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80年代以来的城乡伦理书写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城乡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一些新变。进入21世纪以后，新变之“变”，更趋明显。乡土叙事的强大惯性与道德排它性、主流评价体系之价值观的褊狭与武断、大众媒体趣味的媚俗与逐利、1980年代的自我神圣化与叙述的经典化，等等，各种因素，合力遮蔽甚至是庸俗化了某些文学新变。基本上可以预测的是，一旦“当代”的浮华权威消逝，后人必有“重写”乃至“精写”文学史的举动。 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后期，文学“一体化”的大势下，革命文学的价值趣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有相当明显的创伤感，批评话语之间的冲突，批评话语对现AI写作作趣味的巨大分歧，无一不反映出创作与批评转型的困难。这种转型的困难，有其历史渊源。 1923年前后发生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得到壮大。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并承认鲁迅的领袖地位，这些带有政治意味的策略与行动，暂时终止了左翼政治趣味与文学趣味的表面冲突。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内在思想冲突，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之间，一直很难互相妥协。宗派之争、权力之争这些说法，远远不足以解释政治与文艺之间的关系。吴中杰的论证为这一论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角度。吴中杰借“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的两派”这一论题，梳理了所谓“歌颂派”与“暴露派”的历史渊源，其中，在论及“革命文学”论争时，吴中杰指出了鲁迅与左翼“革命文学家”之间的分歧：“‘革命文学家’要求作家们去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写革命的英雄人物，而鲁迅则提倡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不要去硬造那种突变式的‘英雄’。这里包含着对文学社会作用的不同看法：‘革命文学家’是从政治宣传的需要出发，用突变式的英雄来鼓动人心，而鲁迅则是从启蒙主义出发，所以他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就为日后的‘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之争埋下了伏笔。”①如果说1920年代及1930年代早期，“歌颂派”与“暴露派”的队伍归属和政治分歧还不算特别明朗的话，那么，到了延安时代，“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立场及分歧就明朗清晰了，随之，“歌颂派”与“暴露派”之间的胜负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也基本上确定。“文革”后，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周扬，写下“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此文原载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8年9月号，后转载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扬的说法，可验证延安时代的两派之争：“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所以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在延安在争论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毛主席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两派之争下了定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没有从来都是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些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与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基本任务。”③本文无意追溯揭露派与歌颂派的历史渊源，在这里，主要是借“揭露派”与“歌颂派”之争，引出农民书写、城乡书写这一论题。毛泽东《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④。“农民”问题属于大格局里面的小格局。要理解城乡伦理的书写变化，离不开“揭露派”与“歌颂派”之争，甚至可以说，两派之争，是城乡伦理书写变化的重要前提之一。 对“揭露派”与“歌颂派”之争，从宗派、权力、等级制度等层面去阐释的论说不少。