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纠弹：唐代官吏犯罪的侦控程序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御史论文,官吏论文,唐代论文,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
御史纠弹是唐朝治理官吏阶层用以预防其违法、揭发其犯罪的一种法律制度。“纠”者，纠察、督察之意，即对各级官吏的执法、守法情况进行监督、检察；“弹”者，弹奏、弹劾之义，如果在纠察的过程中发现违法犯罪(注：由于古代法律体系以刑为主而囊括各种社会关系，皆以刑罚方法进行调整，违法等同于犯罪，与今日的法律体系的设置大不相同。笔者在使用“违法”或“犯罪”的概念时，二者是等义的。)的个案，经调查核实后向最高统治者弹劾。唐代的御史纠弹，从大的方面看是统治者奉行“明主治吏而不治民”的政策在具体制度设计中的反映，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分析，则是侦控官吏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学术界对古代御史制度的研究尚未深入，且无统一的认识，法史学界往往将御史制度笼统地界定为古代的监察制度，诉讼法学界在探流溯源时又常将其视为现代检察制度的前身，至于御史机构的内部运行机制，即如何对官吏犯罪进行侦查控诉的过程，更是不得而知。正是在此种前提下，本文欲对御史纠弹的运作方式进行考辨，以便为相关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和相对可考的微观结论。
一、机构概述
御史在秦以前并无监察职能，秦汉时始为“治官之官”，且有固定机构，称“御史府”。后汉改为“宪台”。魏、晋、宋时更名为“兰台”。梁、陈、北朝叫“御史台”。唐朝因之作为监督百官职事的机构。
唐朝的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为长官、御史中丞二员为副，下辖三院：台院，设侍御史四人，“掌举百僚，推鞫狱讼”，主要负责监督中央官吏和弹劾百官犯罪，审理刑事案件；殿院，设殿中侍御史六人，“掌殿廷供奉之仪式”，[1]主要负责监督朝仪、朝会、郊祀并巡视京都；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主要负责对中央六部和地方州县官员进行监督。各院御史的人数随时代不同而各有增减，此处所列，只是大的概貌，并非定数。
从权力结构来看，御史台兼有监察权、弹劾权，甚至享有部分司法审判权，要单独将之定性为监察机关、或检察机关，皆不足以全面概括，称之为审判机关更是不妥，实则是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身的集权式机构，不宜照搬现代的法律术语去套。从行使权力的主体来看，三个院均有监督权，而弹劾权、审判权似乎归台院独享，实际上，三院在职权的具体行使上又有交叉，殿院、察院有时也行使弹劾权、审判权，情况十分复杂。好在本文旨在探究御史侦控官吏犯罪的程序，对这些问题可以不予深究，只注重对御史“纠”和“弹”这两个阶段的具体过程、步骤和方法进行考证。
二、御史纠察：官吏犯罪的调查程序
唐朝的御史对上自中央下至州县的各级官吏都可以进行纠察监督，在此过程中，一方面督促官吏守法执法，避免违法；另一方面，如发现其有犯罪行为，即可进行调查。如果不从监察或检察制度的角度而从程序的角度审视，“纠察”是御史侦控官吏犯罪程序的第一个阶段：调查阶段。
(一)对中央官吏的纠察监督
唐朝中央各部门主要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为尚书省下的六个职能部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九寺指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宗正寺、太仆寺、卫尉寺、司浓寺、太府寺、大理寺。五监指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对各省、部、寺、监，御史都可行使纠察监督权。
1.对中书、门下省的纠察
中书、门下省是唐朝中央政府的中枢机关和决策机构，中书省负责草拟奏章和各种下行文书，门下省负责审阅各种上、下行文书，尽“封驳”[2]之责。因这两省处理的多是“军国”大事，御史对其职事情况很少进行事先的监督，只能对其职官的奸非行为作事后纠举。表现为：
