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经济学家论文,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8/09—0027—06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我国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社会主义观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和终结所起的作用，比如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强调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的研究也提出当时的客观环境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新经济政策却不研究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显然是一个缺陷。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苏联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终结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分析的解释。
一、恰亚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初选择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期间，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暴动，这促使大会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苏联正式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苏联共产党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曾经面临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苏共并没有凭主观想象或者自己的理论认识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尽管苏共当时的领导人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但他们仍然向经济学家征求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国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注意的主要环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对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在各个经济领域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作为世界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仅仅通过政策调整转变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苏联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在农村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基础的问题。所以，当内战还在继续时，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农民不满做出的应急反应。
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恰亚诺夫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在苏联农村发展小农经济的方案，他的合作化设想也不同于对合作化的一般理解。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1]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2]。
恰亚诺夫为什么建议发展家庭农户经济即小农经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采纳了恰亚诺夫的方案而拒绝了李托森科方案，这些问题在我国已有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分析，而这对于认识新经济政策为何终结却具有重要意义。
恰亚诺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被当代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3] 恰亚诺夫在经济学理论上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是，小农经济具有长期稳定性，这明显与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的见解不同。他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农业要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通过将一部分农民无产阶级化来实现。因此，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因为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单位，而且还将从前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更小的生产单位。农民家庭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只能是纵向一体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4] 恰亚诺夫对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反映了他对小农经济的一贯看法。
苏联共产党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则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列宁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的发展导致了旧的农民的分化、瓦解和消亡，被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农地位很不稳固，能爬到上等户的极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多数沦为下等户。列宁还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进步意义，[5] 并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
但后来列宁改变了对俄国农村发展的认识，促使列宁认识变化的是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为在俄国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而推行的改革造成的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6]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7] 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8] 对农民愿望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后来列宁决策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9]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农村发生了从已经建立的大农业重新转变为小农经济的变化，家庭农产经济即小农经济构成苏联农村经济的主体。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消灭小农经济的政策，将失去农民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与恰亚诺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苏联共产党采取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中与经济学家的一次有成效的合作。
二、康德拉季耶夫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执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0] 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联共产党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同时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而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但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康德拉季耶夫同样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长波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几乎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个理论。十月革命以后，康德拉季耶夫曾经是苏联金融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开始领导莫斯科经济行情研究所的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市场行情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11]。对研究所的工作，他强调重点注意价格研究。1922年，研究所开始出版《经济学公报》月刊，康德拉季耶夫主持该刊的编辑出版。该刊的每一期都直接送交苏联政府各有关部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组织建立了苏联第一个价格指数，1926年研究所编制了分别针对私营、国有和合作社的价格指数。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宏观经济的分析就是依据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得到的经济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在于他参与编制了苏联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在1924年1月提交国家计委。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12]
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年年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3]。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于1926年秋季出现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苏联共产党认为是“投机”的结果。几乎没有人思考宏观经济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是康德拉季耶夫。
从1925年9月开始，行情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在1926年提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对货币供应的限制和商品市场均衡的恢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工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上，而且在1926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进一步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米高扬认为，如果要维护工农联盟，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业就是非常关键的。而布哈林也认为，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将对农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行情研究所在1927年2—3月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价格在下降，但私营企业的价格在上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在1927年5月，研究所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价格运动证明，国家采取的降低价格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的后果是，能够运送到农村的工业品比过去更少了。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分配给小商人，他们将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再以高价卖出去。所以，《农民报》抱怨说，农村的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降低价格的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工业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反而通过这些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大幅上升而使它们在城市的价格显得更低。”[14] 这就对农业造成了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实际上是一个苏联的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失控的警报，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反应仍然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控制私营商业活动，增加货币发行量。所有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对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行情研究所总结了1927年7—9月宏观经济的变化，指出：购买力的上升主要是日用工业品价格下降的结果，同时农业丰收和大批农村居民离家务工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购买力上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求的迅速增加通过一些日用工业品的短缺充分反映出来。根据这样一个分析，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了苏联农业困难的原因是货币政策。
