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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2-0161-07
所谓“美华文学”是指在美华人的汉语文学（扩充至在美非华人的汉语文学）。纵观其发展变化，可以看出：美华文学的生成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是从中国文学的边缘延伸逐步发展成一种多元混杂的边际文学。
依照媒介文化学说的启发，本文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按照口传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等逐渐递进的时期进行了划分。美华文学的变化因此按照纵向的媒介文化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混融发展的各个时代特征：从时代性来看，经历了口传文化到电子文化的逐渐更替过程；从区域性来看，经历了单一的中国板块到多元板块的逐渐扩展的过程；从语言上来看，经历了从单纯汉语到多语混成的过程。
一、口传时代的美华文学
所谓口传文化，特指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文化，距今两千多年（被称为部落化时期），主要属于渔猎文化，代表生产工具为弓箭。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学表现为口传神话（或歌谣）。它的特点是前逻辑思维、多感官投入、想象、适宜背诵吟唱，适应于口传媒介社会的特点——非语言配合、前逻辑思维、整体直观的感知。
关于华人去美国的最早记载是在19世纪。以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工人肇始，直至1882年《排华法案》，为一个时代段落。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主要为华人劳工文学。华人劳工全来自中国大陆，生活与外界几乎隔绝，因此保持着单一的中国文化。由于劳工本身处于社会底层，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或者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经济状况相当窘迫，掌握的传播技术也非常原始，因此美国华侨社会虽然在清朝咸丰年间已见雏形（当时的中国主流文化已处于印刷时代），但呈现出许多口传文化的特点，并不具备美国当时主流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也仅仅处于口传文学阶段（最多处于向文字文化的过渡时期）。这些作品主要是华侨劳工自编的反映他们血泪生活、思乡恋家和憧憬未来的山歌、民谣、打油诗之类，可惜未能用文字记载下来。从清末的一些文字记载中可以证实，这一时期的华人出身于中国主流社会的边缘，主要为广东省等地的农民。那么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从区域性上看应该属于中国板块的沿海边缘地区；从语言上来说也相应为粤语（广州话）和客家话等方言。
二、文字时代的美华文学
所谓文字文化，特指文字为主流传播媒介的社会文化。（文字传播时期，起于16世纪，属于非部落化时期。）它主要属于农耕社会，代表性工具为刀犁。此时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分工。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学表现为诗歌。其特点是纯粹文字化、简洁、生动、和谐，便于传送记录，适应于文字媒介社会特点——分类切割、视觉性、分析性。
自从两次“排华法案”严禁中国劳工来美和限制在美中国劳工的从业，华人为了谋生，开始从乡野迁往城镇，并逐步形成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唐人街”。但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华人的旅居心态，加上缺乏当地的华文教育、华文报业基础，美国本土的华文文学依旧薄弱。这一段文学的主要记录是1970年在“天使岛”（美国拘留海外移民的主要地域）上发现的木屋诗。后来以《埃伦诗集》(Island: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Island 1910-1940)为名付梓问世，堪称开创了美国华文文学历史的先河。这些墙壁上的题诗共有130首，朴素无华地表达了在异国他乡失去自由尊严的华人的悲愤之情。
为乜来由要坐监？只缘国弱与家贫。
椿萱倚门无消息，妻儿拥被叹孤单。
纵使批准能上埠，何日满载返唐山？
自古出门多变贱，从来征战几人还？
从上例可以看出，这些是华人劳工所写的对仗并不讲究、平仄也不严格的七言律诗，甚至带有口头即兴文学的特点。可见此时美华文学与中国主流文学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诗中可以看出中国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交汇。“从来征战几人还”明显是从王昌龄的“古来征战几人回”转来，古典诗词被直接套用。“为乜”“上埠”等词明显是广东方言。椿萱则是沿用了古代诗歌中对“父”“母”的代称。这些诗并没有借助大规模复制的印刷技术和纸张进行传播，而是附着在墙壁上以题诗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这种不能跨空间的偏倚时间传播方式属于典型的文字文化。与此时的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主流印刷文化有相当大的差距。
