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回顾和清理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于3月22闩至25闩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会聚了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科研机构及高校文学院的六十多名专家学者，大家就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总结。
“百年中国文学”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它既囊括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过去百年中的萌芽、成长和发展，也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延续与变迁。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去的百年，既是对中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梳理和还原，也是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正如胡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开幕式上所说：在新世纪，要维护与坚守文学立场，不仅仅为学术而学术，而且应有宏大的文化理想和健康的价值观念，使文学研究更加生机勃勃，更好地向纵深发展。
一
百年中国文学最大的成就是现代文学发生与成长，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是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
一些代表就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就存在一些基本概念的含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代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核心部分，可究竟什么是“现代文学”，似乎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宋剑华（湖南师范大学）认为“现代文学”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的模糊导致了现代文学研究走向了尴尬的局面。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指出现代文学通常就仅仅被当成新文学，而实际上，旧文学并没有随着新文学的成长而自动的消亡，反而还在继续地延续。因此，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旧文学研究的缺席，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所有文学研究者慎重思考。代迅（西南师范大学）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考究了“汉译西方文论”的独立地位，认为汉译西方文论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文论，它具有独立于西方文论的重要意义。而长期以来汉译西方文论被遮蔽在笼统的“西方文论”概念中，学术定位模糊不清，这是我国文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学术环节。席建彬（南京师范大学）从诗化小说的研究入手，指出现代诗化小说研究与小说自身存在反差，主要问题在于“诗化小说”概念芜杂，从而造成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以及作家文本的重读和诗性研究的脱节。
有关“现代性”的话题也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之一。寇鹏程（西南师范大学）以“学衡派”为例指出，百年中国文学的许多纷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人们对“现代性”内涵本身的理解不清而造成的。张光芒（南京大学）认为，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已是现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当前现代文学研究的关键已不是需不需要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运用和重构现代性的问题。
对当前文学研究中热点问题展开的探讨和反思显示了学者们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认真的思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目前正遭遇着普遍的质疑和猛烈的讨伐，李怡（西南师范大学）则对研究中出现的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批判予以了反省，他认为如果传统“二元对立”的文学史研究失之于历史事实的笼统概括和对文学现象的过于“整体”的把握，那么90年代后中国学人对于“二元对立”的批判本身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样的“笼统”和“整体”的思维方式。王本朝（西南师范大学）论述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化”话语的显著特点，指出作为方法和视角的文化批评固然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可是文学中的“文化”只能是一个切入角度，并不能取代和包容文学研究的其他视角和方法。
在学术视野无限拓展的今天，众多学者不断尝试采用新的观点、从新的角度对文学作出阐释，力求为本学科寻求新的生长点。肖伟胜（西南师范大学）提出文学的存在状态正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巨变，面对这一变化，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而文化人类学的宽广视野无疑为重新审视文学现象提供了新的契机。朱存明（徐州师范大学）提出文化人类学既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探讨，它的发展展示了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同时也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温潘亚（盐城师范学院）借用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考察了20世纪中国文学范式地演进轨迹，他认为把握住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范式的主要特征及演进轨迹，进而阐明范式的多元与多样及其不断的丰富与发展，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与逻辑进程，是文学走向繁荣的根本保证。中国大众传媒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成长的，从传媒的视野分析百年中国文学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曹立新（西南师范大学）评价了陈平原对大众传媒和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为传媒研究，从而凸现了传媒与现代文学密切的联系。任小娟（西南师范大学）指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以前被认为微不足道居于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日渐受到关注，中心突出、单一化的研究模式正逐渐被多元化的研究理念、研究领域所取代。曾利君（西南师范大学）回顾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述的在文学史观、研究范式、方法与撰写形式等方面的转换，指出20世纪后期文学史撰写中出现了观念更新、观照角度拓展、形式新颖等方面的新趋向。
胡明在开幕式上着重提出，回顾百年文学的工作，要把百年的工作还原，对历史有清醒的交待。作品受到误解，要对其进行整理还原。尊重作品，返回现场，是开展文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宋剑华认为应该重视微观研究，认真走入历史、感悟历史，重读经典文本，要将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历史资料上。高恒文指出现代文学过于注重作品思想的关注，而缺乏对作品的审美判断，这无疑是研究现代文学应该正视的问题。金宏宇（武汉大学）从版本学的角度阐述了版本的重要性，提出新文学研究也应该建立版本观念，文学批评应有版本确认原则，文学史写作应有版本兼容意识。龚明德（四川文艺出版社）强调现阶段文学研究最需要考据与版本研究，研究者应力图做到返回现场，提倡现场意识，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量现场材料的流失提出警告。
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对作家做了重新的审视，丰富了人们关于作家作品的认识。杨迎平（湖北师范学院）考究了施蛰存的翻译工作，认为施蛰存的翻译不但改造和充实了中国的文学体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而且从内容上引进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从而拉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巫小黎（佛山大学）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张资平的文学贡献进行重新评价，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张资平的地位、评价和他在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中的广泛影响极不相称，而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十分突出的泛政治化倾向。兰露怡（西南师范大学）考察了萧红的笔名所指示的作家言述的跨度与拓展、作家言述的亲和域及其经典化现象，指出对于作家言述的个案研究，应该超越经典化，更突出作家言述本身的主体地位与真实状况。
