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对美苏政策_毛泽东论文

试析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对美苏政策_毛泽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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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能在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在世界上,能够给予中国援助的只有美苏两个大国。因此,在整个四十年代,毛泽东外交的重点也就是美苏两个大国。对美苏外交政策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四十年代,毛泽东对美苏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整个四十年代对美苏政策的基石,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支柱。

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大开,中国的外交活动无一不受到列强的控制和把持。后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强烈要求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路线政策,尤其是抗日战争年代,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更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泽东十分赞赏蒋介石在1936年底同日本举行谈判时所持的态度,称之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1941年夏天,德国突然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此时斯大林十分担心东线的安全。日本国内要求水上进攻苏联以配合纳粹德国的呼声日益高涨。斯大林要求中共军队打击日本在北平、包头等地的军事基地,并切断其供应线,以延缓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但毛泽东此时断然采取了“中国第一”的方针,坚决反对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二天发出指示:保卫中国同保卫苏联一样重要。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保卫苏联所作的援助和努力也就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了更好地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3年,共产国际决定解散,毛泽东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了。另外,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还表现在对美态度上,四十年代,外国军事观察团不断地来到延安,毛泽东不仅通过他们使自己对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通过他们传达了自己的心声,他对美国的态度也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发生变代,因此他积极开拓对美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对蒋介石存在怀疑,并要求蒋介石将部分战略物资拨给中共。毛泽东在1945年底还提出访问华盛顿的要求,中共代表还参加了旧金山会议。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这都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日臻完善的体现。

二、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府而寻找坚实的盟友,是毛泽东对美苏政策的目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地掠夺中国,清王朝的日益衰微,使得中国的国力不断下降;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又严重地损耗了正在慢慢恢复的国力,在日本侵华时,中国的实力不足以打败日本侵略军。很明显的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同时也威胁着美英等国在华的既得利益,美英对此也作出了反应,并宣布对日实行部分物资禁运,这一切使得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应“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并要求实行“抗日外交”。立即“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美英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毛泽东认为英美的举措太暧昧,他们“将援助留在口头上,而苏联已准备付诸行动了”。

随着欧洲战场的不断胜利,美英为中国战场的败退吃惊,他们开始派遣军事观察团进驻延安,这些官员促使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毛泽东认为这种转变对自己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对美官员谢伟思说,“美与中共之间的合作是合乎双方利益的”。美国要求蒋介石将一部分战略物资分给中共,以求得中共派军队同日本相抵抗。另外,毛泽东希望扩大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合作关系。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美国国庆的意义,文章说民主的中国已经找到了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继承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共产党人现在进行的工作是华盛顿、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了民主的美国的同情。中共要求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中国能够建成民主的联合政府。毛告诉谢伟思,美对华政策不仅是美国人自己关心的问题,也是民主的中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是关心世界上民主的权利,那就应要求蒋介石实行政革,扩大社会基础,改善中国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认为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中国的问题便不难解决。

三、毛泽东抗战时的美苏政策既为战时也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在抗战时期,中国希望同美苏结盟,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并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使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则要求美苏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务,“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从1944年起,毛泽东加快了同美国交往的步伐,他认为美国的介入对中国的政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会起促进作用。他希望美国会因此而发现国共两军在纪律、秩序、民心方面的差异,并因此而欢迎与中共合作。

