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波普尔问题观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普尔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观是对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结合毛泽东、波普尔的思想背景，从两者的研究经历、元问题研究、问题认识论研究和问题方法论研究这四个方面比较毛泽东与波普尔的问题观。这种比较与分析指出了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模式在问题论上存在的价值，也指出了其过于看重证伪而带来的思想上的局限性，同时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在问题方法论上的整体性及大局性。毛泽东在问题论上表现出的全面与丰富的思想维度对现代的科学的问题认识论的发展、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研究经历比较 毛泽东(1893—1976)和波普尔(1902—1994)是同时代人。尽管两人在社会角色、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很大，但他们都是哲学家，都对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言：“毛泽东既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对于思维过程，对于各个领域的概念都感兴趣。”① 毛泽东和波普尔从青年时代起都对问题感兴趣，都主张直面问题，都长期致力于问题的哲学研究，都提出了有重要影响的问题哲学观点(例如毛泽东提出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著名观点，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命题)，都反对教条主义，都强调要批判性地对待已有的理论，都主张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都注意到问题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都从讨论了问题的类型和层次。 青年毛泽东认识到研究问题的意义和价值，既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也注意从哲学高度去理解问题，尝试对问题概念做出自己的理解。②1919年，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其第一条即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③ 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至5月23日，发表的三篇著名的文章：《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在这3篇文章中较为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广义问题解决思想。奠定了毛泽东问题观的理论基础。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犹太裔思想家。少年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而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的哲学观念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后他的哲学思想不断从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中得到启示和灵感，也对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波普尔探讨问题哲学的著作主要有《研究的逻辑》(1934年德文初版，1959年英译本改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和《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1972)。《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被视为波普尔最重要的问题哲学著作，该书提出了猜想——反驳的科学方法论。波普尔自称他不是某些题材的研究者，而是某些问题的研究者。之所以要聚焦于问题，因为，问题可能冲破任何题材或学科的界限。问题的发生、提问的方式都可能跨越各研究领域的界限，甚至指向一个新的领域。 二、元问题研究的比较 元问题研究是对“问题”的含义、性质、特点的哲学研究。它要回答“什么是问题?”元问题研究涉及到问题的本质概念与其他认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 波普尔对问题有两个界定，其一是：“问题就是困难。”其二是“‘问题’这个词不过是这个张力的别称——更确切地说，表示它的各种不同的具体事例的名称。”④这里的“张力”是指我们的知识和无知之间的张力。显然不论是“困难说”，还是“张力说”都未能够清晰和有效地揭示问题概念的内涵。把问题与困难相联系，是用一个模糊的不易界定的常识概念或心理学概念来界定哲学概念，难以达到明确概念的目的。“张力说”中的张力如果理解为心理张力，那是一种心理学的描述，用心理学的方法处理问题这样的基本概念，虽然有所帮助，但难以达到对问题的深刻理解。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注重对问题概念进行哲学思考，如前所述，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中从问题生成的角度对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⑤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对问题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明确提出了“什么是问题?”这一元问题。在解答这一元问题时，毛泽东对问题概念做了独特的理解并集中阐述了他的问题观，为了方便讨论和比较，特引之如下：“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向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是问题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⑥ “矛盾”有时指实质矛盾，有时指逻辑矛盾。毛泽东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这里的“矛盾”不是指逻辑矛盾，而是指实质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开宗明义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⑦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黑格尔认为，“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⑧这就是说，事物的矛盾是事物的本性；事物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如果把这种矛盾与问题相等同，那就会导致把问题客观化，或把事物的矛盾主观化。 因此，我们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的本意是说，问题是对事物的矛盾的认识。实质矛盾，即事物的矛盾是问题的本体论根据和根源。从根本上说，“问题是这类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映。问题是在认知主体对矛盾进行反映加之工之后形成的。如果实质矛盾没有反映到认知主体的头脑中，那么它就不成其为问题。比如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经常处于对抗状态。但我们大多数时间没有意识到这种对抗，因而这些对抗不表现为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正确反映了实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而歪曲地反映实质矛盾的问题就是一个假问题。”⑨“实质矛盾和问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解决一个真问题与解决它所反映的那个实质矛盾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解决一个真问题意味着解决了一个实质矛盾，差别在于，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解决，而后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解决。而解决一个假问题并不意味着它所(歪曲)反映的那个实质矛盾的解决。换言之，解决一个假问题与解决一个实质矛盾是不一致的”。⑩ 如果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强调的是问题的客观方面和客观因素，那么把问题理解为动作和行动，则是突出问题的主体方面、主观方面。问题是一个关涉主客关系的概念。可见毛泽东对问题的理解是非常深刻和全面的。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发现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这不仅在时间上是很早的，更不一般的是，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不像许多西方哲学家，要么不理睬问题发现，要么把问题发现丢给心理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问题发现是非理性的，是不能进行理性分析的。 三、问题认识论研究的比较 波普尔侧重从自然科学认识论角度研究问题，毛泽东则从普遍认识论角度研究问题，他们的研究既有差异性，又有互补性。 