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绮年银坛之旅：从“爱国明星”到“巾帼英雄”
郑 睿
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相关教义之外，他们还宣传基督教男女平等的思想，认为中国的落后全因为“中国女人之地位，尤较男人为下”[1]，他们创办报刊、兴办女校、变革中国妇女生活陋习，对传统女性观念带来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新女性观念的形成。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许多西方现代女权学说也开始被引入，并得到了思想界人士的认同与推动。比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主张要改变“早被总阀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之外”[2]的三千年妇女生活的历史现实，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3]。在思想界、社会进步人士的鼓励下，女性团体、女性报刊层出不穷，女权的声音不断被发出，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女性团体约有35个，[4]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报刊多达40多种[5]。女权学说逐步成为主流话语，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天赋人权、国族建构等多种思想理论。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父权桎梏，走出家庭而投入社会各行各业中。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型女性职业，如女老师、女医生、护士、女招待、女售货员。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正值蓬勃发展的年代，部分女性通过电影学校学习、电影公司公开招募进入了电影表演行业。女演员作为这一时期内最为光鲜亮丽的职业，她们中优秀代表会顺利成为令人瞩目的“女明星”。女演员（明星）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一种职业，其在银幕内外所塑造的形象都可上升为一种象征符号，具有一定社会文化意义。在中国早期女明星的研究中，对阮玲玉、胡蝶、周璇等著名影星研究较多，而对活跃于华南影界的女明星考察则相对较少。本文拟以“南国影后”李绮年为主要考察对象，首先以时间为线索，简要梳理她的生平轨迹。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爱国明星”李绮年的形象塑造过程加以分析。并通过对她来沪所拍的两部历史题材影片进行文本析读，以探究银幕“女英雄”角色大热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
一、李绮年生平：“阮玲玉第二”的前世今生
1934年9月，由于经营不善，罗明佑决定收缩“联华”在上海以外的机构，准备集中在“联华港厂”的电影机器、人才，去往上海。“联华港厂”被裁撤，这也直接导致赵树燊与罗明佑曾拟筹建的“海外联华”计划的破产。“联华”决定不再投资“海外联华”，“海外联华”可免费借用“联华”厂房的方式进行合作。赵树燊对此大为恼火，不同意去上海拍摄粤语片，遂决定不再办“海外联华”，转而将美国的大观声片公司迁往香港。1935年前后，赵树燊集资在香港创办“香港大观影片有限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断肠人忆断肠声》（《昨日之歌》）。而此时，原先计划参与主演《断肠人忆断肠声》的女主角胡蝶影改投“天一”，“大观”不得不另外寻觅女主角，面向社会招请新人。
恰逢此时，李绮年由澳门来到香港，看到了“大观”征求《断肠人忆断肠声》女演员广告。李绮年1914年生于广东，长在香港，原名李楚卿。17岁时，她曾流落到了澳门成为交际花，花名碧云霞。“李绮年最初，以温碧霞名悬牌于澳门福隆新街廿九号，花运颇红，埠中之豪商巨贤，莫不与之有杯酒之缘。”[6]而后，李绮年离开澳门，前往香港。在看到“大观”广告之后，遂应征，被赵树燊、关文清相中，认为她“声笑貌颇可人意”[7]，遂在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次日，树燊用大观公司名义，与她订立了三年合约。”[8]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不仅是一个美丽温暖的季节，还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季节。春雨绵绵，它是温柔的，触碰我欢喜的心。