由于华人社区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挤，华人社会与外部相对隔绝。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从区域上看，依然限于中国板块，但明显已经从边缘沿海地域扩展开来，并且更接近中国主流文化。从文学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华人移民文化，普遍带有侨居概念，认定了要“叶落归根”。从语言上看，也可以发现是中国板块的汉语官话与地方方言的混成，从文学上看，是主流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的混成。从时代性上来看，已经从口传文化发展到了文字文化。可以推断，这种文字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主流印刷文化的边沿性延伸，表现为文字文化形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曾经侨居过美国的国内作家，以流传美国华社的旧闻轶事为素材撰写了一些作品。如黄遵宪（1848～1905年，广东嘉应州人，清末维新派学者、诗人和外交官，1882年与1891年先后任驻美国旧金山与新加坡总领事，曾尽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诗《逐客篇》；小说则有哀华的《侨民泪》，佚名的《苦社会》，指严的《猪仔还国记》和吴沃尧的《人镜学社鬼哭篇》等。这些数量不多、质量参差的作品，在文本形式上已经使用了空间偏倚的手段，如手抄、刻版印刷等，属于印刷时代萌芽期的作品。作品的内容往往是对文字时代的华工生活的反映。这些作品一般不包括在美华文学范围内。
三、印刷时代的美华文学
所谓印刷文化，特指印刷媒介为主流传播媒介的文化。（在中国，活版印刷、雕版印刷时代，因为复制能力和使用范围的限制，属于文字到印刷文化的过渡阶段。15世纪古登堡铜板印刷的出现才被公认为是印刷时代的开始。）它主要属于工业社会，代表性工具为机械。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学表现为长篇小说。表现多重的主题、具体详尽的描绘、深度抽象的思考，适应于印刷媒介社会的特点——跨越时空的传播、逻辑线性思维、专精一门。
美华文学到了20世纪初期才渐成气候。五四前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留学美国，借西域之风，构建、丰富了萌生中的中国新文学。这一批既受过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浸染和影响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在留学期间创作了汉语作品。胡适（注：本文中，胡适等第一代留学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和八、九十年代的大陆留学生不同，后者往往定居美国。前者虽然有在美时期的汉语创作，但因为居留时间过短，并不符合本文对美华作家的界定。所以此类作家算做中国作家，并不在美华作家的范围之内。）的诗歌《去国集·尝试集》，就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完成的。而当时的留美学生陈衡哲创作的小说《小雨点》，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女性小说创作。这段时间的在美华人的作品，已经开始借助印刷媒介进行出版和传播。作家的身份都属于中国国籍，写作内容也是本土意识的延续。留学生们关注的焦点跟美国华人华侨社会存在着相当大的隔膜。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和早期的口传文学和文字文学一样，都属于中国板块主流文学的延伸。虽然在文本中加上了作家的异域的见识和感受，但在汉语作品中明显遵从汉语文学的体制和规范。尽管语言经过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换，但都属于中国板块内部的变化。比如林语堂的小说并不像后来大多留美学人的作品那样抒写自身的漂泊感受或者渲染海外游子怀乡愁绪，即使是英语作品，也和汉语作品一样，关注故国的社会现实，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中国人物群像。
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约有5000名海外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种原因到了美国。还有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有一批本土中国人以难民身份获得签证进入美国。这两批人或是学生，或是商人，或是政府官员，或是曾经的上层人士。他们（注：由于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和上一时期衔接过紧，所以往往把这两时期的作家合称为“第一代美华作家”。）开始显示出美国华人移民在20世纪中发生的新变化——向往定居生活，摒弃了早期华工的临时侨居的观念。他们带来了美国华人社会的新面貌：1，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2，比较富裕；3，不再把回国当成人生的目标，而是要融入眼前新的社会。从他们身上，美国华人社会显示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过渡和变化。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华文学开始因为美国初期电子文化的影响，随着自身文化身份和生存境遇的变化，无论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作家、读者、传播语境、媒介等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步开始出现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过渡转变。