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史料论文,发现论文,历史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英人物的研究，即使在非英雄史观的指导下，也曾长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但是近年来已大不如从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史学潮流的变化，比如社会下层史研究受到普遍青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精英人物已研究得较为“充分”，很难再有涉足的空间。不过，史学潮流的变化也促使人物研究发生了变化，在应对挑战中，新的契机不断出现。以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为例，不但比原来有新进展，而且展现了人物研究的新视野。其中，所显露的变化或许能昭示未来的史学研究指向。
一、以新材料揭示新问题
傅斯年曾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①陈寅恪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近年来傅斯年研究的进展也首先表现在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方面。一些研究者分别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了一些有关傅斯年的新材料，据此揭示了傅斯年未曾受到充分注意的一些思想和活动，并表达了个人的识见。
耿云志的论文多次使用了新发现的傅斯年在1919年8月2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③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在当时或后来公开刊出的傅斯年论作中也有所体现，其价值在于可以刷新前人的阐释。但是，作者由一封信而成就一篇不同凡响的论文，自然还有一般学人难以企及的独到之处，即以文本明示语境，由思想介入历史。在作者论述傅斯年对五四运动反思的时候，心中明显的有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观照。其中指出，过去一百多年来，不少仁人志士都相信政治革命是根本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并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生命。但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到头来，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多少改造。若是在大众还没有普遍自觉的时候，少数人乘社会的失控失序，用一些响亮动听的口号把群众“运动”起来，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新社会的。如果没有足以制约、监督政府的社会舆论力量，“打倒专制、追求民主的口号喊得再响，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专制者’，结果仍摆脱不了专制”。同时，社会的改造不能超越必经的阶段，“甲级试验失败”，并不能表明这个阶段不正确，因此，“应另求正确方法，必求试验成功，然后方可进到乙级”。通过翔实的材料，作者“言之有物”地总结了五四以来的历史得失，并昭示了今人努力的方向。不难体察，作者的史论之外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现实的社会关怀。
罗志田的论文则借傅斯年未刊的一份“残稿”，明确地表达了一种现实的学术关怀。④“残稿”透露的意思是：解读往昔的作品，要特别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作品的“对手方”即作品的接受者，常能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据此作者“联想”到两个“过去相对忽视”的问题。其一，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并影响着学术传统的形成。对这种“参与”和“影响”，作者似乎并不怎么欣赏，尤其是在当下，专业读者的“程度”不高，阅读时不愿“劳心”思索，因而读不懂“言曲”而“事隐”的作品。对于目前介于学术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性载体“学术期刊”，其实也是一种“对手方”，作者借钱穆的话同样表示了“不满”，认为其不应太具“引领”学术潮流的“主动性”。但“在中介作用凸显的同时，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对学术刊物的‘操纵’安之若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标点符号，“！”大概流露的是对学术刊物“操纵”的无奈，“？”则似表明开始思索如何不被“操纵”。虽然作者也担心学术生产者的自定藩篱，但鉴于学术现状，主要是倡导治学者需担负起“提高”学术的历史责任，着眼于“许多年后”的“对手方”，追求“研究水准和表述品味”较高而“旨远意长”的有“余韵之作”，由“作高深学术探讨者”而不是“学术期刊”来引领学术潮流。
其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对手方”对学术作品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作者以柯文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取向为例，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来说的，而不同语境下的许多中国学人的“赞赏或仿效”，大都没有搔到痒处。作者在大陆发表的论文也有一些是针对西方的中国研究而立论的，其结果常常是外人注意不到，而国人又不知情，这大概正是作者能够强烈地感知到“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对手方”的缘故。但是，作者这里强调的是，柯文的倡议“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如此申论，也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学术理路，即在介绍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史学方法时，往往都能在中国传统中找到类似的表述或实践。⑤通过作者“牵缠反复”的论述，不难体察其沉重的使命感：突显学术研究中中国自身的因素，重塑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希望今后的史学研究能够在通晓“中西学情”的基础上，超越时空真正地与“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对话”，并产生中国自身的知识即“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
