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型时期中西生产方式中的差异看中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工业论文,工场论文,生产方式论文,中西论文,缓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场手工业的形成，是封建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型的重要标志。中国和西欧的手工业发展都在几乎相同的时代站到了同一标志之下。然而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却呈现出背离的趋势。中国的手工工场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西方工场手工业则后来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制约分不开，但中国手工业自身在生产方式上的弱点则是最直接的原因。
一 缺乏织布业这一“第一行业”的支撑
中国的工场手工业，从技术构成来说，应该是很有基础的。早在宋代，一些手工业部门的分工就很细了。主要表现为同一部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分离出分工更细密的生产行业。如成都府锦院，“大率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工百五十四、练染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注：吕大防《锦官楼记》，载《华阳县志》卷三九）细密的分工是工场手工业产生的前提条件。所以说，宋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机户，在细密分工的生产力水平下，发展起来，至明而盛，形成南京、苏州、杭州三大丝织中心。明代中后期，中国工场手工业出现，其先天还是较丰足。特别是在丝织业生产领域，由于它在工艺、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的改进和发展，相互的良性循环作用，使其形成一道红杏出墙的景致。然而，这种发展没有沿着历史的通道继续向上、向前发展。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其发展是非常缓慢的。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直到17、18世纪还只是在制茶、酿酒、榨油、制糖、制瓷、造纸、染整等十多个行业中存在。而且仅仅限于某些城镇的个别大户中，十分稀疏。至于分散形成的工场手工业，只能说是在苏、杭、宁三大丝织业中心地区较出色而已。
马克思说：“织布业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行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这虽是针对西欧来说的， 但也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正是缺少了这“第一行业”。当然，马克思所说的织布业，是指包括轧棉、纺纱、织布、染色、整布全过程的生产而言的。如果这个全过程都实行了工场化，无疑对社会化、对“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是“第一行业”。我国明清之际在这第一行业中，虽然已有脱离农业的轧棉、染布、踹布作坊，但纺纱、织布两大主业仍停留在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中。由于具有巨大能量，有广阔消费市场的棉纺织业被困在自然经济的囚笼中，担当不起手工业经济腾飞的龙头作用。那么，尽管面向华贵与奢侈的丝织业能红杏出墙，终究成不了气候。“第一行业”的工场手工业化形不成规模，就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近代化步履蹒跚的标志。
二 生产力水平发展不足妨碍了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以丝织业为例，它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在于它在工序改进中提高了生产力。丝织也是较早就与缫丝业分离了，它们在相互的促进之下，发展很快，也就较早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其规模虽然狭小，但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然而，到明清之际，丝绸生产工具的改进趋缓，丝织生产力由有较快发展转为裹足不前了。同时，在丝绸行业特点的制约下，整个丝绸生产过程在形成一个包括缫丝、络丝、泼纬、牵径、织绸等不同工序的前后相继、相互依赖的连续体后，其采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就不再有发展。他们宁可选择发放丝经、分散织造、缴回成品、给付工资这种分散的、初级的工场手工业形式，而不愿选择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式。因为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他们认为前者更有利可图。至于棉纺织业这“第一行业”走不出困境，形成不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形式，关键也在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为纺织业要脱离农业，摆脱自然经济的困扰，首先就要完成纺与织的分离。在中国，虽有很大的布市场，但没有与之平行的纱市场。人们一直使用着从汉代留下来的手摇单锭纺车，效率之低，使人不能靠卖纱度日，纺纱也就只能长期成为农民的副业。纺纱拉住了织布的后腿，以致它们双双都只能长期停留在农民家庭生产之中，充其量也只是包买商或分散形式手工业工场主的一个机户。
西欧的工场手工业自出现之后，虽然也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坎坎坷坷，但它走的终究是一条向上发展的道路。在雇佣劳动者这一形式出现后，就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劳动的手工业性质。当时的工场手工业规模虽然不大，但由于性质的改变，它所创造出的社会生产力则是惊人的。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这种良性循环就成为西欧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西欧工场手工业良性发展的状况，我们可以从一些数字中管窥一斑。英国16世纪到17世纪的前20年，光通过松德海峡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欧和东欧等地的布匹年均从2.5万匹左右增至3.2万匹左右。1551年至15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炭产量为21吨，1681年至1690年增至298吨， 增长了14倍。（注：C.威尔逊《英国的训练期1603—1763》，朗曼1983年版第80页）其他西欧国家的纺织业也都经历了一场从未间断的令人振奋的膨胀过程。这种工业发展的速度，没有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三 生产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抵消着工场手工业的扩展
