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高论文,使命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路远 译
译者按：此文原载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期。 作者列多夫斯基系前苏联退休特命全权大使、历史学副博士，现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文中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计划访苏时同苏方的书信往来，以及米高扬给苏共中央写的关于他访问西柏坡时同毛泽东的会谈情况的报告。应该指出的是，文中有些说法明显带有赞扬苏共，而贬低中共和毛泽东的倾向，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译文开头有删节，译文中第一个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缘起
文件证明，安排米高扬去中国，是为了取代计划中的但直至1949年12月底也未能成行的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还是在1947年初由中方提出的。当时斯大林表示同意，但要求在绝对保密情况下进行。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给联络员A·Я·阿洛夫医生发去一份电报，其中写道：“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来莫斯科最好不作任何声张。如果毛泽东也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请电告同毛泽东谈的结果和他的愿望。”〔1〕然而，过了两周，即1947年7月1日， 斯大林给阿洛夫发去一份另一个内容的电报。他写道：“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还是推迟毛泽东的访问为好。”〔2〕
在后来的书信往来中，把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的时间定在 1948年7月中旬，但毛泽东在1948年4月26 日的电报中通知说：“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 在军队保护下越过平张铁路……可能6月初或6月中能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毛泽东打算带任弼时、陈云，以及两名秘书和几名其他工作人员（译电员、报务员等）。“如果您同意拟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 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3 〕1948年4月29日，斯大林答复说：“您4月26日信收悉。您认为需要带谁，带几个人，都可以。两名俄国医生应当陪同您前来。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情，我们面谈。”〔4〕
但很快，5月10日，斯大林又发出一份电报， 建议毛泽东推迟起程时间：“鉴于您所在地区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傅作义的军队对蔚县发动的进攻，也就是对您来我们这里所要经过的三个地区发动的进攻，我们担心，您离开岗位是否会对事态发展进程有影响，以及您经过这三个地区究竟有多大安全保证。
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是否应把来访时间推迟一些。如果您决定不推迟起程时间，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出飞机。候复。”〔5〕同一天， 即5月10日，毛泽东答复说：“斯大林同志，今日收到了您的信， 很感谢。在目前形势下，把我到您那里去的时间还是稍作推迟为好。我需要作短期休息，之后才能坐飞机。机场和港口地点，待弄清楚后告知。”〔6〕
7月4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我的身体状况与两个月前相比，好多了。我决定在最近去您那里。到您那里去有三条路线：空中、海上和陆上。但无论走哪条路线，我们都应取道哈尔滨，因为我需要同满洲的一些负责同志谈谈……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那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如果海空路线都不行，那我们还是在本月15日左右北上。”毛泽东通知说，他的随行人员有20人，他请求，一旦走空中，要派两架飞机。〔7〕
7月14日， 斯大林发来答复毛泽东的复电：“致杰列宾（阿洛夫医生的化名——译者），请转告毛泽东以下情况：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 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8〕
阿洛夫在1948年7月14 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请求转告以下答复：“斯大林同志，同意您在7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意见， 我们把到您那里去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9 〕阿洛夫报告了向毛泽东转达斯大林的上述电报时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和他的印象。他写道：毛泽东没有认真对待苏联领导人忙于粮食征购工作的借口，他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出动？”阿洛夫写道：“据我对毛泽东6年多时间的了解，在他听译文时， 他的微笑和‘好、好’的话，根本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感到满意。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个人坚信，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不给他派飞机或船只。对他来说，连苏联领导人忙于粮食征购工作这一点都不大可信，更何况从莫斯科为他提供飞机了。他确信，他现在就要起程。看来，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很需要的。他以很急切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毛泽东的箱子已经装好，甚至买了皮鞋（他也像这里的所有人一样，平时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不仅是访问本身问题，而且连访问日期问题，他们都已经定了。只剩下了怎么走的问题。他现在表面上很平静，很礼貌，也很殷勤，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很难看出他的真实内心。任弼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未意料到访问延期。梅利尼科夫（即米大夫——译者）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同样的粮食征购问题。”〔10〕
阿洛夫在1948年8月28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 报告了同毛泽东的再次谈话情况。在这次谈话中，谈的是毛泽东想同斯大林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说，如果说1947年他不急于访问莫斯科，那么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尽快去莫斯科。他想到那里谈很多问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有一些问题要请求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
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谈的问题是：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2.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3.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矿山开采业、铁路公路交通等）问题。在那里谈谈我们（中共）需要什么。
5.关于三千万美元的白银借款问题（原文如此，似应为三亿美元——译者）。
6.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方针）问题。
7.一些其他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强调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11〕
