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斯183;默多克与后现代叙事语境_文学论文

艾丽斯183;默多克与后现代叙事语境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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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的小说创作生涯正式开始于20世纪中叶。这个被称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时期见证了作家们的一种出生恨晚的时代共识。文学经过现代主义阶段的“极度创新和重大发展期之后”(Nicol,“Postmodern”14),西方作家们对小说未来的担忧或疑虑表现得极为突出。在英国本土出现了一个多重声音共同喧嚣的文学时代,没有主导性的文学运动、没有统一的风格和审美标准。一个“没有风格”的时代开始出现(Bradbury 282)。

       在英国小说创作主张多样化的喧嚣之中,两种声音较为突出。第一种声音是恢复和重塑小说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形式,跨越现代主义而径直从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汲取灵感。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作家需要立足所处时代,直视那些已经让这一伟大传统发生改变的时代焦虑、野蛮主义和罪恶意识,认识到现代主义运动所揭示的那些强有力的和令人不安的时代元素。从根本上来看,强调当代小说写作与小说伟大传统间联系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其中不乏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约翰·维恩(John Wain)、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等重要作家。而艾丽斯·默多克所主张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和与其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更使她成为当代英国文坛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

       思想冲撞:语境空间质询

       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John Bath)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枯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中指出,当代小说的困境在于小说写作的形式或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Bath 138)。众多先锋派作家的小说作品中也无不表现出作家对这种枯竭的强烈感知。他们纷纷意识到艺术创作已经到达一种极端困难的阶段,任何新的艺术尝试都是对旧有艺术的摧毁。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文学意义上的描述主要用于“呈现一种既已存在的现实,而如今却被用来强调创作的功能,”它曾经让我们看到事物,而现在它“似乎只是在破坏”(Robbe-Grillet 147)。反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潮流,或利奥塔德所称的“对现实主义的不信任”(Lyotard xxiii),逐渐成为20世纪中叶小说创作中的普遍现象。例如,纳萨列·萨劳特(Nathalie Sarraute)在一篇题为《怀疑的时代》(“The Age of Suspicion”)的文章中,将现实主义写作描述为一种业已衰退的信仰,因为不仅小说的作者不再信任其笔下的人物,具有丰富知识和开阔视野的读者同样也不再相信,也无法相信小说中的人物。他认为大众读者对于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具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人们开始质疑作家主观创作的艺术作品是否能够让普通的现实事物具有神秘魅力(Sarraute 63)。罗比—格里莱特更是宣称,当代语境下小说的目的似乎不在于“解释”或“表达”现实,或“尊重事实”,因为小说的写作构思不在于包含或表达任何“观点”(Robbe-Grillet 160)。

       因此,到20世纪之初当英国小说的现代主义元素基本成型之时,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宗教道德性,乃至曾经被一致推崇的宏大全知型作者身份逐渐淡出现代小说。思想表达的自由性和坦率性以及艺术审美的复杂性和隐晦性都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标志。小说的写作不再是对宗教和道德良知的呼唤,不再充满关于惩罚或救赎的戏剧性事件。与之相对应是处于社会和审美主义语境下的性关系、现代婚姻、社会关系、时代之争等主题。在一个上帝已被宣告死亡的时代,被感知的事物本身极具不确定性。