中国直到明清时期，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度。手工业虽然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了新的生产形式，但根深蒂固的封建制甚至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顽强地抵消着进步。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封建手工业长期以来，其主要基石是近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方式，如作为手工业主体的官营手工业和大地主、大工商业主的手工作坊中的主要骨干和基本队伍就是生产奴隶（奴婢）。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匠籍制的取消而消失。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商业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闽粤等省，同时也是畜奴最多最严重的地区”（注：付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318页）。毫无疑义，这种情况不利于手工业工场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它使广大手工业者很难成为“自由”的工人，也无法吸收农村中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只要工商业仍奠基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产就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生产关系对工艺发展的基本性质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内部生产关系中落后的、消极的因素特别严重，那么，即使外部条件优越，其手工业的发展也将难以取得全面的质变。更何况中国当时的外部条件并不好。
西欧手工业工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工匠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拥有较为充分的人身自由权。他们大多是通过逃跑或赎买自由而离开农村的封建庄园，奔向便于贸易的城堡、寺庙、交通要道处汇集，或者流入城市，从而成为这些新兴城市中的手工业骨干的。（注：德比《欧洲经济的早期发展》，康奈尔1978年版，第241 页）由于专制王权无法渗入到封建庄园的内部，其建立和巩固就有赖于城市的支持，于是，政府对手工业的控制也就底气不足，只能采取曲折、迁就的政策，如靠颁布法规和专利权实行管理，不进行对工匠人身强制。于是自由的工匠就成为了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确立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 行会制是阻碍工场手工业最大的绊脚石
当西欧封建行会土崩瓦解之时，则正是中国的手工业行会盛行之日。这时的行会，刚刚确立起自己的管理职能，势必顽强地维护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它所面临的冲击和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竭力要冲破一切羁绊，由此而产生了两种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斗争，它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行会完全站在封建垄断和平均主义的立场，实行限制竞争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阻止“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注：《资本论》第1卷第397页）。也就是说，要扼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中国的城市又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堡垒，城市中的行会也特别具有封建特色。统治者与行会的双方利用比之西方的更紧密。特别是面对工匠激烈的反抗斗争，行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封建政府的怀抱。统治者为稳定统治秩序，巩固政权，从维护切身利益出发，也极力强化行会的封建性。直到清代，手工业行会的创立和行规的制定，一般都要经封建官府的批准。有了官府撑腰，行会有恃无恐，完全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推行行会垄断，严重阻滞着资金的流动；制定统一价格，抑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影响资金的积累；强制划一的质量标准，使新工艺和新机具生产被扼杀；严格控制就业人数，演变成关门主义，无疑断了工场手工业的根。这一切都是针对工场手工业的，严重阻碍了中国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来自行会的阻力，不仅在明清时期，就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在起作用。苏州一个金匠，仅仅多带了一个学徒，就被同行认为违反了行规，硬是将他剥得赤身裸体，绑在柱子上，一人一口咬他个“自顶至足，血肉模糊”（注：黄均宰《金壶七墨·逸墨》卷二），死而后快。
从西欧手工业行会来看，它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的规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工业上而不是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的应用。”（注：《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379页）这种手工业行会相对中国那种采用会馆和公所形式的行会来说，其自然经济程度和保守性都要弱一些。当资本主义萌芽时，手工业行会也曾一度起过阻碍作用，如在英国就迫使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农村求发展而不是首先在行会统治严格的城市产生，但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城市中行会的阻碍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使整个封建经济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城市的小商品经济也不能例外。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手工业行会纷纷向公会转化，这实际上是行会质变的开始。因为在公会内部，生产活动完全被置于公会商人和一部分负责产品最后加工和成品销售的成员的直接支配下，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资本家的联盟”（注：施脱尔马克《十六世纪英国简史》第19页），这种资本家的联盟，主要从事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活动，对社会生产与发展起到了协调作用。
五 官营手工业的僵化及政府的消极政策使工场手工业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明朝后期，野蛮落后的匠籍制因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统治者也不得不实行一点改革，匠籍制逐渐被代役银所取代。但官方并没有利用征集到的匠班银来改善官营手工业，更无意将占主导地位的官营手工业推向工场手工业化，而是恋恋不忘昔日的“优越”，仍然依据匠籍制度，让工匠为官府从事低偿甚至无偿的强制性劳动。如在江南丝织业中实行的领织制和在景德镇瓷业中推行的“官搭民烧”。这都是官营手工业由于僵化的生产机制使之在局厂内生产无法维持下去时，官方依据匠有专籍的旧规定，在局厂外以低于市价的标准低偿或者干脆无偿地利用工匠，使民间生产成为官营厂局的补充和延续。这对民间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因为一旦工场手工业有所发展，官方就象蝇虫见了血腥，立即吸附上去。其客观结果就是继续阻碍或限制了民间工场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李约瑟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封建官僚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不能在中国充分发展，“它抑制了商人……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它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它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注：李约瑟《四海之内》第27页）。而这种官僚制度及其奉行的经济政策，其理论基础就是传统的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如儒家的“贵义忘利”、“重道轻器”。统治者将这些思想与源远流长的尚农意识和崇本意识融为一体，奉为圭皋，并铸造成不可动摇的“重农业，轻工商”经济思想，从上层建筑上钳制着手工业生产方式的任何变动。特别是“儒者第一义”的“义利之说”，完全是鄙视物质生产活动，贬斥人的物质利益和物质需求。从这种价值原则出发，主张竞争，以获取更大物质利益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是万万不可以发展的。“重道轻器”则从否定技术进步的角度阻碍着工场手工业的健康发展。
