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存论与现代性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6）05—0030—07
安托尼奥幽默地说：“尽管马克思被宣布死了好多次，但是他似乎总能够一再地从灰烬中升起。”[1](P2) 马克思一再地被人们回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成熟文本和大量带有探索性质的手稿阐发的卓见触及当今的现代性困境之实质，提供了探索现代性的理论资源。此处立足于马克思生存论的哲学范式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现代性命运的视角。
一、现代性与意识哲学的内生关系
现代性远远不是已完成的存在物，不是一段死去的历史，而是依然向未来伸展的不断变换面孔的现实，构成我们时代的总问题。它渊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蔓延到当今世界最边缘的地带和角落。从基本精神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看，现代性之根本点可以归结为理性和主体性；从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的角度看，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技术强制和资本原则。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及其主体性内核乃是意识哲学的代名词，意识哲学构成技术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根源。所以，现代性和意识哲学不是偶然的外在牵连，而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换句话说，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就是意识哲学，意识哲学乃是现代性的“根”。海德格尔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哈贝马斯指出：“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开始的标志是笛卡尔提出的意识哲学。”[2](P156)
在精神原则层面上，现代性被等同于理性精神和主体性意识，这一点有其来源和根本合理之处。福柯认为，启蒙运动是开启欧洲现代性的特殊事件。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在于摆脱神权的束缚，运用理性的标准评判一切。康德准确地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P22) 也就是说，启蒙意味着自我解放。对于启蒙哲学家来说，尽管他们批判神权传统的道路是歧异的，但是这种道路不是纯粹的离散，而是有一个汇聚点和中心，这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就是“理性”。这一思想事件的后果，就是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旧的世界结构的拆除和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彻底改变，就是现代性状况的确立。
理性原则确立意味着世界的祛魅和主体性的弘扬。韦伯认为，这个时代的理性化和理智化表现在人们的以下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4](P29) 自然界不再是神秘的造物，而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的具有内在规律的存在。从此，人不再痴迷于上天的事物，而是把目光转向尘世。黑格尔指出他所处“现代”的特征：“人的目光是过于执著于世俗事物了。”[5](P5) 上帝的隐退导致人的地位日益凸现。人不再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通主体，而是成为世界的“支撑”和“根据”，成为世界的“主人”。自然界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客体，乃是主体的对象。
近代意义上的理性和主体性恰恰是意识哲学的实质。笛卡尔的确定性寻求确立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途经康德对理性能力的批判考察，最后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构成意识哲学的完整过程。黑格尔哲学作为意识哲学之完成，凸现了主体性这个现代的原则。所谓“主体性”，意味着“自由”和“反思”。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黑格尔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里，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吁求，每一个人都认可的东西应当向认可者显示自身的值得认可的内容；三是行为的自主性：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现时代的特征；四是唯心主义哲学本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或自我认识的）理念乃是现时代的任务。[6](P17)，可以说，哈贝马斯准确地抓住了黑格尔主体性概念的实质。
在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层面上，现代性表现为技术强制和资本原则的泛化流行。一方面，技术强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人要求通过自己的力量主宰一切，尤其是征服和控制自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提高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要求，因而，人们迷信技术的能力如同中世纪迷信上帝的能力一样。人们相信，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的进步和福祉。海德格尔洞察到了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他说：“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7](P885)这里的“现代形而上学”，实际指的就是意识哲学。另一方面，资本原则构成现代生活的统治力量。生活世界经过理性的抽象和提炼之后，还原和简化为一个逻辑的枯燥的抽象世界，一个被设想为具有内在规律的合理化世界，一个形式化了的数学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世界中，内容消失了，物与物之间的质的差别没有了。一切转换为单一的交换价值，成为可以量化计算的对象。货币就是万物（商品）量化的尺度和彼此之间交换的媒介。货币和万物商品化使得资本的增殖成为可能。而且，资本增殖现在不仅仅可能，进而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使得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颠倒为生存的手段。资本具有了内在的自我生长的生命力，成为现代世界支配和控制一切的决定性力量。
不论是作为精神原则的理性和主体性意识，还是作为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的技术强制和资本原则，都是现代性的本质体现。这两个方面在后来的演化流变中，发生内在的分裂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只是现代性内部紧张的表现，就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同样归属于意识哲学。哈贝马斯试图解决现代性的困境和内部紧张，提出置换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即以“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走出主体哲学。所谓的主体哲学，不过是意识哲学的别名而已。且不说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命运，就其对现代性的哲学基础的认识而言，无疑归结为意识哲学。
二、马克思生存论与意识哲学批判
罗蒂认为，富于原创的治疗性的哲学家们“思考事物的新方式在于对那些曾经困扰过前人的问题予以解消，而非予以解决”[8](P1)。从这个标准来看，马克思无疑属于治疗性的哲学家。马克思生存论开拓的新方向，抛弃了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传统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意识哲学的范围之内的纵向探索，而是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
意识哲学主要指的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形而上学。它的整个提问方式和问题框架是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围之内进行的，根本旨趣在于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和真理。就其特点而言，意识哲学遵循的是本质主义、还原主义的思路。在它那里，存在着一些对立的范畴：经验／超验、现象／本质、相对／绝对、暂时／永恒，这些对子的前半部分是不真实的、虚幻的、需要克服的方面，后半部分才构成认知主体真正的对象世界。通过理性的静观的认知，意识哲学要求把握永恒的绝对的本质和真理。对于意识哲学来说，本质的真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理性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达到本质领域。
