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的崛起、消失和新生——谈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自由职业者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新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或为官僚，或为幕僚，或为贵族，或为地主，或为清客，或为谋士，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即使是魏源（1794—1857）、王韬（1828—1897）这样的晚清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职业者。魏源官至高邮知州，当过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王韬，虽然曾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过英国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但他晚年，仍通过洋务派丁日昌、李鸿章等人的关系，在上海定居，并在格致书院当官（掌院）。中国之有成批自由职业者，当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为逃避清朝廷的屠杀与迫害，纷纷逃亡国外。而从1872起清政府派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回国后，一部分留学生眼见清政府极端腐败，不足与图治，也不在清政府里当官。这两部分人或以教学为生，或当报刊编辑，或专门从事写作，或以技术专长为业，或以革命为职业（如孙中山），或以维新、改良为生涯（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是本世纪初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所谓自由职业者，即以脑力劳动独立从事一定职业为生的、不剥削他人的劳动者。
但本世纪知识分子大批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却在1905年清朝廷发布上谕：“从丙午科（1906）起所有岁科考试、分试、会试一律停止”以后。这一改革的力度，在封建社会里的改革史上是空前的。中国从隋朝开始即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但隋王朝寿命很短，不久即为唐王朝取代。唐太宗把科举取士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当他看到读书人循规蹈矩地依次进入考场时，高兴地说：天下士人尽入我彀中矣！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一旦中了举人，即使暂时还未当官，自有人投靠，自有人送地送房。《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这是实情。但废科举，兴学堂，无异是挖断了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进路。于是，在1906年以后，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现象：年已三、四十岁的秀才、四、五十岁的举人，也有重新进洋学堂或新办的中、高等学堂的，学习“西学”，另谋职业。这批知识分子不是几个人，而是数万人，在1906年—1911年间都成了自由职业者，当作家、当编辑、做记者、做教师、做医师、当翻译（口译、笔译）、做工程师，或则在外国人办的公司、中国人办的企业里做职员。这数万自由职业者，到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时大多数都倾向于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很快获得全国响应而一举胜利，是和已经成了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多数倾向、支持革命分不开的。他们或者参加了同盟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或者参加了如发动武装起义的“文学社”那样的革命派外围组织，或者鼓动身为清政府的官员但又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们独立，响应武昌起义，或者劝说清政府的当权派至少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可以一点不夸大地说，辛亥革命成功，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功劳是大大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发生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发展，急剧在知识分子中吸收、招募雇员。而从清末“兴学堂”潮流中创办的新式中学、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学毕业生、大学生，这时也大批走向社会，他们中的多数也成了自由职业者。另一方面，进入民国以后，官派的、自费的出洋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仅留学美国的官费学生，自1912年—1919年，八年间分别为79人，138人，190人，213人，181人，173人，229人，261人。留学日本的更多，1912 年为1437人，（1913年资料缺），1914年为3796 人， 1915 为3111 人，1916年为2790人，1917年为2891人，1918年为3724人，1919年为3455人。仅1914—1915年留学欧洲各国的官费学生即有218人。 这么多的留学生，除个别人滞留外国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留学生全都归国为中国的富强效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成了自由职业者。我们过去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讲它的思想意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讲主帅陈独秀、胡适，讲大将、闯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独独不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是自由职业者，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鲁迅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个雇员，但他是自由职业者，北洋政府可以“炒”他的“鱿鱼”，他也可以“炒”北洋政府的“鱿鱼”，后来他果然辞职不干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业绩后，自由职业者的政治态度出现了分野，有的激进，有的守旧，有的革命，有的反动，有的退隐，有的中立，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者的绝对数量，在北洋政府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抗日战争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6—1949）中，却一直在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6—1949年间，都倾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流亡到海外的是很少数。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自由职业者也有功劳。到新中国成立时，内地的自由职业者总人数达500万。也就是说，自由职业者1898 —1949年的51年间，乃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的崛起时期。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由职业者却逐渐走向消失。这是为政者原先不曾想到的，而是“时势使然”。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干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搞的是武装斗争。这需要铁的纪律，需要集中（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需要统一指挥，需要“干部”。所以，知识分子参加民主革命后，无论是参军的，还是参加地方工作的，还是搞地下工作的，全都是干部，即党的干部，军队的干部，地方工作干部，地下工作的干部，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和组织安排。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无此，即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即无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面临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旧政府雇用的人员。人民政府不能让他们没饭吃，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因而实行了全部包下来、养起来的政策。这样，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政府的雇员（新中国成立时称之为“旧人员”），自由职业者，全部成了国家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这是第一批自由职业者转化为干部。
根据列宁的意见，革命胜利后，宣传、舆论工具必须由党和国家掌握。于是在50年代初，原先是私营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全都收为国家所有。这些机构里的自由职业者又都成了国家干部。这是第二批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转化。
