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哲学根源——兼论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研究不能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本体论论文,认识论论文,晚年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2)02-0010-05
一
为建立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的毛泽东，在晚年犯下了令人遗憾的政治错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毛泽东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哲学研究中显示出重视认识论研究而相对忽视本体论研究的倾向有关。如果说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那么，关注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观点就是唯物史观。通观毛泽东的蓄述过程，除了他在1920年与蔡和森讨论建党的指导思想时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之外，仅有一处使用“唯物史观”的概念，即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对问题观察往往不正确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1](P1487)为何会这样呢？这决不是说毛泽东对唯物史观不够重视，其时，他早已研读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且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说明中国现实时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有五个基本观点组成：(1)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基石和构架。(2)阶级斗争学说在毛泽东唯物史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3)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4)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实践新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5)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唯物史观中发挥得最充分、最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内容。[2]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在毛泽东唯物史观五个方面的理论中，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行为。
第一，关于社会基本矛盾 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毛泽东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由紧密联系的三段话组成。第1段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紧接着的第3段是：“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成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和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和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接着的第3段是：“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P166)
在这三段话中，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第1段用的是“主要的”，第2段除此之外又加用了“决定”的，第3段用的是“反作用”。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是把唯物史观的特定用语和辩证法的习惯用语混淆使用了。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决定”不能被“反决定”，否则这一原理就不能成立。它们之间关系的“决定和被决定”是唯物史观的特定用语。但是，不能被反决定并不等于不能被反作用，否则这一原理就带有机械性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是这一原理的辩证性的体现。因此，肯定生产力、经济基础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承认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才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中相互关系的实质。毛泽东在“反决定作用”前加了一个“在一定条件下”的限定，但这一限定实际上并无意义。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总是处在相适应及不相适应的状态之中，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几乎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像毛泽东所说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一情况是经常存在的，如果此时“生产关系的变更、政治和文化上的革新”起决定作用，那么这一反决定作用就也是经常出现的了，“在一定条件下”的限定由此也就不复存在。
在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用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即作用和反作用）原理等同或取代唯物史观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的倾向。当他依此原理，把“在一定条件下”泛化开来的时候，就会在实践中带来不利的后果。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4](P243)在这里，“在一定条件下”的限定变成了“尤其是这样”，也就是说，也存在着“平时也可以是这样”的情况。政治上层建筑成了经济工作或经济基础的生命线或决定者。从1957年以后，全国大讲“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在一定条件下”的限定干脆就取消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政治上层建筑的运动、革命倒成了一切。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行为不能不说与他对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决定和反决定”的理解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阶级斗争学说 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解决的表现形式。在推翻旧中国的实践中，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这一学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阶级斗争学说倒成了导致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重要的思想根源。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时，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P784)他在同年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还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他更进一步说：“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同年5月，在他主持讨论制定的“社教前十条”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在“社教后十条”中终于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最后，导致了他晚年政治行为的最大失误，即文革的全国大动乱。[6](P348-355)
为什么建国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这与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和反决定关系的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从1958年大跃进失败和1959年反右倾胜利中，毛泽东似已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不是从发展生产力入手，而是从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政治思想认识入手。而当他认为各种政治思想一次又一次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他就运用“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把思想政治的斗争当成了主要的事情。政治思想是阶级的产物，因而政治思想斗争也就成为阶级斗争，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就成为阶级斗争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思想在1957年以后，已变异为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的决定的东西。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由于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民主的一方就自然退居一旁，专政的一方则愈演愈强；民主被纳入专政的轨道，专政成了阶级斗争的同义语，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导致了民主的衰微。
因而毛泽东的民主理论较为空泛。他对民主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两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和办法。”[5](P819)“有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5](P683)毛泽东所倡导的民主制度正是这一民主观点的体现。他说：“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集中制。”[5](P682)“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5](P822)可见，民主集中制体现的民主的目的，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下面一段话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表达得更明确：“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5](P761)
把民主归结为手段，把民主的功能归结为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把民主形式归结为以集中为目的的民主集中制，民主的法制建设就被搁置一旁。从中，可以窥视出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三脱离”，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党的领导的思想渊源。
第四，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这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一样，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干扰，并未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相反地，人民内部矛盾被打上了敌我矛盾的色彩，“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因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方式的解决而化为泡影。除此之外，毛泽东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似也有两点不足。一是受他的“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思想的支配，他偏重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侧重于思想和道德教育，忽视了法制建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重要地位。