电影《女皇帝》海报
李绮年之所以能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还有个重要原因：她与当红影星阮玲玉有几分相似，与此同时，李绮年还是“阮玲玉迷”，早在中学时期，她就是阮玲玉的影迷，会反复观看阮玲玉主演影片，有时候甚至会看五六遍。关文清回忆当时招考情形：“我问她欢喜看什么明星，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阮玲玉！’”[9]酷似阮玲玉的容貌、“阮玲玉影迷”身份，两种特质相重合，增加了新人李绮年的辨识度。进入影坛后，她所属公司则利用她身上的这一特质，进一步加以放大。1935年3月8日，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之后，曾登了这样一篇报道：
是故，批判传统父权制度、鼓励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中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精英阶层呼唤能够出现“理想的女性”。所谓“理想的女性”，即她的个体命运，最好要同国族命运连接起来。1904年，《女子世界》杂志中就曾连续载过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梁红玉等女英雄上战场的英勇事迹。以花木兰为代表的“女英雄们”恰好是“理想女性”的极致化和典范。她们一心为国、刚毅勇敢，为国杀敌、为国抗战，心中装着不是三从四德、以夫为纲，而是真正的家国天下。
学校和测控专业在吸引优质生源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和明确的方法。例如,举办“高考招生现场集中咨询会”;出台包括符合各类荣誉及竞赛奖项相关条件的加分政策;对满足条件的考生给予优先选择专业的权利等一系列招生优惠政策等。同时,“测控”专业教研室拥有一支固定、稳定和结构合理的专业专职师资队伍;专业具有深厚的行业背景和实力强大的学科优势。
此外，赵树燊、关文清还试着用演员速成方法来训练她——观摩大量影片、模仿影片女主角的表情、动作，对镜练习，并卓有成效。此时《断肠人忆断肠声》剧本已成，并改名为《昨日之歌》。该片成为李绮年银幕表演首秀，她在片中表现的可圈可点，“观众对她的印象很好”[11]，她的演艺事业也打开了局面。影片公映后，收入上佳，在南中国和东南亚一带非常卖座。
食物不熟：有些人喜欢吃半生不熟的食物，如4～5分熟的牛排或者不熟的海鲜；有些人喜欢把食物烤焦。喜食这两种食物的人都容易引起慢性肝损伤进而患上肝病。
由信息加工理论知道，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信息加工的过程，包括注意、编码、贮存和提取几个基本阶段，则学习者产生数学学习疑难就与信息加工的这几个阶段有关.信息(学习内容)在加工过程中不断由感、知觉与外界建立联系，并在外界情境中获取信息，与此同时，获取的信息会不断的与头脑的短时记忆系统中已有信息通过比较、重组、传输等建立联系，而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短时记忆系统与长时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又会不断经历提取、传输、编码、贮存等操作.由此看出，信息加工过程是多元、多向和多层面的复杂过程.按照信息加工的内部、外部层面，信息加工的编码与表征过程，信息加工的贮存与提取等不同情况，得到数学学习疑难的几种类型．
李绮年出名之后，一度身陷各种流言蜚语，甚至陷入与阮玲玉类似的情感官司中。较之阮玲玉更为幸运的是，她所在的“大观”并未因为流言蜚语放弃与她继续合作，反而让她出演《生命线》《摩登新娘》《山东响马》等一系列影片。尤其是1935年《生命线》上映之后，她的过往与绯闻不再为大众所关注，而是被称为“爱国影星”。
在电影事业之外，李绮年也曾一直想在话剧界施展拳脚。话剧向来为她所喜，“她不仅爱好文艺，也爱好戏剧，在她拍戏的空暇中，时时叙集着戏剧界中的友人，研究着古装剧。她上演过《貂蝉》，她又新自排练着《王昭君》；《中旅》话剧在港演出，她也去看过，于是她对话剧感到兴趣，听说她已在筹备组织一个李绮年话剧团。”[13]在1938年，与“大观”合同期将至时，李绮年打算出资三千元，将与广州蓝白剧团的林擒、朱泉，和原先的话剧前辈刘火子，一同成立“新生话剧团”，专门在香港出演。李绮年担任团长并承担剧团财政开支，林、朱二人负责排演。[14]“新生话剧团”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后因人事问题，合作不得不搁浅。1942年，在暂别影坛后，李绮年又一次踏上了话剧舞台，领衔出演“新生剧团”的话剧作品《芳华虚度》。该剧是一部缠绵凄婉的悲剧，讲述的是一对有情人林蕾与梦青之间因为误会、阴差阳错导致的不能成眷属的故事。最终，林蕾在爱人死去之时获得了谅解，她和梦青的爱情也终于得到了世人的理解。该剧上映之后并未获得多大反响，李绮年的“新生话剧团”也经营惨淡。
