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词语 词语政治———个赛义德后殖民主义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语论文,政治论文,殖民主义论文,个案论文,个赛义德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2)04-0065-07
20世纪下半叶是当代西方文艺文化批评理论迅猛发展的时代，我国学界从80年代开始 兴起方法论热，介绍引进西方文论，其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天。毋庸置疑，当代西方批评 理论体现了西方学术界在人文领域的最新进展，是欧美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但值得注 意的是，从国内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承担的课题来看，我们的工作至今依然主要 停留在介绍和复述西方批评理论的层次。西方批评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是对西方社会现实 的直接反应，而我们津津乐道的大多只是空玄的“理论”，很少深究这些理论所面对的 复杂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所有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关注的都是现实政治问题，尤其 是不同文化交汇时弱势群体和强势权威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一点似乎迄今还没有引 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选择了一个现实政治的个案，从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 加以探讨，以期就上述理论研究中的缺憾做一些弥补。
1997年7月1日前后，围绕着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一事件，中西媒体进行了 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中外媒体对香港“回归”的英译有多种，如“take over”，“ transfer”，“transition”，“handover”，“recover”等，但最常见的译法有两 种：“return”与“revert”，前者为我国传媒所采用，后者集中出现在西方媒体及学 术界。一般的词典对两者的定义没有多少区别，都有“返回到原来状态”、“返还原主 人”的意思，这些释意基本上是中性的。但是这两个词还是专门的法律术语，具有重要 的意识形态含义。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Charendon P ,1989)的解释，“return”的含义是“物归原主”，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强占的财产， 或被强盗硬行掠走的财物。在当今政治生活中“return”的这种用法屡见不鲜：中东国 家要求“归还”被旧日西方列强掠走的珍贵文物；前西德向前苏联、今日的德国向俄罗 斯索要二战后被苏联红军“没收”的德国艺术品和档案，把战犯或罪犯甚至难民返还原 在国接受原在国的法律处理，使用的都是“return”，可见西方媒体对这个词的意识形 态意蕴十分清楚：“return”一词的行为主体认为自己在法律上对所涉及的物品享有无 可争辩的拥有权，并在许多情况下隐喻另一方继续占有它属于非法或不正当。
同样，“revert”也有重要的法律释义。《牛津英语大辞典》对它的界定是：捐赠者 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返还给财产的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 承人(“the return of an estate to the donor or grantor,or his heirs,after th e expiry of the grant”)。因此，在香港的语境中“revert”就有了如下的含义：英 国对香港的占有是基于大英帝国和清政府共同商定的协议，不论是占有还是“交还”都 是履行法律义务，是值得称道的遵法守法行为。更有甚者，根据《南京条约》等条约， 香港、九龙属于永久“割让”、“放弃”(cede)给英国，1997年应该归还的只是它“租 借”(lease)的新界地区，所以香港的回归反倒成了中国不合法的要求。《大不列颠百 科全书》的“香港”词条就表明了这层意思，《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ld Book Ency clopedia,1981)则把香港称为英国作为鸦片战争的战胜国根据《南京条约》从清政府手 中“接受”(receive)的，九龙是它为了“进一步解决与华贸易纷争”的产物，只有新 界才是“租借”的。通过以上的词语政治，《南京条约》的缔结就成了中英双方的“志 愿”行为，香港就成了中国对英国的“馈赠物”，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百多年殖民 主义般的压迫历史便消失殆尽了。由此可见，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经超出了纯 粹语言学意义上的词语理解和翻译技巧范畴，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文化在碰撞、杂交时产 生的强烈意识形态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revert”一词充满了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关于“东方主义”的 界定，我国学术界通常使用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给出的三个所指，即西方关于 东方的学术研究领域，思维方式，及学术研究机构。(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N ew York:Vintage Books,1979),pp.2-3.)按这种方式理解东方主义并没有错，也符合赛 义德的原意，但如果把对东方主义的讨论仅仅拘泥于此，则往往容易陷于“理论”纠缠 。其实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还有进一步的阐述。他清楚地表明，相对于东方主义中的隐含 物，他更加关注其显在的表现，即东方主义者使用表征手法所做的公开宣扬，尤其是媒 体的宣传。在这里，东方主义是“地理意识延伸进审美，学术，经济，社会，历史，语 言文本里”的实实在在的产物，是一系列西方利益集合体的具体表现。东方主义指的不 仅是抽象的观念，而且指这些观念和“各种有实权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结合而构成 的神话，“许多世代以来欧洲人对此有大量具体的投入”。(注：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 加。)更有甚者，“神话”在这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迷信或谎言，一戳就穿。东方主义 的神话集中体现了经过精心掩饰了的“欧洲大西洋话语权力关系”，这个话语权威在“ 科学，理性，权威”的外衣之下不断自我加强，其目的就是通过重塑“东方人在欧洲西 方体验里的特殊位置”来界定“它(欧洲或者西方)相反的形象，观念，人格，经验”。 (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pp.1-12,40-49.)