(1)对中书门下长官(包括尚书省长官在内)——宰相，御史可以纠劾其非违行为。如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义府贪图淳于氏美色、逼死大理丞毕正义，侍御史王义方纠弹之；侍中陈叔达“坐闺庭不理”，疏于政务，待中纪处讷受外族娑葛贿赂，均被御史纠弹。[3]中书侍郎、侍中都是中书门下的长官，御史对他们非法行为的纠督反映了御史监督宰相的权力。
(2)对中书门下的属员，御史也有权纠察。《唐六典》明文规定，御史大夫、中丞之职，“其百察有奸非隐伏、得专推劾、若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则书而进之，并送中书门下”。[4]中书省五品以上官有中书令、侍郎、舍人，门下省五品以上有侍中、侍郎、给事中，此外皆在五品以下。御史对五品以上的中书门下官员(包括长官宰相)的监督受一定限制，纠举他们要书报中书门下官署；对五品以下的两省属员，则可以直接向皇帝禀告。[5]御史对中书门下各级官员的纠举监察，是发现其间有否犯罪行为的有效手段。
2.御史对尚书省及其六部的纠察监督。
尚书省是唐朝最高的行政管理机关，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作为分掌具体事务的执行机构，御史对尚书省的监察，法定由“分察百僚”的监察御史负责。“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尚书省诸司七品以上官会议，皆先牒报(御史)台，有一人往监，若据状有违及不委议意而署名者，纠弹之，凡有敕令一御史往监，即监察受命而行。”[6]尚书省会议即“都省”会议，由六部二十四司七品以上官参加，通过监督，可以对尚书省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容易找出问题。
御史对六部的纠督，称为“分司”督察，亦由监察御史所领，“分察尚书六司，纠其过失”。[7]分司督察之制有一个完善过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有御史大夫检校“诸司文卷”的事例，可见这时还不是固定以监察御史担当此任；唐睿宗景云三年(712)确定御史“分察诸司”，到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发展为“六察”，“监察以上第一人察吏部、礼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所谓监察第一、二、三者，是按任御史的资历先后划分的。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最后敕定六个监察御史“分察尚书省”，号为“当司六察官”，分司纠察之制遂成为固定的职事制度。[8]具体对某一部的督察，则因所察对象不同而情况各异，且不仅限于监察御史可以监督。
(1)吏部。吏部是全国的人事管理机构，御史对其选授、考核和黜陟的工作要进行监督纠察。
吏部铨选官吏由下属吏部司负责，对科举及第者，考其身、言、书、判以定授予几品官，在此过程中，如“选司拟塞者，不须请不理状，任经御史台论告”，若有舞弊行为，御史与中书舍人，给事中组成“三司”调查，情节严重的，御史台设专案记录，“其间要切节目，皆如台案”。[9]例如，贞元二年，吏部考功员外郎陈归任岭南选补使，“惟意出入，复供求无厌”，大肆索贿，被监察御史韩参纠劾。[10]
吏部考课由考劾司负责，考课时，御史于考堂监视。如御史权万纪，“每日常在考堂”，恪尽职守，“身不得考方始纠弹”。[11]若冬荐官考课，尚书丞、郎于都堂“访以理术”，御史台要派“卸史一人监试”。[12]如考课之中有弊，御史要及时报告，侍御史王徽察知“考簿上中下字朱书，吏缘为奸，多有揩改”，即告仆射，改用墨书，“以决绝奸吏之弊”。[13]
吏部黜陟贬迁官吏，御史要严格审查。发“内外文武宫，有老弱疾患，贪暴侵渔，不举职事，材职不相当”应该黜免的而吏部又不作处理的，御史在“三日内录状进”奏。如有被人举荐应当升迁的官员，亦“令御史及吏部检校勘资次，勿令逾越，然后临试处分”。[14]
(2)户部。户部是唐中央的财政经济管理部门，“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令”。御史对户部管理田户政命、赋税征收、廪禄供给和仓储出纳等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监督。
对田户政令的监督通过检校“文卷”来完成。天下户口，皆入版籍，户部司管理户籍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并作为厘定赋税征额度的前提，对于其中有户等不实、户数下降等情况，御史要严加访察。如“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不等”，以便少交税粮，造成户等不实，御史对此要“随事纠弹”。对人户逃亡造成户数下降的情况，御史也要“督察检校”，并督促户部采取防范措施。[15]
