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危机：亟待走出的六种缠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种论文,批评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先锋批评家翻新正热的时候谈批评危机，无疑带有很大的人际风险，但是批评本身在张扬和虚荣过之后，又确实走到了垓下之围的尽头。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抑或评论），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弥漫氛围中，正承受着艰难的喘息之苦，不仅丧失了作家的信任，而且丧失了社会的普遍信任。危机暗伏，何处才是穿越隘口的出路，我个人认为，必须尽快走出如下六种缠绕，才有重建文学批评社会信任的可能。
一、主体缺席
所谓主体缺席，并非指丧失个体参与和集体行为，而是指个人所代表的时代和民族以及批评家自身，都处在独立判断的悬置状态。处在这种状态的批评，其所言说的并非其自身言说，不过是某种话语的代言人而已。陈述沦落为转述，概念翻新至多不过是概念搬运，总之是主体智慧的匮乏或者丧失。非母语阅读能力者在谈论时表现出直接转述的姿态，句型的构造结构，凝固于“根据”、“从”、“按照”等一类介词的前置形式状态，而篇章人称中心，毫不隐瞒地供奉给那些使人头晕目眩的“他”或者“他们”。写作者直接就是他者的代言人或者传声筒。母语阅读能力者在谈论时则表现出间接转述的姿态，句型构造中活跃着“深信”、“毫无疑问地认为”、“猜想”等一类动词。单从动宾结构配置而言，或者单从统辖动宾结构的主语位置而言，往往有个性批评家的阳刚之气，然而一旦浏览到宾词位置的连篇累牍，就不难发现那个端坐于主语位置的陈述者，依然是垂帘外面的东方儿皇帝，一切都在被崇拜的绝对前提笼盖着，那些“他”或者“他们”在制约和支配着“我”或者“我们”，所以写作者不过是间接转述者而已。无论直接转述者还是间接转述者，由于失却了自尊的品格和自强的信心，不管其转述忠实到了怎样逼近那些他者的原意位置，他者们都不认为转述者已经得意而只能得言，所以他者们依然不在学理讨论环境中邀请转述者们参加旧话题的判断，抑或新话题的构想。巴黎学派中没有人认为一大批中国信徒是其外邦分支，而维也纳学派的最肤浅者，也决不愿意从中国转述者的煌煌大著中寻找“分析”的智慧。当代批评已经如此智慧苍白，以至无论在形上界面还是在形下界面，往往因轻信和盲从而陷落现代迷信的深渊，伴随着域外几十年前的精神思潮的阵阵涌进，我们就跟着一阵阵恍然大悟和不知所措。我们现在正对自己以及自己拥有的智慧失去兴趣。不仅找不到令人振奋的独特切入系统，并因此形成一套富有时代品格和世界情调的话语中心或基本话题，而且匮乏到理解和阐释他者的智慧也感到力不从心，并因此而滋生浓郁的殖民心态，所以不妨看作是主体缺席。
二、读者丧失
所谓读者丧失，包括三层意思，其一是指文学批评话语不仅社会读者不予理会，而且作家们也不太愿意理会；其二是批评家们愈来愈趋向一种自言自语中的满足，并以抛弃读者作为精神贵族的显现尺度；其三是批评突然发现了设定的“读者”，可是在亢奋和热烈一阵之后，却发现并未拥有真实的读者存在，所谓一种学理性丧失。因为前两种丧失乃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我在这里就只对第三种丧失作一些讨论。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西方批评中的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或者读者反应理论（A theory of reader response），但是中国却有对于读者深厚关注的批评学传统。