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营建礼俗略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俗论文,西汉论文,略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都咸阳所在地的渭河北阪上的五陵原，因西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帝陵设陵邑而得名。除这五大帝陵外，西汉末的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也都葬在这里。这一皇家陵墓群所蕴涵的区域历史文化价值，是我们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的。本文拟对汉代帝陵的营建礼俗作一初浅的概述，希望有助于汉代丧葬制度的研究。
汉代皇帝都像秦始皇一样，在生时即为自己建造陵墓，并称之为“寿陵”。《汉书·景帝纪》：“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注引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同书《武帝纪》：建元二年“初置茂陵”。注引应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汉旧仪》载述西汉诸帝建“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又《晋书·索綝传》载索綝回答晋愍帝的问话时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旧仪》和索綝的话都是针对汉武帝而言的。加之汉末成帝、哀帝确在各自即位后次年“为初陵”（《汉书·成帝纪》、《哀帝纪》）故学界有人错误地认为皇帝即位次年建造陵墓是“西汉墓葬制度规定”[1]的。实际上，汉武帝以前的诸帝不可能也没有这样做，其后的宣帝、元帝又都是在即位八年后才为自己修“寿陵”（《汉书·宣帝纪》）因此，我们只能说西汉皇帝在即位后先后为自己建造“寿陵”。
要造陵必先选址。在汉代人的意念中，坟墓为死人灵魂“复当得还，养其子孙”的地方；“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为害也”（《太平经》卷五十《葬宅诀第七十六》）。《论衡·讥日篇》：“《葬历》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也就是说，汉代人认为，墓地一定要选择平实、宽敞、高丘或靠山之地带。如汉初韩信葬母“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汉书·韩信传》）。而西汉帝陵区正是秦代“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版”（《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宫殿区。这里原高土厚，山清水秀，或一马平川，或依山傍水，既是气势恢宏的帝业福址，又是亡灵安息的风水宝地。两汉之际的文人冯衍的曾祖冯奉世在元帝时官至右将军，并陪葬渭陵。冯衍在谈到帝陵的环境时说：“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鄗，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后汉书·冯衍列传下》）
正因为帝陵区域的特殊性，即使贵为三公之人想得一冢所，也必经皇帝的特批。如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的情况就是这样。《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阳侯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坏旧亭，重非所宜。……宜更赐禹它地。’根虽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虽切，犹不见从，卒以肥牛亭地赐禹。”又如《汉书·董贤传》云：哀帝“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而死后被赐茔陪陵的例予更多，如卫青、霍去病、金日磾、张安世、金安上、夏侯胜等。
坟场善地的选择，要由精通舆地的冢师来掌握。《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这些方术之士的著作多部，如“五行家”的《堪舆金匮》十四卷、《羡门式法》二十卷、《羡门式》二十卷，“形法家”的《宫宅地形》二十卷等。这些书的详细内容或法式，未见流传至今，惜不得而知。
两汉帝陵的营建，充分体现了传统的灵魂不灭的观念，即在阴阳五行、谶纬、神仙方术的合力作用下做到“推生事死，推人事鬼”，“事死如生”。这就要求墓室的形制与结构要模拟地面的皇宫殿堂，好让死去的皇帝能像生前一样饮食起居；并能驾驭四海、处理政务。
众所周知，西汉帝陵的布局大致是承袭秦始皇陵的，只是形制与规模要小一些。据考古资料显示，秦始皇陵园规模宏大，平面为长方形，由分别筑有城垣的内外两城组成。内城前部正中为陵墓，陵后为寝殿与陪葬坑，最后面是便殿与陪葬墓区。内外城之间西侧北部还有园寺吏舍遗址。著名的兵马俑坑位于陵园正门外[2]。而置放棺椁与随葬物品的地宫，属陵园营建的主要部分，文献上说是“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史记·秦始皇本纪》）。除宫墙外，还有墓道、室、耳室、阙门等建筑。西汉帝陵的地下建筑迄今未经科学探测，估计与秦始皇陵大同小异。对此，《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引《汉旧仪》的记载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而陵下建筑多“承秦所为”，（《续汉书·祭祀志下》）“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汉书·韦贤传附子玄成》）庙、寝为祭祀场所，便殿为陵园官员的工作之处与上坟祭祀者做祭祀准备和休息的地方。[3]
营建帝陵动用的人力是很惊人的。不说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兴建，光埋葬时用于穿土下棺与填复坟土的人就有数万人。如《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遗诏：“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蜀国悍为将屯将军，朗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文帝号称节俭，主张薄葬，葬霸陵时尚动用三万余人，其他诸帝的滥用民力更是可想而知。
西汉元帝前，汉王朝表面以奉山陵，实为所谓“强干弱枝”，于是在各帝陵所在地设陵邑，筑城池、置县衙，并迁徙山东豪强与中央官吏之家属于陵邑，使帝陵区出现了距离不远的一个个繁华新城。《汉书·地理志》虽未全载各陵邑的户口数，但从其所记的重要陵邑的情况就能略知陵邑繁盛之大概。如记长陵户五万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而长陵所在的左冯翊辖县二十四，总的户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而茂陵所在的右扶风辖县二十一，总的户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万六千七十。由此可见，地域范围小的陵邑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一般的县，其繁华不言而喻。陵县并不属三辅地区的右扶风、左冯翊管辖，而直接由中央“掌宗庙礼仪”的“太常”统管。本是清静禁地的陵区，却因贵族富豪及其子弟生活奢侈，斗鸡走狗，生事滋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陵区生活风尚。李白诗云：“五陵少年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白居易《琵琶行》中也有“五陵少年争缠头”的诗句。这种风貌是西汉帝陵区临时具备的，但也多少反映出迁豪实陵政策的某一侧面状况。比如《汉书·地理志下》在谈到故秦之地的民风之变化时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为了守冢与保证日常祭祀活动的进行，西汉各帝陵还设有庙郎、寝郎、园郎、校官、食官令等官员各司管理之职。对于上文已提到的陵庙、寝、便殿之设置，《汉书·韦贤传》曰：“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又月一游衣冠。”又《续汉书·祭祀志下》曰：“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奉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除官员外，承办陵园寝殿杂务的人数极众，光侍妾、宫女便有数百乃至数千人之多（参见《汉书·贡禹传》与《汉武故事》）《汉书·韦贤传》更详细记载说：“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九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总之，在厚葬风俗盛行的西汉时期，帝陵的营建费用令人十分惊叹。如果按前引《晋书·索綝传》所说，汉代要把每年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造帝陵，那么汉武帝共执政54年，其茂陵就耗费了西汉鼎盛时期18年的天下贡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令人惊讶的数字。难怪至武帝死时，“陵中不复容物”（《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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