那么，通过香港的“revert”，东方主义要构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人“他者”呢 ?
首先，“revert”这个能指中包含着浓厚的殖民主义意义“痕迹”。美国耶鲁解构主 义根据德里达的意义“延宕”说，提出了一套追寻词语意义痕迹的文本阅读方法。(注 ：如耶鲁解构学派的代表希勒斯·米勒针对艾布拉姆斯对美国解构主义“寄生性”的批 评，从“寄生”(parasite)这个词的印欧语、希腊语、古法语、拉丁语、中古英语等词 根中追寻它的意义痕迹，得出“寄生”这个词含有主/从，内/外，宿主/宿客，近/远， 相似/相异于一身，其真正的含义始终不稳。见J.Hillis Miller，“The Critic as Ho st，”Critical Inquiry,Spring,1977.)依据这种方法，一般的英语词源学辞典都会告 诉我们，“revert”的词根在它的拉丁语词源中喻指“光辉的顶点”或者“荣耀的中心 ”，让人想起老殖民主义为劣迹斑斑的殖民行径提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输出文明，帮 助弱国，为殖民地带去“辉煌”。英国首任驻埃及总督克罗玛勋爵就因为在任期内使埃 及“从社会经济衰败的最底层一跃而起，现在在东方国家中……经济繁荣，道德高尚， 绝对地首屈一指”而受到下院的褒奖。(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p.35.)同样， 当时的英帝国外交大臣帕玛尔斯顿也把香港轻蔑地称为“贫瘠之地，几无一房一屋”， 但到了20世纪却成了“极其繁荣的商业中心”。这里的逻辑是，没有殖民主义的“帮助 ”，“愚昧民族”不可能自行发展。无独有偶，“revert”的日耳曼语词根含有“交上 厄运”、“走下坡路”之义，和“光辉的顶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暗示香港回归以后的 “黯淡”前景。
“revert”中包含的这些意义痕迹反映出东方主义者的殖民心态：东方人天生就是低 下的种族，离不开西方文明的“启迪”。现代东方主义的创始人雷纳以印欧人种为标准 说明闪米特人的低劣，埃及人就属于这种天生愚昧的民族，必须加以改造。18世纪30年 代一些西方学者研究所谓中国人的“圆锥性”(conic)大脑，认为这种大脑更难达到理 性阶段，所以中国人和南美土著人种(Patagonians)、西南非洲土著人种(Hottentots) 及美洲印地安人一样，统属“怪人”、“下等人”(homomons trosus)，以和西方文明 为代表的“智人”(homo sapiens)相区别。(注：Paul S.Ropp,ed.Heritage of China,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Oxford:U of California 19 90)pp.3-4.)原住民的低劣自然就印证了殖民地初始时的原始落后。19世纪的殖民主义 把世界划分为两部分：荒蛮和文明。在他们的眼里，殖民区域是千篇一律的无人区(non -place)。这里的无人区并不表示无人居住，只是当地人愚昧无知，不能算真正的“居 民”。如赛义德指出，在以色列人的眼里，18、19世纪的巴勒斯坦属于“无人居住区” ，因为那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太“野蛮落后”，其存在只能算作“空缺”。(注：Edw ard Said,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Vintage Books,1980),p.75,p.9.) 同样，香港也是“贫瘠之地”，只能依赖于殖民者的“开发”。
东方主义的种族优劣论并不仅仅是一种一厢情愿，而是有数百年坚实的东方主义“科 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垄断知识和“客观真理”来维系和发展种族的不平等。福柯对知 识的产生过程做过深刻的反思。知识首先是人们在话语实践中使用的言语，展示说话者 (知识拥有者)在某个领域里享有的权利，能把自己的概念完整地融入已有的知识系统， 供话语进行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的“秩序”是由文化代码确立的，而文化代码 的运作或知识谱系的建立则需要科学为其提供保证。福柯着重论述了知识的主观、人为 、片面性，尤其指出知识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利用，相互加强：知识可以把意识形态进 行成形化、系统化，结构化，而反过来意识形态也可以给知识冠上“科学”的称号；从 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的谬误越少，“科学性”就显得越强，它的意识形态性可能也就更 强。(注：Micha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 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p.xx-xxii;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pp.183-86.)