也正是在这样的事业发展势头下，在她与“大观”三年合同期满时，她的演技和声誉，已然可以和当年的阮玲玉媲美。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绮年成为港粤一带最为璀璨的明星，“在香港提起李绮年来，真是大名鼎鼎，地位着实可比得上当年的胡蝶，虽然没做过皇后，但也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明星”[12]。当时各大新闻媒体报道李绮年相关新闻、讯息时，皆将她称为“南国影后”。上海艺华公司看中了李绮年的影响力，用重金聘请她去上海拍摄国语片。1940年，李绮年由港抵沪，并出演了《女皇帝》《梁红玉》，皆为借古讽今的古装历史题材影片。紧接着，李绮年又拍摄了《天长地久》《现代青年》《贼美人》《风流寡妇》等四部现代时装题材影片。好景不长，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李绮年的电影事业就此中断。1942年，李绮年结婚，婚后息影。虽然在1948年想在香港影坛重新复出，出演《花香衬马蹄》，可成绩不甚理想。在1949年拍完《卖肉养孤儿》之后，李绮年彻底告别了电影生涯。
1949年，李绮年带领剧团去东南亚巡演时，在金边的一家旅馆，她吞食了过量的安眠药。最终她效仿了她的偶像阮玲玉，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爱国影星”：他塑与自塑之间
1937年之后，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艰难时局下，“新华”公司老板张善琨邀请粤语演员陈云裳拍摄《木兰从军》。影片一经上映，立即大热，来自南国的影星陈云裳一跃成为当红明星。影片用影射的手法宣扬抗战杀敌，恰好能够暗合观众对时局愤懑与爱国情愫无处宣发的心态。该片票房的大获成功使得沪上公司纷纷望风而动，一时间，历史题材影片，尤其以女英雄为主角的故事，开始成为“孤岛”电影公司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孤岛”中另一电影公司“艺华”也想效仿新华成功经验，将目光投向华南影界，而此时以“爱国明星”著称的“南国影后”李绮年，似乎能与陈云裳一较高下的不二人选。“艺华”不惜以重金聘请李绮年，李绮年也应邀北上，来沪拍片。
在当时，阮玲玉是著名影星，有无数影迷和观众以及极高的知名度，尤其是她在最辉煌的时候自杀身亡，更是为她的人生增添了传奇色彩。在她死后，各大报纸也纷纷就她的自杀大做文章，因而，公司虽然在这里专门说明，“宣不再以阮玲玉之死作宣传”。颇有意味的是，又着重强调李绮年与阮玲玉内在的承继性，“公司则属意造就李绮年女士为接班人”，刻意把“阮玲玉接班人”的名号与李绮年联系起来，为初出茅庐的李绮年造势，以增加她的曝光度与知名度。
利用每个故障指示器的故障信息上报情况形成可疑故障区段的证据，然后通过改进的D-S证据理论对发生故障的可疑区段进行融合，得到每个区段发生故障的可信度，随后依据改进的决策原则确定最终故障区段，并提供备选方案，对误报和漏报的情况具有一定容错能力。最后的仿真分析也验证该方法的可行和有效，给基于故障指示器的故障定位方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与阮玲玉遭遇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时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此时，“大观”的关文清去日本考察影业，目睹日本城市“舸艦迷津”的景象，回忆起被迫《廿一条款》，“淞沪战争”与“沈阳事变”的耻辱。遂决定要拍部电影，以“唤醒同胞”[15]。因有感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将铁路网比为“生命线”，决定以此题材为剧本，并将“生命线”作为影片片名。吴楚帆、李绮年主演。影片制作完成后，原本已定在新世界戏院公映，却不料在送审过程中被港英政府禁映。该片被禁，与整个世界政治局势有密切关联，此时英国正困于希特勒政府，无暇东顾，并命令港英政府对日本采取“怀柔”政策，所有在香港有关日本人的新闻，皆用“××”代替，日本领事馆一旦抗议某件事，港英政府便取缔。影片《生命线》的剧情中，有不少影射日本侵略的细节，如在花影容演唱《天女散花》中，歌词中用“魔鬼久缠东北地”这句暗指日本侵略东北三省事实，因此，检察人员认为，影片抵抗意识影较强，予以禁映。