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的“四段模式”。该模式把科学知识增长过程描述为：(1)科学开始于问题。因为科学理论是一种对自然界或认识对象的普遍性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2)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测和假设。科学理论，比如牛顿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是一种猜测或暂时性假设。(3)各种猜测或理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和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4)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否证，又出现新的问题。以上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波普尔把科学发展的这种程序图式化为：P1→TT→EE→P2……。这里“P1”表示问题，“TT”表示互相竞争的理论，“EE”表示批判和选择过程，“P2”表示新问题。这就是波普尔著名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 波普尔提出：“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1)“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2) 波普尔反对把科学作为公理化演绎系统的观点，重视对科学增长过程的研究，主张把演绎系统视为台阶：走向更丰富、更能经受检验的科学知识的重要步骤。但波普尔基本上是在理论认识的领域讨论科学认识论问题，毛泽东则致力于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尽管波普尔也把简单性和预测力作为知识增长的逻辑标准，但他更看重判定知识增长的经验标准。他明确地指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13)他过于看重理论的证伪，以为借助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如果H，那么E，并且非E，那么非H)即可证伪一个理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且不说实验验证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单从逻辑方面看，仅从一个假说H是不可能推出待检验的陈述E的，必须加上辅助条件或先行条件C才能推出E。即便E被实验否定，根据否定后件式推理，被否定的是待检验的假说H和辅助条件C的合取，即并非H或者并非C。这就是说，并不能从逻辑上确定问题到底是出在H上，还是出在C上。在科学问题解决的实践中，证伪过程往往比上述公式更复杂，需要几个理论加上若干辅助条件或先行条件才能推出待检验的陈述E，因而由后件E的否定推出的对前件的否定，是对一个复合的合取的否定，即并非(H1∧H2…∧C1∧ C2…)，变换为析取后即为“并非H1∨并非H2…∨并非C1∨并非C2…”。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很难确定被反驳的到底是不是H1。 毛泽东提出了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个基本环节构成的广义问题解决模型。毛泽东对问题解决过程的划分有几种不同的表述。其一，是把广义问题解决过程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环节。其二，是把广义问题解决过程分为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四个环节。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4)这里的“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属于发现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强调观察问题，是因为他一贯坚持调查研究在广义问题解决中的突出地位。 虽然毛泽东把一个完整的问题解决过程分为几个环节或子过程，但他并未把它们割裂开来，而是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在他看来，狭义的问题解决过程也是一个问题的面貌不断明晰的过程，因而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是渗透着问题的发现活动和问题的评价活动。问题发现、问题解决和问题评价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基本思维方法表现出来。 在毛泽东看来，广义问题解决过程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发现问题的调查研究活动与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活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区分使调查研究活动更加具体，更加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两者的联系表现在，两种调查研究活动都是为广义问题解决过程服务的，都要用分析的方法，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发现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其目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是“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什么要进行系统的周密的分析呢?因为“常常是问题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为什么对已提出的问题还不能解决呢?“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由于狭义的问题解决需要把问题展开并具体化，因此更需要精细的分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区别表现在，狭义的解决问题过程更需要分析与综合的协同作用和反复互动。第三点区别是，发现问题，尤其是第一次发现某个问题，通常是一种初步的感知，而真正的问题解决则需要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一文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离不开实践。”(15) 毛泽东不仅深入解析了广义问题解决过程，还提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著名广义问题解决的认识论原则。他指出了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在解决“战争迷雾”问题时的程序和计划：“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16) 众所周知，波普尔重视理论的证伪，轻视乃至否定理论的证实。毛泽东则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7) 波普尔的问题观重视科学理论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实践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的问题观则主张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协调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观的显著特征是重视实践问题，重视改造世界的问题，把改造世界的问题提高到首要的地位，这里的改造世界既是指对客观外部世界的改造，又是指对主观世界的改造，还是对两个世界之关系的改造。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在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关系上，始终坚持解决认识问题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统一。毛泽东认为，研究理论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8)对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9) 四、问题方法论比校 方法有狭义的科学方法和包括哲学、艺术在内的广义的科学方法之分。波普尔偏重狭义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偏重广义的科学方法。波普尔偏爱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方法，毛泽东更重视矛盾分析法。毛泽东认为，所谓“方法”，就是用基本观点去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过程和原则。毛泽东提出要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他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他强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20) 波普尔的问题解决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试错法或猜测—反驳法。波普尔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方法论原理包括四点：(1)观察渗透理论；(2)科学发现的心理学；(3)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4)猜想应满足三个要求：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被证伪。