二
此次会议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对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百年中国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过程，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原本就紧紧交织在一起。考察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则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是不完整的。无论现代文学走向何方，古代文学都是它不可能舍弃的源头。因此，对于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既是对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总结，也将为现代文学的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
面对整个社会的急剧转型，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在新的要求新的环境下如何寻求更深一步发展的问题。沈伯俊（四川社会科学院）通过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对古代小说作家的考证不仅存在资料欠缺的毛病，还存在思考的方式上的弊病。何宗美（西南师范大学）提出要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必须深入开掘，拓宽研究领域，走“深度研究”和“学术经典化”之路。
杜甫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镇，刘明华（西南师范大学）总结与回顾了近百年来杜甫研究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并指出今后杜甫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如：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杜诗词语的研究、李白杜甫的比较研究、跨文化背景下杜甫研究的独特文化意义以及杜甫的大众化问题等。张中宇分析了20世纪《长恨歌》的研究成果，认为尽管《长恨歌》在主题研究、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可是对诗歌文本自身的细读仍然存在不足。
有关古代小说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中显得精彩纷呈，学者们介绍了过去的百年中有关古代小说的研究成果。六朝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韩云波（西南师范大学）指出自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进入现代学术视野以来，六朝小说研究经历了文本文献式研究、文体类型式研究、社会文化式研究、叙事演进式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使得整个六朝小说研究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缩影。黄大宏（西南师范大学）论述了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历程，指出唐代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引发了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因此，不能把影响仅仅归结为寻找事实来源与指出现象存在的问题，而应对想象所以存在进行必要的追问。胥洪泉（西南师范大学）具体考察了20世纪《莺莺传》的研究，介绍了学者们围绕作品的创作时间、张生的原型、莺莺的原型、崔张离异等问题而展开的讨论。明代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辉煌时期，吴光正（武汉大学）认为1949年以后的明代小说研究忽视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生成语境、文体特点和文化属性，以至于形成了许多令学界困惑的学术难题。他提出应该消解旧文艺理论体系支配下的研究范式，清除以往名家名著研究中存在的伪命题，重新清理明代小说史的原生态，重建名家名著的阐释空间。赵章超（西南师范大学）反思了20世纪文言小说的研究，指出学术界对文言小说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颇。
三
当经济发展的热潮搅动着宁静的学术研究时针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浮躁的研究心态，不少学者纷纷对此进行了反思。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比较了上世纪80、90年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认为80年代以真正理性的思考为中国人提供了思考现实问题的空间，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却逐步放弃了思考，走向了非思考的所谓“纯学术”。宋剑华谈到现在学术界存在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却声称“原创性”的恶劣现象，极大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龙长吟（湖南怀化学院）认为中国新小说名著经典中存在硬伤，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很好的指出来，这种现象本身也就是一种硬伤，他指出形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1)很多时候，同代人不便指出同代人的问题；(2)老一代学者认同的无奈，以至不屑于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3)读文学作品并没有真正的细读细研，缺乏真实的体验。对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刘明华也不无担心的指出，越来越多的学子尽管对杜甫研究心怀敬畏，可是却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采取回避策略，宁可放弃“绝顶”而去攻克“小丘”，长此以往杜诗是否将成为研究领域的孤峰绝顶、阳春白雪？学术研究需要的不仅是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尤为重要的是需要良好的研究心态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尊重。如何摒弃学术界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何维护学术的独立地位，怎样将学术的薪火延续下去，是每一个学者都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会议中，中青年学者担当了主要的角色，他们的深入思考和积极倡言展示了文学研究生生不息的活力。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他们不但参与了会议的旁听，还针对会议的相关议题，就中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区别，中国现代性有没有完成，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是不是还包含着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以及当中国在运用西方原型理论时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积极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和学者们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文学评论》副主编王保生在会议结束时充分肯定和称赞了同学们良好的学习劲头和质疑的精神。研究生的踊跃参与无疑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无论学术研究的道路如何艰难，年轻一代的身上总将蕴藏着无尽的希望。
此次会议将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同时纳入到百年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必将推动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反思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命题，需要研究界不断的艰苦探讨和拓展，本次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开了一个好头”，以后的工作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努力，共同促进中国文学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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