假如撇开政治学的解释，以精神考据的办法，回到文学的本体，也许可以看到宗派、权力及等级制度之外的文学及其观念变化史。“揭露派”与“歌颂派”在农民的具体写法上，是有巨大差异的。“揭露派”笔下的农民，在书写逻辑层面必然被建构成为被拯救者、被启蒙者、受难者、被压迫者等，当然，也免不了成为揭露的对象，被启蒙者本身就意味着愚昧。鲁迅笔下的闰土，还有身份模糊的阿Q，与革命者眼中的农民形象，是相违背的，在被启蒙者这里，显然生长不出现代革命所需要的英雄形象。“揭露派”从不缺少革命信念，但在揭露时，没有阶级禁忌，只有“人性论”式的判断，因此，揭露派冒犯了革命禁忌，从文学观念来看，两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性论”与“阶级论”之间的分歧。权力说、宗派说掩盖了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揭露派”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当然在建构仇恨等方面是有效的，在革命的初期阶段是重要的，但长远来看，它远远不足以建构革命所需要的英雄和救世主形象。应该说，暂时得胜的“歌颂派”扭转了“揭露派”的整个书写趣味，农民从等待解放的身份转变为翻身者、解放者、革命者。翻身者、解放者、革命者这样的形象，一直到1970年代末，都是书写农民的文学正道。翻身者、解放者、革命者的形象，从精神的层面提炼出农民这一身份的高尚性、神圣性和不可批判性。从精神层面来讲，革命者至少在叙事层面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有大的差距，但不能否认的是，1921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始终把调和工农差异、消除阶级差别定为其理想的一部分。可以看到的是，革命至少在理想主义层面，用阶级划分和财产变更等方式承认了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尊严。但到了1978年以后，翻身者、解放者、革命者这些形象，跟社会转型一样，也要面临转型。翻身者、解放者、革命者的农民，不是不可以写——文学面对这些形象，实际上是大有可为，但中国的当代文学，似乎辜负了这样的大历史。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包含着非顺延式的现代化，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变数，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无论是虚构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都应该大有可为。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选择了“揭露”或“歌颂”的“生存”方式，从大势层面简化了中国近现代史与现实，简化了人的世界。这种简化，并不亚于卡夫卡式的“变形记”，或者说，这种“简化”，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简化”与“异化”，螺丝钉和甲虫，是现代性的不同面孔。回到农民形象的变迁上来，1978年以后，旧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写作模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即使将来有作家写历史中翻身的、救世的、革命的农民，也必为之赋予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写作前景、极具挑战性的文学空间。之所以要讨论农民的文学形象，是因为中国式的城乡话题，其起点不是城市，而是乡村，乡村的主体，就是农民。没有农民，城乡伦理就失去探讨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市性恰好是乡土性赋予的。对此，美国可以成为参照者。正如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美国，就连中等收入者也买得起私人住宅，土地充足到每栋房子都能拥有私人宅院。社会分散也不单单是空间性的。雷布津斯基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看出‘一种令人震惊的靠向广泛的同一性的趋势’，他还提到托克维尔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走遍美国边远地区寻找‘美国农民’，结果只找到有书有报纸，讲‘城镇语言’的开拓者。除了非裔奴隶和美洲原住民这种证明规则的例外，格兰德河以北没有农民这种身份，而农村与乡土味的这种分离，造就了独特的美国风情：欠缺都市性的都市风格。”⑤虽然当代的乡土叙事曲解并简化了中国传统，但乡土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密切度是不容否认的。恰好是中国农耕文明这种内化的乡土性，让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很难摆脱乡土指责与控诉⑥，但也正是这种乡土性，让中国的城市具备了所谓的都市性。 在整个社会调整实现远大理想的手段时，文学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延续“五四”精神之“对人的发现”，后来被叙述为1980年代文学思潮的主流。但实际上，在这一主流之外，还有别的重要的思想潮流，被后来的阐释学稀释掉了。