“大观”认为，《生命线》只是鼓励青年抗敌，并没有指明敌人是日本。故再次上诉，经过“三司会审”（警察司、民政司、教育司联和审查）后，“由于该片没有明确入侵中国的敌人是谁，因而法庭最终判导演关文清上诉得值，撤销禁制令，批准影片以原装版本公映，”[16]一致通过解禁该片。《生命线》被禁事件反而为该片的上映造足了声势，获得了舆论的好评，“广州社会当局特给予奖状”[17]。华南地区的观众对该片也很有热情，“连日满座，轮票长龙”[18]。该片盛极一时，此时主政广州的“南天王”陈济棠甚至让借陈公馆给家人试映该片，陈母看后连声称赞，陈济棠亦大加奖赏。《生命线》在整个华南影坛大放异彩，“该影片的出现，确在粤语声片发展的进程中大放异彩，能不说是华南影业前途的一线曙光”[19]。
在国家陷入民族危亡之际，影片《生命线》因为“被禁”，间接成为与日本相抗、控诉港英政府的“英雄”事件。所以，参与该片的主创，同样也被赋予为国发声的“爱国”特质，影片大红之后，导演关文清就被称为“爱国导演”，李绮年也被称为“爱国明星”，一时间声名煊赫。
如果说，《生命线》以“他塑”的方式，为李绮年塑造了“爱国明星”的形象的话，李绮年在银幕之外，还在努力“自塑”一个更为真实、更接近民众的生活中的“爱国明星”的角色。粤港地区的诸多报纸、刊物等媒体都在宣传李绮年的“爱国义举”。比如，1938年9月20日，《大公报》（香港版）08版中，有《李绮年特写》提到，李绮年在澳门当交际花时期，就在慷慨为十九路军捐赠，并且以身作则，将身上的饰物完全捐赠，这一现身说法，马上引起了轰动的效应，为十九路军募捐了巨大金额。李绮年还在香港利舞台二楼大堂筹办了个人造像展览会，“到场参观者，甚为挤拥，尤以一般电影迷更为踊跃”[20]。而此次展览会的目的也是用于公益，“一连四天，将来筹得款项，扫数汇呈中央政府”[21]。
李绮年还多次参加各种赈灾游艺大会。比如，1939年1月，由于“对前方战士，后方难民，关怀至切”[22]，圣保罗书院同学在高阩戏院，举办筹赈游艺大会。李绮年也积极参加了此次游艺大会，并表演《花木兰》。游艺大会所赚取的一切善款，“半数拨交香港紧急难民救济会，半数拨交妇女慰劳会，以为慰劳散赈之用”[23]。
在银幕内外的相互作用下，李绮年“爱国明星”形象也就随之固定并深入人心。当李绮年受艺华之邀，北上上海的时候，上海媒体对她报道也选择了以《李绮年：香港爱国艺人》为标题，“爱国艺人”已经成为李绮年明星形象的重要标签，该报道还称：
“李小姐从事银幕生活以来，快近十年了，在十年的悠久时期中，演戏经验的丰富是必然的事……对于学问，也有相当的根基，正因为她的思想的严正的，在香港才有爱国艺人的荣誉。”[24]
在这之后，“大观”还专门出品了由关文清编导，李绮年、鄺山笑主演的影片《人言可畏》。该片仍借由“阮玲玉之死”做文章，片名“人言可畏”正是阮玲玉的遗言，所讲述的也是主角被无中生有的谣言重伤，幸而最后真相大白的故事。这恰好与李绮年在戏外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影片更像是为她所遭遇的人生伸冤、对她曾经的流言蜚语的一种回应，称是“替被诬者鸣不平”“是枉死城中的呐喊声”“是污浊社会的照妖镜”。这不仅是为某个女星的呐喊、鸣不平，而是上升到对于整个社会层面，“剧旨伟大，义正言辞，指导正途，辨明是非，讽刺人生，针砭社会”[25]。李绮年在戏中的呐喊不仅是代表个人，还代表着被伤害的、被冤枉的女性，影片上升到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父权制度的批判的高度。加之李绮年的“爱国明星”的形象深入人心，如果还有媒体、报刊要继续关注李绮年的桃色事件与绯闻，既不符合解放妇女、批判父权制的潮流，也将和整个抗战救国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
正是“爱国明星”形象的成功塑造，她的交际花身份、过往的种种绯闻，都可以既往不咎；曾经私生活的情感事件在家国大义面前显得不值得一提。如果说，在此之前，李绮年仅仅作为普通的女演员、女明星，身上更多的是娱乐、消费、文化层面的意义；在这之后，“爱国明星”成为她身上的重要标签，她在“明星”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社会、时代意义。
三、由“家”到“国”：银幕中的“女英雄”
随着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要想改革社会现状、走向国家独立自强，唯一可行性之路就在于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有识之士看来，想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要塑造现代国民，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引入西方男女平等观念，解放被传统父权制度压抑千年的中国女性。