       作为当代小说写作的实践者,默多克面对文学日趋走向“枯竭”的倾向,深感当代作家再也无法重复19世纪伟大文学的辉煌盛况。她认为,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作家们缺乏文学才华,而是因为当代的文化环境使得文学的伟大盛况很难再现。默多克尖锐的批评锋芒早在1961年发表的《反对枯燥》一文中已展露无遗。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她对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纵观后现代整体的叙事语境,对造成作家文学创作“枯竭”感的原因做出阐释。首先,现代主义者崇尚小说作品中的思想性,并将其视作判断小说作品好坏的标准(Watson 498)。默多克则认为,这是对“思想”(ideas)和“想法”(thoughts)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因为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往往易于成为思想的奴隶和理论的俘虏。整个时代的症结就在于人们过度地陷入思想之网而无法自拔。在同一篇文章中,她将人类比喻为“一群愚昧的生物,持续不断并无法自拔地陷于被我们的幻想所扭曲了的现实”(Existentialists 293)。她高度质疑任何借以给出最终结论的表述,并表示任何对人类的总结性阐释往往都是错误的,因为现实并非某个“既定的整体”(293)。她认为,当代小说应该从现实主义文学伟大传统中汲取灵感,恢复小说作品所应该具有的情节、人物、社会环境、历时的叙述方法、故事发展的逻辑性以及结局性,向读者呈现丰满和鲜活的人物以及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可以说,她对英国本土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实际上又是对那个时代所普遍赋予人们的思想情绪和道德意识的有益审视。

       默多克对后结构主义者“语言中心主义”创作导向下的“反人文主义”倾向表示强烈的不安和质疑(Watson 499)。她明确而大胆地希望扭转这种局面。她认为,如果传统的、一对一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构成人类语言的支撑,那么语言从根本上是没有支撑的。因此她提出,不需要通过语言而获得的人类认知才是其支撑所在。将认知和表述混为一谈可以说是一种哲学谬误。世界并非某种单一的意义网络,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人们构成的复杂体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个体,其个性并非语言所能穷尽。世界的奇妙之处也就在于认知并非只局限于阐释。她的小说往往通过某一故事叙述者的艺术创作之旅来揭示当代人类意识形态中盛行的语言中心主义思想的症结。她曾经写道,“我们无法继续相信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其透明性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就像一群隔窗眺望的人们,一直忽视玻璃的存在——终于有一天开始注意到这一点”(Murdoch,Satre 64)。

       就艺术表现形式看,默多克认为现代主义作品从骨子里透出一种严格的条理性,因而也是“枯燥的”。新批评派对形式的过度关注使得他们的作品中缺乏对现代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个性的关注和容忍。罗伯特·斯科尔斯也认为语言本身为“人类所创造,因而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给这一能指事物赋以人类的意义和人类的价值”(Scholes 11)。以牺牲语言的道德媒介作用所换取的艺术表现形式无疑是“枯燥的”。这或许也是新小说派作家们深感文学“枯竭”的原因之一吧。默多克呼吁作家们走出这样的困境,让文学关注目光回归到珍贵而独特的人类个体上。经得起多种阐释可能性的小说故事才具有真实性,才是人们生活中真理的来源,这也是现实主义小说所能担当的历史责任。

       艺术调和:文本交叉互动

       然而,尽管默多克多次表示当代文学需要回归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她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明显具有很大的差异。她虽然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持反对意见,但她对于世界的偶然性、无序性、不完整性等问题的系统讨论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又不无相似之处。例如,她提出人类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因素,悲喜剧交替上演,是混乱和不完整的,是系统化的叙事所无法穷尽的,这些思想与德里达作品中的相关讨论如出一辙(Ramon 144)。由此可见,默多克对后现代理论排斥的表象下是她对这些理论的不断尝试和应用(Rowe 2)。她似乎不断在叙事的迷宫中寻求新的灵感:类型交叉、边界跨越、高雅与通俗文学形式间相互贯通……其小说作品中叙事语言的交流和借鉴特征明显表达出她与所处时代文学语境的密切关系。

