治学态度这个本来说不够的话题，再次向陶坛学人沉重而有力地提了出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