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认知和智力超常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力论文,关系论文,元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0年，心理学家Tulving & Madigan在综合、 分析了到那时为止有关记忆与语词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后指出，自艾宾浩斯以来的一百年内，人类对记忆的认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他们提出，要真正了解人类记忆的过程，需要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尚未探讨的方面，就是人类对自身记忆过程的认识。Tulving & Madigan 的看法可以说是元认知（Metacognition）观点的最初雏形。
元认知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则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J.H.Flavell （1976）提出的。Flavell认为， 元认知是指主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知，它包括对自我的认知能力（静态）和当前正在发生的认知过程（动态）的认知，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在他的元认知定义中，包括了有关认知的知识（knowledgeaboutcognition ）和元认知经验（metacognitive experience）。其他一些心理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由于元认知涉及人类认知过程的高级形式，这一概念被提出以后，就必然涉及元认知与认知这两个概念究竟有无区别的问题。Slife 等（1985）通过研究发现，认知水平相当的被试在元认知方面却有不同的表现，提示元认知与认知是可以分离的两个概念。Swanson（1992 ）的实验同样表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元认知可以弥补一般能力倾向的不足，它是作为与一般能力倾向相独立的一种因素起作用的，它反映了对于自己“认知”的认知，而非“认知”本身。因此，元认知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已成为认知领域中的一个新热点。
在传统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儿童的智力发展是心理学家永远关注的课题。心理学家通常将智力水平很高，或是在智力测验中IQ 超过130的儿童称为天才或超常儿童。当然，究竟是单一的高智力水平造就了天才，还是有其它因素共同决定了人的超常表现，到目前为至，还是心理学家在不断争论的问题。不过，随着元认知这一概念的提出，人们惊奇地发现，元认知与超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本文试图对有关智力超常与元认知之间关系的认识作一番述评，总结该领域内新近的一些动向和观点。
按照Hany（1987）的观点，有关超常的定义有百余种之多，但可以将它们归为四大类。Monks & Mason（1993）认为， 这样的归类其实反映了有关超常的四种描述途径；而这其中，不少描述途径已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元认知成分。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超常的四种描述途径。
1.特征指向性定义（trait-oriented definitions）
这种途径对智能超常的界定以个体的心理特征，特别是有关智力方面的特征为主。20世纪初，智力测验的代表人物之一Terman推广了智商的概念，并借助于智力测验量表，对人群的智力类型作了区分。他提出高智商（IQ130以上）是超常的主要特征， 这也成为此后研究者们在鉴别超常儿童时最通常考虑的一个因素。
Marland（1972）对超常的理解涵盖了众多特征。他认为， 智能超常可以体现在以下任何一个领域内的成就或潜在能力方面：一般智能；特殊学术倾向；创造性或发散性思维；领导能力；艺术才能；心理运动能力。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定义里，至少包含了两种非智力的成分。
美国心理学家Gardner（1983）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生理与神经基础上的多重智力理论（Theory of multipleintelligence）。他认为，人的智力是多维度的，由七种相对自主的认知过程或心理结构所组成，分别为：语言能力、逻辑数理能力、空间关系理解能力、音乐能力、躯体运动感知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自我意识能力。这其中，自我意识能力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认识、体验和调控的能力。Gardner所指的自我意识能力，无疑含有元认知的成分。
与传统的智力观不同，多重智力观不把智力看成是一种稳固的、内在的特征，而是把它视为生物潜能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不过，在Gardner看来，智力水平的高低， 仍然是衡量个体是否超常的主要标志。
在指出了现时众多有关“超常”概念的局限后， Jackson
&Butterfield（1986）提出了他们对“超常”的看法。他们认为， 超常的焦点应着眼于对任务的操作（performance）而不是人。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象大多数学者那样竭力去描绘与确定“超常者”的特征，而是着眼于那些与众不同的操作过程。在他们看来，超常可以定义为“在任何具有实际价值或理论影响的任务中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并提出“调节任务分析的高级过程和问题解决行为的自我管理可能是将超常的任务操作从普通的任务操作中区分出来的重要因素”。显然，在这样一种有关超常的观点中，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与元认知有关的这部分操作。
Butterfield & Ferrieti（1987）认为发展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的文献表明，年长者与年幼者之间，能力高与低的人之间有四类认知差异：基础知识、策略、元认知理解及控制策略过程的执行程序。超常的任务操作无疑是宽泛的知识面、熟练的策略、更好的元认知理解及更多地使用执行程序的结果。
Ruppell等（1986）提出以QI取代IQ 来解释超常儿童思维过程的观点。QI即信息加工的质量（Qualit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uppell 等认为复杂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远远超出了一般水平上的思维和回忆，这种问题解决需要异乎寻常的思维技能与洞察力的参与。因此用QI的水平高低来评判个体是否属于超常，应该更为有效。