如何消除工农兵的差异、如何消除阶级差异、如何消除贫富差距，这些在平等理念启蒙下的现代性与革命理想，仍然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学思潮。如果说“对人的发现”是不连贯的文学思潮，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没有中断过的文学思潮。只不过，“上山下乡”的理想主义，最终转变为“进城”的理想主义。这些理想主义，无一不是对“贫穷”与“苦难”的回答。“上山下乡”的理想主义，将“贫穷”与“苦难”浪漫主义化，“进城”的理想主义，将“贫穷”与“苦难”现实主义化，这种文学思潮，并没有完全摆脱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趣味。1978年以后，不少作家敏感地留意到社会转型对文学转型的要求，并做出了相应的创作反应。不少的写作者，将农民“进城”，视为重点的书写内容。这种写作潮流，从本质上来讲，与知青“回城”的理想主义是一致的。但悖论在于，知青的“回城”，是建立在控诉“四人帮”的基础之上的，如卢新华的《伤痕》，就是典型的回城控诉文学，反过来看，如果到农村去成为知青受难的象征，那么，“伤痕”文学以及“知青”文学是否也含有对农村的道德判断?“伤痕”以控诉立身，恰好遮蔽了另一重精神趣味，作品里所呈现的视角，并没有把农村当成是多么完美的去处，但“控诉”的策略成功地避免了人们对单一道德趣味的深究。之所以说，农民“进城”的写作趣味与知青“回城”的写作趣味异曲同工，就是因为在这些叙事策略里，农民及乡村的文学形象已在事实上发生了变化，作为革命者、解放者、救世主、翻身者的农民形象，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民“进城”的叙事，虽然没说农村的好，但也没想尽办法美化乡村——浪漫化乡村，是由浪漫派乡土文学来完成的。把这一逐渐变形的脉络理清楚，就不难发现，为什么1990年代以后农民被虚构及非虚构文学书写为“社会底层”。由此可见，消除工农差异的理想，在城市化进程中，实实在在地遇到了挫折。 农民“进城”，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其中，高晓声、路遥、东西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非常有代表性。如果说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和路遥的《人生》及《平凡的世界》开启了农民“进城”的理想主义(尤其是高晓声，对农民的命运变化，他留意得早、反应得快)，那么，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则对1980年代以来的“进城”理想主义作了寓言式的终结。 关于农民“进城”的主题叙事，为数不少。山东师范大学的翟雯，在其2015年提交的硕士论文《1980年代“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内容研究》的附录里，附上《1980年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篇目(节选篇目，非全选篇目)》，共176个条目，篇目目录以1980年第2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始，以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终(原载《黄河》1988年第3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0月出版)⑦。由小说的数量与发表的时间跨度判断，“乡土”叙事之盛，并非始于1990年代末。只不过，1980年代的“进城”叙事与21世纪以来“回归传统”的“乡土”叙事，在精神趣味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两者在叙事逻辑上有因果之关系，但在精神选择上，两者是不一样的。1980年代的“进城”叙事，其理想主义色彩并不亚于“对人的发现”思潮的理想主义，其重要性，也不亚于以先锋著称的现代主义思潮。1980年代的农民“进城”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单纯地纳入乡土叙事，是将问题狭窄化的阐释策略。农村“进城”文学的整体叙事水准可能逊于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但从叙事视野及预见性眼光来看，农村“进城”文学要“大”于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二者虽有因果关系，但在精神选择上，有大的差异。1990年代以来的部分乡土叙事尤其是非虚构文学，把“进城”狭窄化为逃离故乡，进而推导出无法还乡的城乡对立之单一主题。在文学的精神版图里，这种写法既是自我固化的反映，也是控诉文学的当代异化。 高晓声非常敏感，他很早就意识到农民及城乡伦理的变化，并试图为这种剧变提供相对完美的答案。高晓声借用美德和感情这些传统办法，讲述了一个个城乡和解的故事。“陈奂生”系列以及《李顺大造屋》，如按文学的艺术趣味来看，未必经得起推敲，但高晓声的叙述真诚而有预见性，他用非常体面而传统的方式维护着那信仰般的朴素信念。说到底，“歌颂光明”取代“揭露黑暗”成为主流的叙事传统，也是出于“信仰”。1979年针对《伤痕》等小说而起的“歌德”与“缺德”之争，与其说左右之争，倒不如说是信仰受到冲击之后的痛苦反应。讨论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不应该忽视高晓声的创作。