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大量引用“傅斯年档案”中的书信材料，揭示了傅斯年和吴晗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鲜为人知的交往历程⑥，据此，作者认为可以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并可为思索知识分子社群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开创更大的空间。这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傅、吴的交往并不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已是学界巨子，一个不过史坛新秀；一个是重要学术资源的掌握者，一个是常常在学术、工作乃至生活方面需要帮助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如果吴晗不是以“战友”或“追随者”的态度，而是以论战或质疑其研究的方式与之联络，他是否还能走进傅斯年的“学术人际网络里”去呢？作者开篇提到，1942年傅斯年在审查中基会补助金的申请时，对“完全不符提出申请案基本要求的”吴晗，给了个“甲等”，而对于另一位申请者陈啸江的评价却是“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如此情绪性的评价实有细故，主要原因应该是陈氏曾在傅斯年起家的地方主编与史料学派相左的《现代史学》。⑦这里貌似特殊的两个反例，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后学者的两种较普遍的命运：善于为名家捧场并附和者，往往能够迅速地探骊得珠；而与学术权威的主张相悖并质疑其研究者，却常常被暗堵学术进路。
作者还谈到，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益趋困顿，吴晗虽屡得傅斯年之助，却并未能根本解决其贫苦之境。正是在这般场景里，他走上了思想转变的道路，积极参与各式各样把抗争矛，头对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活动。这恰与30年代的情形相反：知识分子待遇优厚而稳定，致使他们甘愿与同其自身理念相悖的政权合作。⑧作者最后慨叹：“两人的情谊，起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总是斫杀知识分子情谊犹如参商的根本力量。”这同样可较普遍地诠释现代知识分子的合离：个人情谊、学术同道并不能改变政治分途，但政治相异却往往使恩断义绝、学术分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交往表现，似乎正在改变作者所叹的“总是”：政治相异并未影响学人间的结缘缔交和学术同调。
王晴佳以“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了陈寅恪和傅斯年之间的关系。⑨作者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两人已经不再那么融洽了。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陈寅恪以学术自由为至高无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也不为友情所累，这还成为他最后没有去台湾的一个因素。但是，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的一些不愉快，是否影响到“学术独立”，似需进一步探讨，因为傅斯年并没有干涉陈寅恪的任何研究。两人关系的关节点在于陈寅恪受史语所资助从香港回内地后，并未到史语所工作，而是径自应聘他处。傅斯年坚持“原则”，令其退回中央研究院的聘书，并表示了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论者都同情陈而诟病傅，难道学术成就很大就可以例外于常情常理吗？
马亮宽的新著利用“傅斯年档案”中未曾受注意的材料，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⑩作者由历史人物的行为来介入思想，就使思想不再那么虚悬无着，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揭示的傅斯年参与制止“华北自治”、改造国民党政府、调和国共的活动。傅斯年与政治人物的交往及其所热衷的政治活动，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倾向、变化及问题所系。比如，傅斯年在政协会议期间的活动，明显地表现了他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其实，这一思想还可从何兹全的回忆得到见证，“曾听他亲口对我说他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抗战时期，傅斯年还随身带着《资本论》来读。(11)
桑兵的论文依据“傅斯年档案”和近年来新见的相关史料，再次论析了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本旨及与其史学思想的整体关系，并力图扩展这一主张对于历史研究的积极作用。(12)作者特别注意到前人未曾注意的一个问题，即傅斯年所认为“只是史料学”的史学，是指近代的历史学，即分科治学以后的史学。它是傅斯年对于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理解与把握的浓缩。作者认为，其中傅斯年主张做学问不去读书，而到处寻找新材料，虽然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但是对于一般后学者，遗患甚巨。如果不读书只找材料，势必无法探究作者的心路历程。因为读书与找材料不同，须既见事又见人，通过人的言行揭示或展现其性格作派思维，不仅可见这类言行属于这一人物，而且可知这一人物才有这类言行。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同时，史学为综合，须先识大体，由博返约，在整体下研究局部，而精研专题又不可忘却整个立场。
由上可见，新材料的发掘，极大地推动了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不过，仍有用力的空间。尽管台湾和大陆都出版了《傅斯年全集》，但是较完整意义上的全集可能还要待些时日。据查，目前存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有5000多件，其中绝大部分还未公之于世，书信部分虽早已经业内人士整理，却因故不能出版。同时，可以继续用力的大概还有这样几个方面：未收集的傅斯年发表过的文章或演说(13)，留学和工作过的地方保存下来的记录，当年报刊上的介绍、评说和报道，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后来的回忆，其家人、友人或熟知者的口碑资料。比如，还未公开出版的《夏鼐日记》对傅斯年多有记述。夏鼐与傅斯年的关系密切，曾受命代理所务，因此，通过夏鼐的记述可以反观傅斯年的留学思想、考古学思想、学术行政作风以及重要学术活动。(14)此外，有一些材料虽已问世，比如《王振铎流滇日记》中亦有不少傅斯年的记述(15)，却并未见人用过。
二、追寻本意和梳理流风遗韵