也是在50年代，实行高等院校调整，原先是民办的、教会办的、私营企业办的高等院校又一律收归国办，那时的教职员也都成了国家干部。虽然他们的名称仍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但他们的工资级别套的是国家干部等级。如助教为行政21级，月工资53元；讲师为行政19级，月工资74元，等等。这是第三批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转化。
接着，中小学也统统收归国办，中小学教师又成了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全由国家包下来。这是第四批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转化。
而后，私人办的医院、诊所，私人开业的医生，也改为国家所有。这些医院、诊所里的医职员工和私人开业的医生，又全都转为国办医院、诊所里的干部。这是第五批自由职业者转化为国家干部。
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企业名为公私合营，实为国营，于是那里的雇员，原来的自由职业者又都成了国家干部。这是第六批自由职业者转化为国家干部。
再往后来，所有文艺工作者也都变为国家干部。本来在南京夫子庙说相声的侯宝林，在书场说书的扬州评话艺人王少堂，等等，也都成了国家干部。
最后，在“大跃进”时期，连在民间演出的“草台班”，私营、民营剧团、剧组也都由地区或县级政府接收，成了某地、某县的锡剧团、扬剧团、淮剧团、淮海剧团、柳琴戏剧团、吕剧团、梆子戏剧团、蒲剧团，等等，所有的演职人员成了国家干部。这是第七批自由职业者转化成了国家干部。
再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大学毕业生、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本来他们在毕业后应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也全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成为国家干部。
于是，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基本上已没有自由职业者了。自由职业者消失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文革”前，五、六千万人口的江苏省，只有一个自由职业者徐克刚。他是著名的翻译家，以笔译文学作品为生。有关部门几次动员他到文化部门工作，他就是不干，因为他不愿参加政治运动，而他的翻译所得，还可养家。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徐克刚就惨了，没有哪个部门找他翻译文学作品，一家人是怎么度日的，谁也不知道。待到新时期到来，查问徐克刚何在，才听说他早已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了。
把自由职业者全部包下来、养起来的做法，虽是“时势使然”，保障了知识分子的最低生活，但失误也是明显的。到1998年朱镕基总理宣布搞政府机构改革时，中国全体干部数已达5000万人（含乡、村干部）。国家的财政大部分给“人头费”吃掉了，剩下来搞建设的就不很多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消失时期。
新时期到来，邓小平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从所末有的、其广度、深度和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21年，国力大增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提高，同时也发现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弊端。其中之一即是把所有自由职业者改为国家干部的失误。于是，从80年代起，开始实行重新培育自由职业者的政策。也是从80年代起，知识分子中的自由职业者重新出现，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进入了新生时期。
首先是，随着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台资、港资、澳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出现，它们雇用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是干部，而是自由职业者，到1999年，为这些企业雇用的职员约在2000万人左右。
其次是，改革开放的20年间，中国内地到外国留学的总数约40万人（公派的20万人，自费的20万人）。在这40万留学生中，毕业后仍在国外工作的约20万人，归国的约20万人。而在归国的20万人中，当国家干部的只有少数，多数成了自由职业者。
又次是，一部分在政府机构、文艺团体、高等院校工作的干部，主动辞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自由（电影、电视）摄制组的成员、自由歌唱家、自由演员、自由律师（他们成立了律师事务所）、自由编剧，等等。他们全都是自由职业者。
复次是，至少从1998年起，政府已不包大学、大专、中专技校生的分配，这大批毕业生能当上国家干部的只有少数。多数是“自谋出路”，“双向选择”，成了自由职业者。
再次是，大、中、小学将逐步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的做法。据报道，北京市将分步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行聘用合同制，教师都将回归为自由职业者。
最后，是朱镕基宣布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后，先是中央和国家机构实行改革。留下来的国家干部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三，其余五分之二分流。一是分流到其它非政府机构的部门、单位里工作；二是经培训、再学习后分流。即使留在国家机构里工作的人员，今后也是搞聘任制、合同制、考试制，他们是“公务员”，不再是“干部”。国家并不对他们包下来、养起来。你工作做得不好，政府机构随时可以“炒”你的“鱿鱼”；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炒”政府机构的“鱿鱼”。
我们估计（按：至今还未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已达500万人。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时自由职业者为500万人，经过了50年，自由职业者消失到新生，如今又恢复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数量。但是，可以肯定，在21世纪，除了工人、农民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将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从事工作。
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回归，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国家的政府机构将大大缩小、减员，国家财政里的“人头费”将大大减少，而国家用之于建设的经费则将大大增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将大大加快。
第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将大大提高。当郭沫若是自由职业者时，他可以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成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而同一个郭沫若，在成了“国家干部”后，却在“文化大革命”初言不由衷地说他“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了，没有一点价值。”因为作为“国家干部”，他必须和国家保持一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党外只有胡风、陈寅恪；党内只有顾准、孙冶方。可能说得绝对化了一些，但当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成了“国家干部”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确实大大削弱了。
第三，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将因为自由职业者的大批涌现而加速发展。人们曾经困惑过：为什么社会主义的苏联在科技上有过一段发展却在后来远远落后于美国？问题在于，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干部，一切都得听国家的指挥。而国家领导人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当着只有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思考科技发展问题时，必然会出现失误，必然会产生落后。而美国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那里的科技事业却由众多的科技人员（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在自由思考的，新思维、新科技、新发明层出不穷，新的科技发展思路不断出现。资本主义美国在科技上优胜于社会主义苏联，原因之一盖出于此。今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众多的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科技发展问题，提出种种新思想、新建议，搞种种新发明，新创造，我们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肯定会一日千里地前进。江泽民总书记说，到2049年，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随着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成了中国广大现代化建设人员中的主力和骨干，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目标一定会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