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貌似客观的语言学。赛义德指出，东方学常常根据语言给东西方 分类，然后这种看似“自然”的分类立即被赋予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其他“科学 ”特征，成为超越时空超越个体的范畴，产生一个个先在的本质。19世纪初东方主义者 就提出印欧语系与闪含非洲语系的差别，认为前者具有创造性，审美性，愉悦性，后者 则呆板，机械，被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主流推崇黑人诗人保罗·劳伦斯·邓巴的 方言诗，因为这些方言诗更加符合他们想象中美国黑人低下的形象。20世纪20年代白人 读者也一度着迷于所谓城市黑人的“原始性”，即哈莱姆区的歌舞音乐、夜生活和语言 表达。(注：“黑人在美国取得了或被放置于某个艺术位置。如果认为他有艺术家的气 质，便是个消遥自在，哼着小曲，拖着舞步，拨着班卓琴，或者是个忧郁寡欢的家伙。 还要把他放进棉花地或者河堤上的小木屋里。很自然，黑人方言长期以来就成了表现这 种黑人生活的绝好工具”。Valerie Smith,Lea Baechler and Walton Litz,eds.Afric an American Writers,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 the 1700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Collier Books,1993),p.70.)19世纪后期美国白人社区刻意渲染唐 人街的“洋泾浜”英语，查尔斯·莱兰德1903年出版《洋泾浜英语歌谣集》(Pidgin En glish Sing-Song)，与其说是“准确记录华人英语”，不如说是以程式化的语言产生程 式化的华人形象。这类形象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里，如伦敦的小说《白 与黄》(White and Yellow)，哈特的诗歌《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 ，吐温和哈特合写的剧本《中国佬异教徒阿辛》(Ah Sin,the Heathen Chinee)等。(注 ：参见朱刚《排华浪潮中的华人再现》，《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在实践上，东方主义对东方文化和东方人的表征歪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当代西方 的新闻媒体和历史悠久的所谓“正规”、“纯学术”的东方学研究机构。西方媒体崇尚 “新闻自由”，西方社会也以开放自居。但是，“‘新闻’不是说来就来，图片和观点 不是从现实直接跃入我们的眼睛和头脑，真理也不是唾手可得”，因为它们的产生要遵 循一定的规则和戒律，受利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新闻独立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但是几乎每一个美国记者 在报道世界时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认识，即他或她的公司是美国霸权的一分子，如果这种 霸权受到外国的威胁，新闻独立就必须让位于忠诚、爱国和万众一心，而在平常这些东 西只以阴晦的方式表达。
因此，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当代东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做了大量意识形态歪曲，以服务 于西方霸权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并从实践上强化东方学的“学术”研究成果。赛义 德对西方媒体曾下过一个尖刻的评价：伴随着这种媒体宣传(coverage)的，是大量的掩 饰遮盖(covering up)。(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p.231;Covering Islam,How t 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 k:Pantheon Books,1981),p.45,p.47,p.xii.)显而易见，在香港的“回归”上，西方媒 体扮演的也是这么一种角色。
和西方媒体相比，东方主义的研究机构则显得“客观”、“公允”得多。他们把“科 学”作为西方独有的工具，借助“科学性”对东方文化和东方人进行了几百年系统、“ 缜密”的研究，常用的手法是从零星观察(typycasting)上升到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 types)，然后不失时机地作出价值判断，形成西、东方高/低、优/劣的思维定式(stere otype)。(注：朱刚：《萨伊德》(台北：生智出版社，1998)，第240页。)如香港大学 心理学系高级研究员邦德先生在《中国人面孔的背后》中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微观入手 ，个案分析，小组测试，然后马上把结果上升为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再不失时机地 作出价值判断，尽管作者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所做的是“没有价值判断”(value-free)的 纯学术研究。但是，邦德先生的“中性”研究却为“revert”论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 。首先，华人属于“高语境”(high context)文化，看重言词的华丽外表，而西方的低 语境文化则相反，尊重承诺的实质内容。这里正好反映出“revert”的一个意义痕迹： 西方人天生就依法守法，东方人从来缺乏法制观念。这和赛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者哈尔 ·吉伯的言论如出一辙：“如果在亚洲或者阿拉伯环境里应用心理学和西方政治体制的 机制，实属天方夜谭”。