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左翼论文,学者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0-0077-08
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变化，“在当代条件下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意义”，成为了西方左翼学者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指，人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看法和观点，它表达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地位、内容方法、意义价值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根本态度。本文选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较具代表性的西方左翼学者，“西方左翼学者”主要包括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继承者、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当代西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其他学者。分析研究了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并归纳出“重建”、“修正”、“建构”、“运用”、“背弃”五种历史唯物主义观。这其中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和诟病。
一、哲学反思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哈贝马斯认为，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它与自由资本主义截然不同，诸如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空前加强、科学技术成为主导性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趋于缓和甚至熄灭、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日益增强等。因此，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不再能有效恰当地说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其次，只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才能使其成为关于社会发展和进化的普遍性理论。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有益于整治行动的社会进化理论。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机械、教条地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使其充满着经济决定论、目的论等历史客观主义倾向，因此必须加以重建。
事实上，哈贝马斯所谓“重建”就是要通过彻底的哲学反思把历史唯物主义分解开来，之后用新的形式加以补充组合。他断言，生产力并非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生产方式的更替也并非社会进化的真正机制。因为生产力受到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支配、并不总是社会解放的潜力，而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和社会机制只是在资本主义才出现；不仅如此，生产关系并不总是生产力的直接成果，在当今生产力并不依赖于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通过个体的学习过程被掌握。
在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理论之后，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才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驱动力。他从“社会劳动”的概念中分离出“相互作用和交往行为”——即在共同的主观上相互理解和相互制约的规范下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他指出，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不断学习、并逐步将外部结构转化为自我的思想、观点、能力等内在结构，这才是一个社会能够进化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人类不仅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学习，而且也在对于相互作用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德—实践意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1](P159)前者构成了人们的工具性行为，后者构成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哈贝马斯认为后者更重要，人们通过道德领域的学习可以形成关于道德的意识和法的观念，从而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进化和社会新结构的形成。由此一来，哈贝马斯从语言交往、道德规范等人类深层次结构出发揭示了社会进化机制。这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只从社会劳动和技术学习领域考察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路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试图解决资本主义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努力冲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式“发展”，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他所谓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就是要用建筑在交往行为基础上的社会进化理论取代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理论。深究其历史语境不难发现，哈贝马斯的这一哲学建构是对现代社会运行体制进行反思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明显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批判理论的学术风格。马尔库塞曾对单向度社会中技术理性的泛滥及其所导致的官僚主义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现存社会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压制了人们爱欲的升华，并导致了沟通和交流渠道的不畅通。哈贝马斯则提出通过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来推动社会的进化和发展，可以看出二者在逻辑上具有理论共通性。与此同时，在哈贝马斯的主张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马克斯·韦伯的踪影。可以说，哈贝马斯与韦伯关于在现代官僚体制中加入社会和人文关注因素的观点，具有目的上的趋同性。
除此之外，哈贝马斯基于沟通、交往等认识论范畴来构建社会发展理论，无疑受到早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非经济决定论”的较大影响。他试图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入手来寻求解放社会、消除异化的途径。这一做法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冲出了斯大林式解读的囹圄，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使哈贝马斯的思想具有典型的大陆哲学特征，确切地说是具有强烈的黑格尔主义思辨哲学的风格。相比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张在具体的现实中探讨社会发展，更具实践性和科学性。因此，对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颠覆式的重建”，我们要理性分析、全面对待。
二、微观方法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
以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从科学、经验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们认为，“微观方法基础”的缺乏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概念界定不清、逻辑不严谨等缺陷，因此必须修正历史唯物主义以加强其真理性。他们借鉴数理逻辑、模型建构等现代科学方法创立了功能解释法、理性选择法、语言分析法等，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细致的逻辑分析和现实分析。其中，不同学者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态度又不尽相同，如埃尔斯特就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大部分学者依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其中以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最具代表性。
作为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柯亨不遗余力地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他运用分析方法重新解释、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以期使其更加清晰和准确。柯亨认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是对其基本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重新界定。