毛泽东在1948年9月28 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我需要亲自就一些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人作出报告，以取得他们的指示。我打算按前一份电报中所说的时间来莫斯科，现大致报告上述情况，请您转告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同志。衷心希望他们给我们作指示。”〔12〕
在1948年11月21日发出的电报中，毛泽东借口身体欠佳及忙于战事，请求把来莫斯科时间改到1948年12月底〔13〕。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1月14日讨论这个问题时， 决定再次推迟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而要派遣米高扬去中国。责成他同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举行会谈，就他们向莫斯科提出的问题，说明苏联领导人的意见，并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愿望。
米高扬在下面公布的这个他于1960年9月22 日提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中，阐述了他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谈的主要内容。报告中援引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1947至1949年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和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书信材料。根据一些直接引语判断，米高扬起草报告时拥有这些文件。但是米高扬的报告仅仅反映了所附电报和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中所含有的内容丰富的通报材料的一部分。这些电报和会谈记录涉及广泛的内外政策、苏中关系等问题，按其篇幅和意义，可以（并且值得）编成单独的文献出版物。
提供给读者的以杂志文章形式发表的材料，包括米高扬的上述书面报告的全文，以及基本上按题目集中的这个报告所附的1949年1至2月间文件的大量摘录。
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他在1949年1、2月间的中国之行情况的书面报告
须交回苏共中央 分送苏共中央
（总务部一处） 主席团成员和
编号：∏2375苏共中共主席团候补成员
绝密特卷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和即将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把我在1949年1、2月间去中国时给中央的报告以及中央在这个时期给我的指示分送给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以便他们了解这些文件。
报告都是用密码从当时革命委员会〔14〕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发出的，现不作任何改动或补充，按准确无误的复制件加以引用。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即为毛泽东及其家人看病的杰列宾（后来在苏联的一次空难中牺牲）和梅利尼科夫。他们有电台，执行联络任务。
我认为还有必要谈谈与我的中国之行和会谈进程有关的一些情况。
1947至1948年间，我们中央同毛泽东就他访问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毛泽东没有到过莫斯科，我方邀请函早在1947年6月就已发出， 表示愿意接待他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后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苏中问题。
但是，由于毛泽东所在的地方遥远，有交通工具方面的困难，又由于毛泽东生病、中国革命军队战事复杂等原因，访问日期不止一次地被推迟。
到1948年底，中共作战行动发展迅猛，进展顺利。在华北进行了决战。中国革命军队，得到我们全部移交给中国的日本70万关东军的武器后，向中国中心地区北京方向推进。
1949年1月14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如何答复毛泽东关于来访时间的询问时，斯大林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来访未必适宜。当时他是游击队领导人，虽说拟化名来访，但隐蔽这次访问是不可能的。他从中国动身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毫无疑问，他的访问会在西方被说成是到莫斯科听取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而他本人会被称为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会损害中共的威信，会被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
其实，不久就可能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式革命政府，到那时，他就可以不用化名而正式以中国政府首脑身份进行访问，并同邻国举行会谈。这相反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
虽然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这样一再延期拖延了对一些迫切问题的讨论，但这个消极方面可以通过派遣我们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中国予以排除。
当时已经做好了迎接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赞成斯大林的建议，斯大林当即口述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
“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就此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他们欢迎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希望这位政治局委员在1月底或2月初来访，并且不是到哈尔滨，而是到他们所在的地方。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把在中国的会谈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和做好准备工作，排除莫斯科过份的要求，我列出了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仔细考虑了可以作出的答复，并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不同。
1.我们中央不同意中共的观点问题。中共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象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签发的我们中央的复电， 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
众所周知，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2.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居中调停的问题。1949年1 月9日，我们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以及法、英、美政府）在南京政府与中共之间担负停战媾和的调解工作。
我们中央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另一方中共，并询问另一方是否同意苏联进行调解。我们想这样答复，请告您是否同意，如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询问您的意见，您的答复大体上应是这样：中共始终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平，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是它发动的，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为战争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
1949年1月11日，斯大林又为1月10日电报作了解释性的补充：“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您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样也很明显，国民党不想进行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结果是，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因此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进行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盼复。”