       从叙事手法上看,默多克的小说明显具有对同时期主流文化的借鉴与重合。她希望自己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她更愿意关注寻常生活中的寻常之人和寻常之事。但同时她“也曾考虑是否为此采用一些实验手法”(Rose 73)。她承认道德问题单凭抽象的道德理论无法获得透彻的讨论,需要借助某些文学写作技巧或通过解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得以实现。其小说作品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尤其能够表现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游戏性特征。读者往往可以“从后期的作品中看到前期作品中人物或事物的影子”(9)。如小说《一只非正式的玫瑰》中米尔德雷德和费利克斯共饮一瓶林奇—吉朋葡萄酒,不禁使人联想到小说《砍掉的头》(A Severed Head,1961)中的葡萄酒制造者和储藏者马丁·林奇—吉朋,或小说《黑王子》中朱莉安的男朋友。而小说《大海啊,大海》中的主人公查尔斯·阿罗比与小说《布鲁诺的梦》(Bruno's Dream,1969)中的威尔和马格纳斯·波尔斯恰好相识。更为有趣的是,这位男士正好也是小说《神圣的和亵渎的爱情机器》中心理医生布莱斯·盖文德的病人。小说作品间相互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出小说作品的虚构性质,另一方面又说明艺术作品对文本局限性的超越。此外,作为后现代文学创作较为明显特征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理论,似乎也可以在默多克的作品中找到踪迹。例如,小说《哲学家的学生》(The Philosopher's Pupil,1983)中的哲学家约翰·罗伯特·罗赞诺夫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怀念独特》(Nostalgia for the Particular)的作品,而这篇文章正为默多克本人早期所做。而小说的叙述者更是明显地表示,“我还曾受到某位女士的倾力相助”(Murdoch,Philosopher 558)。这种告白性质的表述显示出作者是小说世界创造者的事实。从这一点看,默多克艺术创作的实验性和创新性与后现代叙事艺术可谓交相呼应。

       而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比,默多克的小说显然也更倾向于审美性而不是单纯的叙事性。小说文本空间内不同声音的交叉互动将故事人物的内心意识进行放大和对比,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像是人物意识的多层次交流。这是因为默多克所关注的是“思想和理念”而非简单意义上的“事物”(Bradbury 369)。从70年代开始,她的小说写作更是出现较大转变,前期作品中所表露的那种充满批判思想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人类道德思想的阐释者角色逐渐转化为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和流畅的写作形式。例如在其多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事作为人物意识的外在展示,其可靠性和真实性往往在哥特式的故事背景和充满奇幻色彩的偶然事件得到检验或颠覆。小说文本空间中人物心理意识的神秘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向人们表明,人性是无法进行系统描述的,以理性主义或情感主义等为标尺来界定人性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类复杂多变的经历与这些系统描述间的差距是多么巨大,我们所了解到的人性并不能以其是否符合哲学体系中某一特定观点来验证。尽管如此,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不断相互交织的视角依然可以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思考人性。然而,默多克小说创作的实验性不单纯体现在文本形式和语言艺术的创新,更重要的体现在她对艺术之现实“模仿”功能的检验和反思。她虽然对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倍加推崇,但却没有照搬心理现实主义那套因果关系的标准化叙事模式。例如,小说《黑王子》和《哲学家的学生》都采用灵活化的叙事时空来展现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以复调式的叙事手法来凸显来自不同侧面的声音,以歌剧式的叙事旋律将看似冗长乏味的严肃哲理娓娓道来。深邃的哲学主题穿插于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

       从历史的角度看,默多克跨越文本内外的多元化叙事模式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她所处的是与二战前大不相同的、比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代更加舒适的英国福利社会。她的小说中少有对政治事件的直接描述或讨论,而重在揭示由内而外的反映人类真实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的道德视野。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现代主义发展极端时期所表现出的形式主义造作风格也开始引起严肃作家们的普遍关注。默多克关于艺术应真实反映充满偶然性的外在现实世界的主张也因此恰逢其时。最为重要的是,默多克试图在其小说世界中寻求柏拉图主义古典哲学与弗洛伊德现代心理分析理论的结合,构建一种介于“道德论心理模式与机械论心理模式”之间的文学图式(Conradi 96)。她致力于展现一种丰富的莎士比亚戏剧式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和道德伦理,使发生在英国社会本土文化之中的人文景象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现状相互映衬,通过捕捉人物内部意识及其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来揭示更高层次上的“人类灵魂的图画”(17)。