阿花一提江老板，我心里就醋酸醋酸的。我把阿花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会示爱的眼睛，会唱歌的乳房，会起舞的腰姿，会灵动的细腿，这么个尤物，江老板能不怜香惜玉么？别说给订单，就是给房给车，怕也在所不惜。我撇撇嘴，看来，天下英雄没有能过美人关的啊。说什么呢？阿花脸一红，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尽想些歪事！
“阮玲玉之死讯传出后；联华电文致全国报馆及戏院，宣不再以阮玲玉之死作宣传，而其最后作品《国风》已在前一日完成，感激阮氏对公司的贡献；继阮氏后陈燕燕、王人美、黎莉莉等人艺术皆在阮氏之下，而公司则属意造就李绮年女士为接班人。”[10]
纵观李绮年的一生，“阮玲玉第二”不仅是“大观”用以打造李绮年个人品牌的宣传策略，也成为她的人生真实写照。在《昨日之歌》上映之后，李绮年名声大噪，此时却传出了她曾在澳门福隆新街做妓女，并被某富商收为“偏房”的各色传言。尤其此时出现一名庄姓富商，在致李绮年的公开信中，以李绮年的个人隐私为要挟，要求她10天内回澳门，履行同居合同。庄姓富商此番荒唐行径，与张达民中伤阮玲玉、并将其告上法庭的做法如出一辙。关乎李绮年的谣言愈演愈烈，她在万般无奈之下，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所幸的是，庄某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其妻妾子女的强烈反对，只好收回合同，不再张扬此事，李绮年这才获得了一线生机。
成矿母岩主要的成矿元素及其含量大致范围如下：在矿化花岗岩中，Mo0.5～0.9 g/t，Sn3.0～4.0 g/t，W2.0 g/t，Pb20 g/t，Cu15 g/t。上述数值大致接近于维诺格拉多夫的花岗岩平均值，只不过Mo有明显降低。
1940年，李绮年抵沪后，原定所拍的首部影片《梁红玉》。而恰逢此时民间题材、古装片风靡一时，“梁红玉”故事中既有爱国抗战的民族情怀、又有英雄美人的传奇经历，是当时影界、剧界都争相抢夺、拍摄的题材。“艺华”在筹备拍《梁红玉》同期，还有沪上的国华影业公司、联美公司也在赶拍《梁红玉》。为了避免“双包案”的情况出现，“艺华”在摄制该片过程中，就与《女皇帝》参杂其间，时拍时停，故弄玄虚。最终，“国华”以“与其草率从事、粗制滥造打对台，不如放弃为上策”为由，放弃了《梁红玉》的拍摄。[26]与此同时，“艺华”也《女皇帝》于《梁红玉》完成并公映，《女皇帝》反而成为李绮年来到上海后的银幕第一炮，也是她的首部国语声片。《女皇帝》上映不久之后，《梁红玉》也紧跟其后，很快在上海公映。
《女皇帝》《梁红玉》两部影片中，都在着力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女性的“女英雄”人物。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女英雄”们更为积极主动，甚至在某些层面与男子无异。《女皇帝》中，少女阿兰幼时遭遇国破家亡，并被匈奴仇人刘聪兄弟收养。阿兰喜男装、善骑射，甚至被晋封为王子。《梁红玉》中的梁红玉，原是宋朝官宦家庭出身，其祖父、父亲皆为武将，她自幼习武。而后家道中落，被迫沦落为京口营妓，虽在风尘中，却不染风尘之气。梁红玉是家道中落后误入烟花之地，方入乐籍，以卖笑为生。也正因如此，相对于大家闺秀，她反而受到的束缚与约束较少。面对心上人，积极主动追求，甚至可以说出“老实说，真的花了整千万银子的贵客，梁红玉，没有一个把他们放在眼里”[27]等惊人之语。
在活动范围上，这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大多都已从父权家庭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比传统女性更为广阔的舞台与空间。她们不再只是活跃在家庭后花园，演绎重复千年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她们还有另外的天地——朝堂、战场，她们所关注、讨论的通常政治、时局、战事。如《女皇帝》中的阿兰随刘聪兄弟东征西战，成为刘聪的左肩右臂，甚至与生父战场对弈也毫不逊色。她在“初睹汉人宫室之盛，不胜艳羡，”听说汉人以皇帝为至尊，向父亲求封为“女皇帝”[28]。但也应该看到，阿兰被带往塞北之后，是在一个脱离中原文化圈、异域的文化语境下成长。从这个层面而言，她的叛逆与惊世骇俗之语，恰好也是因为她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而《梁红玉》中主角梁红玉则更能代表中原文化圈中，别具一格的女性生活。她一出场时，就满腹心事，并非为儿女私情，而是“忧国伤时”，她担心战事，关心时局。她对与韩世忠相恋后，全力支持韩世忠的事业，韩世忠说出“我此次冒险擒方腊，也为的是你”情意绵绵的情话时，识大体的梁红玉明确指出这种儿女情长的潜在危险：“你拼着命打仗也为我？我不要你这样，那要是我一死，你就不打仗了？”[29]在夫君韩世忠带兵与金激战之时，她也愤然上战场，擂鼓助战，以励士气，果大破敌阵，击退金兵。