柯亨首先区分了社会的物质特征和社会特征，“人和生产力构成社会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赋予这些内容以社会形式”，[2](P95)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只是社会的物质特征和社会特征区分的一种特殊情况。首先，关于生产力。柯亨认为，生产力应该更确切地被称作“生产能力”，只有对生产性活动做出物质贡献的才可作为生产力。严格来说，生产工具和原材料都不是生产能力，劳动力才是确切的生产能力，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力的发展。其次，关于生产关系。柯亨认为，生产关系就是支配人和生产力的有效权力的各种关系，它不是指法律上的所有制关系，而是一种实际上的有效控制生产的关系。生产关系只连接“人”和“生产力”，人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条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单独构成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特点，但它并不属于经济基础。
紧接着，柯亨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或对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结构的首要性”，[2](P146)即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变迁的基本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柯亨分析道，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功能解释”。功能解释属于后果解释，其中待解释项的发生，对某物是有功能的；被解释的现象的性质是由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解释其经济结构的性质，用生产的经济结构的性质解释上层建筑的性质；生产力可以从功能上解释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从功能上解释上层建筑，但是这种功能解释不能颠倒过来。由此可见，在功能解释中，两个要素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正是这种不对称维护了生产力和经济要素的首要性。
除柯亨之外，埃尔斯特、罗默等人也十分强调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认为，只有依赖个体的理性行为才能对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主张把博弈论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并提出“在对以剥削、斗争、联盟和革命为中心的历史进程的任何分析中，博弈论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3](P453)
综上所述，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细致、全面的阐释，精心论证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希望通过对基本概念的彻底澄清来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他们继承了自德拉—沃尔佩以来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精神，又深受20世纪分析哲学的影响，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大量地运用了清晰严谨的现代分析方法。在他们眼中，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包含价值取向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是关乎事实的科学，其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特征。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解读具有典型的英美哲学色彩，大大有别于大陆哲学的思辨风格。
不可否认，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的新鲜方法和原则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套清晰而严格的分析样式，对促使人们摆脱长期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肤浅理解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过分热衷于实现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致使其理论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解读不免有些牵强。例如，科亨执意运用功能解释的方法来论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一方法视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原则，不免有多此一举之嫌。除此之外，科亨通过功能解释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理解为可有可无的外在因素，这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必不可少的内在反作用。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分析方法使其在理解问题的过程中极易割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这种诠释学的规制导致他们经常遮蔽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相。正如国际上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具有强烈的还原主义倾向，他的观点已经变成了否定其他观点合法性的教条，而这种立场正在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复兴。[4]不仅如此，由于对辩证法的轻视，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细节，而很难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理论体系和精髓，这正是由独特的时代和环境遭遇所导致的理论命运。
三、生态维度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以奥康纳、福斯特、佩珀、阿格尔等学者为代表的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着力于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向度。他们将“自然—历史”看做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生态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缺失了生态主义的观念。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过于关注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而极大地忽略了自然系统，自然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越来越被遗忘或者置于边缘的地位”。[5](P7)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主义并非不相容的，相反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中，要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在的生态学思想。为此，奥康纳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拓展，并对其自然和文化维度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奥康纳指出，用“生产力(社会的物质性内容)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形式)”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简单粗浅的，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文化和自然的双重向度。首先，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即自然维度。生产力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构成的。尽管自然系统的具体形式往往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但是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的过程是独立于人类系统而自主运作的，这是一些自主性的生产力。其次，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即文化维度。生产力除了包含总体上的活劳动之外，还包括劳动力的不同组合与协作方式，而这些无不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同样，生产关系也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自然系统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奥康纳指出，自然系统会影响到一个社会形态或结构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形成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包括劳动关系等在内的其他社会关系都起到干预作用，劳动关系既是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斗争的内容，也是其生成的语境。不仅如此，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介的“社会劳动”也具有文化和自然的双重维度，劳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规范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决定和相互控制的关系。