毛泽东同美国交往的另一种意图也在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露出来。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已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后苏将忙于自己的重建,中共不能指望从它那儿获得较多援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五年里仅获得3亿美元贷款,远远赶不上美国在台湾省的援助,也赶不上苏联对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援助)。国民党出于反共立场,将会反对苏联,国民党和苏联不会真正合作。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苏联希望中国民主、友好。美国对于中国的重建十分重要,因此中共不能冒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美国可以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设备,而中国的建设也十分需要这些设备。因此,中美之间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毛泽东在加快同美国交往的步伐时,也加强了同苏联的关系。随着欧洲战场的不断胜利,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对日作战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了。显然,苏联参与远东事务和中国事务将发挥直接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作用。苏联可以凭借其实力帮助中国阻止国民党发动新的反共战争。毛泽东向莫斯科描述了中共的实力及前途,表示中共的影响将会超过国民党。他要求苏联接受一万名八路军战士去西伯利亚接受苏联红军的训练,以便将来在苏日战争中发挥作用。1945年2月,苏联表示在欧战结束后3个月内参加对是作战。中共的目的即是准备占领对国共两党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对于中共来说,北依苏联,有退守之路,同时,东北有较为雄厚的重工业基础。这对于中共最后击溃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同苏联保持一贯友好紧密的关系是毛泽东美苏政策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相当长时间甚至是被控制。这种状况直到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之后才有所改变。虽然苏联同日本订立《诺蒙坎停战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成为除日本之外承认“满洲国”的国家。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斯大林又敦促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谈。因为他认为中共太弱小,而且不止一次宣称中共“只不过是一群土地改革者的团体”。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迁往广州时,苏联大使是唯一跟随其到广州的外国大使,并同这个即将垮台的反动政府讨论一些特权和商贸问题。但这些都不能使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的亲密关系走向破裂。即使同美国交往最频繁的时候,毛泽东也总是及时地向莫斯科汇报具体情况。

同莫斯科的这种亲近关系对毛泽东四十年代后期的战略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使得全球进入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冷战”阶段。美国发起了援助西欧及其他亲西方国家的“马歇尔计划”。其目标直接对准以莫斯科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充当“警察”的角色。中国的内战就在此时爆发了,苏联又忙于国内的建设,无暇顾及中国,因此苏联要求中共适可而止,以避免外国的干涉。虽然中共取得了胜利,但关于承认、援助这一类问题,还有待与苏联会谈。而美国则要求新生的国家必须声明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才能得到他的承认,这对于中共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不能以牺牲同苏联的特殊关系以换取美英的承认。因此,中共宣布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将“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继续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宣布“一边倒”是当时国际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依靠一边才能进行新中国的建设,而且中国是苏联的邻国,美国离中国太远了。

五、在不丧失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对美政策应采取灵活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对美政策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他完全可以凭借国家的需要来调整对美关系。由于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强大的国力,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帮助不仅对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而且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希望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他用一种方式希望引起美国的重视:他告诉谢伟思,中共正处于摇摆不定中,如果美国行动迟缓,那它将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表示,中共只不过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他并不想赶走地主。他说:“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影响,我们将欢迎它。”毛泽东认为如果华盛顿把他当作中国一个反对党的领袖的话,他和周恩来准备前去访问。

也许苏的态度使毛泽东更认为对美政策应采取灵活的态度。苏联和蒋介石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应蒋的请求,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会谈。毛泽东认为这种会谈毫无意义,但他还是去了。他认为也许“蒋介石会在苏美的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中共地位”。

1945年底,赫尔利辞职后,马歇尔应杜鲁门要求来华调停。中共对马歇尔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也并不放弃他。周恩来在迎接马歇尔时说,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共学习:华盛顿时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精神;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1946年1月31日,周在转达毛泽东的信件时说,如果美国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持完全公正态度,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他告诉马歇尔说,中共虽然在理论上主张社会主义,但并不准备马上实行它。然而美国没有能领悟毛泽东的含义,它在中国彻底失败了。就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然留在南京时,中共与他仍进行了接触,并希望美中和好。但美国不让中国保持双方皆友好的态度,它把中国推向了苏联一边。

纵观四十年代毛泽东对美苏的政策及策略,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能够十分娴熟地运用他的外交策略,以便使中国能够在美苏两大国间采取双方友好的态度,但是当这种可能不存在时,他便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莫斯科的一边,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这种政策策略对于我们今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了更好地达到维护本国的利益和目的所应采取政策策略有着值得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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