       哲学对话:跨边界叙事

       作为一名哲学家兼小说家,默多克跨越哲学和文学边界,将哲学沉思和象征游戏巧妙地融为一体,给其叙事格调带来一股超现实主义的色彩。爱情、伦理、道德、善与恶、自我欺骗、道德混乱等都是其小说的构成元素。从浪漫主义幻想到社会道德讽刺,再到艺术和哲学沉思,她的小说是“对人类处境”的生动描绘和深入分析(Murdoch,Satre 27)。因此,默多克又是一位阐释性的作家,檄文式的思想阐释贯穿于充满戏剧色彩的小说文本之中。她的叙事理念从始至终都透露出一种“对文学研究的哲学化概括”(Watson 490)。其小说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思想清晰性和准确性展现出一种高度的智慧和哲学力量。因此,她对小说的理解又是非常严肃的。小说家需要的是思想和意识,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性;对生活的洞察,而非对生活的简单复制。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其所包含的伟大含义:自由之谜、个人的救赎、意识的本质、善的本质以及艺术的意义。

       回顾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笼罩在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罪恶和意识形态纷争之中,其对道德、伦理和哲学问题的讨论都非常具有实在性。20世纪理性哲学意识形态的发展加速了人们宗教信仰的消亡,伦理学自然规律已被现代人所淡漠,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大有取代19世纪小说中人伦道德主题的趋势。这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从事小说写作的创作个体。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时期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道德怀疑论和反现实主义理论。相比之下,文学的“伦理学维度”似乎“已经被现代人的思想所淡漠”(Sterne xxi)。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冷战时期更加让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随时面临着毁灭性灾难的威胁。此时出现的新小说多注重“提升艺术核心主题的游戏性”(Dooley 111)。结果小说家们会发现,如果没有模仿,写作将很难进行下去。典型的当代作家“不会从外部来描写人物,他会用意识去描写人物;或者,当他偶尔从外部进行描写时,这又不过是一种文学技巧罢了”(111)。默多克则认为,这种叙事倾向无疑会使作家“落入理论的陷阱并耽于自我指涉的文本背景”(Dipple 4)。她不断致力于批驳和修正这种“对终极问题的平凡化”的倾向(Antonaccio 273),并希望重新唤起一种以道德体验为重心的伦理学思想体系。

       因此,默多克从创作之初就不断尝试跨越文学与哲学叙事的语境边界,将富含深意的哲学观念植入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她认为文学语言是道德思想的传播媒介,文学象征是伦理观念的表述载体。艺术在形式上需要追求审美,但更需要如实表达人类生活的偶然性和无序性。没有了形式,也就无所谓艺术作品,但这种形式又必须为人物的自由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形式满足了人们对作品一致性和完满性的需要,但伟大的艺术同时又提醒我们,生活本身尤其是人类个体并非如此。作家的职责在于还原那个“真实的不可捉摸的人类个体”(Existentialists 294)。小说让我们认识到,生活具有“无法克服的多样性、偶然性、和几乎超越语言表达的可怕性”(Metaphysics 96)。聚焦叙事的审美性和对形式的需要会让写作者“从自己讲述的故事中获得慰藉,因为它让那些原本看似令人无法忍受的意外和不完整的东西具有了形式”(Sovereignty 87)。然而,这就忽视了生活本身的多样性,这样的艺术是对生活现实的无视,也就无法传递生活的真谛。小说作品需要展现这种形式与偶然间的张力,伟大的小说会在形式和偶然间寻求平衡。人类所具有的独特性表明,人的生活无法被系统化的描述所穷尽,更无法达到完全一致。