有学者指出，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虽有偏颇，但其中所昭示的“回到历史现场”，应该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取向”。(16)具体到人物研究来说，就是通过史料提供的不同渠道重新回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空环境，然后以各种见证者或相关者的记述观之，以令其时地再度复活。在某种程度上，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也有这种取向，集中体现在追寻他提出的史学口号的本意方面。何兹全的研究指出，最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作的，是他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就已发表的来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但是，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是有问题的。他何尝没有自己的理论？其研究又何尝没有“疏通”？(17)也就是说，傅斯年所倡导的史学方法与其实际的史学研究并不一致。
何以如此呢？罗志田的解释是：“历来学力识力高于同时代一般学人较多者，其提倡‘众人’做的多与其自身实际所做的有些区别，盖学力或凭积累，识力往往靠解悟，实难模仿。”傅斯年之所以亟言“史料学”，在于“深知”对“疏通”和“推论”的提倡“可能导致诠释与史料的脱节”。(18)张岂之也指出，其目的是要扭转长期以来对史著的偏重，把具体的客观的史学研究放到第一位。(19)杜正胜则认为，傅斯年“有他面临的问题，当时最大的势力当然是顾颉刚”。他虽然曾是“疑古的先锋”，并曾在留学期间竭诚恭维顾氏的“疑古”成就：在史学上已堪称为王(20)，但是，当他决心步入史坛时，只有别树一帜，才能开拓自己的空间，他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就是要“以求实的态度破疑古派的陷虚”。(21)与杜正胜不同，在桑兵看来，傅斯年的史学宣言固然“有针对疑古派的意向”，但主要还是“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甚至更广，“面向整个国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史学界而立论”。(22)欧阳哲生的看法大致相同，认为傅斯年这一口号打击的是“国内学术界流行的各种主张和选择”，包括太炎学派、疑古学派，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23)
傅斯年揭起“史料学”的大旗，无论打击的对象是谁，其以“立”来“破”的隐曲，应该是存在的，这从他的史学著述中也可看出。在他论述古代学派时讲到，墨翟出时，“孔学鼎盛”，“盖务反儒者之所为也”；孟轲出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之亟言性善，非一人独提性之问题而谓之善，乃世人已侈谈此题，而孟子独谓之善以辟群说也”；荀子出时，“孟子之言，彼时盖盈天下矣。荀子起于诸儒间，争儒式正统，在战国风尚中，非有新义不足以上说下教，自易于务反孟子之论，以立其说。”(24)“辟群说”，“立其说”，“非有新义不足以上说下教”，这不正是他高喊“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夫子自道吗？或许他是从古代学派的兴替中获得了启发，或许他先天就有这种谋略，所以以之看古代学派。傅斯年的偏激之言，显然是故作的。在“群说”“盈天下”的境况里，显然不“呐喊”不足以动人视听。由此也就可理解其所倡言与实际所为何以不一致。
然而，如果说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仅仅是针对国内的既存学派，那未免看轻了他“无中生有的志业”(25)；傅斯年更大的雄心和目标，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桑兵指出，这种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愿，不仅傅斯年有，胡适、陈垣、李济乃至陈寅恪，都不同程度地蕴藏胸中。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傅斯年的主张，正是这一精神的发展或自然延伸。(26)既然要与人争胜，就必须立于同一基础，才易分出胜负，为此就有必要采用人家的治学方法，是可谓学术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西方“汉学家”的“长技”正在于他所理解的“史料学”。因此，傅斯年高呼“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与国际汉学界争胜服务的，并有意以此掀起“集众”的研究，来对抗国际“汉学家”个人的研究。其实，与西人争胜也不能反映傅斯年整个的史学理想。桑兵还指出，在具体研究领域，傅斯年并不以弄“半汉”之外国学人为然，甚至提出不要与洋人拖泥带水，而主张弄“全汉”之学问，来改动“中国史的视影”，“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27)如此看法，显然深得傅斯年未言之意。观作者治学，甚以此为鉴：用力承接王国维、陈寅恪以来中国学术转承的脉络，在通晓世界的基础上潜心于“中国典范”亦即“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的建造，似在重光民族学术之本，引国际“汉学”入中国学术的“轨则”，而不“单边”与之呼应。
由于傅斯年并没有公开宣示他整个的史学思想，因此，时人和后人难免错解他的真意和用心，而其故作的口号自然也就产生不少的“流弊”。那么，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正是近年来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明显进展。
李恩涵的论文考察了1949年后傅斯年与其史料学派对台湾史学教研的影响。(28)他指出，傅斯年迁台后，很快使其史料学派在台湾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占有了绝对优势与支配性的地位，形成了“独霸一言堂”的局面。即使傅斯年去世后，史料学派也长期统御台湾史学界。自60年代始，“相对客观史学”、社会科学、“后现代史学”等观念与方法相继冲击了台湾史学界。作者梳理台湾史学研究变化的学术理路似不无可议之处，比如，认定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源于德国兰克史学，然后从欧美史学研究新特色和新趋势的立场上，来批评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可谓以今“西”攻古“西”；所言“全球性整个历史研究”，也仅仅是以西方为圭臬，这与桑兵在中国学术传承的脉络上来检视史料学派的利弊得失显然有所不同。
在台湾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形下，王汎森的论文则对傅斯年拟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价值进行了“重估”。(29)作者认为，尽管台湾史学界从60年代起经历了社会科学、社会史、文化史、后现代史学等阶段，史语所的发展也早已不受《旨趣》的限制，但是《旨趣》中所倡导的运用新工具、发掘新史料、发现新问题、开展新领域等要素，仍在史语所近一二十年来的工作范围内，只不过是这些要素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旨趣》既然有“重估”的必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史学界包括史语所在有意识层面疏离于《旨趣》已久。傅斯年提出的一些原则在史学研究中确也具有永恒的意义，但是类似的史学的新发展能否与其承接，可能需要更具体的检视。不过，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在台湾史学界经历了十多年的“垄断”和几十年的疏离之后，似正趋向于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作者身为史语所的现任所长，从其自身的学术经历和治学来看，既延续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30)，堪称史语所甚至台湾史学界现状的一个缩影。