1980年代初，高晓声共写了五篇陈奂生的小说，包括《“漏斗户”主》⑧《柳塘镇猪市》⑨《陈奂生上城》⑩《陈奂生转业》(11)《陈奂生包产》(12)，此外，《李顺大造屋》(13)也是饶有趣味的小说。《“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柳塘镇猪市》这三篇小说，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与其说高晓声在这三部小说里书写了农民(乡村)的脱贫，倒不如说高晓声直接写出了乡村农民对衣食住行的基本诉求。这种写法，恰好延续的是“歌颂光明”的大传统，但同时，高晓声为“歌颂光明”的文学传统增补了物质书写，正如《“漏斗户”主》里面的陈正清所说，“现在的‘革命’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陈奂生”系列从物质书写的层面回应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剧变。有田种有粮食分(《“漏斗户”主》)、有瓦遮头(《李顺大造屋》)、有肉吃(《柳塘镇猪市》)，这些实实在在的世俗理想，基本上由陈奂生和李顺大这样的个体来抒发。高晓声写得很巧妙，他直接写“贫穷”，但他回避了对“贫穷”的追问。同时，他为“贫穷”赋予了让人乐观的希望。对现实主义来讲，“贫穷”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高晓声谨慎地把“贫穷”视为单个现象而非普遍现象。《“漏斗户”主》尤其明显。高晓声只写了陈奂生一个漏斗户。“他(陈奂生)力气不比人家小，劳动不比别人差”，可是“年年亏粮，越亏越多”，成了漏斗户，新时期到来之后，到年底分粮食的时候，队长第一个分给陈奂生，“这时候，人群静下来，几百只眼睛静静地看着陈奂生，让路给他走上来，好像承认只有他有权第一个称粮”。这样的安排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看似逻辑不通的安排，很有冲击力。比陈奂生境况好些的村民，他们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既然大家的力气与劳动都差不多，那么，为什么那些村民的境况比陈奂生要好些?高晓声不问这个为什么，也不写陈奂生为什么穷，这里面的这个“不问”“不说”，恰好是最具冲击力的隐喻。《李顺大造屋》同样是这个手法，高晓声只写李顺大的穷及建房子的执着，其他村民的面目在总体上是模糊的。事实上，高晓声只要写出“贫穷”这个意象，只要敢道出“贫穷”这种现象，就足够有冲击力了，在某种程度上，写出“贫穷”要比控诉“四人帮”的“伤痕文学”更有力量。显然，没有任何一种现代社会把“贫穷”当成是社会整体的奋斗理想，“贫穷”只有成为个人的自觉选择或被牺牲精神高尚化或因天灾导致时，才是难以辩驳或无法辩驳的。求富的商业精神，本身即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内容。高晓声节制的地方在于，他延续了“歌颂光明”文学传统内的革命信仰，他相信有办法能让“贫穷”维持体面，同时，他深谙革命的精神信仰(革命的本质是乐观主义，尤其是进化论主导下的革命，必然相信明天更美好)，所以，高晓声为“贫穷”预设了美好前程。这一预设，是通过两个办法实现的，一个赞美农民的美德，一个是强调工农之间的感情。勤劳、肯吃苦、节俭、老实、讲良心，等等，这些美德，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歌颂美德，是保全贫穷农民的重要办法。高晓声借用美德与感情衍生的伦理道德，构建了城乡之间不可分割的伦理关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写了进城，也写了返乡。在进城与返乡的轮回中，高晓声有一个朴素的写作理想，那就是，无论如何，陈奂生的美德和自尊心不能丢。文学不属于政治学范畴，写作者没有维护人之权利的义务，但人的尊严却是文学义不容辞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陈奂生”系列是充满善意的。正是基于善意，他笔下的城乡关系，不是立足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而是试图用感情，唤起城市的良知，树立乡村的尊严。《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三个小说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吴书记。吴书记与乡村有感情联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革命弥合工农及城乡差异的部分结果。“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运动，虽然造成不少悲剧，但也不能否认，通过“体力劳动”这个办法，有些知识分子及干部，确实跟当地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陈奂生与吴书记之间的感情，是基于这个大背景的。第一步，陈奂生因吴书记的关系，坐了汽车，还住了五块钱一晚的“高级房间”，陈奂生赚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在城里享受过，这才叫体面。第二步，陈奂生因吴书记的缘故，成功帮厂里拿到材料，成为工厂的大功臣。第三步，陈奂生放弃吴书记的帮助，决心靠自己立身，“陈奂生醒过来了，他果然没有再去找吴书记。想着包产以后，只要勤快、肯学。总能赶上大家的。他记得，从前的油绳，自己也不会做，也不会卖，都是向人家学的，难道以后倒反不能学了吗?!