财赋征收。户部下度支司专判租役之数，若有额外加征者，御史“检察奏闻”。[16]殿中侍御史还有察“赋敛违法”的专门职责。对度支所掌持的“和籴和市”也要进行监察，“或物价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钱)”的，“并差御史分路访察”。[17]
廪禄供给。户部下有仓部司管理天下百官之俸禄，按规定御史对其“出放”“诸司食料钱”要实施检查，“专知勘覆”；有时都史甚至直接参与发给廪禄的工作，如唐哀帝委派御史台“依品秩分表供给文武常参官”的“救接银”，以防户部贪赃。[18]
仓库出纳。“天下仓储”由户部仓部司负责收支事宜。开元末杨慎名“摄监察御史，充都含嘉仓出纳使”，[19]含嘉仓即由仓部司管辖，由此可知御史对仓库出纳亦设有专人监纠，防止其作弊自盗。
(3)礼部。礼部是唐中央礼仪、祭祀的管理部门，“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攻令”。御民对礼部负责的礼仪名数、主持各种祭典等职事都可以监督。
礼仪名数。礼部司职掌五礼，即吉、宾、军、嘉、凶礼。御史对其司礼工作中出现礼仪不合、名数不正的现象可以随时纠举，如王义方、卢坦以勋官前任至三品，请立门戟(一种荣誉标志)，礼部“不详覆而给之”，致令礼仪不合名数，“由是台司移牒诘礼部，左司部中陆则，礼部员外郎崔备皆罚俸，夺元、卢之门戟”。[20]
主持祭典。监察御史对各式祭祀大典的监督有明确规定，“凡冬至祀圜丘、夏至祭方丘、孟春祈谷、季秋祀明堂，孟冬祭神川，五部迎气及亨太庙，则二人共监之。若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齐太蜡百神，则一人率其官属，阅其性宰，省其器服，辨其轻重，有不修不敬则劾之”，“若京郊忌斋则与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观”。[21]可见，对祭典的监察，殿院也有责任。对祭典中出现的不合仪制、主持官吏品级不够、祭物祭品不够档次、祭祀中饮酒喧哗者等情况，御史要进行纠问，奏付有关部门追究责任。
(4)兵部。兵部是唐朝的军事行政管理部门。“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史籍常见的“御史监军”之说，即指御史对军事指挥系统及军队作战过程所进行的监督，大凡出征、班师，“军戎祭祀，(监察御史)皆蒞焉。”[22]如有将帅得胜回朝，亦由御史对其战果进行检查，“数其俘馘，审其功赏，辨其真伪”，[23]防止虚报战功。
对兵部所主传驿工作的监督。唐以兵都之驾部司管理传驿，三十里设一驿站，负责传递信息。御史监督驾部传驿之制始于开元七年，而后固定为监察御史第二人主监邮驿，到大历十四年还出现了专职的“专察过阙”的“馆驿使”，也是由御史担任。[24]御史监管传驿中的驿马、粮料之数，发现“递马久阙，料粮不充”[25]的情况要及时上奏，并督促驾部司及时补足，“准公式令诸给驿马”。[26]
兵部的武器管理由库部司掌管，御史对此要接时检查，“点简兵士器仗”，[27]如有供给不足、保管不良等现象，有关负责人员将会受到弹劾。
(5)刑部。刑部是唐中央的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刑法适用，疏理囚徒，并有权“复按大理及天下奏谳”的案件，即对大理寺审决流刑以下案及州、县徒刑以上案件作复核重审。这些工作都要受到御史的监督。
对于刑部的复审的监督。刑部复审狱讼，必须按原状进行推勘，“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如(即“入”)人罪论”，[28]若在推鞫之时“稽缓稍甚，与夺或乖者”，即久审不决，判案不合情理的，“分察御史”要与尚书左右丞共同纠察。[29]刑部复审官需依法律规定动用刑讯，如罪据已明而犯人仍“不肯实者”，才可以动别审讯，若滥用刑具“拷鞠”囚徒致死的，御史则联合刑部尚书追查原由。[30]刑部复审断狱之前，先要“申报合司”，如有量刑不当，定罪有失轻重者，御史及时纠正。如华原县令卢拟得罪宦官，罪当配处流刑，刑部复核官为讨好宦官，将其定为“杖死”之罪，殿中侍御史张发现后正其罪名，“故(卢)拟得配流”。为了有效监管刑部复审，唐德宗时御史台增设一员“法直”专察断狱程序，取代了以前刑部用本司“法直”“简勘”，“自相扶会”的故况，避免自己监督自己的弊病。[31]
对刑部疏理囚徒的监督。刑部有按时疏理囚徒的职责，“凡禁囚，皆五日一虑焉”，在理囚过程中，御史大夫或中丞前往监理，“则与刑部尚书参择之”，督促刑部长官不得玩忽职守。若刑部对其所管囚徒过时不理，“致令壅滞”的，御史准令纠弹。[32]