工具思想与媒介意识的历史积淀，客观上把接受问题与功能问题钩连一体，所以孔子诗教延续下来之关涉文本接受的方方面面与伊瑟尔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观念，彼此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当代批评家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民族传统中对读者接受的关注，而是在发现了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之后才如获至宝，以为文学从此将能在萎顿中获得生机，因为他们发现了读者，只要拥有读者，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据批评家们的解释，这种发现的意义在于：第一，扩张了作品本文构成的蕴涵量与弹性张力，作品由此跨越了文本和本文，跨越了封闭型的作者化静态限定，因而也就跨越了判断的一维价值支撑系统。它使作品由原来的“说不尽”对象状态，转而成为参与不尽的主客体消融浑成之自为状态。第二，改变了文本的建构原则，在由追求“完满的充实”转向策划“诱导的断点”过程中，开放精神充分体现了文学的一种全新自觉，即从贵族化的精神囚笼里获得解放，文学彻底地成为平民化大众参与的公共经验世界。启蒙者的消失，灵魂工程师向叙事者的角色转型，东方劝惩与西方净化的双重传统背离，这一切都使文学增长了新的生命生长点，文学也就从目的实现媒介走向公共社会活动本身。第三，重新描述了人类文学经验的全部历史，无论功能作用还是历史责任，读者都要与作者一道来共同承担，因而也就是把文学当作“人类的”，而非过去习惯上当作“作家的”或者“诗人的”。文学史由此得以逃脱“孤独”、“碎片”、“连缀”、“罗列”之苦，终于与人类生存经验共同着血脉流注的轨迹。“审美期望域”（the horizon of Aesthetic reception）这个概念的出现，使文学史成为前后活性相依的经验过程有了描述的可能性。正是历史本身的描述态阿基米德点移位，促成了历史结构意义上的“文学动力学系统”（the system of the dynamics of Literature），既包括历史线索全部的动力学，亦包括每一本书在定点位置上的动力学。显然，学理层面的这种读者发现，纯粹为“分析传统”的派生，而非“经验传统”的孕育，所以仍然是发现了一个抽象的读者。正是在这种抽象空间读者发现的惊喜中，我们丧失了经验地生存参与的中国读者大众。也正是在我们执著地抛弃他们的时候，在我们的读者设定远远游离于这些所谓“非读者个人”的时候，现实的读者被迫也抛弃了我们。
三、语言陷落
所谓语言陷落，既是语言学方法的批评误导，亦是概念进入的语言陷落。语言陷落曾经表现为语言折磨状态，即批评家承受三种煎熬：其一，意义阐释的煎熬。为了达到赫齐式语义“内心式样”的本文真解，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批评概念，不得不以中国文学经验去触感其理论内蕴的生存律动，作隔岸观花的诠证和阐释，可谓另一种形态的皓首穷经。其二，批评操作的煎熬。由批判的武器转入武器的批判，于是李白的诗意激情重估为“里比多冲撞”，杜甫的哀叹生民框范于“模仿的本能”，甚至将无奈于一江春水的李后主，他的作品也不得不强行被“典型”所按捺。其三，作家“背叛”的煎熬。当作家与批评家以合伙人的关系介入当代文学的进程策划时，批评家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作家们会因批评语言的过分理性过分抽象而突然“背叛”。这种尴尬迫使批评家痛苦地重构自言自语体系，谓之批评的独立话语系统，离开文学谈文学。但是，在这种煎熬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时，批评家一下子由被语言折磨转型为折磨语言。折磨语言从一开始就具有机智的策略性倾向，这是因为世纪末批评一族的突然出现，构成了所谓真正的先锋批评阵营。他们不仅逃脱了煎熬之苦，而且还以一种救赎者的身分出现，姿态轻松且富有英雄气概，其没有限制的行为，则主要表现在：其一，命名的泛滥。占据着颠覆性进攻的有利位置，一切对象存在就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必须给予重新命名，至于对象是不是那个东西，经验和经验对象之间是否有意义连接，如今都已不是问题。