西欧的官营手工业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早期在封建庄园中出现的手工业作坊，它们归属于兼为行政和经济实体的庄园主。因为它具有地方性，其管理与规模都不可与中国的官营手工业同日而语。由于工匠的赎身与逃亡，城市发展起来后，英法等国政府也都曾试图在自己势力所能及的城市建立官营手工业，但效果不佳，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曾想垄断盐业，她引进设备，轰轰烈烈地建立了一批官营盐场，然而却是昙花一现，几年内纷纷倒闭。在军火方面也一样，直到1635年，英国还没有系统、全面的管理，没有专职官吏。这就使许多新兴工业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逃脱了官府的控制，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向集中化、大众化和社会化方向推进。
六 有限的市场，尤其是缺乏农村市场的支持，使工场手工业难以发展
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受自然经济的制约，其消费市场都相对狭小。尤其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口的过速增长，对消费品市场的负面影响会更大。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为3.2%，远远低于当时英国的7.7%，法国的6.3%，德国的9.4%。那时，中国是富裕的，经济发展也较为健康，资本主义因素如春笋破土欲出。但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了4.4%，它大大高于法国同期的1.2%，德国的2.2%，与英国持平。问题是西欧国家这时的经济在迅猛发展，人口增长率在相对快速下降。中国则恰恰相反，经济没有上去，人口却很快突破了2亿大关。 正是这庞大的人口，消费掉了不断增长的社会价值，使原本应当成为剩余产品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又不断地转化为必要产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走上工业化道路，就必须要具有比人口较少的西欧更高的生产力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出现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从而支持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启动工业化。而事实上，当时农民的经济水平是极为低下的，其根本原因又是在于土地制度决定的封建租税制的影响。英国的平均地租率为21%（注：庞卓恒《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而中国的地租一般在50%以上， 江南地区有的甚至高达70%左右。这种沉重的剥削，使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手中不能形成剩余产品价值，这就限制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他们也不可能拿出多数剩余产品来交换工业用品。他们甚至对粮食的需求和衣料的需求都是最低水平的，仅够维持生存。这就决定了国内市场极度狭小。有学者对清初国内市场水平进行过计算， 结论为5口之家的农民，每年的市场需求为粮食129.05公斤，棉布3.96匹。再多生产和提供，就会超出市场购买力。面对这样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提供产品的生产形式只要利用家庭生产就可以满足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棉纺织业直到明末清初，基本上没有突破家庭生产的形态。尽管棉布踹纺业中曾出现过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形态，但整个纺织过程都没有出现过工场手工业。可见，狭窄的市场和农村的无力支持，严重制约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一句的是，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国丧失了海外市场，这对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无疑影响极大。西欧在这一点上则恰恰占了便宜。
西欧的海外殖民地及因之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对本土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刺激与促进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海外殖民与贸易所开辟的广阔的国际市场成为了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杠杆之一，手工工场因之得到发展；另方面，也要看到，正是手工业工场的自身发展与要求，为西欧的海外殖民与贸易增加了原动力。这对西欧资本主义来说，又是一个“良性循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相当的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注：《 资本论》第3卷第376页） 西欧工场手工业就是在自己创造的这种好的生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除了国际市场外，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对西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欧混合型农业经济，使其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这同时对后来的工场手工业发展是很有利的。如英国，手工工场首先是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行业本身的形式怎样，而在于它能不断地扩大着国内市场。当然，它同时在为自身发展更上一个新的阶段做着客观上的准备，新的阶级、新的制度、新的生产力在这丰厚的土壤中孕育着。“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第515页）西欧工场手工业正是在发展中完成了这一使命，它自己也曾几何时成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宠儿。
总之，社会发展是一个大系统，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由先进转为落后，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原因，但中国工场手工业自身在生产方式上的缺陷，仍可谓最直接的原因。
收稿日期：1998－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