意识哲学的内在困境在于，意识始终无法穿越自身，切中外在的超越之物。也就是说，意识和外在对象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始终成为意识哲学家们摆脱不掉的梦魇。笛卡尔把精神和物质二者看作是并列的实体，从而陷入二元论。莱布尼茨认为每一个单子是一个灵魂，并且是“没窗户的”，因而意识根本不可能从密不透风的单子里面出来。康德设置了现象和物自体的对立，最终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黑格尔认为实体即主体，表面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由于他把对象性的性质本身看作自我意识的障碍和异化，把对象看作自我扬弃的东西，看作一种虚无性，认为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本质不过是知识，这样，自我意识的外化和回归自身，不过是意识在自身之内的巡游，根本没有走出意识的范围一步。马克思批评道：“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9](P323) 胡塞尔对于认识的内在性和客体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他无奈地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达到客体并且如何能够无疑地确定这种关系？如何理解，认识在不丧失其内在的情况下，不仅能够是切合的，而且能够证明这种切合性？”[10](P71)
追根溯源，意识哲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逻辑出发点和前提预设。黑格尔认为，笛卡尔是“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11](P63)。笛卡尔通过怀疑论的方法，确定了无可怀疑的哲学家园，这就是“我思”。这里的“我”是非物质的存在。整个近代哲学的原则性基础就是笛卡尔确立的“思维”。然而，这样的出发点注定近代哲学必将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原因在于它已经把认知主体抽象出来，从而使得认知客体也只能成为抽象的存在。海德格尔道破了其中的秘密：“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12]
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在于，他不是遵循着意识哲学的思路解决意识哲学家们的根本难题，而是放弃了知识论的路向，转向生存论的探索，从而贯穿了内在性。生存是人的生存，它不是实存，不是现成的存在者，没有先在的本质，而是在本身，是在的过程，是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筹划。海德格尔的生存之领悟与马克思的生存论路向具有同质性，他说：“此在能够这样或那样地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这个存在者的本质规定不能靠列举关乎实事的‘什么’来进行”[13](P15)。
马克思生存论与意识哲学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它的立足点不是“我思”，而是“现实的个人”；它的对象不是表象世界和意识的构造物，而是生活世界；它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的基本态度不仅是理论性的，更是实践性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认知，更是“实践”和“做”，也就是说，它强调实践关系相对于理论关系的逻辑优先性；它的发问方式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当是什么”；它的研究主题不是实体和知识，而是生存和智慧；它的思考路径不是还原的，而是生成的；它的思维方式不是主客二元分立的近代形而上学，而是“天人一体”的总体性辩证法；它的性质不是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而毋宁说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前反思的”[14]。
从“我思”向“现实的个人”的移居，这是马克思生存论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之点。海德格尔称之为“思想之居所的革命”[12]。“我思”是纯粹的精神和思维，构建的逻辑体系是一个概念和范畴的大厦。基于此，有人认为近代哲学是“概念游戏”、“思维训练”。“现实的个人”冲破了理性／非理性、灵魂／肉体、心／物这样的二元结构，直接指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生命个体，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9](P324)。不同于“我思”的“现实的个人”，可以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海德格尔说：“与意识的内在性相反——识—在中的那个‘存在’就表达了这种内在性——此—在中的‘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12] 此在守护的“在外”、“出—离地在”，指向的是不同于人的表象和感觉的物自身。
马克思生存论开拓出共产主义境遇，其展开方式是资本批判。资本世界的最大特征是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此种颠倒的表现是人的物化。丰富的生活世界抽象化，成为单一性的可以量化计算的货币关系。就其本质而言，货币乃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世界的货币化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物化。物化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物与物的方式表达，人的尊严和价值若不能得到物的表达和实现，就是没有意义的，不被认可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使得资本增殖成为可能。马克思深刻洞察了在作为资本的物的外表下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5](P577) 种种拜物教的出现，就其根源而言，乃是人与物的关系颠倒的必然结果。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不是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而是以物的方式对待人。资本好像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控制和驾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物化的颠倒的世界。与之相反的论调严厉批判资本的颠倒和异化，呼吁抽象的人性和绝对命令式的道德，强调宗教的救赎。然而，这样的道德呼吁只是在最极端的意义上构成资本的对立面，成为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内在地镶嵌于意识哲学之中。马克思既不同意资本的逻辑，也不同意宗教的道德救赎，而是要求在现实层面上改变这个物化世界的颠倒状况。这种状况的彻底改变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P297)
三、现代性的当代价值及其历史命运
由于现代性和意识哲学的内在关系，所以，马克思生存论批判意识哲学范式，恰是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此种批判的根本旨趣并不在于否定现代性的当代价值，毋宁说，它是对现代性的历史命运的一种提示。
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到现代性这个术语，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无疑就是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他认为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6](P275)。这里，他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质。在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描述中，他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流动性”特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6](P275)。资本主义的强制逻辑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它的洪流之中，并激发出巨大的社会创造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P27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描述，触及了当代最敏感的神经，这一点是西方学者也充分肯定的。哈维评价说：“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描述，极为丰富地洞悉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情感的根源。”[17](P154)
