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正值世纪之交。通常，“世纪之交”只是时间长河中普通的一瞬，但对于现代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于现代汉语修辞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却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张老日历的飘落和新日历的启用。中国修辞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然而，具有独立的学科意义的汉语修辞学，却是本世纪内的产物。滥饬于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几度消长，如今，则又到了一个值得省思的历史转折点。
问题之一：中国修辞学，“时间即进步”？
20世纪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如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史一样，相应社会的变动，也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时期，如分为：“世纪初至1949年”、“1950年至1976年”、“1977年至今”这样三个时期。
那么，应该如何概括这三个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研究的特点呢？
通常认为：1900年至1949年，是现代修辞学的“草创与建立时期”；1950年至1976年，是现代修辞学的“普及与深入时期”；1977年迄今，则是“恢复与繁荣时期”。对中国修辞学而言，“时间即进步”。似乎尽管不无潮涨潮落，但“就中国整个现代修辞学史的创立和发展”而言，百年修辞学史，是一直不断“深入”的历史，尤其是到了“第三个时期”即“繁荣期”，“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修辞学的研究成就都是其他时期不可比拟的”。
大致而言，近百年中，中国修辞学研究的队伍的确是在不断“扩容”，尤其到了八十年代末，修辞研究者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与此相应，修辞学史上第一本专门刊物《修辞学习》于八十年代创刊，订数一度高达十万，包括一套又一套修辞学丛书在内的论著的产量也于此达到了高潮。进入九十年代后，虽然修辞学论著的产量明显下降，但修辞学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的队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可惜，学术论著与专业队伍的数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学科的进学。就论著的数量和专业工作者的众寡而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是可观的；然而，就学术的论著的理论高度和范式创新而言，情况却就不同了。
不是吗？今天，我们如果要了解早期现代修辞学的风貌，最重要的参考书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可如果是要学习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最重要的参考书依然还是这本六十多年前的《修辞学发凡》。这当然是《修辞学发凡》的骄傲，可难道不也正是当代修辞学者的悲哀吗？
也许，我们并不是找不到一本从体例的安排到论述的圆熟上都不输于《修辞学发凡》的著作，可是，这类《汉语修辞学》在总体上读来仍让人觉得是《修辞学发凡》的“修订本”、“增补本”甚至“删节本”。这又怎能成为超越前贤的“成就”的标志和标志性的成就呢？
在成功地——而不是尝试性地——走出《修辞学发凡》的范式之前，当代修辞学者似乎未可轻言“繁荣”与“不可比拟的成就”。缺乏全面开拓的理论建树而全力依赖数量的增殖，称“繁荣”尚可，称“无可比拟的成就”则就未免太乐观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尽管我们从未拥有过如此之多修辞学教授和研究生，但修辞学研究却明显在萎缩：研究者的队伍在缩小，研究论著的产量也在迅速递减，而修辞学研究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更在大幅下降。
问题之二：《修辞格》“只是机械移植”？
学科的进步应该是研究范式的进步。就此而言，在总体上，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范式还是停留在二、三十年代。
在当代修辞学界，论述得最多的，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最受国外重视而又是招致国外批评的，依然是“修辞格”。
这“修辞格”洋洋大观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而得名却始于唐铖的《修辞格》（1923年版）。对唐氏的《修辞格》，当代学者往往多强调它不过是英国学者纳斯菲尔《高级英文作文学》的移植。可是，正是由于这种近乎“机械”的移植，才开辟了汉语修辞学的一个新境地，开创了一种范式。也许，对于《高级英文作文学》来说，《修辞格》新意无多，然而，对于白话文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汉语和对传统语言分析方法已感很不“解渴”的二十年代学子来说，《修辞格》却不啻平地春雷，在当时文化语境中所显示出的理论新意，知识落差，学术风范却是极其可贵的。
几十年来，“修辞格”仿佛修辞学餐桌上的“主食”，尽管“主食”的味道吃起来显单调乏味，但还没有一种“副食品”可取而代之——即使你可以一餐二餐都不碰“主食”。
由唐铖的《修辞格》而观，一种修辞学论著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其“出身”是否“机械”地移植了异域文化或别种学科，而在于它与其所处的学术语境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落差”和“知识落差”，在于这“思想落差”、“知识落差”能否引起我们的思考，从而造成一种新的风气。
就此而言，“机械”移植的《修辞格》显然要胜于时下流行的修辞科学论著。修辞格这种研究范式可以说明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修辞格》的价值却是永恒的。