1月12日，毛泽东发来复电， 其中说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照会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始终希望，而且现在也希望见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采取什么途径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解工作是不可取的……”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享有极高威信，因此，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您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 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侮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会感到失望……”
“现在我们想据理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考虑到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不利，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
好象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
为此，1月14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签发一份电报， 其中谈到：“如何答复南京和美国的这个花招呢？可以作出两种答复：一种是直接不加掩饰地拒绝南京的和平建议，进而宣布继续进行内战的必要性。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这意味着您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并把和平的旗帜这样重要的武器交给了国民党。第二，这意味着您帮助您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蔑视共产党，说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夸奖国民党，说它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使美国有可能朝着这样的方向改变欧美社会舆论，认为同共产党媾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要和平。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组织大国进行武装干涉，就象从1918到1921年这四年间对俄国所进行的武装干涉那样。”
接着，谈了第二种根据已在第一份电报中所阐述的苏联建议的精神提出的灵活的答复方案。同日，即1月14日， 毛泽东告知收到了上面援引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报， 并在电报中说：“在基本方针上（阻挠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还通知说，这一天他们发表了同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因此毛泽东被告知，从他最近的一份电报中“可以看出，我们之间在南京的和平建议问题上确立了一致的观点，并且中共已经掀起‘和平’运动。这就是说，应当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15〕
***
我是化名安德烈耶夫去中国的，也是用这个名字签发的电报，发给虚构的名字菲利波夫。〔16〕这样做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以防从中国走漏我在那里逗留的消息。
我飞往中国是1月26日，抵达那里是1月30日，逗留到1949年2月8日。在中国，陪同我的有当时拟任我们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原交通部长科瓦廖夫〔17〕和翻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其名字也叫科瓦廖夫〔18〕。
黎明前的清晨，我们从旅顺口起飞，黎明时分，我们抵达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原日本军用机场。迎接我们的有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由这里我们乘坐缴获的汽车走了160到170公里，到达党中央和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谷中的西柏坡。
前两天，毛泽东讲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共党内发生的派别斗争。在后来的会面中，他还回到中共历史中的这些问题上。他讲了很多。讲他同“左”、右倾作斗争如何之艰难。讲由于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的活动，党如何遭破坏，军队如何被歼灭，然后如何得以纠正错误。讲宗派分子如何消灭中共的干部。他本人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他们把他抓起来，开除出党，想干掉他。王明和李立三的问题被揭露后，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同同志们工作得很好，他制止了消灭党的干部的做法。他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党内要表现出耐心。他认为，不需要因发生意见分歧而把人开除出中央，不需要进行迫害。
毛泽东说，这个王明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我们把他留在中央内，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虽然实际上他不主持任何工作。毛泽东很详细地讲了王明的错误。看来，他想检验我们如何对待王明，我们是否想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知道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有分歧，我没有支持关于王明的谈话。在莫斯科时就已商定，我不见王明。在毛泽东那里的会谈，他一次也未参加，也未想见我。
同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局其他委员讨论的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1.我问毛泽东，他想何时完成对中国（南京、上海等）主要工业中心城市的占领。他回答说，这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他暗示，在这以前，战争不可能结束。
同时，他还谈出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竭力占领农村地区。例如，他们不想夺取上海，说什么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共没有干部。共产党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很薄弱。此外，上海靠外来原料和燃料生活，如果他们占领上海，外来燃料就会中断，工业停产，失业增加，所有这一切会恶化居民的生活状况。中共需要培训干部，他们已着手做这项工作，一旦准备好干部，他们就占领上海和南京。
遵照我们中央还在我从莫斯科动身之前确定的立场，我对这种想法提出了异议，论证说，他们占领城市越早越好，干部会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上海的粮食、燃料问题迟早都会出现。而占领上海可以大大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为共产党奠定无产阶级基础。
2.毛泽东对共产党组成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以必要的重视。中共重视农民而对城市和工人阶级重视不够。这种态度植根于过去共产党和军队远离工人中心在山里活动的年代。时代变了，但他们对工人的态度依然如故。
例如，从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满意地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农村具有独占的影响，在那里它没有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助了共产党。在城市里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如果说共产党在学生当中有很大影响，那么在工人阶级当中，国民党的影响则比共产党更强大。比如在上海，战胜日本之后，共产党合法活动时，它大体上只对50万工人当中的20万有影响，其余工人则拥护国民党”。