1949年后傅斯年及其史料学派在大陆的流变和影响，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王学典的研究指出，在50年代前期，史料派的生存境况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1958年的“史学革命”后，史料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从1979年至1989年，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在潜伏了近20年之后又重新启动。进入1990年代后，史料派似再次成为大陆史学的主流。(31)但是作者所说的史料派实际上是指非史观派，从中很难看出傅斯年一派的脉络。不过，有学者仍以“回到傅斯年”，来概括90年代以后的史学走向。(32)张书学等人的论文进而认为，“回到傅斯年”这一取向，在90年代“几成披靡态势”。(33)值得澄清的是，90年代大陆史学研究中更加重视史料的倾向，是不是真的“回到傅斯年”？或许是“史观派”因担忧自身地位和生存空间而发出的警示。查这一说法似并未见为实际的史学研究者所提倡，类似说法多为史学理论工作者或长于以历史来表达思想的学者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论及了1949年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在大陆的具体影响。唐际根指出，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考古学报》两大考古学刊物，都注重“资料的客观报道”，“有理由相信是主持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夏鼐承袭了傅斯年的‘史料至上’的思想”。他还指出，傅斯年当年提出的在中国各地建立考古工作站的设想，在大陆几乎全部得以变成现实。(34)晁中臣从自身的学习、教学和研究经历，更为具体地说明了傅斯年的影响。作者的研究生导师张维华，在30年代曾听过傅斯年的课，并与之有过少许交往。80年代前后，作者从导师那里最初了解到傅斯年，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经常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张先生当时对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的态度，他正是借用这句话来强调史料的重要”。作者说，“现在我也带好几届研究生了，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我在为他们讲史料学时也从没有忘记过这句话”。不难发现，时过境迁后傅斯年当年的偏激之言在史学研究中日益凸现其正面作用，特别是在反对空谈之风的时候。(35)像这样具体切实的考察1949年后傅斯年及其史料学派对大陆史学教研影响的空间恐怕还很大，或许能成为今后傅斯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走进人物的心灵，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
傅斯年主张在史料之内发现历史，“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36)。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关于傅斯年的研究，有不少却是发现的史料之外的历史。比如，桑兵揭示的傅斯年“内心深处”的史料学观念，“骨子里”的“本位文化意识”(37)；罗志田析出的傅斯年以“自卑或自我批判的方式”体现的“中国文化几千年积淀的自负”，“现代表述”之下“潜伏”的“不可推卸的传统责任”(38)；王晴佳所释解的傅斯年与陈寅恪之间的微妙关系(39)。其实，近年来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有这一取向。比如，余英时发掘的胡适在美国任大使以后未为人知的一段“恋情”(40)；张太原揭示的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共的复杂心态(41)；茅海建根据时间和空间的“考证”所“重建”的戊戌相关人物的活动与动机(42)；牛大勇从《念奴娇·鸟儿问答》感悟毛泽东由猜疑苏美密谋而产生的“心情”(43)；沈志华解读的毛泽东在中苏关系上的“未说出来”的“本意”(44)；杨奎松追寻的蒋介石走向“三二○”及“四一二”的心路历程(45)。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历史的倾向。
其实，傅斯年虽然高举“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大旗，但是他的学术实践则说明他恰是发现史料之外历史的高手，比如他的《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就是最好的例证。(46)何兆武的回忆也可作一佐证。他记起傅斯年一次谈汪精卫何以叛国投敌的演讲：“出乎我们听众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做一番政治分析，而是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而且是一番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那次讲话的内容大意是：汪本人正值翩翩少年时，却被富婆陈璧君以金钱、权势和婚姻牢牢控制着，而且从此控制了他一生，因而造成了他心理上极大的扭曲。这种情结使汪终其一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形成了他极为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这次讲话，今天回想起来确有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意义。那就是傅先生是第一个——至少就我所见，他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这说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远比一般人所了解的要活泼得多。“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47)触及“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显然靠记载的史料是不够的，必须另开渠道。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专攻过心理学，这大概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史学研究，只是他没有公开宣示而已。
