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市场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结构是产业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分析其演进规律对于改造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组织效率有重要意义。在制度稳定的西方市场经济中，推动市场结构演进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创新、需求扩散等因素[1] (P562)。然而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仅仅分析技术和需求对于揭示中国的产业演进规律是不够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重要变量。为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在吸收传统的产业组织研究方法的同时，采用新的分析视角，以力图更准确地认识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产业市场结构内在演进规律。(1)以产业生命周期为线索。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生命周期，包括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基本条件不同，这会导致市场结构的特征也有明显不同。因此，把对市场结构的研究纳入产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对于揭示产业市场结构的内在规律更具合理性。(2)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大部分产业的生命周期与市场化和民营化的转轨进程是一致的。在这短短的20年间，相继走过了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发展阶段，进入成熟期甚至部分产业已开始迈入衰退阶段。这种产业生命周期与经济转轨过程的耦合有一定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因素所致。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中是不大可能有完整的产业生命周期的，只有在启动市场化改革以后，才可能走出“短缺”为标志的产业导入期以及成长期，进入以“过剩”为标志的产业成熟期和衰退期。
一、导入期的政府分权式竞争性市场结构
导入期是新兴产业形成的萌芽时期，是新产品的开发阶段和引进阶段。产业导入期的特征是：市场成长速度虽然较慢，但往往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其增长轨迹表现为上凹曲线。在产业导入期，由于市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同时又存在着技术扩散以及市场开拓利益的外部效应，因此，先期进入者往往要承担很大的经营风险，由此形成的高进入壁垒就阻断了众多企业的进入动机。而且由于市场规模十分有限，企业淘汰率高，生存下来的企业并不会太多。因而，一般来说，导入期的市场集中度不会太分散。
对中国大多数竞争性产业而言，经济转轨之初直至1990年前后，大多数的竞争性产业门类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有些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刚刚填补空白，因此大致可归为导入期(当然实际上有些产业会早一些，有些产业会晚一些，并不完全一致)。这一时期，对于市场机制的认识和利用尚处于摸索阶段，资源配置还主要以计划方式为主，企业行为主要体现政府官员的利益诉求。
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导入期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由此形成的各种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使导入期的市场呈现出既分散又垄断的特定的结构形态(由于政府分权制是形成这种市场结构的客观基础，不妨称之为政府分权式竞争性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一方面表现为过早的高度分散化的特征，市场集中度较低，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产业内存在明显的垄断因素，竞争很不充分。这种特殊市场结构的形成原因有以下几点：(1)体制因素造成进入壁垒的失效。这首先体现在特定行为的取向使国有企业具有“风险爱好”的特征。国有企业是内部人控制的，它的行为取向总是代表“内部人”的利益，在产业导入期，投资主体往往是政府，企业是否进入主要依政府官员的利益而定。“负盈不负亏”的权责状况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控制者们是“风险爱好型”的，他们总是热衷于投资上新项目，而较少顾及投资的风险。(2)中国是个大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既强调集中统一决策，又强调积极发挥地方主动性，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地方利益动机。随着政府管理权限特别是投资审批权限的下放，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自主权。中国改革前的市场结构就已经是高度分权化了的，国内工业品市场已存在被压抑的竞争性结构，一旦控制弱化，就能形成较为分散的市场格局。[2] (P27)(3)在转轨初期，乡镇企业冲破进入壁垒，纷纷进入市场，加剧了市场的分散化。这一方面缘于乡镇企业相对灵活的经营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乡镇企业可以通过获得一些廉价的生产要素而取得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隔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不能在广泛的城乡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形成了生产要素在竞争和使用上的不平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建立在事实上的经济分权化基础上导入期的较为分散的市场结构并非意味着充分的竞争，而是潜藏着诸多垄断因素的表面上的竞争性结构。中国事实上的经济分权化形成了多层经济利益主体，首先表现为按行政区划设置形成的地方利益，其次各行业系统也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原有行业主管部门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对竞争性产业发展进行各种行政干预。由此就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产生了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诸多现象。由于这些行政参与的保护，绝大多数企业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垄断地位。然而，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不同，这种垄断地位并不意味着高额利润，而是意味着过量的在职消费和低下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由于行政保护使企业难以在全国市场上自由竞争，企业的优胜劣汰机制受到限制，企业难以集中，规模化不明显。
二、成长期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
产业进入成长期后，产品已逐渐成熟，经营风险大大下降，市场需求快速扩张，各个企业都能在扩张的市场中取得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份额。同时，需求的扩张和利润的增长刺激更多企业涌入这个行业，使得生产能力进一步快速增长。而市场开发一旦达到某一点，极有可能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新进入者要想取得市场份额，只能以夺取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为前提，市场竞争开始激烈。