但值得注意的是，梁红玉与阿兰从方寸之间的传统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之后，并不是真正走向了独立，而是由“家”转向“国”。对于“女英雄”们的拥趸者来说，解放女性，更多是以国家利益为取向。《女皇帝》《梁红玉》所塑造的女性，其目的不仅是解放妇女，培养女性独立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唤醒女性的国民意识。比如《梁红玉》中，梁红玉就已具备了国民意识，她从一开始，就默认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国大义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而言，她在韩世忠的发展道路上承担着训导者、鼓励者的角色，她无时无刻不对韩世忠进行谆谆教导，提醒他时刻不忘保家卫国的重要使命，不要忘记自己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责任，“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是用我们的时候啦！”[30]。梁红玉是一个拥有浓厚国民意识的“女英雄”形象，她自觉自发的要去承载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时代任务。
截取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历史《女皇帝》中，女主角阿兰的国民意识则是有一个循序渐进、不断被唤醒的过程。晋怀帝时，匈奴大单于刘聪、刘曜兄弟攻晋，洛阳城沦陷，洛阳总兵李刚身中箭伤，为属下挟持落荒而逃。夫人为守节，触柱而亡。临终之前将幼女阿兰托付给乳母李妈。刘聪兄弟破城后，李妈、阿兰皆为战俘，刘聪等人喜阿兰活泼可爱，将其收为义女。在尚不知身世的前16年里，她对自己的身份、国族意识陌生而模糊的，在与父重逢之前，她的身份认同一度是胡人，每次与情投意合的青梅竹马宗汉谈及“胡汉之争”事，往往都会生出嫌隙。甚至，李刚、阿兰父女竟在战场对阵，双方却互不相知。在李刚不敌阿兰被生擒，阿兰预备将李刚斩立决之时，乳母李妈求情，并俱道其生平始末，及被俘前后经过。类似“赵氏孤儿”身世般的血海深仇、情郎宗汉、父亲李刚、乳母李妈的深情召唤、都促使阿兰的国民意识被唤醒，身份认同完成从“胡人”到“汉人”的转变。阿兰决绝的与他们共赴国难，迎接琅琊王入城，救愍帝、杀刘曜，恢复半壁河山。
但应当看到，无论是李绮年所主演的阿兰、梁红玉“女英雄”的故事，还是戏外她的“爱国明星”形象的塑造，之所以会被加倍推崇，这恰恰是因为，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形象更多地是符合当时的国族建构话语体系的构建。以李绮年为代表女性虽然不再从属传统家庭，挣脱了父权制度的束缚，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可她们在“解放”之后，仍要期待成为银幕外的“爱国明星”语银幕上“女英雄”，这样才会被舆论所接纳、鼓励、褒扬。如上海电影刊物“青青电影”就称赞李绮年是有“义演募捐的伟举”的“爱国艺人”，并且因“爱国艺人”又出演了“意含有意识、含有正义的历史巨片”《女皇帝》，所以破了“从未为了一部影片出特刊”的先例，专门出了“女皇帝特刊”[31]。
内部审计在现代企业治理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①法律法规的监督者，及时披露组织及其管理者存在的违法行为，推动组织依法治理；②健全完善内部控制的推动者。对企业内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之处和缺陷进行及时揭露，帮助健全、完善企业的内控体系；③绩效提升的促进者。确保价值增值的真实有效并反映出阻碍价值增值的因素以提出有利于价值增值的建议。将企业战略发展的提升作为核心，积极探求增强组织活力的发展途径，以助于企业实现战略目标。
早在1944年，遭遇事业低谷的李绮年就曾想步阮玲玉红尘，吞食安眠药自杀却被抢救回来，在病榻旁寄语记者“人言可畏、真受不了”。在病榻旁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绮年承认：“平生最佩服前辈影星阮玲玉的演技，尤其她那自杀的勇敢，人言可畏的自觉，觉得社会对她太不谅解，一个女孩子受不下去这样的欺侮，于是集成决定步她的后尘了。”[32]在她看来，“阮玲玉式自杀”不是逃避，而是“自杀的勇敢”。她之所以选择步阮玲玉的后尘，是她认知范围内，女性在对自己命运、对社会的不公所作的最后的控诉与反抗。虽然李绮年被冠以“爱国明星”名号，风光出演银幕中的各种“女英雄”，都只是被纳入到建构国家整体的话语体系中一种文化符号，是以当时男性精英的“理想女性”形象为蓝本的女性形象。她们最终是要从“家”走向国家、民族，却并不是实现真正的女性独立自主。同样，纵观李绮年的一生，她并没有真正摆脱隶属、依附父权秩序体系的命运，在冥冥之中，依旧重复了艾霞、阮玲玉等女明星的悲惨命运。