第五，关于群众路线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的具体化，这一具体化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具体化在经济建设时期也显露出其隐含的不足，即：群众路线是向党的各级干部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党的干部向广大人民发出的单向的行动，也就是说，群众路线所强调的是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行为，而人民群众的由下而上的行为则无意中被忽略和掩盖了。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坚定而响亮地宣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必须由人民的优秀代表来宣传、发动、组织和动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相信、依靠、学习和联系群众，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由此形成毛泽东的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别具一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由以上三个方面所组成的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然而，当人民群众推翻了阶级统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人时，再仅仅要求各级干部联系群众就不够了。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需要的是如何从制度上、法律上确立并实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如果说群众路线过去的主要特点是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行为，那么群众路线现在的特点则应是人民群众的由下而上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群众路线的这一方面论述并不多。在1945年他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1968年的“文革”动乱中说：“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等的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只是，在文革动乱中，这不过是空话而已。建国二十几年来，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当家作主问题，毛泽东一直未能解决好；相反地，官僚主义却愈演愈烈，脱离群众日见普遍，他本人也因此陷入“三脱离”的窘地。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他的群众路线中关于人民群众由下而上的行为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
二
在毛泽东光辉的哲学著述中，唯物史观是其薄弱的一环。而在他颇具特色的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这些偏颇之处对他晚年的政治行为又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那么，毛泽东唯物史观中的这些不尽人意之处，是否有其哲学世界观上的根源呢？
恩格斯曾把哲学基本问题分成两个方面，其第一方面讲的是思维与存在何为本原，可称为本体论问题，其第二方面讲的是思维与存在能否同一，可称为认识论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同时，本体论对认识论又有制约作用，即是说，思维与存在的本原问题的正确解决与否影响着认识论的思维与存在的能否统一。本体论就是世界观，而世界观是关于存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存在是什么呢？是社会存在。因而，社会存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就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也对认识论有着制约作用。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哲学著述，就会发现，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代表的光辉著作，展示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按照列宁“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P400)的说法，《矛盾论》也可归入认识论），而以唯物史观为表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毛泽东则著述较少，并含有偏颇之处。这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哲学著述中，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协调或失衡的倾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应从两个层次着眼，一是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地位，二是社会存在的活动规律。前一层次也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的人的学说，后一层次则是以经典公式表达的唯物史观的原理。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接受的唯物史观主要是社会存在的第二层次的内容，而对第一层次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及时接触到，以后也未能深入地加以研究。
社会的人，也即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哲学的起点。马克思把实践性确定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9](P97)因而，“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10](P88)主体的人成为世界的最高存在。人的活动是“个人自主活动。”[11](P78)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关系，都是主体的“为我关系”。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种自主活动和为我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P123)这个过程也就是主体的人由“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转化，这一转化，马克思先是称作“全面发展”或“自由发展”，后来则完整地概括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2](P649)通过实践活动，人的存在由片面而不自由的发展状态转变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状态。
正是在这一社会存在的哲学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研究了社会的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建立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主体的唯物史观。
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主要接受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第二层次即唯物史观的内容，并特别重视其中的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理论，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劳动群众的自主活动和为我关系自然无从谈起，只有先打碎封建枷锁，这一切才有可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人民群众必然要有其代表人物来组织发动他们，开展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但是，当这一任务已经完成，劳动群众具备了自主活动和活动的为我关系的基础之后，由于毛泽东缺乏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学说第一层次的理论研究，在人民群众如何当家作主这一问题上，就显得力不从心，往往事与愿违，并且终于导致了晚年严重的政治行为。
首先，毛泽东对民主的看法就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把民主看作手段，这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自主活动和人的为我关系的观点并不吻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命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别人。如果是为自己，他们就成为历史的主人，人就是目的；如果是为别人，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主人，人则成为手段。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如果民主不是人的目的，人怎么成为历史的主人？如果民主不是目的，那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让人回想起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倡的“思想革命化”。建国以后，毛泽东不注重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建设，只主张“民主集中制”和“团结—批评—团结”，这正是民主是手段的观点的具体化。
其次，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特点也表现了这一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基本特点是领导干部的自上而下的行为，目的是联系群众、收集意见、制定政策，而一旦人民群众在具有了当家作主的基础、要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时，群众路线的这一单向行为就不够了，更重要的是由下而上的群众行为，即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监督干部、反对官僚主义、扩大个人自由的舆论和行动；而这一切，都需要以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确定下来，保证实施。但是，毛泽东强调的依然是制度上的联系群众，未能解决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三，毛泽东在唯物史观上对社会基本矛盾相互关系理解的偏颇之处，又加重了他的前两种倾向。革命战争的胜利使毛泽东坚信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巨大作用，系统研究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也从思想指导下助长了他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决定作用的认识。当他把这一反决定作用具体化为阶级斗争的形式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已暗暗埋下了伏线。阶级斗争一经成为社会的主线，不但经济建设而且民主的法制建设就自然被挤到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去了。
毛泽东对哲学本体论第一层次研究的缺乏和对第二层次理解的某些偏颇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由于仅把民主理解为手段而不同时理解为目的。由于把群众路线理解为自上而下而不同时理解为由下而上，因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未能及时建立健全起来；由于坚信在一定条件下理论对实践的决定作用；由于自觉的能动性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政治生活就显得很不正常。在这两种合力作用之下，不注意建国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毛泽东能不违背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吗？自上而下的干部行为已无法制约各级干部、也包括他自己，毛泽东能不违背群众路线吗？阶级斗争已破坏了正常的党内外民主生活，毛泽东能不违背民主集中制吗？人民的历史主体理论的准备不足，偏离了他如何在新中国确立人民主体的注意力，这与他的理论对实践的反决定作用思维定势结合在一起，毛泽东能不夸大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吗？当这一思想发展到阶级斗争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前进的信念时，毛泽东能不夸大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吗？
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宝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而透过他晚年的政治行为，也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中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导致他晚年政治行为的哲学根源之一，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未能取得平衡。明白了这一情况，可促使我们接着去做毛泽东由于时代的局限而未能来得及做的研究工作，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研究，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伟大真理。
收稿日期：200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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