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美学本体研究的新境界——“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本体论文,中国论文,新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80年代中国美学的主流学派，“实践美学”早在50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就已经初见端倪。而在8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热”中，实践美学更是迅速突起为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潮，并且成为美学的主流。以李泽厚为代表，实践美学强调美学的实践本体，以实践范畴为出发点和阐释根据，从不同层面演绎出有关美和审美本质的一系列观点与理论，从而基本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美学体系。
然而，80年代后期开始，在呼吁尊重人和个性、感性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对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据以为出发点的“实践”范畴进行理论质疑。进入90年代，这种理论上的反思性努力终于汇为一股“超越实践美学”的学术动向，并在93—95年的《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引发了一场相当规模的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
1996年10月8日—13日，在由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海南省社联、海南师范学院联合召开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发展与超越”学术讨论会上，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与会的30多位美学专家的关注。与会学者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前景”为中心议题，在全面总结前一阶段讨论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就实践美学的功过得失、实践范畴的本体性质，以及“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性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一方面，与会学者对实践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它克服了“反映论美学”的机械唯物论倾向，不仅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而且其合理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美学的未来发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这次讨论会并没有因为上述共识而弱化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学术分歧。相反，与会学者在平等交流、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对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诸多理论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为“超越”，一为“发展”。前者认为，实践美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由于其哲学基础和基本观点都存在根本性缺陷，因而现在应该打破实践美学体系，吸收现代西方美学思想成果，建立起“后实践美学”。海南师院杨春时先生提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它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存在”界定为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又仅仅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这样，实践美学就把群体性、物质性、理性与现实性当作为美学本体论的规定，使之成为审美的基本属性，从而抹煞了审美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与超现实性。这是出于对历史唯物论的误解，即把历史唯物论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事实上，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论，强调了社会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但它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肯定人类生存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超现实性；这些本体论的规定只存在于历史的终点——共产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由群体性、物质性、理性、现实性起决定作用，这便是异化。美学不能依据历史科学，而只能依据哲学。据此，杨春时认为，实践美学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过于乐观地相信物质实践可以克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其实，实践虽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获致自由，因为自由只能由精神上的超越获得；作为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审美尽管要以实践为现实基础，但它的奥秘却不在于实践本身。
陕西师大刘恒健先生从三个方面批评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范畴的非本源性、非本己性和非主体间性。他认为，实践只是现实生存的手段而非本源，实践美学所说的自由只是手段意义上的、次生的，本源应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它才是一切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和动力源泉；实践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所谓“美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建立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上的，因而在方法论上仍然是认识论的美学，无力关注人自身价值的无限生成；实践美学的主体性仍然是人与自然间展开的类的主体性，即所谓社会性的生产实践，因而必然与个体性相冲突，没有可能解决这种类主体与个体主体间的矛盾，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个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之上。