从历史的角度看，特征指向途径试图揭示智能超常者的基本特征，对智能超常者的基本特征的探讨也涉及到许多方面，并带动了许多经验性的研究，使人们对超常儿童发展的特征与条件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2.认知成分模型（cognitive component models）
认知成分模型着眼于思维过程、记忆以及相关的技能，以此作为评判智能超常与否的标准。它往往通过对个体的任务操作的分析，力图确定其中的信息加工成分，并以此作为心理能力评定的要素。
认知成分模型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Sternberg。 他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提出的三重智力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 ,1985,1986），对现代发展心理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Sternberg认为，智力是由情境、经验和成分这三重结构组成的，并相应提出了情境亚理论、经验亚理论和成分亚理论。
三个亚理论实质上反映了智力的三个基本特性。智力的情境性旨在说明智力在本质上是特殊的，是因人、因情境而异的。智力与个体经验的关系则表明其相对性。而从智力赖以实现的成分来看，则体现了它的不变性，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加工过程的成分，可能在某一具体任务中被不同比例、不同组合地使用，但其作为智力行为的心理操作机制却具有普遍性。
在Sternberg看来，成分是分析智力行为的基本单元， 成分智力在整个智力结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功能上看，成分可以作如下划分：
一是元成分。
元成分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管理过程，它既可以体现在认知的各个环节中，也可以仅仅对局部环节进行调节。Sternberg 概括了七种普遍存在的元成分：（1）对所要解决问题之性质加以确定与决断；（2）选择解决问题所需要的适当的操作成分；（3 ）选择适合于问题信息的一种或多种组织策略；（4）选择表征和加工信息的方式；（5）进行合理的注意和时间等心理资源分配；（6）对操作的结果不断进行监测、 控制和评价；（7）保持对操作过程中的反馈信息的敏感性， 使反馈信息与当前行动构成通畅的反馈回路。
二是操作成分。
操作成分是主体在运用各种策略以实现任务操作时所包含的成分，包括编码、组合与比较、反应等成分。
三是知识获得成分。
知识获得成分是在获取新知识时所使用的信息加工过程。它涉及以下三个基本的选择性过程：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encoding）：将相关信息从无关信息中筛选、
区分出来；选择性整合（selectivecombination ）：将已编码的相关信息综合在一起；选择性比较（selective comparison）：将相关信息与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进行比较。
在Sternberg所提出的成分亚理论中， 元成分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对应于其他心理学家所称的元认知。这也就是说，在Sternberg 的理论体系中，智力已经包含了元认知方面的内容。
那么， Sternberg 又是如何看待智力超常的呢？ Sternberg &Davidson（1986）提出，智能超常通常是以“洞察力”（insight ）为特征的。洞察力是一种意识并处置认知活动过程中的新奇元素与事件的能力。当人们悄然应用选择性编码、选择性整合、选择性比较这三种选择性过程时，洞察力就产生了。因此，按照Sternberg等人的观点， 知识获得成分中的三种选择性过程对决定智力超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Sternberg认为， 智能超常与智能低下的原因是不同的。他指出，如果说有效地操作知识获得成分是构成智力良好的原因，那么，元成分的低效工作则是造成智力低下的原因。他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智力不良的儿童在执行认知任务时，其元成分的操作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不能充分地监控其它两种成分以获取构建策略的充分资源；第二，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能充分协调自动化与非自动化过程；第三，不能进行良好的迁移和转换，缺乏那种依据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产生一种新的策略以解决新问题的灵活性。
Sternberg 提出的智力三重理论特别强调了元成分在智力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为人类更好地理解智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当然，他对智力超常与智力低下的不同原因解释，似乎并非那么无懈可击，尚需要更多的研究结果来加以支持。
Das等人提出的人类智力活动的三级认知功能系统理论（Planning-Attention-Simutaneous-Successive Processing Model，即PASS模型），尽管没有提到元认知、元成分这些术语，但其理论建构中也蕴含了同样的思想。他们认为，智力有三级认知功能系统，即注意—唤醒系统、同时—继时编码加工系统和计划系统。在三级系统中，计划系统是最高层的系统，是整个认知功能系统的核心，负责认知过程的计划性工作，在智能活动中确定目标，制定和选择策略，对注意—唤醒系统和编码加工系统起监控和调节作用。显然，计划系统与元认知、元成分的作用几乎是一致的，智力水平的高低与此关系非常密切。
Borkowski & Peck（1986）在总结了元记忆的研究工作后提出了智力的功效—执行模式（Efficiency-executive model of intelligence）。该模式认为，智力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结构系统，也称基础水平，由加工信息所必需的记忆广度、编码速度等生物—遗传特性所组成；第二部分是执行系统，也称高层次水平，包括与生长发展有关的环境—学习要素，如一般知识基础、策略使用、指导问题解决的元认知等。
Borkowski等认为，这两个系统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 超常儿童通常在幼年时便显示出知觉方面的高效率（如极佳的短时记忆、反应时快等）。由于观察到孩子的这些特点，家长倾向于以一种挑战性的活动方式与孩子交往。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儿童逐步发展了他们的反省思维和熟练策略，因此元认知发展较普通儿童要好。