       而默多克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无形中造就了其跨越自我意识边界的叙事艺术。她始终认为作家不论基于任何政治或道德立场,都不能一味地固守自己意识当中的道德直觉和想象力,而是需要聚焦于外部世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神奇的万千世界,批判地看待那些抽象的理论观点。这与她一贯提倡的“非个性”(impersonal)叙事理念相互吻合。她认为这个过程可以构建起艺术作品与表述其重要意义的观察者和哲学家间的紧密关系。他人的现实性不仅在于对其简单的认同,更需要感受到其“他者性”。要达到这样的道德领悟,个体就需承认他人是有别于自己的独特个体,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主观想象行为和处境。也就是说,作家要“放弃自说自话,或至少能够进行自我克制,而转向对外在世界的关注”(Nicol,Zris 148)。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非个性的”,是作家用清澈的、丝毫未被臆想所蒙蔽的目光去观察和描绘自然世界的结果。默多克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了这样的现实主义力量,称赞其是“最隐形的作者”(Existentialists 275)、“理想的艺术家”(Metaphysics 115)。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捕捉到并展示出了有别于其自身的人物现实,因而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自由的人物个性。莎士比亚所创造的“自由人物”,如哈姆雷特,因不拘于文学规则或情节的局限而散发出人文主义的光芒。自由人物的特征就在于其性格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而文学作品正因为捕捉到了人类性格中的不完整或不一致,才最终造就了可信和丰满的人物。

       此外,默多克深受柏拉图哲学对话风格的影响,在艺术构思方面跨越文本与读者间的单一线性边界,构建起一种作家、作品、读者间的多角度互动关系。叙事文本中人物的道德处境是对现实世界的美学表述,也是与读者就现实世界中人类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属问题的深度探讨。小说作品通过大量采用富有视觉效果的细节描述,引发读者对于作品思想内涵的参与。好的艺术作品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力量而非由语言框架所勾勒出的事件陈述。为此,她强调叙事语言的媒介作用,认为艺术家应具有一定的道德感悟,其意识中不断展现的“艺术形象,无论从正面或反面来讲,都会起到改变社会道德现状的作用……道德构思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审美活动,是赋予审美以道德内涵”(Metaphysics 329)。这种对文学功能的界定与其哲学思想遥相呼应:对人类个体恰当的关注就在于对其独特性的关注。毕竟“我们评判伟大小说家的标准就在于他对他人存在的意识性”(Existentialists 281)。然而,这种“关注”又是极其难于实现的,因为一方面它要求作家要超越自我慰藉式的神话构思,从而成功地将读者引向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它也要求读者具有较高阅读能力并能够不断超越个人幻想,从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真正的关注。文学是展现人类个体独特性的舞台,而讲故事则是作家用自己的语言来评价世界的过程。这样,文学就为我们呈现了他人存在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我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体验着作家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对他人存在的认识并不仅仅意味着认识到人类个体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人是独特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同的。伟大的作家往往擅长于关爱和尊重其笔下人物并使之作为自由和独特的个体而存在。

       默多克游刃于“后现代小说主流与传统小说之间”(Nicol,Retrospective 31),既借鉴现代主义小说美学审美,又强调小说艺术的崇高审美。可以说,她的小说实际上是介于当代小说实验主义风格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文学尝试(Tucker 2)。她“将质朴的现实主义与玄妙的实验主义风格联系起来,在肯定现实主义的同时又采用自省式的叙事策略对现实主义假设进行质询”(Greene 22)。深受默多克写作风格影响的当代英国著名女作家卡洛尔·谢尔兹(Carol Shields)也认为,后现代叙事策略为作家思想的表达提供了珍贵的源泉和动力。后现代主义方法存在很多不足,而现实主义同样很少令人感到“足够真实”(qtd.in Ramon 144)。小说创作如果采用双重形式,在现实主义风格和后现代风格间取长补短,则无疑是可行的。默多克的小说叙事体现了叙事技巧上的不断实验和创新。那种略显怪诞的曲折情节、自我迷恋式的艺术家形象、人物对命运的反复纠葛、辛辣讽刺和怜悯情感的荒诞交织,可以说都是典型的默多克小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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