了解历史人物的心理，不是凭空去想象，必须有一定的心理知识和训练，比如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分析。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大多既承受了传统的知识和思想，又吸纳了西方的知识和思想。他们的内心如何处理传统和西方的价值，一定是充满矛盾、犹豫、困惑、变化、反复和迷惘。张忠绂就感到“处处令人迷惘”，“幼时所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的旧式教育；民国成立以后，因学校教育与环境关系，思想已逐渐转变。殆至游学返国”，“个人的思想与观念亦已形成。孰知个人思想与观念的形成，正是迷惘的根源。”面对“举世的思想与观念日新月异，庞杂混淆”，“个人处身行谊，决不是件简单的事”。但是，“立身行谊往往是一种习惯。人们最难改的就是习惯。”(48)因此，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发生背离。
傅斯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曾对胡适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49)这应该是傅斯年超越自我反观“我们”的一个结论，对这种二分式的人生他似乎感到一种无可奈何。显然，西洋化是有意识的、有理智的，传统则是潜意识的、不知不觉的。傅斯年留学时的德国和欧洲，兰克史学本已危机四起，各类“新史学”正在崛起。而他仍服膺兰克史学，何故呢？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吸收西方学理时往往潜意识里去寻找同类项，与中国已有的东西相似或相合的常常容易引起共鸣，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带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来吸纳西方学问的。就像胡适，新学问一大堆，却仍掩不住那乾嘉考据的底子。有研究者以西方史学的演进为价值标准，认为傅斯年“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趋新反人旧”，“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50)如此看法，显然难知“苦心孤诣”背后的就里。这几乎适用于近代中国的所有人物：表面上很“新”或“西化”了，而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在变化多端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一成不变。比如，民主是五四以来各类人物所崇尚的价值，但大都流于口号或理论，即使是真实的思想和信仰，而实际所为却仍可能是专制，甚至以民主来行专制。“当他反对别一个人专制的时候，看他若似乎是很开明的，其实，凡是反对别一个人专制，皆因为别一个人专制我便不能专制，所以必得要反对他。”“故从前革命的口号，就是‘你专制，打倒你，让我来专制。’”(51)许多人所提及的傅斯年的“学霸”气似乎也在此列。
不过，这还有另一面，即西方学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致也化作一种潜意识，使中国人用而不觉。在这种情形下，对传统的维护却常常用西方的法子，反对外来之说却难逃外来之辙。比如，学衡派对新文化派的批评和对传统的护持，其学理根据却是美国的白壁德人文主义。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时说，“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马克思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52)外来的学说在中国开花结果，变成中国新传统的一部分，同样浸透了历史人物的心灵。这样，近代人物的思想就更加复杂化了，要准确地把握其意，显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53)；胡适也谓，“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54)。但是，窥探历史人物的心灵，有时有一分材料，也不能说一分话，而要有“三分证据”、“十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要穷尽史料，包括本人留下来的言行记录和同时代相关人或不相关人的评论。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也不可能行事完美无缺，所以，既要看时人和相关人的赞扬与追随，又要看时人和相关人的批评与背离。历史人物的思想有时是虚玄的，但是可以通过具体而详实的材料证之，也就是以实证虚。“实”是零碎的、片断的，“虚”则是综合的、整体的。充分占有史料以后，有时加以排列或整理，人物的心态、形象、得失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而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像傅斯年说的那样“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获得“近真”和“头绪”。(55)把有关历史人物的各类史料比勘以后有机地组放在一起而产生的“近真”和“头绪”，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亦可谓“史料之外的历史”，这也正如王汎森主张所捕捉的“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历史。(56)由此看来，傅斯年的史料学本身就隐含着“史料之外的历史”。
揭示历史人物的心态，不但需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而且还要善于运用史料。“熟悉和技巧固不可少，而想像和推理的能力尤为必要。”“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以形成“合乎逻辑的证据链”。(57)一般来说，直接记录历史人物内心活动的材料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可能不实。历史人物既可能有意保存材料，也可能有意销毁材料。因此，傅斯年所说的间接、不经意、旁涉、隐喻、口说之类的史料就显得相当重要。对这类史料显然简单的比较已不能发现问题，必须予以探曲索隐，“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58)。或者，“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59)，“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发前人未发之覆”(60)。为此，既要以新视角发现新材料，又要以新方法整合旧材料，然后，“分析入微，证成新解”(61)。换个角度看，不实或作伪的史料，也有其特别之价值，当事人的记述过程同样是历史之真，有意伪造的背后往往能发露当事人的真实心境和意向所指，比如，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就是从作伪或虚假的材料发现真实的历史。而对已毁之材料，同样可根据相关材料、事件之过程和后来之结果，使之浮出水面。纵然材料可以销毁，而历史是不能被销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须由已知推未知，拨云开雾，由果探因，从外看内，以蛛丝马迹追出内心之隐。总之，一时期之历史人物，对自己所处时代、地位及本身之思想，特别是无意识之行为，也未必认识清楚，其个人留下来的文本更是只鳞片爪。所以，历史研究者，就像文物复原者，把破碎的残片重新恢复为最初的形态。