反驳的方法论原理包含批判、排除错法和判决性实验三个方面。 在波普尔的四个猜想方法论原理中，前三个只是一种认识论观点，难以成为有效的可操的方法，第四个原理在猜想的检验中有一定的作用。波普尔的三条反驳方法论原理注重反驳和证伪，没有证实的地位。三条原理中，批判和排除错法受到较多肯定，判决性实验则受到很多质疑，因为既然观察渗透理论，且任何事实的确定都离不开解释，而解释具有主观性，那么判决性实验是否存在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元方法论问题。 波普尔认为，试错法是爱因斯坦和变形虫阿米巴都用的方法。尽管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家用试错法与阿米巴用试错法有区别，即科学家采取批判的建议性的态度，而阿米巴是以比较教条的方式使用，但这种说法多少有点把科学方法简单化的嫌疑。(21) 毛泽东的问题观要求从文本回到现象本身，直接面对现实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毛泽东强调，在解决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必须遵循科学的实证方法，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2)又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23)毛泽东不仅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进行了理论创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为其问题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主张发现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统一的。毛泽东问题方法论认为分析实质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矛盾分析的方法也是毛泽东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运用矛盾分析法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方法论。《整顿党的作风》一文论述了“思维方法问题”。毛泽东界定、区分了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他指出，形式主义的方法，即“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开中药铺的方法”，它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是在做概念的游戏，它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方法；是一种绝对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正确的、科学的、富于批判精神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要求在详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24)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发现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而且还对问题发现的方法进行了探索。毛泽东主张，“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里的“分析问题”并不是狭义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因为，在上述引文中，毛泽东提到，不仅解决问题要用到分析方法，而且发现问题也要用到分析方法。因此，这句话中的“分析问题”应理解为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平行，并相对独立于后两者的一个环节或子过程。 毛泽东问题观坚持从系统高度透视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确定解决问题的次序、方法、切入点和重心及焦点，从而有效地解决系统内部诸问题。他坚持用辩证法理解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透视跨域问题系统，对问题系统进行全面的多视角的透视，借鉴邻域的经验和方法，对系统问题做出全面的、综合的、合理的解决。此外，他还善用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对跨域问题的全域或问题网络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把握问题系统之间的联系，并在问题系统的相互联系中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于复杂问题的本质必须借助辩证思维的分析方法，把整个问题分解成各个方面、各个因素来研究，再相互联系，才能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地把实事求是作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处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5)。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正确地认识问题和有效地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只有“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26)问题产生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因而具有主观性和主体性。然而，问题又是主体对对象或客体的认知，因而具有对象性和客观性。一个问题是否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不是由问题发现者和问题解决者的主观愿望或意志决定的，而是由问题结构中的客观因素和问题情境中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实事求是的问题观要求问题解决者关注问题的客观因素，在充分尊重问题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发挥问题解决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总之，由于研究旨趣、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波普尔和毛泽东对问题作出的哲学思考有明显不同。这种差异有助于发现彼此的优长和不足，提出新问题，开拓新的研究思路。由于波普尔侧重从科学哲学角度研究问题，毛泽东侧重从一般哲学角度研究问题，因而他们的研究具有互补性。如果我们能把两种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则有可能促进科学哲学和一般哲学对问题的研究。 注释： ①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谈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武怡堃，张掌然：《青年毛泽东问题观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2年版，第107～116页。 ③毛泽东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404页。 ④波普尔：《走向知识的进化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4页。 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0页。 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96页。 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4页。 ⑧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6页。 ⑨张掌然著：《“问题”的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⑩张掌然著：《“问题”的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1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 (13)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1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96页。 (1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63～164页。 (1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5页。 (1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6～777页。 (19)《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2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6页。 (21)卡尔·波昔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4页。 (22)《毛泽东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11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2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95～796页。 (25)《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