因为经验只能是我们把握到的当下经验，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命名的是我们当下走进的那条河流。其二，概念的变异。在批评的自身建构中，西方术语在译介过程中面目全非，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完全剥离。公共语言空间，语言使用者不负责任地操作，显得一片混乱，更不谈语言秩序。交流和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三，语言的沦落。语言被崇拜为终极的时候，同时也就失去现实参与的生命感性而成为虚托的空洞。语言是一切的时候，它就已经什么都不是。语言哲学地成为上帝的时候，同时就文学地成了妓女。语言从此失去尊严、规则、光泽和魅力，而使用者从此也就可以不需要系统的学习，长期的积累，悟性的提高。就语言的伦理和权力言，流氓与贵族同在，文盲与学者同在，神经病与作家同在。语言沉沦了。从语言折磨到折磨语言，我们仿佛陷落到了语言纠缠的泥淖，当代批评危机，也就在这里延伸着。
四、心态逆反
所谓心态逆反，既是社会心理纽结的合理展开，亦是批评家个性心理的合情外泄。精神现象一旦凝固，贵族利益群体便不可避免，强劲的历史回声，遮掩后续者的发言机会，并且淹没新质可能滋生的声音。这种德国古典哲学般的深刻与沉重，以一种隐性存在形态屈压着中国当代批评，从而迫使批评家们以反抗情绪的参与姿态去面视历史和当下。既正则反，既直则曲，既清晰则模糊，所有的公理性规则均必须重新加以清理，常识因其为常识肯定误人弥深，总之历史必须从“我们”这里开始真理性转折，或者认定真理的历史从来就是贵族权力话语行为。平民情绪作为一种富有号召力的颠覆心态，集合为特定时代的精神驱动力，从边缘向中心扫荡，从沙漠向城堡进军。心态逆反本身，泄露了当下批评家的三种动机：第一，厌倦既有的权力话语。任何权力，如果失却支撑权力的理由和生存活力，不管它在何种程度上拥有权威操作程序和现实利益承诺，心理逆反都将不可避免，最终也就必然导致权力的丧失或者消解。第二，重构“我们”的话语权力。利益原则与人类相始终，在消解权力的时候，也就潜在地做着重构自身权力的工作，平民向贵族转型，边缘的中心化位移，不管批评家如何以潇洒的言辞努力避嫌，都是无法逃脱的事实。第三，策略至上主义。无论在话语策略还是在文本策略，无论是清理策略还是重构策略，无论以命名策略还是以阐释策略，批评家们操作运用得儿至化境。这反映也他们崇尚策略至上主义，把世界利益瓜分和真理所有权拥有，仅仅看作策略的结果。所以在一片“真理抑或方法”的浪潮中，批评家们煞费心思地寻找着特洛伊木马。于是，在这样的心态驱动之下，原有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秩序和规则在松动之后缓缓向前滑行，新生的孕育作为敏感的正面效果，便给人们程度不同地带来热情和鼓舞。但是负面效果同样也在滋生成长，并且决定着这种新生的本质脆弱，集中体现为：第一，在“我们”的利益位置过于凸现的前提下，新生权力话语的人类终极性逼近和一般正义性逼近，其程度或许不进反退。第二，由于重建和重构过程中过分依重策略性，基础和实力均远远不能均衡于策略的相应要求，所以一开始就有大厦将倾的摇晃，或者根本就矗立不起大厦。第三，心态逆反必然伴随着一锅煮，所以就由拒斥历史因素扩散为拒斥全部历史，由拒斥特定的话语扩散为拒斥人类话语。批评家们仿佛不仅自身富有殉道精神，连整个人类或者整个文明也一齐殉道了。
五、哲学介入
所谓哲学介入，并非哲学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引领，而是哲学话语直接替文学批评话语，通俗地说，哲学家把文学批评家给“宰”了。这个幽默情调的“宰”，似可包括三个方面的事实：（一）哲学家们耐不住纯粹思辨中的寂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富有现实生存关联的文学批评，他们带来了一系列规格配套的刀具和药品，带来使作家和读者毛骨悚然的恐惧氛围，在文学疆域里游刃有余。