于是，陈奂生又信心十足了”(《陈奂生包产》)。拥有权力的城市并没有忘恩负义，乡村没有失去独立性，乡村的美德也能够创造富裕的明天，这是高晓声的理想主义。高晓声强调农民的美德，用感情维系城乡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道德哲学式的书写，它对叙事逻辑基本上不管不顾的，但它能以善的意志取胜。高晓声笔下的城乡伦理，所延续的，是以感情为核心的革命伦理，这种同志感情，超越血缘关系，以乐观和理想主义见长。 高晓声用美德留住乡村，路遥在姿态上捍卫农村(革命的姿态)，在骨子里疏离乡村(中国式现代化的诉求)。两者的价值观及写作趣味，实有大的区别。路遥对城乡问题尤其敏感，他是一位非常纯粹的革命小说家。当代读者对路遥小说之励志精神的挖掘，遮蔽了路遥极其虔诚的革命趣味及极其敏感的政治触觉。路遥可能是1980年代以来，最善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革命小说家。 他最擅长模式化的抒情写作。他动用的感情，有别于高晓声笔下的同志感情，路遥更偏爱男女之间的感情。如果说高晓声是借用“上山下乡”的前因，创造城乡结合的感情，那么，路遥则擅长运用爱情的方式来弥合城乡之间的裂痕。虽然《系心带》(14)这样的作品也强调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但表决心的意图要大过他对这种感情的重视。《人生》(15)《在困难的日子里》(16)《平凡的世界》(17)等小说，可看成是路遥“进城”叙事的代表作。小说里面隐去了阶级斗争及战争场面，但深究起来，这些小说，其实是最正宗的“红色经典”，小说的主要趣味仍然是“革命+恋爱”式的。只不过，这里的革命志趣，在于无时无刻要强调平等。高加林与黄亚萍、马建强与吴亚玲、孙少平与城市女性们之间的情爱交结，看似是儿女情长，实际上是路遥对城乡平等的诉求。这是“红色经典”的经典手法：时刻升华世俗生活，警惕生活的世俗欲望，为生活赋予革命性，以革命性“解放”庸常生活的琐碎与无趣。1990年代以后，“平等”的思潮稍嫌暗淡，革命激情消退，“活着”渐渐成为重要的思想趣味，此为后话。路遥对城乡“平等”的执着与向往，是其革命色彩最浓厚的地方。 路遥的叙事，是挽歌式的，骨子里浪漫而悲观，但一定要在姿态上获得“胜利”。路遥的“进城”叙事，有套路。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马建强、孙少平，都是识字的农民，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在搭进城的梯子。后来的非虚构文学，显然不再把农民读过书与否当成是叙事中多么重要的细节来写。强调读书，反映了路遥的潜意识：不识字的农民，“进城”是几乎不可能的，无论是通过招工进城还是考大学进城，无论是走前门还是走后门，读过书是“进城”的必要条件。在这“进城”的过程中，农村不能受侮辱，农村再穷再苦，都不能受城市侮辱轻视，但摆脱侮辱的办法，不是真正地返乡，而是进城，至于进城之后，孙少平们的农村变成什么样子，路遥其实并不太上心。晚些时候发表和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在回望农村时，姿态略微改变，但骨子里的悖论仍然还在。不说城市的好话，但一定要进城，不说农村的坏话，但只要有可能，主人公都决不愿意回到农村，而那结局，无一例外地，都有一个光明的类似宣誓的神圣场景。高加林更像是一个没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嫩皮嫩肉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当了三年民办教师，“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人生》)。路遥策略性地避免了歧视性的论断，他只需要诉苦就够了。高加林“进城”的欲望，来自对农村的恐惧感，这里的恐惧感，当然也包括对娶一个农村老婆的恐惧心。由此可知，路遥的平等诉求，是有条件有选择的平等，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平等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高加林回到了农村，但如果没有人举报，他不可能回到农村。高加林的良心发现，是走投无路之后的良心发现。《系心带》里的李稼夫，经农村“劳动改造”后，最后怀着罪感离开农村，对农村抱有罪感，但坚决回到城市。《在困难的日子里》，最后是城里的同学放下了对马建强的歧视，城乡和解，“我拉着伙伴们的手，唱着亲爱的《游击队之歌》，走向县城，走向学校，走向未来”。孙少安道出《平凡的世界》的基本价值观：“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如今，少平和金波都当了工人，兰香和金秀又考上了大学。真是双喜临门呀!”(《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城市”而非“农村”才意味着美好前程。《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些内含矛盾冲突的文本，反映了路遥以骨气和意志取胜的城乡伦理观。以体力劳动为核心生活方式的农村，在路遥的“进城”叙事模式里，成为苦的根源与化身，城市成为一个可以任意谴责的对象，与此同时，悖论也清晰化，城市虽为千夫所指，但仍然是农村投奔的理想之所。从1949以来的历史看，这种“进城”的趣味，是文学新变的重要表现。革命理想发生了变化，革命由劳动改造灵魂为目标，渐渐转变为摆脱贫困奔小康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劳动改造灵魂”的革命理想，在体力劳动身上寄予厚望并试图以此弥合城乡差异的革命理想，成为一个思想悬念。