(6)工部。工部主管营造、屯田、铸钱等事宜，御史亦可监之，《唐六典·监察御史》记述监察御史职责云：“若诸道屯田，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
对工部兴造营作的监督由监察御史第二人分管。修房造屋，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规格样式，如有“侈逾制”，[33]御史要纠察闻奏，以维护兴建格式所标志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监察御史对工部主持屯田的监督，史称“覆屯”，开元五年，有监察御史暹曾往“西覆屯”[34]的故事。后御史台还以御史充任“试覆屯交兵使”，[35]专门做检查工部在边远地区组织的屯田情况。工部主持铸钱也要受到御史监督，“开元中，以钱滥恶，江淮间尤甚，有敕禁断，令御史往江淮间收敛，纳官熔之”，[36]说明御史有责任将工部所铸滥钱进行回收销毁。
3.御史对寺监的纠察监督。
九寺五监是尚书六部领导下的办理具体事务的机构，其关系为：宗正寺管皇族，由吏部节制；司农寺管屯田，太府寺管财物保管与出纳，归户部节制；太常寺管祭祀，鸿胪寺管少数民族，光禄寺管酒膳，国子监掌教育，归礼部节制；太仆寺掌厩牧，卫尉寺掌仪仗，归兵部节制；大理寺主审判，由刑部节制；少府监管手工业生产，将作监管工程营造，军器监管兵器制造，都水监管水利、航运、堤防、桥梁营造，归工部节制。
《唐六典·太常寺》记载，大中四年，御史奏请监察“九寺三监”的“文案”，反映御史是可以对寺监的事务进行全面监督的，进而通过事务督察纠举其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由于寺监与六部是从属关系，御史对六部的监督纠察已涉及到对寺监的监督纠查，故此从略。
(二)御史对地方官员的纠举督察
对地方官员犯罪的纠举称“御史巡按”。根据规定，“州县官犯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37]可见，地方官犯罪，据其级别官品不同，由不同的御史负责调查巡按。“御史巡按”又分定期和不定期的两类，前者叫“以时巡按”，即御史按时巡视州县，访察官人善恶和政刑风俗情况；后者叫“风闻访察”，得知地方官吏犯罪的情报，临时随事派御史前往调查处理。由于临时巡按不具代表性，仅需考证定时巡按制度，便可明确御史纠举地方官吏犯罪的大致程序。
1.御史巡按的管理体制。
关于管理机构的考证。武德七年(624)，唐朝建立御史台，台中设置察院负责“巡按州县”，以“院长”[38]为首脑，监察御史8员担任巡按任务，下设34员令史为助手。察院成为御史台三院中独立的一署，是封建国家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监督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组织机构。光宅元年(684)，武则天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御史台，负责监督中央政府及其官吏，另设一个右肃政御史台，称“右台”，有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监察各20人，“专知诸州按察”，[39]巡按地方的御史的人数增多，巡按机构得以进一步发展，前后存续了近代30年，玄宗先天二年(714)废除。后仍以察院监督地方。
关于人员安排的问题。前述已知，察院有监督中央尚书六部的职责，又要巡察地方，如人员不够便无法安排，所以唐朝监察御史的数量总是在不断增多。武德七年设察院时，只有监察8人，贞观时(627-649年)增加2员为10员，并开始设置“监察御史里行”以备调遣。高宗时增加“内供奉”，武后时专察州县的“右台”人数为62人，还添上诸多“内供奉”、“里行”、“试监察”、“员外监察”、“台使”等，玄宗时又增设“里使”。特别是“里行”、“内供奉”，“神龙(705-796年)以来”转为常设官，“各居正官之半”。[40]察院人数与时俱增，为其施行定时巡按地方的制度提供了保障，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2.御史巡按的方式。
“以时巡按”。即依时间规定巡察地方州县政刑，是巡按方式在时间上体现出来的特征。隋朝已有以时巡按之制，“每年二月乘轺(小车)巡郡县，十月之奏”。[41]唐承隋制，据此推测，唐朝施行的亦当是以进巡按之制。唐人李景伯、卢补等人在景云二年(711)曾说过：“今委巡察御史，秩卑位重，则汉代刺史之流也，为以时巡，奸宄自禁，伏愿慎考古道，率由旧章……，务依贞观制度”。[42]说明自贞观以来，唐朝御史对地方的监督是遵循旧章、“委以时巡”的，至于是否像隋朝那样二月出巡、十月回奏，没有明说。考诸武则天执政期间的状况可知，唐朝御史巡按是分春、秋两季出巡的，与从汉到隋的情况有所不同。光宅元年(684)，“初置两台，每年春秋发使，春曰风俗，秋曰廉察。”[43]