问题之三：《语法修辞讲话》“只是消极修辞的成功”？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范式同唐铖初创而由陈望道确立之后，几十年中，也不断有人试图作出新的努力，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
在唐铖《修辞格》出版几十年后有影响的修辞学著作中，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是最主要的一部不讲辞格、不讨论修辞方式的“修辞书”。
综观百年的中国修辞学史，如果说“1900至1949年”这一时期意味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确立的话。“1950至1976”这一时期则意味着“修辞”概念在中国社会的空前普及，它便是由《语法修辞讲话》造成的。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对修辞学工作者影响最深的是《修辞学发凡》，而对社会各界影响最广的则是《语法修辞讲话》——可惜的是，修辞学界在谈到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而不是《语法修辞讲话》。
《语法修辞讲话》的优势与成功常常被认为是所谓“消极修辞”研究的成功，其实不然。《语法修辞讲话》的成功首先直接得力于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大众传媒《人民日报》连载刊发。中国第一大传媒在有限的版面内连载一部书稿，而且是语言学的书稿，这不仅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而《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够连载这篇论著，除了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指令外，则是因为作者所取的“大修辞”观，是因为作者的努力与社会话语的“中心”聚焦的相应，是因为切合了当时强烈的社会要求。
问题之四：修辞学的聚焦是否应该变化？
社会的需要永远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动力。然而，社会的需要本身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一个时代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修辞学。
本世纪初直至二、三十年代，是汉语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代，文白之争，造成现代汉语格局的全面确立，传承数千年的文言文“退居二线”。在这场变革中，核心便是所谓的“文学革命”。《修辞格》乃至《修辞学发凡》，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场“文学革命”在修辞学上的回应，用陈望道自己的话来说，便是：“除了想说明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注：盲目乐观依然是相当一部分论者的基调，偶见某师专学报刊有一文，称近日某著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一座里程碑”，倘其真为“里程碑”，恐怕不致于仅仅在边远一师专学报获得反响吧。）
《修辞学发凡》面对的是新旧语文冲突、新旧文化冲突中的文人，《修辞学发凡》关注的当然也不能不是这些“文人”最关心的中心话语——文学。
而在五十年代，社会面临的是思想教育、语言规范，中心话语已不再是“文学”（尽管“文学”尚未明显地“边缘化”），而是“政治教育”。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重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那么，这种“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首先必须体现在何处呢？
正确地使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抵，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对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刊和出版物都利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重印前言”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所谓“语言的纯洁与健康”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告、报纸及其它出版物”，不正意味着社会的中心话语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文件”了？在这一社会语境下，《语法修辞讲话》如果不是致力于对“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的批评与研究，而是仍然津津于文学作品，津津于“修辞格”、“修辞方式”，恐怕很难会获得当时那么强烈的回应。
修辞学理论要发挥其最大的阐释力，就应该密切关注社会的中心话语。二、三十年代，社会的中心话语是“文学”，其典型样本是小说、诗歌、戏剧；五、六十年代，社会的中心话语则是“政治教育’，其典型样本是文件、报告、指示。那么，今天的社会中心话语是否还是文学或者政治？时过境迁，这二者都已成了明日黄花。
几十年来，除了《语法修辞讲话》等屈指可数的著作外，我国修辞学论著，所关注的语体，所采撷的语料，几乎全是沿袭《修辞学发凡》的作法，集中于小说、诗歌、戏剧，可既然文学已逐渐由社会中心话语而过渡为社会边缘政治话语，那么，这样的修辞学论著又怎么可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呢？
问题之五：修辞学缘何“缺席”？
世事变迁，市场经济开放，社会交际中心已经既不是文学，也不是政治教育，而是以“沟通”为核心的大众传播、法律、经济……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已经不需要，或者说不那么需要修辞学了。
其实不然。市场经济固然使中国整个社会空前强烈地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问题，但这同样也带来一系列语言创新和语言运用的问题。法庭上，控辩双方为一语之义的理解而你控我诉，大动干戈；报刊上，多少企业为寥寥数字的广告词而不惜一掷千金，悬赏求购；电视台的大牌节目主持人，平时的一次出场费也许要动辄上万，但听说讨论“主持人语言”却会欣然而往；至于小说家，更是声称比任何时候都关注语言，甚而至极者以为小说乃至文学的第一意义就是“语言问题”……