参考文献：
[1][美]林乐知.论中国变法之本务[J].万国公报，1903:169.
[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影印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03.
[3]谭嗣同.仁学[J].亚东时报，1899:5.
[4][5]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M]//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361,2020.
[6]佚名.李绮年的罗曼史之一[J].影星专集，1941(3):14.
[7]佚名.李绮年星运亨通[N].电声，1935(4):13.
[8][10][12][16]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M].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91,192,191,191.
[9][13]佚名.阮玲玉第二的香港红星李绮年[J].青青电影，1939，4(7).
[11]佚名.本港新闻联华影业公司，不忍宣传殒玉惨剧，电影界多欲参加追悼会，阮氏最后作品为《国风》[N]，华字日报，1935-3-10(02):03，线上检索日期：2019年5月28日。叶月瑜、冯筱才、刘晖、傅葆石编，《早期华文报纸电影史料库》。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网址：http://digital.lib.hkbu.edu.hk/chinesefilms/search.ph.
[14]佚名.李绮年特写[N].大公报香港版，1938-09-20(08).
[15]佚名.影讯:李绮年组新生剧团之人事困难[N].电声(上海)，1938，快乐周刊:221.
[17][19][25]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M].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7：62,62,132.
[18]佚名.生命线获得好评[N].华字日报，1936-2-7(2):04.线上检索日期：2019年5月28日。叶月瑜、冯筱才、刘晖、傅葆石编，《早期华文报纸电影史料库》.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网址：http://digital.lib.hkbu.edu.hk/chinesefilms/search.ph.
[20]佚名.广州民国日报，1935-10-2，第04张第04版，线上检索日期：2019年5月28日。叶月瑜、冯筱才、刘晖、傅葆石编，《早期华文报纸电影史料库》.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网址：http://digital.lib.hkbu.edu.hk/chinesefilms/search.ph.
[21][22]佚名.李绮年造像展览，昨日开幕·成绩甚佳[N].大公报香港版，1939-8-11(6).
[23]佚名.圣保罗举办筹赈游艺会，薛觉先白驹荣粤剧，李绮年表演花木兰[N].大公报香港版，1939-1-9(6).
[24]佚名.香港爱国艺人[J].影艺，1940(7).
[26]佚名.国华放弃“梁红玉”[N].观众，1940-01-06:2.
[27][29][30]佚名.梁红玉对白精华录[J].艺华画报，1940，梁红玉特刊：20.
[28][31]佚名.女皇帝本事[J].青青电影，1940，女皇帝特刊：1.
[32]佚名.李绮年吞安眠药自杀，遇救脱险[J].游艺画刊，1944-08-01.
【作者简介】 郑 睿，女，安徽六安人，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专职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8Z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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