思考康德拉季耶夫和他领导的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1927年遇到的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的确希望执行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农村经济政策，他们的实际政策却具有内在的矛盾，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创造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反而导致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苏联共产党认为通过对工业品实行价格管制就可以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提高农村的福利。如果要对价格实行管制，就必须降低货币发行量，这样才能保持市场均衡。但在对价格实行管制的同时，苏联政府却不断实行货币扩张，所以当时苏联的经济政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康德拉季耶夫等人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其原因也许是苏联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他们并不理解在实行价格管制的条件下货币的作用，或者说他们不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激励之间的联系”[15]。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苏联共产党对于小农经济如何能够与市场接轨缺乏认识。这就使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本意在帮助农民的政策，实际上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这显然也是苏联农业遇到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农业遇到的困难是新经济政策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涅姆钦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尽管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听取康德拉季耶夫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结论，但他们仍然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对如何解决苏联农业遇到的困难提出建议。1927年10月，刚建立的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为农村发展问题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都对苏联的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恰亚诺夫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走家庭农户经济达到纵向一体化(合作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在此前后，恰亚诺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对苏联农业发展的看法，“实际上对即将到来的集体化提出了自己的选择方案”[16]。康德拉季耶夫的专长虽然是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仍然以最快的速度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他的建议主要包括，市场条件，对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他的结论是，农业发展像过去一样，首先是个体农户的发展问题。[17] 鉴于当时苏联出现的经济困难与工业发展速度过快有关，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要克服经济困难，应该适当减低工业发展速度。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对恰亚诺夫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但恰亚诺夫的另外一些观点显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在1927年甚至在1928年，他并没有改变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则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然而，在1928年5月，斯大林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于苏联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
在发生了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以后，斯大林虽然要求使用“紧急措施”来保证粮食收购任务的完成，但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仍然没有决定改变农村经济政策。在1928年2月给苏共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中，斯大林完全没有提出改变既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任何要求，并表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与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中央的错误有关。布哈林反而表现得更激进，他在1928年4月的报告中比斯大林更尖锐地谈到要与富农进行斗争，并强调：有一些共产党人看不到加紧进攻富农的必要性，他们丧失了阶级觉悟，不想与富农作斗争。[18]
不过，仅仅过了3个月，斯大林的立场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推翻了自己在2月指示中的主要论点。这时，斯大林不再认为粮食收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首先是中央的错误，他观点鲜明地指出：这个困难，“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变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19]。斯大林接着指出，无论何种形式的大经济(大地主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商品粮更多，而小农经济多半是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不可否认，斯大林虽然推翻了自己过去的看法，但这一新的观点具有合理性。1928年5月斯大林立场的转变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转变与反对派的主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斯大林不是从阶级关系而是从农业生产方式出发提出了问题，当然他没有忘记阶级关系问题。什么因素使斯大林的立场在3个月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他从生产方式来看苏联遇到的经济困难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实，斯大林的新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发现，而是受到了当时苏联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一份研究成果的启发。涅姆钦诺夫同样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甚至是最杰出的代表。后来移居西方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惕夫曾经满怀敬意地回忆在祖国学习经济学时与青年时代的涅姆钦诺夫的交往。[20]
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农产品的粮食商品率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17年前，70％的商品粮是由使用大量雇佣工人(1913年人数为450万)的大经济提供的。革命以后，这个经济的土地被分割，家庭农户的数量增加了8—900万。1928年家庭农户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增加了差不多40％，但这些粮食几乎全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家庭农户出售的粮食仅为其产量的11.2％。斯大林和布哈林曾经认为，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但涅姆钦诺夫通过计算指出，在1917年前，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只有14.7％，而现在农民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比革命前还下降了3.5％，所以，即使存在这样的影响，程度也不大。涅姆钦诺夫指出，1926年农业丰收，农民生产了40亿普特粮食，但他们只出售了4.66亿普特粮食，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却迅速增长，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实行供给制。[21] 所以，当时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农民有粮食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想出售，而是因为农民没有多少可以出售的粮食。
正是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使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28年5月斯大林向未来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详细比较了革命前后不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商品率，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富农为34％，贫农和中农为14.7％，总计商品率为26％；革命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2％，富农为20％，贫农和中农为11.2％，总计为13.3％。在详细比较以后，斯大林明确表示：“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作简单的偶然现象。”[22] 既然粮食收购遇到的困难不是偶然现象，困难就不是某个应急措施可以解决的。既然困难的根源在于苏联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是苏共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最终解决粮食收购困难的出路也只能是实行政策的根本转变，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可供苏共选择的只有这样一些方案：1，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2，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3，集体化，本质上也是要建立一种大经济；4，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实际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根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提出了问题：“出路究竟何在呢？”回答是，首先出路在于从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其次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国营农场；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23] 一旦得出了如此肯定的结论，苏联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就不可避免了。
将斯大林的分析与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进行对比，不难看出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对斯大林的影响。的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给了斯大林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1年后，在1939年召开的苏共18大，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还不断强调：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出，战前50亿普特的粮食总产量中，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粮大约13亿普特，当时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达到了26％。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涅姆钦诺夫同志认为，大生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6—1927年的产量的商品率大约为47％，个体农户经济的商品率大约12％，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24] 能够得到斯大林如此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除了涅姆钦诺夫可能再无他人。而且，如果没有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斯大林是否会在1928年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或者是否会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来结束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