历史人物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情状和时空环境中，所以，要有“同情之了解”，必须把眼光从本人和相关人物身上移开，采取多维视角，利用不同渠道，真切地再现当事人所处的历史场景，进而探究一种思想的原生状态，给之以立体式的、全方位的感知和体认，以达到不言得失而得失自现，不谈是非而是非自明，这显然是要综合各种史料来悟。另一方面，在问题重重的近代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沉静地玄思。近代人物所面临的问题，是打开其心扉的钥匙。所有成形的思想理论都与一定的现实问题相联系，因此，通过研究时代问题，可使虚玄的思想还原为具体生动的历史。
傅斯年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是只主张找材料而反对读书，其实这是傅斯年“对于读过书或读完书的学人而言”的，“是从反对主观成见的角度立论”的。(62)有人回忆，“傅先生治所之道的一端是新进人员两年内不许写研究论文，只能读书”(63)。可见对于学术新手，傅斯年还是主张先读书。因此，研究历史人物，既要看其言，又要看其未言，还要看其行。对于其言，要注意其前提、时间、场合、对象和用意，言有隐曲，言有未尽之意，言有前后之变。真实完整地再现历史人物，就是要探究他的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再者，其想的未必能做，做的未必符合所想。(64)甚至说的，写的，做的，与内心想的，都可能不一致。说，写，做，都可能有明确的记载，而内心真实之想，则不可能都有所附载，并且有时其内心所想也未必清楚。似是而非，为一般研究者所忌，而有时却恰是当事人的真实思想状态。因此，揭示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研究者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比历史人物自己更了解他本人；同时，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偏。
因此，全面展现历史人物的心态及其变化，必须苦心孤诣、千方百计，以各种角色去感知、审视和见证。形象地说，研究历史人物，要做他的恋人、仇人和路人。所谓恋人，就是要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其所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谓仇人，就是要搜集一切不利于他的材料，揭示他最隐秘的心态。所谓路人，就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摆脱自己的任何主观，作为一个路过这段历史的旁观者即见证人，把他的一切都供述出来。也可以说，研究者既要做演员，用心灵重新扮演历史人物，同时又要做导演，用舞台、幕景、灯光、服装及相关配角，使他在一定的时空中重新“复活”。
应该知晓，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是史学研究中最危险的事，不能游思冥想，不能臆测，更不能比附成式。它不但需要精密的功夫，而且需要很高的识见和悟力。研究者要有佛家所说的“心相应”，或者鲁迅所谓的心中“自有诗人之诗”，才能“握拨一弹，心弦立应”。(65)显然，那些仅为生存、职称、经费、官职而治史者很难为之。
注释：
①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页。
②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③耿云志：《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④罗志田：《关于学术“对手方”的联想——傅斯年先生的启示》，《“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聊城市政协、聊城大学2004年编印，第18-23页；《学术的“对手方”》，《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笔谈），《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在不违反“学术戒律”的情况下，作者似较推崇余英时所说的：“古今中外可以称得上‘伟大’两字的史学家几乎未有不关怀现实、热爱人生的。”（参见罗志田《中国近代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作者的言说往往有特定的“对手方”，因而在此的述评可能是“误读”。
⑤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及《中国近代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⑦《现代史学》于1933年1月在中山大学创刊，其灵魂人物是朱谦之，提倡融入“现代精神”的“现代史学运动”，声称要“努力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而“其所谓过去的史学，主要不是传统史学，而是指由中山大学发端，已经跃居中国学术主流地位的傅斯年一派的主张”。参见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⑧参见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变革》，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山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240-244页。
⑨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何兹全：《谈谈“最稀有的天才”》，2003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第16版。
(12)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3)比如傅斯年早年发表的3篇文章，就少有人注意，参见刘广定《傅斯年早年遗珍》，《中国文化》2008年第2期。
(14)王世民：《傅斯年与夏鼐》，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382页。
(15)李强整理：《王振铎流滇日记》，《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2期，第58-72页；《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3期，第68-83页；《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4期，第70-78页。
(16)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7)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8)罗志田：《中国近代史学十论》，第199页。