值得注意的还有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更有觉悟。”
3.遵照中央的指示，我劝毛泽东不要放弃成立中国革命政府，而要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做将是有利的。比如说，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就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方面也会是有利的。这以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作为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进行活动了。这会有助于同蒋介石作进一步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必急于成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对他们更有利。说什么如果有政府，那就有联盟，就意味着需要在其他政党面前为自己的工作负责，这就复杂了。现在他们是作为独立于政党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活动，虽然同其他政党也保持着联系。毛泽东认为，这有助于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他坚持要这样做，说政府要成立，但不是在占领南京（估计在4月）后立即成立，而仅是在6月或7月。我反复说， 过于拖延成立政府时间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20日成立。
4.关于旅顺口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位女士，是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来过他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革命政府在中国执政的时候，苏联在旅顺口保留海军基地就没有意义了，对于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将是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对的。这位女士不懂政治，在中国是共产党，在苏联也是共产党，但这并不排除，而完全允许保留苏联在旅顺口的基地。因此他们，即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呆在中国是为了奴役中国人民，而苏联呆在旅顺口是为了防御日本帝国主义。当中国巩固到能够防御日本侵略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口基地了。
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持另一种态度：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政府，则不需要在那里保留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阐明了这个立场。斯大林在收到我关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报告后，于1949年2月5日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随着中共执政，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作过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继而美军撤离日本，它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19〕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但是，如果中共认为把苏军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为好，那么苏联就准备实现中共的这个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可以看出，他有自己的某种策略考虑，但没有说明。
5.关于新疆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令人感兴趣的。毛泽东对我们在新疆的打算有疑虑。他说，新疆伊犁地区存在不听从乌鲁木齐政府的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他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告知，在伊犁地区，当地起义者拥有苏制火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声明，我们不支持新疆民族独立运动，何况我们对新疆领土没有任何要求，而认为新疆属于，也应属于中国版图。
毛泽东建议中苏之间建设一条经过新疆的铁路。作为一种方案，任弼时建议建设一条经过蒙古的铁路。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主张建设一条经过蒙古的铁路，因为这条路短，建设费用低，第二步再建设经过新疆的铁路。
6.关于蒙古问题。毛泽东主动询问我们对内蒙和外蒙合并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这种合并，因为它会导致中国丧失大片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合并，纳入中国版图。就此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独立了。战胜日本后，中国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正在沿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快速前进。它早就尝到了独立的味道，未必在什么时候能自愿放弃独立。如果它在什么时候同内蒙合并，那么其结果一定是组成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参加谈话的任弼时这时插话说，内蒙有四百万人，而外蒙有一百万人。由于我这个通报，斯大林给我发来一份让毛泽东了解的电报，其中指出：“外蒙领导人主张在独立的旗帜下，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同外蒙合并，组成统一的蒙古国家。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分离出去许多地区，虽然这个计划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我们不认为外蒙会放弃独立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即使所有蒙古地区合并为一个自治单位。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了解这个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这个电报，“当然，他们不维护大汉族沙文主义，也不再提蒙古合并问题。”
7.关于其他国家承认将来的革命政府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让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第二方案（毛泽东明显喜欢这个方案）是不力求外国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表示出承认它的愿望，则不拒绝，但暂时也不表示同意，大体上在一年期间要坚持这个策略。中国人讲，第二方案的好处是，新政府的手脚不受束缚，容易对中国境内的所有外国势力施加压力，不必考虑外国政府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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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总说，他们中共中央在期待我们中央的指示和指导。我回答说，我们党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当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只能提建议，而不能作指示。
毛泽东一再要求这样做，他说，他在期待我们中央的指示和指导，因为他们的经验还很少。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家的作用。他说，他仅仅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未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什么新东西，等等。
