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Es产业转移和结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转移论文,结构论文,FIE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之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IEs）几乎为零，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利用外资促使出口增长”的政策性导向十分明确，最后是将外资引导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成品出口上，这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业转移具有这样的规律：发达国家出口下降但随之海外投资大量增加，形成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重新调整过程，即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此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生机，“东亚奇迹”皆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1993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出占到世界的20%，其中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制造业出口份额的10%。
一、FIEs产业特征
若以发展极扩散理论解释，那么香港作为中心极，它的商业区变得昂贵并逐渐被金融和商业服务等高产出水平产业占据，而制造业等产业不断被往外排挤，推动了空间集约型活动。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优势，地区性优惠政策就是将资源配置建立在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发展符合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香港提供产业扩散空间。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是香港和台湾大规模地转移生产能力的结果，包括运动鞋和其它运动产品、玩具、家用电器等出口份额增长正好弥补了香港和台湾出口市场份额下降的趋势（Noland，1994），广东等地以极高的速度扩大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表1反映了产业转移的历史过程。
表1 FIEs（1984～1996）发展阶段划分（%）
阶段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Ⅰ19842.74 27.5369.73
19851.99 37.6560.36
19862.20 27.7070.10
19873.37 47.8848.75
Ⅱ19883.94 75.9220.14
19892.17 83.2814.55
19901.85 84.4313.72
19911.84 80.3417.82
Ⅲ19921.17 56.2042.63
19931.07 45.9253.01
19941.18 53.0945.73
19951.90 67.5430.56
19961.56 68.9029.5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年鉴》，除非特别说明均以协议金额计，下同。表中1984～1985年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其它投资形式，如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
FIEs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阶段Ⅰ（1984～1987）主要投向第三产业；阶段Ⅱ（1988～1991 年）投向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各年均在75%以上），相对减少了第三产业比例（在20%以下）； 阶段Ⅲ（1992～1996年）以来是FIEs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从绝对额上看更是如此，第二产业增长很快，第三产业增长更快，投资房地产的规模急剧扩张。我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FIEs结构进行比较：
表2 FIEs在投资国的产业分布（%）
投资国发达国家a 发展中国家
份额 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016.2 60.223.7 - --
197512.1 56.631.4 20.6 55.9 23.5
1980 6.7 55.238.1 22.7 54.6 22.7
1985 9.2 46.244.5 24.0 49.6 26.4
1990 9.1 42.548.4 21.9 48.6 29.5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3年。a：指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芬兰、英国和美国，占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90%（1990），1970和1975年的数据中不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
可以看出我国FIEs发展很不平衡，也极不平稳，整体格局不合理。除阶段Ⅰ和其他阶段个别年份外，多数年份里第一产业不足2%， 第二产业明显偏大，基本上呈“两多两少”，即中小型项目多、大型项目少；一般轻加工项目多、技术密集型项目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以及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仍没有长足的发展。我国FIEs产业结构具有以下几大特征：
特征一：FIEs第三产业投资需求膨胀。比较各期的投资分布，投资房地产、流通、金融部门的规模膨胀和通货膨胀正相关。比如，1988～1991年国内总需求不足，但房地产相对仍有发展（见表3）。
表3FIEs第三产业分布（%）
所占比重 1979～1987 1988～1991 1992～1996
房地产旅游公用事业58.22 61.17
67.99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
2.32
5.584.88
科研、技术咨询 0.06
1.250.80
金融保险与其它23.93
8.190.39*
注：*为金融保险业单列。
特征二：FIEs第二产业轻型化且规模小。