在一般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产业在进入成长期后市场结构会表现出明显的趋于分散化的特征，大量新企业进入，市场集中度快速走低。而在我国特定的转轨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行为函数的偏差以及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一时期竞争性产业市场结构会表现出独特的演变规律。具体为：在大量新企业进入的同时，市场集中度并无明显下降，有的行业反而会上升，呈现出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特征，即几个国有大企业主导市场，大量中小企业活跃发展的市场格局。形成这种市场结构的原因主要在于原有国有企业过度的扩张动机和更强的扩张能力所致。(1)从动机上来说，国有企业具有内在的非理性扩张冲动。国有企业是“内部人控制”的，成长期的国有企业主要反映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取向。在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中，企业不仅是价格接受者，同时也是价格决定者，具有自主定价权的国有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确定价格。但是与垄断竞争结构下的私营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定价模式不同，垄断竞争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内在动机[3] (P133—137)。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者所能控制的资源越多，他们的收入和享受的各种待遇也就越高。企业规模的扩张具体体现在企业投资扩张、人员扩张、厂房设备和各种控制资源的增加，以及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的扩张。体现企业规模的综合标志一般以销售总收入为目标，因此，可以认为垄断竞争的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是销售收入最大化。这种销售收入最大化的行为取向进一步扩大了原本就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的规模。(2)从扩张能力上来说。首先，国有企业具有“先动优势”。如上文分析，国有企业作为“市场先行者”，与后来者相比具有企业基础规模、技术、融资渠道、品牌、销售渠道、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其次，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为企业扩张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长期以来我国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一直实行“产权歧视”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的倾力扶持，而对民营企业则实行谨慎放贷，基本不允许上市筹资。尤其是1990年代中前期，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自我加强的模式[4]，银行信贷约束的软化使国有企业投资高速增长。在有不断扩张的外在市场空间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既有先动优势，又有资金支持，扩张能力自然非新进入的私营企业可比，这在市场竞争态势上表现为国有企业在进入成长期后竞争优势的继续强化，体现在市场结构上便是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国有企业效率虽低，市场份额却很大，而私营企业效率高，却只能占据较小的市场份额。可见此种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并不是这样一种既体现效率又体现规模的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是一种规模和效率相悖的特殊的垄断竞争结构。由于缺乏效率基础，这种市场结构也就很不稳定，一旦进入买方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使国有企业失去维持和扩张既有规模的内外条件，市场结构形态就会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买方市场中再度形成的竞争性市场结构
产业生命周期前两个阶段尤其是产业成长期大致处于卖方市场阶段，后两个阶段则处于买方市场。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中的竞争环境有根本性的差别。在产品供不应求、产业高速扩张时期，企业获利机会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和及时获得低成本要素的供给能力，国有企业在设备与技术能力、融资、立项和争取计划配给的投入品、品牌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在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产品买方市场形成以后，随着技术扩散和由于产业内学习效应的存在，往昔的竞争手段大多已失去了威力。产品越来越趋向标准化，而且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使得生产能力和产量变得易于调整，在技术、营销、品牌等综合竞争手段外，价格竞争成为最有力也是最经常使用的竞争手段，企业频频利用降价手段来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市场份额争夺战。市场价格的不断下降使私营经济的效率优势开始凸显。可以说，“供大于求”的出现是转轨过程的分水岭。
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进入买方市场后，市场结构的典型变化是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集中度迅速提高。在市场集中的过程中，先期进入者(不少是实力强大的垄断寡头)有着长期的学习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优势，从而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在竞争中能够有效采用降价等各种竞争手段，对新进入企业进行激烈的攻击与报复，使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被兼并。同时由于市场价格已接近遏制价格，对于新进入者已无利可图，降低了进入的诱惑力，进入数量大为减少。因此，私有制市场经济中，产业在这一时期会迅速集中，形成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5] (P37)而同样是产业成熟期，在中国的转轨经济中，虽然也面临着同样的供大于求、生产能力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的局面，并且同样具有价格竞争激烈、价格和利润率下降的现象，市场结构却不能快速集中，相反由产业成长期已形成的垄断竞争型市场转变为竞争性市场。并且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下滑，还会进而形成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面从两方面来说明这种市场结构的形成机制。
(一)市场结构的重新分散化。中国转轨过程中，竞争性产业从成长期转为成熟期后，市场变化规律往往体现为以下几点：(1)市场结构一改产业成长期走向集中的趋势，出现市场结构分散化的现象；(2)较大企业的平均规模下降，产业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市场寡头；(3)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并没有立刻封锁新的企业进入，在转入买方市场的初期仍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进入，其中部分新进入者不仅不会被原来强大的在位者扼杀，还会逆势崛起，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在产业中富有生命力的企业群体。