1942年，纽约华人成立华侨文化社，创办《华侨文阵》（这是美国第一份华文纯文学期刊）。该刊物在1944年明确提出了跟中国大陆文艺有着区别的美国本地华人文艺的概念。而在此之前，《美洲华侨日报》（1940年创办于纽约）、《中美周报》（1941年创办于纽约）等颇有影响的华文报纸都辟有副刊，刊发了相当数量的华文作品，作者多为华侨青年。这些作品“虽然大部分与中国和抗战有关，但间中也有采用华侨社会题材，描写华侨人物，甚至运用华侨词汇的写作。”（注：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三联书店（香港），1992年1月，第319页。）作家黄运基、黎锦扬等就是此时跨越中美文化的典型作家。他们所代表的“草根文学”（注：草根文学，来自于黄万华的《美国华文文学概观》。“美华‘草根文学’起码有着这样几层含义：一是在文化身份上强调‘归根’，其成员虽都已加入美国籍，却在文化属性上坚持‘华侨文学’身份；二是作者‘长期或较长期的生活奋争在美国社会底层，他们的创作‘以劳养文’，他们的作品又较深入地反映了美国华人‘草根’阶层人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三是‘草根’文学的作者大多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这种现实主义并非从外部移入，而是孕成于美国华人生活的土地，因此，‘草根’文学具有很强的美华文学本土性。‘草根文群’的成员大多是移居美国后开始其文学创作的，其创作动机、灵感也都积累于美国的移民生活”。）、“唐人街文学”在语言上变成洋泾浜式的语言混成，文本也以美国华人的社会生活为主题，文学形式是传统汉语文学体式与现代西方文学体式的混合，作家逐渐成为美国公民，读者也以美国华人社会的华人为主，文学的传播则开始了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的逐步接轨。
截止1949年，美华文学在这一印刷文化时段都表现出远远区别于上一时段的文学特征。从语言上看，美华文学不仅仅有唐人街文学中的中国方言（在美国华社粤语已经成为顶层语言）和古代汉语，还有40年代作家带入的现代汉语，更夹杂了美国英语的语词和语法。从区域性上看，在中国板块的构成中，美华作家明显已经从边缘沿海扩展到国家中央控制区域，并且出版地带已经从美国板块扩展到中国板块。从时代性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明显呈现出印刷时代的文学特征。长篇小说已经出现，而且借助大规模的复制使文学传播跨越时间和空间。
四、电子时代的美华文学
所谓电子文化，特指广播、电视等依靠电磁波的媒介为主流的社会文化。（电子媒介传播期，起于1960年。）它主要属于信息文化，代表工具为电子产品。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学尚无定论，但可以“动感文学”来暂名。（例如网络文学、多媒体诗歌、MIV等文学元素与电子媒介的结合，还表现为后现代文学等蕴涵动感多元文化意识的文学探索。）其特征是多维、动感、前意识，适应于电子媒介社会的特点——信息爆炸、多元互动、感知整合。
1.电子时代初期的美华文学
建国后的新中国一直采取与资本主义阵营隔绝的政策，使大陆长期与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缘交流。长期隔绝也导致自身印刷文化乃至文学迟滞不前。海峡对岸的台湾与之相反，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台湾留学、移民高潮，使美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带来了美国华文文学继第一代留学生文学后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二代留学生文学）。1960年在台岛创办的《现代文学》，其核心人物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先后都来到了美国留学，成为美华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在来美之前，他们对英语和西方文化以至文学发展的最新态势，已经熟悉并有所掌握。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既是先前台湾文学创作的延续，又因来美后的新环境和新际遇，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表现内容。由於梨华的作品首先开始，以描写这批从台湾二次迁徙到美国的“无根的一代”的迷惘、彷徨和失根的两难境地为主题的创作，因为符合这一代留学生、新移民的情况和心绪而风靡一时，成为6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的主要思想情绪。白先勇更将“无根”的漂泊，进一步推延成各种各样的“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时伤怀，尤其塑造出“纽约客”和“台北人”两大系列的主题人物，定格了一个特殊的中国时代。还有丛苏、聂华苓等人的创作，都加强和丰富了这一文学阵营的实力和影响。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用一个女人漂泊的一生，贯穿起大陆、台湾、美国三大场景，寄寓着对于人的命运受到时代政治的拨弄的无奈，以及对无根人只能永远“在路上”飘零的深刻认知。除此之外，美华文学前一时期积聚的40年代赴美的作家依然发挥着文学的创作能量，李明心、沃鼎盛、张明、陈香梅等长年在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作品，这些作家在美国华侨社会的生活使其文学添加了大量的华侨文学特点。另有少数作家此时也于香港、越南、菲律宾、日本、英国等地来到美国，如张爱玲、陈炳藻、陈大哲、蓝菱、王璇、伊犁等等，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异域气息，为美华文学增添了一些其它国家地区的文化质素。这批作家在美国的逐年定居，出现了对美国文化的各级适应状态：价值尺度上由个人本位到民族本位到全球本位的变化；思想内涵上由表层反映到深层观照的深入；感情流向上由无根失落到认同回归到世界意识的发展。慢慢成为跨越两种文化的双栖人。很多作家的现代文化意识在出国前就已具备，再随着进入美国电子文化以后的长年渗透，慢慢成为典型的电子文化人。他们的作品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超越中国本土印刷文化意识而出现电子文化特征，成为这一时段汉语文学的率先创新者。