这里的文学新变，就是文学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之大势的反应，它反映了革命理想的自我调整，由此可见，路遥确实是政治触觉极其敏锐的革命小说家。其文本本身的荒诞性，刚好对应了现代社会的两个乌托邦之想：一个是平等的幻相，另一个是将城镇化等同于现代化的幻想。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路遥能长久地获得民间读者的拥戴。这种力量，不是文学本身发出来的，而是理想主义发出来的。“绝大多数”将取得“胜利”，这是现代的命运。 情感、德行、良心，都是传统社会留给现代中国的道德哲学。以情感和美德弥合城乡差异，以良心缓解劳力者与及劳心者之间的冲突，高晓声和路遥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虔诚而巧妙阐释了现代以来的大同理想。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18)，续接了1980年代以来的“进城”叙事传统。在“无法还乡”的现代哀愁面前，东西执着地要“进城”。东西以极端的进城故事和寓言般的方式，质疑甚至是终结了“进城”叙事的理想主义。东西所选择的，也是传统的办法：他由血缘关系入手，戏剧性地隐喻了城乡伦理的变化，同时对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深刻的反思。周公创制以来，在儒家的推动和创造性发挥之下，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及等级制不断完善，可以说，讨论传统社会的礼治与法治，都离不开血缘关系这一出发点。看清楚血缘伦理的建构、完善与变异，就基本上能把握住中国社会的大势。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以计划生育为题材，发出来的叹息，无非是由血缘关系驯化的人伦道德在现代社会的没落。《篡改的命》从血缘伦理出发，审视城乡关系的变迁。东西为汪长尺的儿子篡改了血缘关系，让农村的后代通过收养的方式进城，以此更改人的命运——不仅乡村人的命运改了，城里人的命运也变了，这是东西卓有见识之处。他并不寄望于农村的美德以及城市的良心，在一个“后悔”很稀薄(《后悔录》)、“忏悔”难生根的土地上，悲剧是整体性的，没有哪一个城乡会幸免于难。《篡改的命》的进城故事，是极有气势的追问。汪长尺本来可以通过上大学进城，但被人冒名顶替，父亲汪槐要为他讨回公道，结果示威不成，还把自己摔成残废，家里背了一身的债，别说读书了，活下去都成奢望。无形之手篡改了汪长尺一家的命运。这一篡改，反而激发了汪长尺进城的欲望。只不过，他不再奢望考大学进城。高考也是体力活，那天赋的智商，终有一天会被地上的饥饿拖垮。地上的庄稼生不了钱，父亲的病没钱治，唯有进城找钱。在城市所有藏污纳垢之所，汪长尺寻找生存的可能性，帮人讨债、替人坐牢，不断突破底线，合法的不合法的、合道德的不合道德的，都做。贫穷和欲望一点点消磨掉人的骨气和美德。赤手空拳来到城市，没有城市户口的“准入证”，无论男女，能进入城市交易所的，就只有暴力、苦力和皮肉。但现代社会，暴力早已升级换代，单个的个体再强壮，也无法真正以暴力长久地立身，苦力与皮肉则早已被城市的工商业精算到尽。由卖苦力到卖皮肉，卖无可卖的时候，汪长尺把儿子汪大志偷偷放到城里人林家柏和方知之的家门口，不出意外，林家收养了汪长尺的儿子，乡村的汪大志变成了城里的林方生。最后，汪长尺以自杀换取了儿子的“永久”幸福。更惨烈的是，林方生成年之后得知真相后，销毁了所有的卷宗与照片，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出生秘密，从情感上彻底切断了自己与乡村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孽子”，多多少少都有创建新社会的担当与梦想，父亲与“孽子”之间，更多是的旧与新的冲突。《篡改的命》笔下的林方生，比“孽子”走得更远，他是“弑父”的象征，也是自戕的幻灭者。《篡改的命》有其局限，譬如过于依赖新闻事件，语言趋时，戏剧化冲突减弱真实度，对城市存有道德厌憎与偏见，等等。但《篡改的命》看到了人的“消失”——人活着活着就没有了。人的尊严没有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尊严了。为什么在平等与城镇化的理想召唤下，人会没有了?人为什么会卑微到这种地步?这是《篡改的命》最有力量的追问。由此看，《篡改的命》并不是简单粗暴的诉苦文学。《篡改的命》虽始于“进城”叙事，但东西最终摆脱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最有可能完成革命理想(消除城乡差异)的平等与城镇化，由理想主义进化为乌托邦之想，在反思城乡伦理变迁和现代性问题上，东西走得很远。 由高晓声、路遥、东西三位作家的遥相呼应，基本上可以看出，1980年代的“进城”叙事，有其独特的地方。这些城乡伦理书写，有别于1990年代以来的主流乡土叙事。可以说，这些城乡伦理书的书写变化，更深地触及了现代革命史上的诸多思想悬案，譬如光明和黑暗、平等与现代性等。 