海南大学陈家琪先生则强调，讨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一定要从语言、符号谈起。过去定义人为使用或制造工具的动物，并未想到这里的“工具”应是语言、符号。其实，仅仅把实践理解为生产性活动是片面的，因为以实践界定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时，这里的“实践活动”至少在主要方面应该指语言活动、语言实践活动。语言实践活动主要是交往，涉及他人（即人的社会性），而客体如何出现在语言中，以及人与人如何沟通，这才是美学在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他指出，美学的真理不是与实在相符，不是来自作者的立场、感情等等，而是某种整体性的敞开；如对时间、空间、人的处境、人的感觉方式中平时不易察觉到的东西的敞开，这也就是真理的生成。现在最尖锐的问题是当存存与意义失去联系后，我们如何去说明“美”与真理是有关的？
与上述意见不同，另一部分与会学者更愿意从“变革”或“发展”的立场来看待实践美学的前景问题。聂振斌等人指出，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固然是有缺陷的，如常常把美的起源与美的本质混为一谈，但由于李泽厚80年代的思想是在50年代基础上作了修正的，吸收了审美的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以及艺术批评的新成果，充实、完善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因此，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要“发展”实践美学，就必须以80年代为历史起点。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基础来发展实践美学，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该慎重对待。
首都师大王德胜先生指出，实践美学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本体观照立场，而80年代至90年代，实践美学内部（包括李泽厚本人）的种种不同思想倾向及其转化轨迹，则为我们提供了变革、发展实践美学的具体可能性。山东大学陈炎先生则在概括了实践美学目前面临的四种境遇——维护、改造、超越、取消——的基础上，认为实践美学确有局限，如作为实践美学的代表的“积淀说”就既没有真正处理的群体与个性、历史与未来之间辩证关系，也无法科学地阐释群体的社会实践如何“积淀”为个人的文化心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是，应该看到，实践美学终究不是一种以经验、描述方式来解决本体论的“旧形而上学”，而是建立“人学本体论”的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它的局限性并不足以导致对它的总体性否定。对于我们来说，实践美学的不足，只能通过对实践的正确理解来加以解决，使之经由改造和发展而得到更加完善和充实。
在以上分歧意见中，令人感兴趣的，不仅是对于实践美学的基本态度，还在于与会学者围绕如何“发展”或“超越”实践美学的提出的不同思路。在主张“超越”的学者看来，实践范畴的规定性是确定的，即指群体性、物质性的生产活动，而这正是实践美学的致命漏洞。他们认为，应该以生存范畴取代原来的实践范畴，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建构一种生存美学理论。杨春时提出，所谓生存，即人的存在，它是先于一切的本体论范畴，其本质是超越性的，即具有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和超现实性。审美作为生存本质的真正实现，正是一种超越的生存方式，而超越即自由，因而审美又具有了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超现实性。刘恒健则认为，生存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超越是在人学本体论基础上的超越。由于生存范畴具有本源性、本己性和主体间性，因此，生存美学的提出，直指人的价值本体而超越了工具和手段的层面，它在方法上必然走向解释学，并且将一般类的意义上的主体性落实于每一生存的个体的人，这已经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强调人的个性，更是在美学中建立了一种人文逻辑，即要求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推进。
上海社科院张履岳先生则指出，“超越”应是一种辩证的扬弃，是发展、突破、创造，而非简单的否定；发展实践美学，需要在实践美学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将产生消极的理论后果。陈炎认为，如果说笼统的“实践”尚不能区分真、善、美的话，它至少已经将人的文化产品与非人的动物性本能区别开来。而“生存”这一“前实践”范畴则退回到人与动物的共同性之中，因而有由马克思回到费尔巴哈之嫌。“超越论”者所提出的实践美学轻视精神、个体、感怀、潜意识等问题，不仅不可能通过抛弃实践范畴的方式来解决，相反，就像“潜意识”决不是抽象的“生存”所能解释的一样，美学及其所关心的人的问题，离开了人的实践将更难说明。王德胜也提出，无论“生存”概念或“生存美学”的思路，都包含有一定程度上的片面理想性，并且缺乏必要而具体深入的理论证明，因而显得空泛而含混。对于实践美学来说，“发展”是一种理论的自我努力而非外在的折解，即实践美学的现实发展，一方面是重新确立个体主体的实践地位，强调真正从个体实践出发而展开的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则必须充分正视个体实践的现实遭遇，正视个体在当代的感性分裂和理性缺失，从而具体深化美学的文化批判能力，使实践美学的发展既成为一种具体论立场上的理论深化过程，同时是一种同当代精神、文化处境直接关联、能够对人的现实存在状况进行有效批判的思想体系。
除了上述直接分歧的意见外，也有一些与会学者试图从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要求方面来审视问题。浙江大学潘立勇先生认为，实践美学的最大可悲处，不在理性主义，而在“沿门持钵”的；“后实践美学”也同样没有放弃“沿门持钵”倾向，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当代中国美学有必要实行外在经典理论的阐释与论辩向内在真切感受的整理与表达的转向，并且应当从心学汲取精神资源，强调审美是个体对世界的自由的、独特的超越感受，美学则是对这种感受的理性反思；这种感受和反思并不寻求众人的认同，否则，“沿门持钵”将永远不会给人文世界增添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先生提出，以目前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而言，存在着价值流失、意义消释、感性膨胀的现象，所以，当前谈“超越”，首先应该是在更高形态上求得回归与复位，即人性建构应该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这既是主体性的应有内涵，也标志着人性的新的觉醒与成熟，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再度弘扬。刘敏先生则强调，未来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应建立起自己的神性之维，避免俗文化的浸染，从而养成一种神圣的、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只有这样，美学才能使人超升，并对人的精神素质的超自然性改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争鸣，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当前对美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兴趣淡薄的情况下，这次讨论会既在具体学术问题上展开了坦率而深入的探讨，同时，它实际上又形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重新回到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努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其现在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在更高层次上深化自身的本体立场，在关心具体现实的同时强化美学的本体精神，以此使中国美学真正走向学术发展的新境界。