“分道巡按”。就是指御史按监察区划分片负责进行巡按，是巡按方式在空间上表现出来的特征。“道”在贞观初年划定，有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开始并不是监察区，而是因“山河形便”作出的地理区划，后因监察御史增至10人，其巡按逐渐以“道”为标准，形成了“十道巡按”的定制。武后时，李建议缩小巡按范围，按当时20员监察御史的正员编制，将天下为20道，每人巡按一道，“分州统理”，“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44]提高巡按效率。开元二十二年(734)，置十五道采访监察区，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京畿、都畿两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东、西、黔中三道，由原十道增至十五道，派“采访使”分道巡按。
3.御史巡按的职权。
御史依照何种规定对地方官的哪些方面进行巡按纠察呢?唐初，御史沿用汉代的监察法规——《六条问事》，作为巡按地方的法定标准。其内容有：“一条，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帖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据政令也”。[45]到武后时，御史仍然是“但准汉之六条”[46]进行巡按。
因时代变化，汉六条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无法囊括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御史在适用过程中只好把汉六条“推而广之，则无所不包矣”，[47]又造成御史权力过大而难以调控，急需制定新的巡按条规进行规范，玄宗开元初，制定了新的六条作为御史巡察州县的标准，包括：“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数，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行申者。”[48]
唐六条的内容弃汉而源于隋六条，较之从前，更注重考察地方官政绩，检查财政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第三、四条)和搜罗人才(第五条)等方面的规定，为前朝所没有，使御史巡按的职权制定更趋完善。新六条的出现，也使得御史纠举地方官吏犯罪的程序得以制度化、法律化。
三、御史纠弹：官吏犯罪的控诉程序
“纠察”是御史发现官吏犯罪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其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程序。但是，御史并不享有独立的司法判决权，其对官吏犯罪的个案，只能侦查，不能径行判决，在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基本确凿的情况下，“纠察”程序即告完结，而应启动下一个程序——“弹奏”。在“纠察”与“弹奏”之间，前者是侦控官吏犯罪的准备阶段，后者是实现阶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为了发现犯罪，后者是为了追究犯罪者的法律责任，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
但在实践中，情况稍有不同，曾有一段时间，御史弹劾官吏犯罪不需经前一个“纠察”程序，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上，称为“风闻奏事”，又叫“风闻论事”。该制始于晋、宋、齐时的御史中丞沈约弹劾王源的故事，劾词称：“风闻东海王源……”，[49]南朝因之为弹劾官吏犯罪的主要形式，直到唐初依然盛行。具体方法就是御史接受告发词状进行弹劾，“有通词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往门外收采，如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这种弹奏，御史不必主动去发现案件，不必验证内容的真假，不必题告事人姓名，仅根据告发书就可直接向皇帝弹奏，籍此御史取得很高的权威，“官之雄峻，莫之比焉”。高宗永徽年间(650-656)规定，“受事御史”要在弹劾状上“题告事人姓名”，告发者减少。到开元时(712-740)，进一步规定接受告词的御史不但要具名以弹，还要对告词内容的真假进行验证、调取相应的材料后，才能弹奏，于是告词渐竭，风闻奏事臻至无迹，“罕有风闻弹奏之事”。[50]