1.FIEs以劳动密集型和轻加工工业占多数，像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建材、化学、电力、冶金、石油等上游行业的比重很小，技术层次偏低（见表4）。1979～1987年合资经营企业累计协议利用外资中， 一般加工工业就占75.87%，轻工、电子、机械、纺织，有许多是来料、 来件加工装配；在电子工业引进的项目中，多数是引进装配生产线，需要国外“喂”料，组装生产，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层次浅、产品单一。由于其技术水平较低，而且“两头在外”，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作用有限。
表4
合资企业协议利用外资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1979～1987）（%）
类别加工工业 上游工业
比重 75.8724.13
行业 轻工 电子 机械 纺织 医药 建材 化学 电力 冶金 石油
比重 27.29 17.18 16.90 12.51 1.99 8.16 5.94 5.24 3.49 1.30
1992年的调查表明，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生产型企业， 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加工企业，而投资额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占80%；电子工业项目中，约70%为产品组装线。即使是一般人认为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上游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也以中间产品生产的项目占多数，如冶金工业基本上是型材加工、特别是铝型材加工。
2.FIEs以中小企业投资为主（占71.4%）。表5 表明投资来源地主要是港澳台，而华人经济圈大企业本来就很少，据摩根·斯坦利提出的报告，21个行业选出238家最大企业，其中美国125家，英国21家，“亚洲奇迹”圈内仅有香港2家、台湾和新加坡各1家。其次，FIEs出口虽占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但从产业技术方面看，伴随台港澳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中小资本转移过来的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技术、成熟技术，投资规模也不用太大。1979～92年，平均项目外资规模为121.7 万美元，港澳仅117万美元，台湾为84.4万美元。
表51979～1993 年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地累计
新加
港澳 美国 日本 台湾法国 英国 韩国
坡
金额391.04 52.37 52.03 50.56 8.9 6.02 5.79
5.5
(亿美元)
比重(%) 63.2
8.46
8.41 8.17 6.44 0.97 0.94 0.89
澳大 加拿
德国 泰国
合计
利亚
大
金额 5.27 3.91 3.38 2.6
587.37
(亿美元)
比重(%) 0.85 0.63 0.55 0.4294.93
资料来源：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再者，属出口转移性质的FIEs以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为主，所生产的这类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极为激烈，实现的附加值较低，实际所得外汇微薄，也不可能建成大型项目。
特征三：过早出现市场过度饱和状态。地区性倾斜的优惠政策缺乏完整配套的功能，具有非常显著的数量扩张和行为短期化倾向，部分外资流入实际上是国内资本通过香港“回流”大陆以便享受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如兴建短期回收、利税和效益高的轻加工项目，像电冰箱、 VCD的过度竞争，造成国内市场饱和。
由于产业优势的相似性，出口市场就在亚洲国家间出现了龙虎斗。我国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从53种劳动密集产品比较优势指数相关性分析表明我国与韩国、泰国、越南和印尼替代弹性非常高（Boltho，1994），“亚洲四小虎”出口已超过我国，各占大约3%的世界出口， 因此，总量增长中的地区调整难以避免。假设世界实际出口年均增长6 %，我国和“亚洲四小虎”实际出口年均增长10%，那么2015年各自会有6%的世界出口份额（World Bank，1997）。
二、技术和资源因素的内在要求
新古典理论认为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不同的利率，进而影响国际资本从资本充裕的国家流入资本稀缺国家（如“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这是产生FIEs的根源，也是我国实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和地区优惠政策的理论基础，但从动态因素和静态因素两方面都无法确保这个结论长期成立。
动态因素。FIEs全球化生产体系是其适应内部分工的需要（M.Casson，1979；J.Dunning，1974，1984），因此，我国FIEs只能从属于国际产业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这种体系对于投资国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并不会是充分的，越来越受到技术进步的约束。
1.技术进步已大大地改变了产业的性质和结构，发达国家以信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先后都调整到位，近年出现了少有的增长势头。这意味着我们业已取得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优势”不过是一种过渡现象，新的优势很快就将转移到通讯、电子和媒体技术产业上。这里以英国为例，近年来它在海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这比对外扩张鼎盛时期的9%还高。它在1985～1996 年期间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是3.75%（Marsh，1997），50 家大企业（1996 年）的资本额是1882年的8.6倍（Tieman，1997），均明显高于东亚，众所周知，该时期东亚正是快速增长期，英国处于衰退期。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联系，发达国家的产业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像电子、通讯、多媒体技术及与此相关的金融服务性产业开始领导世界潮流。总体上来说，利用静态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和地区优惠政策会造成市场饱和、过度竞争以及国际收支逆差，缺乏长期增长潜力。