这使他们得到一种补偿，那种抽象王国里苦思不出智慧的窘迫和失落，如今在真实生活中都能得以涂抹。（二）文学批评家们闻风而动，一方面面对哲学家的挑战被迫擎起应战的旗帜，另一方面也为了逃脱文学修养经年累月的滞延之苦，纷纷去拿刀具和药品，仿佛也就成了大智大慧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在哲学面具的装扮中，同样获得了利益，那些生吞来的孤零零的概念，使他们变得深刻，或者至少是深刻的样子。（三）哲学概念代替文学批评概念，哲学思考方式代替文学思考方式，表现在文学领域，已经患上了一种若恍若惚的“精神深刻症”。一句话，文学批评中已经闻不到任何文学味道了。这些事实既可能是哲学的悲哀，亦可能是文学的悲哀。在哲学与文学的参照轨迹上，亚理士多德阐论“模仿”作为一种本能的时候，并未想到如何从哲学的角度给以本体论定性，而歌德、席勒指出的所谓“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争，哲学家们亦没有办法以哲学话语方式给予抽象性表达，所以鲍姆嘉通作为一个美学家，也还得为文学经验另外留出一片精神空间。尽管列宁早在世纪初便厌倦了哲学代替科学的做法，但是我们在90年代却做得空前的风流。在文学批评的哲学介入中，文学受到了无以复加的伤害，在拉大时间距离以后，这种伤害的程度及其后遗症，可能会观察得更加清晰。其伤害处主要表现在：（一）在思辨性深刻对经验性深刻的扼杀过程中，文学存在的独立性和文学创作的精神个体性彻底丧失，而文学中心状态的情感与想象，也同样在血淋淋的“极限分析式”牛角尖话语氛围中，成了吃剩的苹果皮。（二）在存在论思考对生存论思考的学理置换中，文学的自为世界状态消失，缩小为一个冷冰冰的静态点，仅仅充当话语过程中的案例而已。（三）文学修养和文学素质因此失却现实参与的鲜活，经验积累的丰富，悟性生发的灵性。总而言之，文学批评已经不是在对文学说话，而且也不是文学地说话，所以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亲情和生命与共，已经只是记忆中“不成熟的”祖先们的事情了。
六、文化塌陷
所谓文化塌陷，乃指先锋状态的基础流失，思想与学问断裂，立论与支撑断裂，现代与传统断裂。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当然是文明延伸的必然环节，反传统并非当代人别出心裁的社会举动，但是当反传统愈来愈带有反文化的倾向时，先锋批评的先锋性也就开始成为纸老虎。传统的东西绝非都是封建的东西，封建时代的东西亦绝非都是糟粕一滩。幽深厚重的历史文化，作为一国生民千百代的生存之本，不是掉转头便可视而不见的浮云。将中西空间界限暴力地演变为古今时间界限，在现代性的魔幻术中，把20世纪西方思潮作为模仿的蓝本，只不过是“传统”置换而已。置换之后，我们获得了如下的结果：其一，从此生活在一个逻辑空间而非一个历史空间，理性和非理性都是谈论中的世界境况，谈论本身不需要知识，知识名称不过是偶在的符号而非表征经验世界状况。其二，从此历史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既往的一切对“我们”而言知与不知是同一回事，因为历史完全可以控制在“我们”的设定之中，而“我们”的判断不需要承担任何历史责任。历史失去真实性后，知识和文化立刻没有意义。其三，从此我们只能在现代企求中寻找拥抱西方文化的机会，于是基督教的生存经验便成了我们的理想生存状态，甚至憎恨祖先们由于缺乏彼岸精神太农业化了。但是拥抱只能建立在双向基础之上，基督教的经验历史凡千百年亘古而来，我们无法进入，所以大量的知识对我们只是失去生命力的词语空壳。我们在单相思中不仅没有拥抱到真实的西方，结果连拥抱于东方农业温床的机会也终于失去，先锋不得不转型为以文化杂耍为乐趣的“垮掉的一代”，在“现代化牛仔”的约束下自娱地游戏着。文化塌陷使文学批评变得极其容易操作，因为没有参照的涂抹比任何随机性还要随机。故事不要历史依托，情感不要经验依托，判断不要参照依托，描述不要对象依托，所以，文化塌陷中的文学批评，彻底失去了公众对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