在“风闻奏事”盛行时，“访察弹奏”的程序规定也同时在执行，无论是监督中央的还是监督地方的御史，在其工作中一旦发现其间官吏有违法犯罪的迹象，要严加访察，收集必要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审讯，“推勘理尽然后弹之”。[51]唐睿宗时下了道命令，对官吏犯罪，“御史访察弹纠”，[52]要求必须按照“纠察”——“弹奏”的程序执行。开元以后，随着风闻奏事的绝迹，访察弹奏成为唯一的合法的诉罪程序。
御史如何进行“弹奏”的操作性规定，是需要考清的问题。首先，皇帝是受理弹劾的唯一主体。御史对其所发现并经过调查的官吏犯罪案件，直接也只能向最高统治者提起弹劾，不受任何其它国家机构的制约，独立行使“纠劾百司不法之事”。[53]御史被喻为“耳目之司”，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皇帝控制各级官吏，加强皇权，当然对各级官吏的犯罪行为亦不能容忍，最高统治者借助御史的作用，集权力于一身，使“一县之众必由于令，一郡之众必由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天子”，[54]专制集权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御史直接对皇帝负责，侦控官吏犯罪的程序也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划出句号。
其次，御史弹劾官吏犯罪采用的方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御史弹奏可划分出不同的种类。根据弹奏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方幅奏弹”、“押弹”和“法冠弹”。根据弹奏办法的不同，可分为“仗弹”和“仗下弹”等。
(一)“方幅奏弹”、“押奏”、“法冠弹”
1.“方幅奏弹”
是由御史大夫或中丞主持的弹奏。“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夫则方幅奏弹。”[55]这种弹奏用以弹劾重大犯罪案件。“方幅”，是古代书写典、诰、诏、命、表、奏所用的书册。唐时御史大夫弹事，则书其事状于册即书于“方幅”之上，然后向皇帝弹劾。事实上，唐时御史“得各弹事”，即不论御史长官也好，还是下属的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也好，各自都可以独立弹奏，相互间不受制约，侍御史、殿中、监察与御史长官只在人事关系上有所统属，在纠弹犯罪的工作问题上则不受其节制，如其需弹劾某某官犯罪的案件，并不是都要先言告大夫经其同意后才能弹奏。
2.“押奏”
是由侍御史主持的弹奏。“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侍御史)则具其事为状，大夫、中丞押奏。大事则冠法冠，衣朱衣薰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56]
意即诸御史向长官请示弹奏的案件，如果不属于大夫、中丞弹奏的范围，则下转由侍御史负责，因此台院中专门设有“知弹侍御史”一人，职掌弹奏事宜。如其因故有缺，向下侍御史担任此职，或以殿院的殿中侍御史“备其阙”。至太和九年(835)，知弹侍御史增为两人。一人“专长京城百司，公事皆弹”，“一人分掌诸州府之事”。[57]知弹侍御史弹奏，先将其所弹之事写成弹劾文书，递交大夫、中丞划押、签名，然后以不同服饰装束弹劾大小不同之狱。“押奏”之义源于此。史实反映，侍御史弹奏不愿受“押奏”的限制。“故事，侍御史以下，与大夫抗礼”。[58]到肃宗至德元年(756)，“押奏”发生变化，御史弹奏“不须取大夫同置”，[59]即不要大夫、中丞划押签名就可以弹奏。德宗贞元(785-804)中又重申，御史“今后上封弹奏，人身陈论，不得群署章疏”，[60]减少了御史弹奏的限制的同时，也加重了弹劾者的个人责任。
3.“法冠弹”