其次，西方人拥有科学的思维优势，注重实证、理性、逻辑推 理，由此反衬出东方思维的“弱点”：内心化、感官化、模糊化、随意化。邦德特别强 调，心理学是门描述“人类发展”的科学，是纯粹“西方式”的学问，惟有西方人才能 对中国人产生出“洞察结果”。这些结果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他们天生就有心理学 家素质的话”，(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p.107;Michael Harris Bond,Beyond the Chinese Face,Insights from Psychology(Hong Kong:Oxford UP),p.1,2,10,31,4 9,86。邦德在书中开章明义：此书的特点就是“客观性”和“科学性”，对中华文化的 归纳基于对大量港台、海外及大陆华人的“实验”之上，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重 要意义”。而“中国人面孔的后面”无非是“神秘的亚洲人”的翻版，“通过现象看本 质”也是对东方主义者“概全化”手法的继承。)而思维方式落后的中国人自然没有资 格对此进行质疑。
赛义德在谈到自己的方法论时说过：“不要以事物的现在状态去观察它，而要观察它 之所以成为现在状态的方式”。(注：Edward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 tual,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4)p.61.)东方主义之 所以能发展成一种西方对东方的主导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注：这里“霸权”观采用的 是赛义德的一个定义：它是一个“压制和控制的系统”，通过它“文化主体保持了自己 主要的帝国风貌和发展方向”(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Chatto & Windus,19 93,p.392)。)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全民共识，是因为符合政治社会(即国家机构)利益的官 方意识形态通过世俗社会(即家庭、社区、学校等)产生出文化认同，是让人不易察觉的 社会价值共识和显在的统治阶级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中国人面孔的背后》为 例，据邦德说，此书的原型是1986年出版的“纯”学术著作《中国人的心理》。牛津大 学出版社估计销量为1750册，谁知两年里竟售出2500册，所以要他据此写一个面向一般 读者的“大众版”(layman's version)。(注：Michael Harris Bond,Beyond the Chin ese Face,Insights from Psychology,p.vii.)同样，对“香港”作出带有殖民色彩解 释的《世界百科全书》也是科普性质的读物。24卷本的《克里尔百科全书》(Collier's Encyclopedia,1979)在“香港”这个主要词条下也有类似简短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 ，它在“前言”中一面强调它的“权威性”(5000位撰稿人“来自世界著名高等学府、 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一方面强调其通俗性(它提供的“学术性的、系统的 、不断修订的知识概括”能适合“求知欲最强的中小学生和家庭使用者的需要”)。这 些典型地表现了东方主义由学术界向大众渗透的做法，即把已经系统化了的东方主义思 维定式作为客观真理向大众灌输，以便使学科优势转化为文化的普遍意识或大众的一致 认同。
东方主义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就是在东方主义者的笔下由东方人对东方主义表示赞 同，或者在东方主义者的主持下，由东方人对东方文化作出东方主义式的价值判断。例 如邦德在写作《中国人面孔的背后》时尽量采用受过西方正规心理学训练的东方人(中 国人、日本人等)参与论述，通过东方人之口说出西方人的话语来使西方话语“东方化 ”。赛义德把这种老东方主义者的惯用手法称之为“外部性研究方法”(exteriority) ：东方主义的前提就是外部性，让东方人自己说话来描述东方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 revert”这个个案里：西方媒体不仅自己频繁使用“revert”，而且一再说明这个词在 香港也被“香港人”频繁采用，同时通过这些“香港人”之口竭力表达对殖民时代的留 恋，对中华文化(如广东文化)的痛恨，有意识地把自己等同于“中国人”的对立面。( 注：参阅《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2,1997)刊登的几 篇相关报道。)西方媒体所要表明的是香港当地人(部分港人及旅居香港的西方人)对西 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如果说赛义德批评的“外部性研究方法”指的是东方主义者(诗人 、作家)虚构出东方人并让他们开口说话，西方媒体在这里所报道的则是实实在在的“ 香港人”，经过西方媒体的渲染之后他们的“发言”也似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实， 这种现象说明的就是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里涉及的“内心殖民”现象：身处殖民文 化中的“我”早已由殖民主义者事先确定了，从小灌输给我，使我不仅认同于这个外来 的我，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唯一身份，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本来的文化属性。“我所使 用的东西已经由……白人这个他者所提供，他们用无数个细节，轶事，故事造就了我” 。