总结这一时段的美华文学的特征，可以发现美华文学已经呈现出多元混成的特点。从时代性上来看，美华文学已经从印刷文化走进电子文化，文本中呈现出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的多样混成。从区域性上来看，美华作家不仅仅来自中国板块、台湾板块、香港板块，还有东南亚、欧洲等板块；出版发行也扩展到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大面积地区（其译本的分布更广）。从语言上来看，美华文学中不仅连接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还有台湾国语、香港粤语和美国英语，并且加进了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原住民的语言，同时也混合了法语、西班牙语、日语、越南语、菲律宾语等其它语种的一些元素，成为名副其实的语言混成。
2.电子时代中期的美华文学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华文学的空前兴旺。这一时期，华文报刊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据1988年10月末统计，仍在正常出版的美国华文日报就有10家，如纽约《中报》、《世界日报》，洛杉矶《国际日报》，以及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明报》等的美洲版，均采用先进印刷技术和卫星传递方式，而且至少20版以上，特别是文艺副刊有较大容量，为美华文学提供了“用武之地”。
这一时期的众多板块继续向美华文学输送血液。不断涌现的新移民造成了美国华侨华人的增多和文化水准提高，推动美华文学继续发展。黄河浪从香港走进美国，在文本中添加了夏威夷文化的新元素；周腓力成为台湾文群的后起之秀，他的《先婚后友》、《一周大事》等作品风趣独特，充满了后现代风格；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奔流》以平民视角和“华侨”心态生动描述了几代华人的生命历程，成为“草根文群”公认的代表作品。此一时期的台湾旅美文学的元老，非马、於梨华、王鼎钧、许达然、白先勇、聂华苓、柯振中、叶维廉等，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领域，均有新的跨越与收获。张系国的《香蕉船》虽反映的仍然是海外游子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但已摆脱“对自我感情的近距离的表现”，力图客观地审视与表现浪迹美国者的不幸与不争，力图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及对合理社会秩序的追寻”。陈若曦的《纸婚》，对爱滋病人充满了人性的关怀，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流露出边际文化中人对边缘者的地位的理解与尊重。白先勇的《树犹如此》直面传统伦理文化，通过对同性恋男友的哀悼展现出作家身体力行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他们已经在电子文化中成熟起来，开始超越语种和国界进行自我的文学构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开始表现出文学的边际文化特征，即是相对于中心文化而言的，是在多个中心文化的边际之间存在的文学形式。
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成绩来自大陆板块。与外界隔绝了达30年之久的中国大陆开始接受外来文化。改革开放政策，促动了赴美留学、移民的第三次高潮。其中大部分大陆移民和留学生与60年代从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一样，成了“学留人”。大量优质人才的输入，使这一板块的华文文学（大陆新移民文学）在美华文学中后来居上。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以留学生创作为主体，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与第二代的台湾“留学生文学”的相似之处。但前者文中的痛苦和迷茫，更多来自于生存的艰难和主体的心理失落。小楂的《留美故事》等，就是以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传达出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接着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等作品，用纪实的手法，写出了主人公在新大陆的奋斗直至成功的传奇故事。这些作品一时成为怀着富裕的欲望的大陆读者用以猎奇、想象的文化消费品。80年代中后期的美华文学中还有一支特别的队伍——流散作家。本土的隔离使作家从生存的基本层面上反思生命的意味，这种经历使刘再复、高尔泰、北岛等作家迅速领悟“身份”的限制，开始对国界的文学和政治的文学进行深刻反思和新的创作实践。到了90年代，大陆赴美的大量留学生完成了身份转换，基本适应了异国的生存和文化环境，美国华人文学的另一个高峰期于是到来。