2.跨国公司在这一结构性调整中生产体系日臻完善，而发展中国家旧有的国内分工体系被打破之后，其贸易条件变化不得不取决于这些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如德国巴斯夫化工集团在我国已有9 家合资企业，巴斯夫跨地区（南京、上海、沈阳），跨部门（中石、中化、纺织部、卫生部）地联合，并在北京设有“巴斯夫（中国）控股公司”，形成了一个从原材料到加工系列产品的分工体系和整体，它甚至在亚洲地区也形成了自有的产业分工，相应地我们的企业却成了分割和分散的体系。同样地，马来西亚引进外资要振兴马来西亚化工、印度引进外资要振兴印度化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能同时调度上述三家公司的只有巴斯夫。
3.FIEs尤其是跨国公司在诸如限制性商务惯例、转移定价等方面占有优势，一些投资（如资本密集型投资）在利用了当地的优惠政策之后并没有提供许多就业机会，有时甚至不与当地经济融合而为“飞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和引进外资是有可能造成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恶化的。
静态因素。即使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服装业和农产品如稻米等谷物、家畜和加工食品）长期来看也不具有竞争优势，如表6 所示，我国土地、实物资本相对缺乏，人力资本相对不足。因此，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专业中，也需要由低技术的服装业转向中等技术的制造业，如轻工制品（如皮革、组合金属及其它制成品）、运输设备和其它机械产品、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制成品（如化学制品、橡胶、塑料、纸张、钢铁、有色金属）。
表6 资源禀赋优势国别比较
耕地(公倾/工人) 实物资本(千美元/工人)
1995 20201995 2020
韩国 0.07 0.0621.48
115.17
马亚西亚 0.42 0.4015.84
139.62
印尼 0.19 0.18 2.7021.94
菲律宾0.20 0.19 2.9927.17
印度 0.30 0.29 1.68 8.20
巴西 0.61 0.58 9.5631.22
中国 0.12 0.10 0.1613.15
中等教育(人均年数)高等教育(人均年数)
19952020 19952020
韩国 5.656.44 3.036.75
马亚西亚 3.785.70 0.532.20
印尼 2.346.20 0.511.59
菲律宾3.486.17 2.745.02
印度 3.924.38 0.451.30
巴西 1.763.83 0.122.08
中国 4.225.94 0.180.36
资料来源：引自世界银行，1997年。
目前FIEs对于市场的冲击与其引进技术获得国际竞争力相比二者不对称，这对我国长期增长显为不利，对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尤为不适。因此再用“市场换资金”已不适合对外开放的要求，“引导外商投资于我国急需发展的产业部门”才是利用外资的正确方针。我国早在1983年就从立法上规范、引导FIEs，体现了利用外资战略，但由于这样的产业政策从属于地区性优惠政策，致使外资产业分布的实际结果与我国的产业政策方向有很大差距。从产业政策和地区优惠政策一致性来看，应该从总体利益和整体格局上调整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将地区优惠政策纳入国家产业政策之中。主导产业政策的选择性功能能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使得利用外资和产业政策、提高本国工业总体水平结合起来，同时又和市场的效率和扩大出口竞争能力以及宏观环境结合起来。
三、政策调整和适度转换
产业政策对FIEs具有直接影响，反过来FIEs产业分布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组织、产业布局等多方面也产生作用，目前要多采用技术转让协议方式引进先进技术，以利于独立自主地使用技术，尽量少用外商的以技术作价入股的出资方式。只有那些急需的而国内短期内无法自行消化吸收、研制的高新技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出让市场。
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相结合。增量调整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可以较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1.引导新增外资投向农业综合开发和外向型农业项目、基础设施、基础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项目、出口创汇型项目，鼓励为现有产品配套的原料、零部件、元器件项目，利用外商投资加快现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投向第三产业中为生产性项目服务的运输、邮电通讯业和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等行业，限制和控制房地产、旅游宾馆等非生产性投资适度发展，有条件、有计划地发展金融保险、商业物资、贸易等行业，逐步扩大开放。
2.有条件、分阶段地扩大开放程度。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外商投资的有关产品规定，修订按行业制定详细的、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具体涉及产品的类型、采用的技术装备、产品性能标准、新技术的转让以及环境保护等项指标。在制定引导外资投向的政策时，优先考虑诸如交通运输、通信、能源、重要原材料、电子等；考虑我国经济自身的发展、产业特性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相应法规条件的完善，对于不宜立即全面放开的可以部分放开或先行试点。