可是，这时，我们的修辞学在哪里？在相当的程度上，修辞学“缺席”了。
在当今的中国，几乎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语言论争是由修辞学界主持的，尽管这种或由某种文学理论流派引发，或由某个具体文学作品引出的讨论其实曾一再爆发；几乎没有一家有影响的广告公司语言创意总监是由修辞学家担任或由修辞学家训练出来的，尽管广告公司对其创意总监的第一要求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力；几乎没有一项法律文本是邀请了语言学者斟定的，尽管如今几乎每天都在推出各种法规法令，而这些法规法令又无一不是以语言设计表现出对社会规范的设计。
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修辞学界的许多活动与成就，比如，我们也有《文艺修辞学》，《广告语言学》，《法律修辞学》，我们也曾开过“××修辞学研讨会”、“××语言艺术讲习班”……，可是，对于迫切需要“语言武器”的社会各界来说，似乎并没有强烈意识到修辞学的存在。修辞学界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自言自语”。
我们的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曾经是满怀信心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意气。应该说，社会各界对此原本也不是没有期待的。但结果呢？八十年代中，部分作家（当然指有成就，正在努力创作的作家）满怀希望地与语言学家讨论文学语言时，结果，我们拿出的往往只是对已经没什么创作能力的作家的，“创作谈”的整理，当广告学界试图请语言学家作高参的时候，修辞学者拿出的只是“广告语言的‘四字格’”之类不对脾胃的东西……。几个回合下来，即使讨论他们那个领域的语学问题，语言学者也被关在门外。
修辞学的“缺席”在于修辞学“失语”，面对如此丰繁新鲜的论题，我们常不知说些什么！
问题之六：修辞学缘何“失语”？
社会依然需要修辞学，但修辞学却“缺席”了，“失语”了。
这是如何造成的？是对经典修辞学著作学习得不够还是批判得不够？
于是，我们一部分学者更加深入地研讨现代修辞学的经典性著作，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批判那些现代修辞学的经典性著作，以期提出一种新的“范式”，新的理论来解决一切。
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有成绩的，譬如从“辞格”入手，仅仅各种《辞格汇编》、《辞格比较》、《修辞新格》以及《修辞学习》“修辞方式”栏目中揭示的各种新鲜有味的修辞现象已经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再譬如以“交际”入手，探讨个人语言、公共语言各种规律的著作也的确让人长了不少见识……但就总体而言，仍未解决“缺席”问题。
同样，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修辞学经典性著作，应该说是当时语言实践与语言理论研究的产物，在当时是有着相当大的理论阐释力的。但要求《修辞学发凡》依然对今天的社会语言现实作出强有力的阐释，或者以为通过学习或批判《修辞学发凡》就能产生出新的阐释力，那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其实，造成修辞学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缺席”的关键并不在于更深入地学习或批判已有的修辞学经典性著作，而在于修辞学研究“太小看人”了。
语言学要走向社会，修辞学要走向生活。但社会生活并不是修辞学者的“私家花园”，并不是你想进入就能进入的。当代每一个社会生活的领域，都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特性。“隔行如隔山”，在你没有掌握这些特性之前，你是“走”不“进”去的。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原来是读书的“状元”对其它各行居高临下的劝勉，在当下，却更应该成为“学者”不可妄充“行家”的自警。
你不是一个优秀的文艺学家，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文艺语言学家；你不是一个懂行的广告人，就不可能是一个懂行的广告语言学家；你不是一个对法制设有建设性心得的学者，你就讲不好法律的语言学，你不了解电视传播策划、编导、制作、演播的过程，就不可能正确阐释电视主持人的语言。不能真切地体会“生活”，面对“生活”，怎能不“失语”？
20世纪的中国，卓然而能真正成就一种气象的，对修辞学同仁后辈产生影响的，也许当首推唐铖的《修辞格》、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然而，在中国学术界，他们却并不以“修辞学家”而成名，唐铖，是一位心理学家；吕叔湘和朱德熙是语法学家；而陈望道的成名，并非在《修辞学发凡》出版之后，而是在其前。在出版《发凡》前，陈望道已是一位著名学者，不过，他的“名”却是来自“最早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介绍”，来自“文学革命”，来自“白话文运动”；来自对最新政治、哲学、文化思潮的研究介绍与推动。
这，很难说它们是一种巧合。
钱钟书曾经指拈“打通”为学术高境，所谓“打通”，便是知己知彼，彼此双方，为无町畦。没有对彼此两种领域的同时深切理解，何来“打通”？没有“打通”，一心只想以修辞学理论去“指导”别人如何实践，又怎能获得响应？
中国的修辞学者，尤其是中青年修辞学者，需要学术上的“涅槃”，所谓“死去活来”，不把“修辞学者”的身份“死”去一下，就不可能在“法律语言”、“广告语言”、“传播语言”……一系列社会生活语言领域中“活”过来，从而获得有生命力的新的研究范式。
20世纪中国修辞学曾经拥有骄傲，但这骄傲其实并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唐铖的《修辞格》、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尽管中国修辞学专业工作者为数空前之多，但修辞学的阐释力其实却在大幅下降，而要走出这一困境，今天的修辞学者不但应该根据社会中心话语的变迁而及时调整我们的学术聚焦，以空前的热情去关注大众传播、经济、法律……生活中的语言问题；而且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先体验生活，再阐释生活，以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这样，修辞学也许才能走出“自言自语”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