形成这种特定的产业市场结构变化规律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1)进入买方市场后，市场需求的增长极为有限，已不具备企业在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扩张的外在市场条件，激烈的竞争使价格一再下降，使徒有规模而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利润式微，已基本失去自我积累能力。同时，如上文所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使国有企业失去了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银行和证券机构几乎无偿的“父爱式”的资助，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被迫硬化。外在市场空间的紧缩和便利外在融资条件的失去，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骤然举步维艰，这些在卖方市场中的“弄潮儿”开始趋于萎缩。(2)与原主导产业的国有寡头们的竞争乏力相反，大量的私营企业却迎来了获得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产权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企业效率差异在买方市场阶段充分展现。私营企业由于享有天然的效率优势，成本较国有企业低，虽然市场价格下降，却依然能享有可观的利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蚕食原国有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
可见，转轨经济中产业成熟期市场集中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市场份额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过程，是一种强者变弱、弱者变强的市场格局重新组合的过程，在成长期貌似强大的国有企业一经激烈市场竞争便一败涂地，而原先被视为“市场扰乱分子”的弱小的私营企业却在竞争中成长起来。这明显不同于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然后通过兼并重组或者企业破产使市场走向集中的过程。
那么，在转轨经济中，经过市场格局的重新组合，是否能像私有制市场经济中那样最终如期转变为经济效率较高的集中型的寡头竞争市场结构呢？实际未必尽然。在转轨经济中，这一过程如无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的积极引导，那将是较长的也是对资源造成较大浪费的过程。
(二)走向产业衰退期的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是较少论及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信奉“竞争强化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绩效”，即使出现“过度”的竞争，那也只是竞争过程中优胜劣汰的一个调整过程罢了，因此，竞争是不必担忧的。然而，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过度竞争的普遍存在却是不争的现实。如何理解并判断这种所谓的“过度”的竞争呢？张维迎的定义很富启发意义，即导致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竞争方式。[6] (P11)所不同的是，张用的是“恶性竞争”而非“过度竞争”。张的定义抓住了转轨经济中过度竞争的内在实质，因为私营企业是不会容忍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现象长期存在的，所以过度竞争不过是国有企业特定的一种市场失败罢了。
竞争性市场的根本特征在于，价格由市场决定，企业只能根据市场价格略作调整。在竞争性市场结构中，大多数私营企业表现为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前国有企业则更多表现出内部人效用最大化或费用支出最大化的行为[3] (P139)，这是有别于垄断竞争结构(产业成长期)中的国有企业增长最大化的行为模式的。国有企业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它们必须保持一个最低的收益点，这就是企业的工资和上缴的税收。这个收益点是国有企业基本的生存线，低于此线，企业无法生存而不得不退出。当高于此水平时，企业至少还能养活职工，故还维持生存而不退出。同时，在外部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只能有很小的利润空间。由于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甚至难以在这种十分有限的空间中立足。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根本无法补偿所有者的权益，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另一部分通过挤占所有者收益空间来满足经营者的效用需求。这样，在竞争性市场里，在企业的生存线和正常利润之间，存在着不同产权类型企业的不同生存空间。即存在着正常利润、零利润和某种程度的负利润三个层次。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围绕着市场正常利润波动，其最低限为零利润，低于零利润，就会退出；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围绕着零利润波动①，其最低限为最低生存线(即一定程度的负利润)，只有企业在最低生存线以下，已无法维持企业周转和工资发放，企业才会破产。
伯川德价格博弈模型可以用来说明过度竞争的形成机制。伯川德竞争说明当企业间只进行静态价格竞争或一次性价格竞争时，即使市场上只有两家对称寡头企业，他们也会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定价，就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一样。随着企业进行降价博弈，成本高的企业相继退出市场，产业内形成寡头竞争格局。而在转轨经济中，一个现实的前提是，私营企业生产成本要比国有企业低。以这一前提重新构造转轨经济中的非对称成本伯川德竞争模型就会形成不同的均衡结果。在私有经济中，随着企业相互之间的降价博弈，边际成本最大的企业因利润为负而退出博弈。但在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是不会轻易退出的，他仍会在边际利润为负的情况下继续参与降价博弈，维持企业的存在，这样，产业就进入过度竞争时期。在过度竞争初期，国有企业利润锐减直至陷入亏损，在市场上竞争乏力，而私营企业由于成本优势仍能获得丰厚利润，取得较快的发展，新的企业仍然能进入市场。然而随着竞争进一步加剧，价格继续下降，市场的进一步演变就会有两个方向(也是转轨经济中的过度竞争的两种形式)，一是价格已低于国有企业的最低生存线，但高于私营企业的边际成本，则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私营企业继续进行伯川德价格竞争，优胜劣汰，产业走向集中，形成类似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寡头竞争结构；二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成本差别不够大，或者国有企业具有过低的最低生存线，虽然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也仍然不退出市场，而一旦价格下降到低于私营企业的边际成本后，则私营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形成国有企业全行业垄断，同时也是全行业亏损的局面，此种形式本文将其称为真正的恶性竞争市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转轨过程中竞争性产业市场结构的特殊演进规律，即从导入期的政府分权式的竞争性结构，到成长期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随后在进入买方市场后演变为一般竞争性市场结构，之后进一步演变为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市场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得出的结论都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的。在实践中，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经济特性和具体发展环境，并非所有的竞争性产业都会一成不变地遵循这些规律。但或迟或早都会体现类似的演进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文的价值更在于对分析转轨经济中的产业组织的方法上的一点启示，而不是结论上的教条。
注释：
①这里的零利润概念不考虑机会成本的问题，因而不是经济利润的范畴，而是财务利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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