仅有增量调整是不够的，还要以存量调整来规范增量调整，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这一点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迄至1996年底，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已达1947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占同期实际利用总额的83.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6年），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8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而且大多数分布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饱和，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亟待优化升级，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处于总量扩大阶段。因而，在当前对外开放已经多元化、全方位的形势下，东部沿海地区要结合我国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特点实现内部调整、出口升级和区域分流。
1.内部调整。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存量调整，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提高技术含量，形成高附加值的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以信息为纽带，以主导产业为导向，依据中国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消费偏好，及时设计生产出适应产品，对产品结构立足开发性调整，并顾适应性调整。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顺应我国产业政策和外资产业导向政策的要求，把长线产品的投资与生产转向国家鼓励的新兴产品或项目，既易于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的扶持，又可提升本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档次。强化企业规模经济意识、鼓励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之间的联合并购，促进专业化分工协作，提高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
2.出口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要实现出口升级与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为基础，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档次和质量，实现出口产品由初级加工为主向精深加工为主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3.区域分流。即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资产存量在东部沿海由大中城市向小城镇分流，在全国则由相对发达的区域向欠发达地区分流，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分流。利用全方位开放势头和分流时机，把投资存量从东部沿海分流到中西部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以及其它日用消费品工业，创办农牧业和农牧产品生产、加工、综合开发企业以及加强自然资源开发。
国民待遇和适度倾斜相结合。税收制度改革要建立透明度高、规范性强、便于执行和监督的税收体系，对FIEs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在信贷等方面要纳入国家计划，尤其是对基础产业等国家鼓励的项目。把鼓励政策从沿海扩大到内陆，从外资扩大到同类的内资，逐步取消限制性项目的“二免三减”（这不包括那些因布点而列为限制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最近采取内企和外企统一的税收制度、取消对进口资本货物关税减免，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外资“回流”，但从长远来看并不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其它国家的经验都表明，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对外企选择投资地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
当然，有步骤地采取技术进步导向和适度倾斜，对基础设施项目、进口替代的原材料、高科技项目等短线瓶颈产业，则给予较优惠的税收待遇，对国内经济来说，可以防止重复引进、低档次引进和污染引进。消除旧的地区性优惠政策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那些符合有关产业政策及国家确定的投资规模、投资方向和结构的项目，以及因弥补地理条件造成的差异而对中西部的投资。
保持宏观稳定，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所具备的条件总和，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以及法律环境。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质量。1.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能源、原材料供应，保证电力和运输。2.打破条块分割局面，加强横向协作和协调。工业项目尤其是资金密集型工业项目的产品关联度高，需要上、中、下游企业横向协作，扫除条块分割的樊篱，企业可以获得风险收益，减少交易费用。3.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如果价格体系扭曲，如国内石油、煤炭和原材料价格奇低，制成品价格奇高，难免会诱使外资流向价高利大的下游加工业。4.培育劳动市场。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的旧体制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但要使得大量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发挥作用，就需要因势利导地让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
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增长阶段，投资环境有所改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调整其海外投资战略，开始将重点转移到中国市场，在我国投资设厂，但投资环境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改善。主要是要改善管理和服务（特别是地方政府机构），提高税收和外汇管理水平。国际经验表明，包括市场条件和宏观政策等的外部环境对FIEs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