奥康纳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自然和文化的历史累积性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与文化的方式问题。通过赋予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以文化和自然向度，他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两种类型危机的理论，他分析了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的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害性，并期待建立一种生态学的社会主义。用他的话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5](P59)
除奥康纳之外，福斯特等人也着力于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他直接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虽然他们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以及理论构建的途径不尽相同，但是其理论归宿可谓殊途同归。他们致力于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融合，着力建构以人和自然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其历史唯物主义观积极呼应了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的新发展。他们正面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有效地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有力地驳斥了把马克思说成一个“反生态”思想家的论调。
虽然奥康纳将生产力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进行了双重划分，以避免被人诟病具有“自然主义”倾向。但事实上，由于他无法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找到精确的话语联系，最终理论的天平仍然偏向了自然主义。例如，奥康纳曾明确提出，马克思把人类活动置于太过主动和重要的位置上，而把自然界放在了太过消极和被动的位置上。事实上，马克思基于主客体的统一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论述，他早已洞悉了“人类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自然界决定着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与界限”这一观点。马克思对主体性和客体性、文化性和物质性的关系并没有任何认识上的偏颇和不足，相反，他构建了统一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虽然奥康纳强调他并非要用生态学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但很显然，他所提出的很多“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由事实上并不存在。可以说，奥康纳为了构建基于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了“一厢情愿”的解读。
四、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
詹姆逊、阿格里塔、哈维都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典型代表，我们无法将其归为同一个流派，然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下社会的有效性，并运用其基本范畴和理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他们分别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时空体验”、“消费社会”等文化社会现象进行了研究。
詹姆逊是当今著名的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阐释人类历史的科学，既批判又融合地扬弃、超越了其他阐释模式；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于一切学科的方法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拥有解释历史的绝对优先权；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更是“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詹姆逊使用了“生产模式”一词，它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大体上意义相同。然而，在“生产模式”中，詹姆逊更多地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认为，生产模式“并不单纯地指定具体和独特的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模式，它们同时也标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在一起)”。[6](P186)
詹姆逊以“生产模式”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分析的视域，划分了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他坚持“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的历史辩证法，将资本主义的文化分期建立于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基础之上，从而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至此，詹姆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结合，并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他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历史经验是空间，而时间和历史感在后现代主义中消失了，人们的体验完全是“当下”的，感觉经验是断裂的，人变成了精神分裂症者。[6](P292)
大卫·哈维同样关注后现代主义。他赞同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论述，并将其作为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元理论。哈维指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物质实践活动也发生了改变，结果必然导致实践和空间所表达的品质和意义的改变。哈维创造了一套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阐明了后现代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特的时空体验和实践。
阿格里塔是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家代表，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详细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与消费社会的形成。他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提出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生产过程从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变导致了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在阿格里塔那里，“生产方式”的概念具有多种中介形式，如积累模式、调节方式、制度形式等，他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才是促进历史不断变化的力量。
由此可见，詹姆逊、阿格里塔、哈维等人都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以辩证的方式阐释种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并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原理应用于对晚期资本主义最新问题的研究中。相比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的理论广泛涉及了当下所流行的后现代话语，显得颇为时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他们依然坚守阵地，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寻找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叙事，从“生产方式”出发来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且不论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是否完整，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有力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下有效性，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其历史唯物主义观体现出传统性和时代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詹姆逊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具有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他们试图通过对多种范畴之间的排列组合来“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如此，他们也深受阿尔都塞“历史多元决定论”的影响。例如，詹姆逊的“生产模式”并不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它除了包含经济生产之外，还更多地包含了语言与文化的生产。阿格里塔的生产方式概念更体现了多种形式的综合。由此可见，戏剧性的地方在于，虽然这些理论家置身于后现代话语之中，但他们的理论却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风格，其论证逻辑时常超出后现代主义框架，最终在“结构”与“解构”之间争执不下。
五、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弃”