唐代的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自行弹奏。殿中、监察在自行弹奏时要戴法冠。如监察御史张著建中元年“以法冠弹中丞严郢浚、陵阳渠匿诏不行”。这种由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的弹奏，称为“法冠弹”奏。“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弹事，不相关白”，又“大夫与监察竞为官政，略无承禀”，这些说法，表明并非只有御史长官和侍御史才能主持弹奏，殿中和监察也享有独立弹奏的权力，他们毋需向大夫、中丞请示报告，“皇帝视事日”，即可直接弹奏。[61]长安四年(704)，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劾凤阁侍郎苏味道贪污，将其免官，当时的御史大夫李承嘉十分不满，召集众御史进行责怪，说“近日弹事，不咨大夫，礼乎?”萧至忠说，依照惯例可以独立弹事，不用请示，“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62]李承嘉无言以对。
御史独立弹奏在开元十四年(726)以前是比较常见的。如武后时监察御史纪履忠弹劾御史中丞来俊臣犯罪事状。玄宗初年，殿中侍御史郭震弹劾刑部尚书赵彦昭等人“左道乱常”。[63]开元中宰相认为御史权力过重，建议御史弹奏“先白中丞、大夫”，因此在开元十四年(726)崔隐甫担任御史大夫时，“一切督责之，事无大小，悉令咨决”，御史独立弹奏受到控制，这种局面延续到德宗时(780-804)又被打破，“令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中丞大夫”，[64]此后，法冠弹奏又得以施行。
(二)仗弹和仗下弹
1.“仗弹”
或称“对仗公言”，是御史在朝堂上(即仗上)公开弹劾官吏犯罪的一种方式。仗弹对象是那些“非灼然密秘不合彰露者”[65]的犯罪案件。在皇帝视事那天，御史按不同的服饰规定衣冠入仗，于堂上公开宣读弹劾文状，被弹劾之人必须马上离开仗内，到朝堂等待处罚。“故事，御史弹奏，上坐日曰仗弹”。[66]为表示公正，统治者提倡仗弹。
2.“仗下弹”
或称“仗下独奏”和“仗下言事”，是御史在皇帝退朝后进行的秘密弹劾犯罪所采用的方式。凡“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者”，[67]属于仗下弹奏的范畴。仗下弹的仪式随便些。唐统治者一般限制御史滥用仗下弹方式进行弹奏。《唐律》规定，“非密而妄言有密”以求秘密上奏的，要处以二年半徒刑，睿宗下制令“禁请仗下奏事”， 也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态度。
四、多余的话
通过考辨，对唐朝追诉官吏犯罪的程序可作一个简明的素描：“纠察”——“弹奏”。弹劾之后，御史的侦控活动即告结束，至于案件如何处理、由谁处理则无权过问。皇帝受理弹状后，遂将案件交付专门的审判机关大理寺进行审理，那便是后话了。
唐朝御史纠弹制度中的一些合理设置，对现代检察机关追诉职务犯罪的制度建设或可作为借鉴。譬如，御史机构虽然是皇帝的御用工具，但其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实行垂直领导，能够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它任何官僚机构的制肘，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现代检察机关作为追诉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名义上也实行垂直领导，然而在实践中往往受到同级人大、党委和政府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制约，难以独立行使职权，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效率勘忧，是否可以多做些思考设计，以资改进?再如，御史纠举官吏，要定人员、定部门、定条款、定范围，即哪个级别的御史、依哪些规范、对哪些部门的哪些职事进行监督纠察，都有明确的规定，工作的明确性、责任性、主动性兼而有之，确保作为“治官之官”的御史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揭露犯罪。现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一般不主动调查国家工作人员有无违法犯罪行为，多以接受群众举报而启动程序，显得有些被动。
收稿日期：200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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