“因此，不是我为自己创造意义，而是意义事先就已经存在，在那里等着我”。(注 ：Frantz Fanon,Black Skin White Masks.trans.Charles Lam Markmann(New York:Gr ove P,Inc.,1967),p.111,134;Diana Fuss,Identification Papers (New York & Lond on:Routledge,1995),pp.142-48.)赛义德曾经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东方人崇洋媚外，凡事 以西学为本(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p.3.)。但是法农的说法无疑揭示得更加深 刻：在殖民语境里，黑人的本体存在是通过白人得以显现的。黑人不仅是黑人，而且必 须是与白人相关的黑人；白人不仅是外在于黑人的“他者”，而且还是黑人本体意义的 提供者和控制者。(注：何敬文、单德兴主编：《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中 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第83页。)正因为如此，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对“以他人的 名义说话”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不惜矫枉过正。(注：如赛义德和斯皮瓦克都一再声 称，他们都无意代表任何人“发言”，因为“以他人的名义说话最危险”(G.C.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trategies,Dialogues,ed.Sarah Harasym,Lon 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0,p.63)。)
不论是外部殖民还是内心殖民，其共同之处就是“改写”历史，并且用经过他们改写 的历史作为被殖民者唯一“真实”的历史。赛义德曾指出，19世纪的英国官方历史就把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描绘成天经地义、可以世代延续的“事实”。同样，代表官方意 识形态的美国学术界也把美国的西部开发描绘成一部英雄史诗，“掩盖，美化，或者消 除了对美国原住民和环境的摧毁这个事实，以及有关征服过程的许多真实记载”。(注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Chatto & Windus,1993)p.378,380.)“revert”一词也含有相似的殖民痕迹。19世纪40年代是英、法等殖民宗主国立法终 止黑奴贩运、奴隶买卖在美国越来越声名狼藉的年代，是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工业 强国急需大批高素质劳工的时候，也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最羸弱之际。大批华人打工仔 或“苦力”来到西方及港澳，“以自己的筋肉和白骨构筑了西方列强摩天大厦的根基” 。可以说，香港的繁荣是华人在殖民统治下用屈辱和血汗换来的，但“revert”却以历 史的“发现”(discovery)替代历史的“建构”(construction)，用表面的辉煌抹去了 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用“光辉”和“荣耀”遮盖了被殖民者的斑斑血泪。
由此可见，在香港回归的语境中，“revert”掩盖了殖民主义的霸道行径，隐含了西 方强势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误征误现，重复着老东方主义的谬误偏见，反映了西方强势文 化的殖民心态。西方媒体在这里抽去了法律、规约的意识形态性，把它表现为纯客观、 超时空、不偏不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行为准则，其目的无非是把殖民主义在鸦片 战争中的行为当作“贸易自由”，把《南京条约》等同为一般的国际公约，把是否遵守 这类不平等条约作为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判断依据。
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多元文化时代，权力和词语可以建立起一 种能够相互转换的关系，政治词语(从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角度讲，任何词语都可 能成为政治词语)往往直接产生词语政治，(注：Nanc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 house,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89),p.25.)导致不同文化/文明间相互交流时产生摩 擦。这种情况也是当代“翻译学”关注的重点。(注：“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 s)有别于一般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有的学者认为“翻译学”起始 于70年代(Cay Dollerup and Anne Loddegaard,eds.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 preting,Training,Talent and Experienc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2,p.93)，有的认为是80年代(André Lefevere,ed.Translat 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p.xi)，但 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现和后现代理论在时间上基本同步。)