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表现在充分肯定现代性的积极意义。现代性克服了传统的等级观念和生产方式，使得“人对物的依赖”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从马克思生存论的角度看，相对于前现代的状况而言，现代性不仅仅使得人的政治解放成为现实，而且使得经济解放成为可能，为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本身具有某种生存论意义。换句话说，价值评价参照物的变化，将会带来对于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基于此种认识，就很容易解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对于前现代的国家来讲，面对着现代性的困境和发达国家的后现代讨论，关键之点并不在于要不要现代化，而仅仅是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由于立场不同，对现代性的看法不同，因而就有关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的不同断言。马克思生存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面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导致的现实困境，两者均不同意现代性的抽象理性预设和主体中心理性的意识哲学范式，不同意宏大历史叙事的虚构。但是，后现代由此走向对现代性的单纯反对，宣布现代性已经“终结”；马克思却要求正确认识现代性的历史使命，批判性地澄清现代性的前提和边界。比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性的进步幻象在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面前破灭了。鲍曼的关于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内在环节的理解对这种看法提供了支持。在鲍曼看来：“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18](P151) 从马克思生存论的角度看，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整体、社会、国家、民族，漠视个体的生命、尊严和价值，这乃是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错误发展。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要求变革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和社会对立的状况，依然坚持对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反对因为大屠杀等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走向单纯的“反”现代性。
而且，现代性“终结”的颁布者虽然揭示了现代性的种种困境，极端地反对现代性，但此种批判和反对由于低估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和自我矫正机制，因而毫不例外地落入了现代性的圈套之中。尼采作为后现代的开端，强调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其逻辑出发点从理性转向非理性和强力意志，反对基督教和传统形而上学，声称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就是一种虚无主义。但海德格尔指出，尼采哲学不过是一种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极力打破意识哲学的概念牢笼，但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只是对主体哲学思维模式的颠倒：“海德格尔只是在宣扬要把主体哲学的思维模式颠倒过来，其实，他仍然局限于主体哲学的问题而不能自拔”[2](P186)。他由此认定：“海德格尔最终还是在否定意义上坚持意识哲学的基础主义。”[2](P161) 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意识哲学残余，哈贝马斯颇为准确地形容道：“海德格尔超越了意识哲学的视界，却停留在了其阴影之中”[2](P161)。在他看来，现代性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理性的片面发展，因而通过哲学基础的置换，即从主体中心理性转向交往理性，拒斥意识哲学范式，就可以使得现代性焕发新的生机，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我们虽然能够同意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但是，对于他给出的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却持保留态度，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想从文化观念方面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触及资本原则本身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
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辩证态度，体现为鄙夷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态度，不同意实证主义的或者道德批判主义的态度。由此，马克思和现代性就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多重关系，从而引发下面的追问：马克思究竟是现代性的同谋者，还是实质性地超越了现代性？黄瑞祺先生指出，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继承者、批判者、重建者[19](P2)，最终把马克思归于现代性一脉。然而， 若果真如此的话，共产主义就不是现代性之外的东西，而是现代性的内在构成。在这样的看法中，共产主义就会被做退化的理解：或者在知性科学的意义上成为无论如何必然到来的“理想”；或者成为一种虚构的乌托邦。第一种理解立足于经济决定论，导致对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漠视；第二种理解从另一个极端落入意识哲学范式。按照第二种理解，罗素把马克思和奥古斯丁进行类比就是对的，弗洛姆把马克思和佛陀放在一起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恰恰在于，共产主义不是形而上学的虚构，不是乌托邦式的彼岸世界，而是否定私有财产的现实历史运动，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6](P75)。而且，把马克思归结为现代性的证据主要是精神文化角度的表面特征，而不是制度性质和资本原则的超越与否，因而其考察问题的角度就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生存论视域中的共产主义理论真正构成现代性的边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表现在社会意识层面和社会存在层面，我们更应当注重社会存在层面的内容。在这样的看法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就不能仅仅从理性、自由、进步、主体性的角度加以规定，而更应当把握为“人对物的依赖”的现实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恰好溢出了现代性的范围，构成“真正的人类史”的开端。换句话说，现代性将作为“前人类史”走向“终结”。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理性、进步、自由等，而是克服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克服了人的异化和物化状态，实现了社会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整体变革，从而使得人的解放真正成为可能。毫不触动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的现代性批判，即试图仅仅通过文化批判实现社会改造，未免只是一些过于天真的想法，并将毫不例外地落入现代性的范围之内。
总之，现代性如同一体两面的怪兽，构成当今时代的主题。揭示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性的当代价值和发展潜力，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在于提示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处境、任务和道路。
［收稿日期］2006—03—10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预研基金项目（K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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