美国华文文学在90年代的面貌，逐渐呈现冷静和理性的态势。对人性的深入体认，对人类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的超越性反省，对大人类的终极理想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思考，是以大陆新移民文学为主力的美华文学显示出来的特点。作家作为跨国界、跨文化的时代的“边际人”而独有的“财富”、资源和优势，在这批作家身上得到了真正充分的运用和发挥。相对于他们的印刷文化背景，电子文化的濡染使他们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敏，更加包容和理性。严歌苓、严力和华人文学第一位网络作家少君，就是这批“边际作家”中的佼佼者。严歌苓凭着对艺术敏锐的感悟和认知、开阔的审美视阈和深入的理性触摸，将美华文学的创作引入到一个具有超越性的“边际文化”氛围和状态中。在《扶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作品中，严歌苓以跨国题材、国际视角、超越性的对于人类的人性和文化思考，突破了原先过多地依赖在母国的生活积累和依靠自身的艺术感知进行创作的瓶颈，尤其突出的是她立足于弱势群体的文化视角，进一步肯定和深化了弱势群体的价值与权利。严力的《血液的行为》和《带着母语回家》，也在理性的层面上，关注人性深层和人类精神已经产生的变异。少君则以一个“边际人”的广知博见，描摩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过渡人”和置身异域的跨文化“边缘人”群像。他的《人生自白》，凝聚着作者对海外人生的冷静观照以及对碾压在生存车轮下如泣如诉生命的理性关怀，传达着他对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边际人”群体的关注和理解。世纪末的美国华文文学，正走向从容和理性，愈加显示出“边际文学”应该具备的超越、广博和穿透能力。为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指示出广阔而富有生机的图景。
这一时期的美华文学由于大陆新移民文学的添加，使其文学组成更为多元化。从时代性上来看，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并存；从区域性上来看，在已有板块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大陆板块，作家、读者、出版传播等的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地更为复杂交错；从语言上来看，仅汉语就变成普通话、国语、粤语等各区域顶级语言的汇合，大陆各地方言的加入，以及华人外来语引入的进一步扩大，都使语言的多元混成程度加强。
从美华文学的发展流变历史上，可以看出美华作家生成的复杂性。单看现代汉语文学为主流的20世纪，从最初产生口语文学和文字文学的处于中国主流之外和美国主流之外的底层劳工；上世纪初最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主将的中国留学生；内战后从中国流散到美国的草根作家；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国破家亡从大陆迁移到台湾再迁移到美国的台湾旅美华人；从大陆迁移到美国落地生根的大陆新移民文学作家；直接在美国本土一直不能进入主流文学圈的唐人街作家，还有形形色色从世界各个角落进入美国的其他华文作家。他们各自背负不同的时代精神，随着全球化的步履走进美国，走进从工业文明最先进入电子文明的美国，建构着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文学风格。
从美华文学生成的逐阶段论述上更可以看出，美华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壮大不断丰富的过程。美华文学在不同时段上不断地出现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对这一跨文化的文学不断添加新的元素和新的特征，使其从最初只是中国文学的边缘延伸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独特文学体系。一般来说，一个中心文化的传播，越到边缘就越容易疏离。中国移民的海外迁移，就显现出一个文化中心和边缘之间存在的文化级差。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和最有传播效力的方式往往属于中心文化，边缘文化则顺延降级。早期美华文学就呈现出比中国本土文学略低的文学实力。但是，当美华文学慢慢走向美国电子文化时期，却逐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尽管出身于比中美主流文学低的文化阶段，美华文学依凭着对文字文化与早期印刷文化为强势的中国文化体系的文学继承，又与成熟期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为强势的美国文化对接，通过不断的努力，创造性地克服了夹缝状态的重重困难，逐步强大着自身的地位。而随着大陆等多个板块的汉语文学也逐渐与电子文化接轨之后，多种语言混成，及其附着其后的文化混融，结合美国华人移民在文化边际中不懈的努力与生存创造，使美华文学在经历了最初的模仿、借用、混合等诸多阶段后，无论语言表层、内容中层和思想深层都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一方面表现为对其他文学的多元化继承和混合，另一方面表现为自我独立创造的特点。美华文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又借助文学间的多元混融的崭新局面焕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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