同样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拉克劳、墨菲等学者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与詹姆逊等人截然不同。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具有本质论、决定论、还原论特征的宏大叙事。他们诘难并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并对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解读。
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责难。首先，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具有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合法性。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模式统治下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所有这些(以及历史概念本身)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组织起来的”。[7](P59)他指出，马克思通过自己的预设(只有到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才意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概念)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普遍真理性，使其成为对历史进程和社会规律的一般性描述，这其实是一种彻底的黑格尔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将现代资本主义看作绝对意义上的高级社会，并“回溯式”地把自己看作是早期社会的解释原则，因此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真理。
同时，鲍德里亚进一步质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有效性。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后，“有些东西已发生了激烈的改变，有些东西马克思已不能够分析”。[7](P103)例如，“生产力”已经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中，“符号、需要、知识、性欲生产的消费”等都被纳入“整体化的生产力”中；“许多事情都在‘下层建筑’中爆发出来，以致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消失了”。[7](P102-103)因此，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首当其冲要抛弃“物质生产决定论”、“生产方式辩证地创造历史”等观点。在这里，鲍德里亚旗帜鲜明地否定了生产和劳动，直接摧毁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支撑框架。
拉克劳和墨菲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全面批判了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命题。首先，马克思一味强调生产力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决定作用，而事实上，生产力并非中性的，其发展也并非自然、自发的进步现象。其次，经济不是一个自动调节的领域，并不具有单一的规律，因而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主体，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工人阶级”具有多样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这不仅是经济的分化，而且是工人进行政治实践的结果。最后，社会主义无法从经济决定性的逻辑中推导出来，工人阶级对某种统治形式的反抗将建立在其总体性社会关系中的立场上，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
在解构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拉克劳和墨菲开始用领导权概念和零散的话语构建激进的唯物主义。他们指出，经济与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领导权的偶然性和不固定性决定了社会同一性的不确定性。社会同一性是在领导权形态内的连接被单独赋予的，是一种纯粹的关系性。因此，总体的“社会”概念也是不成立的，各种不同质的社会秩序是不稳定的、根本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由此一来，“社会”演变成了“话语”，话语中不存在历史的条件、联系和确定过程，只存在任意并列、随机出现的各种实践和非连续的、孤立的现实碎片。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建立在“经济决定论”、“物质生产决定论”基础上的理论，并强烈地加以反对。他们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极力割裂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并由此否定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论述。他们用“符号”、“话语”等各种新鲜的表述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彻底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理论特征。
相比詹姆逊等人，他们是更加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主张全面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元范畴”，体现出极为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鲍德里亚等人拒绝将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建立在有形的物质生产之上，拒绝承认以历史进步为核心的有序社会发展观，他们将一切生产主义斥为历史的幻想。他们通过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创立的经济学基础已经消失，来拒绝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和当下合理性。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提供过任何普遍性的公式，它只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鲍德里亚等人在别有用心地“妖魔化”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又断然宣判了它的死亡。如果说大部分人能基本认同将诸如哈贝马斯、科亨、奥康纳、詹姆逊等学者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恐怕很多人都不会赞同冠以鲍德里亚等人同样的称谓。不难发现，鲍德里亚等对人历史唯物主义不遗余力的质疑和反对实质上也是对整个现代性不遗余力的拒斥。然而问题在于，在疯狂地解构一切之后，他们的理论只能剩下对各种术语的玩弄与组合，其理论指向必然走向虚无主义，理论构建则必然走向犬儒主义，最终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也只能沦为无意义的哗众取宠。
本文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于历史主义的不同观点，并将其归纳为几种历史唯物主义主义观。总的来说，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都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其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的事实评价；其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和地位的价值评价。由于不同学者身处不同的国家，拥有各自独特的学术成长历程，故而即使他们置身于基本相同的宏大历史语境，但思想却迥然不同。因为所有的学者在思考和写作中都必须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其认知特点和价值判断来决定的。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不同的学术视角使得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这恰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种历史命运，对此我们不可否认也无法回避。
即便如此，根据各个学者不同的理论态度和立场，我们可以将其历史唯物主义观大致分为“左”(运用)、“中”(重建、修正、建构)、“右”(背弃)三种类型。透过形形色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我们可以窥见西方左翼学者为寻找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资本主义的新契合点所做出的努力。不得不承认，面对20世纪急速变化的社会实践，他们主观上希望做出新的理论建树以“革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历史唯物主义观也因此呈现出时代性、实践性、批判性的特征。然而，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和理论立场的制约，一些左翼学者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对其采取了“视而不见”、“片面肢解”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有的甚至任意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在我国进一步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明辨中厘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借鉴中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性，从而提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下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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