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更多地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哀愁，诸如无法还乡(“无法还乡”本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病，但中国化的“无法还乡”比一般的现代病更为复杂)，将乡村浪漫美化(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现代异化)，将乡村等同于传统等思绪(历史虚无主义趣味)，将城市等同于罪恶(城乡二元对立论)，等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现代哀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乡村破败的现实而发，那些出于真正人道主义精神的善意，尤其值得敬重，但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大历史，仅仅只有“无法还乡”式的现代哀愁反应，仅仅只有控诉式的诉苦文学，远远不够。由此，回到1980年代，梳理被主流文学思潮遮蔽的“进城”叙事文学思潮，在现代革命理想的视野下，思考城乡伦理的变迁，有助于摆脱单一的文学道德趣味。事实上，贫穷的农村之外，也有不少一夜暴富或勤劳致富的农村，他们与士绅传统及宗法制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现实，往往被单一的文学道德趣味所漠视，脸谱化的农村书写相当普遍。当诉苦成为排它性的叙事趣味时，其它不写苦的城乡叙事，便变得十分尴尬。平等的激情遇挫，“苦难”当道，“活着”便成为压倒性的、不可辩驳的价值取向。由“苦难”推导出来的“最低限度的活着”，借助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哲学，大行其道。这是正在发生的文学新变。 注释： ①吴中杰：《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的两派》，《当代文坛》2012年第5期。 ②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③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社1950年版，第37-38页、第13页。 ⑤[美]乔纳森·弗兰岑著，洪世民译：《如何独处》，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66页。 ⑥乡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农民也不能涵盖整个中国传统。“农村”这一表述，当然不能涵盖殷周以降、1912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无论是从“人性论”还是从“阶级论”出发，这类阐释办法都有其根本缺陷。但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叙事及其主流阐释学显然凭借“苦难”的排它性，建构了乡土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城市化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得不说，这种叙事及其阐释趣味，有其取巧及短视的一面。 ⑦翟雯：《1980年代“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内容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59-64页。 ⑧高晓声：《“漏斗户”主》，《钟山》1979年第5期。张春红先后在《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发表《高晓声文学年谱》(2014年第2期)、《高晓声文学年谱(续1)》(2015年第5期)、《高晓声文学年谱(续2)》(2015年第3期)，年谱编至1992年，未完待续，这一年谱，为高晓声及其作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准备。 ⑨高晓声：《柳塘镇猪市》，《雨花》1979年第10期。 ⑩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11)高晓声：《陈奂生转业》，《雨花》1981年第3期。 (12)高晓声：《陈奂生包产》，《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 (13)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 (14)路遥：《系心带》，《上海文学》1979年第11期。 (15)路遥：《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 (16)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代》1982年第5期。 (1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载《花城》1986年第6期，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三部载《黄河》1988年第3期。 (18)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标签：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平凡的世界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陈奂生上城论文; 读书论文; 农民论文; 人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