我认为，这是东方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但这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和他对自己的看法。为证实上面所谈的情况，我援引当时同毛泽东所进行的谈话的一些摘录。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请注意到，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很弱的马克思主义者，犯了很多错误，如果用俄国的尺子来衡量我们的工作，那么就会发现我们什么也没干。”
我回答说：这些话可能表明中共中央领导很谦虚，但很难同意这些说法。要是很弱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年，并取得这样的胜利的。至于错误，这是所有积极活动的党都常有的。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持无情地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不重犯和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真诚地犯错误，真诚地改正错误，并举出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搞土改犯了错误〔20〕，当他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发现早在1933年他们写的关于土改问题的文章完全正确〔21〕，但在1946年忘记了这篇文章。如果在1946年重读这篇文章，那就不会犯这些错误。他们在1946年重印了1933年所写的文章，并公开向农民宣布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对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因为领导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负责，虽然这些错误并不是领导自己犯的。
我说，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如果用俄国尺子来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就会发现什么也没干。第一，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进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用俄国尺子来衡量是不对的。
好象为证实这一点，毛泽东说，1936年（原文如此，应为30年代上半期——译者）在苏区中共犯了教条主义，照抄苏联的方法，导致了惨重的失败。
接着，毛泽东说：中共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通读全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做大量实际工作。因此他们决定，干部必须通读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数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未提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于是我问毛泽东，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课教育的12本书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他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未给马列主义增添什么新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列在一起。
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后，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这些著作只不过是贯彻马列主义学说，并未为它增添什么。
此外，他本人给地方发去一份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虽然关于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同自己的亲密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不是机械地，而要考虑中国的特点和具体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它具有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不能不介绍理论价值，不能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能否认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于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具有理论价值吗？当然不能。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报告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说，探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是以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讲话和他后来论述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为依据的。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特别宝贵的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对南斯拉夫西米奇〔23〕民族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几次强调说，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并坚持亲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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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表示满意，并热情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当我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烈比舍夫往那里打电话，奉斯大林之命告知，政治局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很满意。每天政治局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更详细地讲讲整个情况。
回到莫斯科后，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都很满意，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和我所收到的莫斯科的复电。
A·米高扬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65，卷宗606，第1—17张。 打字稿，复制件。
注释：
〔1〕〔2〕〔3〕〔4〕〔5〕〔6〕〔7〕〔8〕〔9〕〔10〕〔11 〕〔12〕〔13〕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9，目录1，卷宗31，第23 张；第24张；第30—31张；第32张；第33张；第34张；第35-36张；第37张；第38张；第40张；第41张；第42张；第44张。
〔14〕可能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5〕参见C.Д.齐赫文斯基编：《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
〔16〕菲利波夫是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秘码通讯中使用的化名。
〔17〕И.B.科瓦廖夫（1901-1993），1948至1949年间， 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18〕E.ψ.科瓦廖夫（1907-）， 当时是联共（布）中央机关负责人员。
〔19〕指1945年8月14 日苏联和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
〔20〕指1946至1947年间中共执行土地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左”倾过火行为。
〔21〕指毛泽东的著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
〔22〕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发展》。
〔23〕西米奇，当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