这种研究认为，“不论出于 何种意图，一切重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正因为如此它操纵(manipulate)文 字材料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重写就是操纵，服务于权力”。在不同文化 间的交流上，这种“重写”表现为“西方文化过去(以及现在)把非西方文化‘翻译’成 西方范畴来理解它，以便能够对付它”。(注：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e 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p.77.)基于这种认识，翻译研究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在本文化中展现外来文化是 不是要表现外来文化的不足?谁在翻译?翻译的目的何在?如果译者不可信，读者应当相 信谁?(注：André Lefevere,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p.xi-1 .)这也是当代翻译学和传统翻译理论的重要区别：它更多地关注语言的“行为能力”， 而不是一般的“审美、历史因素”。(注：Cf.Hillis Miller,New Start,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Taipei: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 nd American Studies,Academia Sinica,1993),p.9.)
权力关系在翻译行为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大多数翻译行为发生在弱势文化中，所以“ 翻译学”就成为少数几个起源于欧美大国之外(荷兰、比利时、以色列等文化“杂交” 频繁的西方小国)的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之一。90年代中期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文学院 做博士后研究，那里是欧洲翻译学会的挂靠单位，同时还是欧共体(现称欧盟)的政治咨 询部门。这其中当然有特殊原因：欧盟内部不同语言文化的“互译”问题是欧盟各国共 同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翻译运作或语言互译中的技术性问题(translating )，而是翻译行为中涉及的文化、政治问题(Translation)，尤其是如何在不同文化的交 流中维护本民族的身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将逐渐消亡，世界将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没有 权威，没有中心，各种话语可以平等对话。这种看法理想化成份过多，或多或少忽视了 当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激烈冲撞的现实。我们当然大可不必相信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的危言耸听，但是对现实和未来也不要过分的天真和一厢情愿。其实，西方文化界对 未来感到忧心忡忡者大有人在。翻译学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变化颇能说明这 个问题：70年代时翻译专业在那里属于人文学科，挂靠在应用语言学中心，培养目标是 服务于教学和开发应用，办学层次只限于本科。80年代起翻译学归入传播系，属于社会 科学，课程设置上强调跨系别，跨学科，硕士阶段实践理论并重，博士阶段则完全限于 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和现实政治建立起直接的关系。(注：Cay Dollerup and Anne L oddegaard,eds.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Training,Talent and Expe rience,pp.60-69.)
当代西方翻译学的学术实践可以给我们的批评理论界一些有益的启示。经过各种西方 后结构主义理论批判解构之后，由“revert”所显示的殖民心态在西方传媒界、学术界 依然故我，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消解。既然在文化上、思想上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既然殖民心态会长期存在，我们就应当摒弃“为理论而理论”的超然态度 ，(注：进入90年代以来，和其他西方批评理论一样，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文本化倾向越 来越重。本文涉及的赛义德理论是他的早期著述，90年代中期之后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越 来越少，近来更是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主张回复旧日的细读传统，培养基 本功扎实的“文学家”(Edward Said,“Restoring Intellectual Coherence，”MLA N ewsletter,Spring,1999；朱刚：《从SCT看二十世纪美国批评理论的走向》，《英美文 学论丛》第二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使批评理论直接面对文化交流中的现 实政治，把西方后学的研究和中华文化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理论的 实践(praxis)肩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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