(19)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20)已有过“领袖”体验的傅斯年，在留学的最后阶段，还曾向胡适表示，对当年同室好友顾颉刚的“疑古”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傅斯年：《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60页）。其实，极誉之下，已生远离并另辟蹊径之心。
(21)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
(22)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土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3)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文史哲》2005年第3期。
(24)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634页。
(25)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第1-41页。
(26)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7)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8)李恩涵：《1949年后傅斯年与其史料学派对台湾史学教研的影响》，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100-123页。
(29)王汎森：《重读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31-39页。
(30)王汎森在学士和硕士期间就读于傅斯年曾执掌的台湾大学，博士期间则在美国师从与傅斯年相左的钱穆的学生余英时，更具超越意味的是，其博士论文写的是傅斯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生活”。
(31)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2)谢泳：《回到傅斯年》，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33)张书学、王晓华：《“回到傅斯年”：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史学的走向》，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84----93页。
(34)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的“傅斯年特征”》，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94-99页。
(35)晁中辰：《“不以空论为学问”——有感于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124-128页。
(3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0页。
(37)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8)罗志田：《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读书》2008年第6期。
(39)王睛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40)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2)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43)牛大勇：《肯尼迪、赫鲁晓夫与中国的核幽灵》，牛大勇、臧运祜主编：《中外学者纵论二十世纪的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45)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
(46)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
(47)何兆武：《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9期。
(48)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53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14页。
(4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1929年4月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50)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3期。
(51)东施：《闲话》，《现代评论》第8卷第193期，1928年8月18日，第10-11页。
(52)张东荪：《阶级问题》，《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20日，第18-19页。
(5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0页。
(54)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0页。
(55)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第420页。
(56)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第E30版。
(57)谢维：《考证行为，体察动机——读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58)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4页。
(59)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60)季羡林：《序言》，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61)严耕望：《治史答问》，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86页。
(62)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63)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18页。
(64)正如杨天石所分析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未必符合内心的道德尺度，参见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5)鲁迅：《摩罗诗力说》，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