尽管结构系统与执行系统对超常都产生作用，Borkowski 等还是认为，或许超常的最早标志是知觉上的高效率，但元认知无疑是更为直接的原因。
Borkowski等提出的这一模式也得到了自身研究的支持。 在总结了超常儿童、学习低能儿童及弱智儿童的操作活动后，他们认为超常儿童使用策略更合情理，能监控操作的有效性，并确信自己认知方面的高效能。而学习低能儿童及弱智儿童则没有这些特征。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认知成分途径仍然是理论上的探索较多，而经验性的验证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途径可以广泛运用于超常儿童的界定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3.成就指向性模型（achievement-oriented models）
超常的成就指向性模型，更倾向于从个体的成就，以及与取得成就相关的多种因素来对智力与才能加以评判。
为了对诊断与教育超常儿童提供具体的指导，Renzulli（1978，1986）提出了超常的三环（three-ring）概念。他提出， 超常成就中至少含有以下三类相互关联的特征群或因素群：
高于一般的能力（above-average ability ）：它可以划分为二个维度。一是一般智力，是处理信息、整合经验从而产生对新情景的恰当反应的能力，以及参与抽象思维的能力；二是特殊能力，指获得知识、技能的能力，或在某些特殊或严格限定的活动中进行操作的能力；
任务投入（task commitment ）：指对特定问题或任务所投入的能量，包括动机与责任心等；
创造性（creativity）：指思维的独创性、新异性。
上述三个方面，尤如三环相扣，同时决定了个体是否属于超常。从元认知的角度看，这一概念同样强调了元认知功能的作用，如在新情景中整合经验以产生合适的反应意味着计划、监控及评价等执行过程；任务投入必定包括个体对自身、任务及策略等方面的元认知知识；创造性也类似于Sternberg等提出的“洞察力”。因而可以认为， 尽管这一模式本身并没有提到元认知，但其本质上仍是将元认知作为评判超常才能的主要成分来看待的。
Monks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出发， 提出了超常的三重依存模型（Triarchic interdependence model of giftedness）。他认为， 超常的第一个要素是动机，包括任务投入、冒险（risk taking）、 未来时间观（future time perspective）、预期与计划（anticipation and planning）等要素。第二个要素是高智力， 超常者的智力水平在人群中应处于上端5—10%，而不是象Renzulli主张的上端15—25%。 第三个要素涉及到儿童成长的主要社会领域：家庭、学校与同伴群。超常潜能的发端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支持性的环境。在他看来，这三个要素在评价超常的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Shore & Dover（1987）认为，不仅仅是单一的认知方式， 而且是认知方式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是高成功（学习）者的最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元认知水平与认知方式的有效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智能超常者的一个重要特征。
不难看出，超常的成就指向性模型更关注诸如个体对任务的投入等要素，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
4. 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指向性模型（socio-cultural/psychosocial oriented models）
以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个体的才能作出评价，强调的是对超常的定义与甑别要置于当今社会的关注点之中，以及社会对高才能者能提供条件的可能性之上。
Milgram（1989，1991）提出了超常的4×4×3结构模型，使超常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扩展。Milgram认为，Guilford 的智力结构模型为我们理解超常的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不过智力结构模型仅仅局限于认知能力。因而，在他的4×4×3模式中，超常被视作为认知、 个体—社会、社会—文化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模型中，超常是依据三个维度来作评价的。第一个维度是超常的四种类型：其中二者与智力有关，分别为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另二者与创造性思维有关，分别是一般创造思维与特殊创造才能。
第二个维度是超常的四种能力水平：高超常，中等超常，略微超常，不超常。
第三个维度是三种学习与发展的环境：家庭、学校与社会。
Milgram的4×4×3超常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超常的4×4×3结构模型
按照Tannenbaum（1983）的观点，超常成就由下列五种因素决定：一般能力、特殊能力、非智力因素、环境因素及机遇。他将五种因素排列成一个星状，称之为超常的“星状定义”（见图2）。 每一个社会都会依据个体的这五种因素，来评价他是否是这一社会所认可的超常者或天才。
图2 超常的星状定义
图3 超常的五角内隐理论
Sternberg & Zhang （1995 ）新近提出了超常的五角内隐理论（Pentagonal implicit theory）。他们指出，超常的判定需要借助于五项各自独立且必不可少的准则， 它们分别是：卓越准则（excellencecriterion）、 罕见准则（rarity criterion ）、 价值准则（valuecriterion）、创造性准则（productivity criterion）、 可证实性准则（demonstrability criterion）（见图3）。Sternberg等认为， 超常首先是建立在卓越的基础上，并且这种卓越的才能相对于公众而言是较为罕见的，也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此外，超常往往也具有创造性的成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操作或测验来加以证实的。这种理论除了延续了Sternberg一贯主张外，还增添了社会评价参照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哪一种描述超常的途径，元认知的思想都已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了超常的概念之中。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元认知研究的逐步深入，心理学家更是越来越关注元认知在智力成长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